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亭友：中央党校教授左凤荣是如何为苏联历史虚无主义唱赞歌的

点击：作者：汪亭友来源：察网发布时间:2016-03-22 10:40:33

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必须要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代之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形象地说，就是炸毁一切，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现在俄罗斯有多数民众完全否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近期，中共中央党校左凤荣教授撰文 [1](以下简称“左文”)，对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制作、中央纪委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的《居安思危》党内系列教育参考片《苏联亡党亡国 20 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以下简称本片)提出批评，声称此片“作为党员教育片只能起误导改革的作用”，还指责本片存在“材料和结论存在许多片面性”、“撰稿者的文风有问题，有许多与事实不符之处”、“否认苏联的问题主要是体制问题，把苏联剧变原因归为少数人的错误”等诸多问题。

　　本片课题组认为，学术争辩应当欢迎，因为任何作品都不可能做到至善尽美，总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总还有需要加以改进的方面。本片也应当如此。因此真诚欢迎包括“左文”在内的学界批评。但遗憾的是，课题组在认真审读“左文”后，发现除有一处引文出处有误需订正外 [2]，其他批评和指责均不能成立，有不少甚至是凭空捏造的不实之词。为方便读者阅读，本文将其所反映的问题归纳成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关于本片的基本立场及“左文”同我们的对立之处

　　“左文”一开头便给本片罗列了一大堆“毛病”，其中之一是认为本片“选择的俄罗斯人不具代表性”，给出的理由是缺少“当时进行改革的主角”、“戈尔巴乔夫重用的知识分子”、“俄罗斯现任领导人”。然而只要观看过本片的人不难看出，这些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本片的一大特色就是大量运用当时进行改革的主角(如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利加乔夫、雷日科夫等前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重用的知识分子(如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经济学沙塔林、历史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叶利钦时代的经济学家盖达尔等)的视频采访资料和他们的著述进行拍摄和制作的。俄罗斯现任领导人普京也多次出现。采访对象既有左翼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也有右翼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本片还拍摄了不少俄罗斯普通民众对亲身经历的那场悲剧及其后果的诉说。应该说他们是历史事变的体验者、受害者，有着切肤般的感受，因而更有发言权，也更具说服力。说本片“选择的人物没有代表性”这是诬搆不实之词。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片中绝大多数人物采访是本片课题组费劲周折专程赴俄罗斯实地拍摄完成的。不少采访对象在当今俄罗斯政界、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也有不少是街头随机采访;有的采访对象年岁已高，这将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影像资料。这是本片的特有贡献。

　　“左文”指责本片“片面”的主要原因无非是片中没有出现“左文”作者想要出现的不少人物。只要思维不偏执的人不难发现这是个无理要求。因为在苏联时期发生的人和事太多也非常复杂，即便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也是如此。要想在一部仅