吴持生：情报史专家不能这么当 ——与中央党校吴文珑、陈海涛老师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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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作者：吴持生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20-12-13 08:15:21

【1965年毛主席接见全国省市自治区工会主席会议代表与戚元德同志亲切握手交谈】

【196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上与吴德峰同志亲切握手说，德峰同志，你也老了。你是我的老战友了，你要交好革命的班，把过去的工作经验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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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吴持生（中共隐敝战线老同志吴德峰戚元德之女）】

最近，一些自诩为党史、情报史专家的人在网络上发表一些“三无”（无证据、无证人、无组织鉴定）的谍战文章吸人眼球。他们或者道听途说，或者以讹传讹，或者从一些人自吹自擂的《回忆录》中截取只言片语，未经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未经专业部门审查核实，只为哗众取宠，满足一些人的猎奇心态就轻率地发表，既不对历史负责，也不对当事人负责，同时，还会伤及一些相关人员，造成恶劣后果和不良的社会影响。

比如，这两天网上诸多媒体信息、网络微信疯传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吴文珑副教授、陈海涛老师撰写的“王超北：被毛泽东称为‘无名英雄’”的文章。读后颇不以为然，特请教吴文珑副教授、陈海涛老师：

1．你们文中提到的“王超北”的史料信息是哪来的？！出自何档案史料？！依据、凭证何在？！

2．你们文中说“‘王超北’被毛泽东称为“无名英雄”！能告诉我，你们是否经过调查研究，你们的史料出自我党和情报史何宗、何卷？经过何部门、何人鉴证、证明的？！

3．你们文中说，“王超北”素有中国共产党的情报战线领域“南潘北王”之说，这是哪个权威部门或中央领导、权威人士命名认定的，证据、凭证何在？！

4．你们文中说‘王超北’化名‘庞智’源自何处报导，何组织档案上有记载，何人证明？！

5．文中说，“‘王超北’长期从事秘密战线工作，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为党中央提供了大量重要的军事政治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结论出自何处？！

据先辈讲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我党根据情报有序撤退，这些情报资枓全部安全转移，有档可查。你们作为党史及密战史研究的权威、专家，是否看过大量史料，是否与当事人调查过？你们是否从证人那里提取过证言、证词？你们的结论出自何处？

6．你们文中说，“‘王超北’创建‘西安特科’，开展秘密交通联络”。这一结论出自何处？有何部门证实？有何史料、何证人、何证词、何档案佐证？

1）且不论“王超北”自己杜㯢的几本书中自称他是“特科”王世英领导派出的，他是“西安特科”组织的创建和领导人。这只是他个人的孤证，并没有得到党组织和旁人的认可。

2）请查证30年代上海中央“特科”演变史。你们作为党史专家应明了熟知“特科”负责成员都是谁！顾顺章、向中发叛变后党中央从上海迁至中央苏区，上海成立上海中央分局，王世英同志是1933年2月调回上海，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委员，负责“情报部”工作；1934年后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主持共产党在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军事、情报和联络工作；1935年7月遭到国民政府破坏后，将在上海的领导机关人员转移至天津，以后并入中共顺直省委机关。何时来的王世英同志领导的“中央特科”和“‘王超北’1931年开始担任中央特科（军委）陕甘特派员，创建‘西安特科’” 之说？！

3）1936年，周恩来同志在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吴德峰同志任中共中央外交部对外联络局局长，“双十二”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周副主席直接领导、授命下，吴德峰组建领导西安情报组织。按规定没有机构名称和人员任职任命，为了区分我党诸多的情报机构，内部标示称谓 “吴德峰情报系统”。吴德峰1940年5月从西安调回延安任中央交通局局长后，接任领导西安情报工作的，除罗青长外，先后还有曾三、王中、程之平、王石坚等，至1947年王石坚被捕。

【吴德峰逝世五周年王震.黄火青.肖克. 郭述申.袁任远等五老题词赵朴初书：“德峰同志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者，越是沧海横流，越显出他的英雄本色。”】

时中央情报工作仍隶属中央政治局统一领导，源起何因、何故，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情报工作内容，要分庭、另起炉灶组建所谓‘王超北’情报机构？！这绝不符合情报组建情理、规范，有可能吗？！在何档案史料存有凭证记载，有何相关组织部门及证人的证言、证词？！

4）更为离谱的是“‘王超北’创建‘西安特科’，开展秘密交通联络” 这句话，难道你们搞党史的不清楚，我党隐蔽战线 “情报保卫”和“机要交通”工作，自始至终都是两条垂直领导、单线联系、独立操作的系统，严禁私自发生任何横向关系。上海中央时代，“中央特科”主责“情报保卫”、“中央交通局”主责“机要交通”，这是基本常识，哪里来的“‘王超北’创建‘西安特科’，开展秘密交通联络” 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天方夜谭式的笑话。

7．细阅 ‘王超北’杜撰的书中他的情报机构组织成员多是所谓策反的国民党特务和回归我党的叛徒，仅看见成员名单中的王昭贤、霍建台同志恰恰是“吴德峰情报系统”册上有名有功的情报人员，不是很奇怪吗？！更为奇怪的是‘王超北’杜撰的书中声称他情报机构设立地与“吴德峰情报系统” 同为曹家巷，即便西安有两个曹家巷，如何两个情报机构均选同名地方为驻扎机关，这种巧合，有可能吗？难道不危险、不犯忌嘛？！

8．文中说，“‘中央特科’派给王超北的任务主要包括：搜集杨虎城、胡宗南部队对陕北红二十六军和川北红四方面军的军事部署情报，全力支援陕北红二十六军和川北红四方面军急需的军用物资，建立上海中央和陕北红二十六军与川北红四方面军在西安的秘密交通联络站……。”有人证物证吗？史料档案真实凭据何在？

9．文中说，“1939年，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根据党中央指示，安排王超北赴香港完成两项任务：一是设法将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国际友人及华侨捐赠给八路军的一批物资运回来，这批物资主要有医疗卫生器材、救护车、各种通信器材及被服等；二是采购一批器材，特别是无线电台和无线电台配件等通信器材。当时，国内外各界人士虽已捐赠不少物资，但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围剿’和封锁，八路军仍然缺医少药，电台等军事通信设备更是奇缺。王超北深感责任重大，接受任务后稍做准备便迅即赴港。到香港不久，他很快完成了任务。……” 事实果真如此吗？！

据有史料报道真实情况是：1939年夏秋，南方局“桂林八办”（李克农为该办主任）特派李沛群（注：时为南方局负责香港—越南—桂林秘密交通的特派交通员）组织带领龙飞虎(注：时任周副主席卫士副官) 、邱南章(注：时为“重庆八办”副官) 、王超北(因运输关系，陕西省委相关组织部门推荐，为便于通行仅以“西安八办”副官名义持“西安八办”副官派司出行，王超北当时并非西安八办和西安情报及交通机构成员）等人，去越南海防接送我军在香港购置的汽油、机油及电台、医疗器材等物资，到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注：该站站长袁超俊同志）再转运至重庆、西安“八办”送达延安。哪里来的王超北夸大其词胡编捏造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根据党中央指示，安排王超北赴香港完成两项任务……”？哪里来的“王超北”孤胆智勇、主导重责的戏说故事。

10．文中提到的，“1939年，党中央决定成立西安情报处，王超北任处长。”“……经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王超北建立了西安情报处的秘密地下工作室和联络站。通过这两个秘密机关，王超北向党中央提供大量有关国民党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为党和革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含混其词，空话连篇，所谓“两个秘密机关” 组成人员都有谁？收集并向党中央传递了哪些具体的重大情报及贡献？记录档案为何宗、何卷？另所谓的“党中央”指的是中央政治局吗？！笼统写为“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请问具体上级单线领导是谁？在“王超北”杜撰的几本书和网上报刊媒体煞有其事的反复炒作的所谓“西安情报处”成立及“王超北任处长”说法不一，到底是党中央、还是社会部等哪一级组织决定；成立和任命的时间到底是“1939年”、“1940”年还是“1946年”。你们不觉得这是信口开河，虚构伪造、不负责任的吗？！

11．你们文中提到的，“秘密工作室建在西安市大莲花池街7号，……”、“奇园茶社”、“同中央保持了电台的联络”的电台……是隶属“王超北”和“王超北”自掏腰包花巨金建造的，有何证据？！

仅以你们为王超北宣扬的所谓“秘密工作室建在西安市大莲花池街7号”的隶属和建造为例，真实情况是，王志廉同志于1940年购买了被日本炸弹炸毁的西安王家巷24、25、甲字25号院落，由他请好友王克勤修建的地下暗室和地面房屋。王志廉同志当时经营开有“春生永车行”，经营汽车零部件，又是“孔士洋行”西北总代理，搞汽车运输业务。因此，此房屋建设及建筑材料的购买和运输、人工费用都是王志廉同志支付的，院建成后改名为大莲花池街七号院。也就是你们上文提到的所谓“‘王超北’秘密工作室”所在地。据说当时王超北有名有姓的三个老婆中的第二个小老婆“根娣”，一家六口人曾长期借住于此地。你们要想深入了解，可查看受“王超北”诬陷迫害、被关押抄家、房产被强占，定为“反革命”，判刑八年的情报人员王志廉同志冤案的处理卷宗，及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习仲勋书记1950年7月29日在王志廉同志材料上的亲笔签名批示：“请伯平、仲如于三日内将此事判明曲直，并提出处理意见交我为盼。”和王志廉同志在平反落实政策过程中王志廉同志1982年6月9日给中央书记处习仲勋书记的信，在此信上习仲勋同志再次亲笔签名：“请青长同志（注：罗青长同志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酌处。”的批示，可能对你们的报导和读者寻求事实真相会有所帮助和启示。

12．你们文章最后写道，“‘王超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顾问等职。”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编撰的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中记载的是副经理，当时隶属经贸部为局级单位，所谓堂堂有名、战功累累，受中央和中央首长关注、赞扬无比、与潘汉年并驾齐驱，并冠以无名大英雄的“王超北”，为何受冤平反后级别安排得这样低？你们不认为奇怪、蹊跷吗？！

“1985年10月王超北在北京病逝……。党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叶剑英、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送了花圈。……习仲勋为其题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默默无闻无私奉献。’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题词：‘十年虎穴历尽艰辛，搜报敌情贡献卓著。’”如此隆重级别特别高的追悼会必定有报纸刋登记载，能否告知当时党中央是哪两位领导分别主持追悼会和宣读悼词的？能否展示追悼会报纸讣告、悼词原文及叶剑英、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送的花圈及习仲勋和马文瑞同志的题词墨宝的照片，或扫描件于我们读者学习仰视。

13．另还有网上书报等媒体宣扬的“王超北”下列条词也请教你们认真分析研究：

1）有媒体条词称，“1962年，王超北遭康生诬陷，被戴上‘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冤狱达17年之久，1979年4月始得平反，恢复党籍……。”你们是否调研了解到“王超北”与康生有何历史渊源恩怨，为何遭康生的诬陷、迫害、判刑入狱？

据知康生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副书记，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政委、党委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等职，曾受饶潄石整治，他与曹轶欧夫妻双双发神经病，长期住院休养至1956年，在此之前中央未安排他任何工作。且建国后，中央社会部改为中央调查部，主要由周恩来和杨尚昆同志领导。康生调离中央社会部失去主管社会部职权，就是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虽恢复了康生的工作，但中央一直没有安排他实质性重要工作，康生虽想插手过问中央调查部的工作，均遭中央和当时几任部长（李克农、孔原等同志）制止和婉拒，康生曾非常不满地公开说，“我同中央调查部的关系就是‘书报简讯’的关系。”怎么可能在1962年诬陷，给“王超北”戴上“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并判重刑？

且“王超北”在他杜撰的书中大骂的李克农、罗青长部长，称他们因私打击报复他，这与他被判刑等问题有关吗？1979年4月给“王超北彻底平反”，想必法院或相关部门平反结论原由写得很清楚，你们想必看到并详细研究过，能否公示读者为“王超北”进一步弘扬正名！

2）有媒体条词称，“鉴于当时对敌斗争的严峻形势，为躲避敌人搜捕，秘密电台不可能由一部电台长期担任。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王超北领导的西安情报处共建立了8部秘密电台……这为我党的情报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倾其父亲留下的16000块银元在西安成立中共中央社会（情报）部西安情报处并任处长。十年间建成7部秘密电台，先后向党中央发回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情报2400多份计30余万字，开辟了东路、北路、南路三条地下交通线，为保卫延安，取得解放西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及“王超北”曾言那“2000多份电报底稿他全留存解放后全部捐赠某部”。我详读上述内容后，深感漏洞百出，不可思议，不知你们如何理解，可信吗？！

①周恩来同志是我党密战领袖，隐蔽战线地下军统帅，“情报保卫”和“机要交通”两条线一手抓，并严格规定两条线垂直领导单线联系，未经同意，不准发生任何横向关系。“王超北”是谁任命批准的具有一统“情报保卫”和“机要交通”两条线，即能管多个情报组织机构，又能指挥组建成立数个交通线机构，你们不觉得出格、违规、离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吗？！

②你们调查了解过“王超北”的家世吗？他父亲是高官还是商贾、富豪，如何能留给“王超北”16000块银元遗产的真情实况吗？！“王超北”十年间建成7部秘密电台，军事、政治、经济情报2400多份，计30余万字，你们有依据凭证吗？既然“王超北”称原稿留存捐赠某部，何不依捐赠收条到受赠单位查阅与情报档案部门收存的电文一一对照符合切实肯定其丰功伟绩！另依“情报保卫”和“机要交通”等秘密工作，严格规定电报底稿用完必须立即销毁，而“王超北”违反情报保密规定大忌，私自存留2000多份机密、甚至绝密电报底稿，是否也应关注？彻查其真实目的和用心所在？！

③另有材料揭发，“王超北”所谓八部电台根本不存在！唯一讲的一部存在的电台实际是，王志廉同志1943年奉上级领导的指示策反了其换帖弟兄伪保安司令部通讯处报务员雷光斗同志，又经王志廉同志从上边四处活动使雷光斗同志升为敌电台台长，并将四名服务员成功策反，该电台为我党收发报直到全中国解放，长达七年之久。是王超北阴谋陷害抹杀王志廉同志身份资格后，鸠占鹊巢、偷梁换柱、占为己功的。因此在“王超北”的书中只有这部电台有具体译电发报工作人员名字，为何另外七部所谓的电台人员组成则姓名全无，别忘了电台译电发报人员是电台工作的绝密核心人员，隶属上级主管部门，经严格审查考核后任用，是有档可查的。你们是否查证，有所了解？可否补充说明。

顺带对党史工作者和情报史研究者说几句话，你们在研究历史时应该向周恩来总理和老一代情报工作者学习，学习他们严谨的工作精神和深入细致的调研作风。比如，在处理潘汉年同志冤案的过程中，周总理曾命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李克农同志和罗青长等同志查证当年的往来情报，既有纵向的上下级通报，也有横向的旁证材料，并写出反证意见，这份反证意见为潘汉年同志冤案的最后平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再比如，原中调部部长罗青长同志在文革后，调阅“严希纯情报系统”负责人严希纯同志的档案进行分析研究，查证潜伏于国民党内部，曾任国民党中将的刘亚佛同志是为了营救方志敏同志而牺牲的，他没有暴露中共党员的身份，因此建议追认刘亚佛同志为烈士。这些对人、对事的调查研究都是极为严谨、慎重、负责任的，以史为证，有案可查，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

纸短话长，对你们撰写的文中还有诸多疑问，希望有机会座谈请教。我虽年近八十又二，但资历水平都有限，文词不当之处，请谅并请赐教指正。谢谢！

吴持生 2020年12月5日于京

（作者系老红军、中共隐敝战线老同志吴德峰戚元德之女；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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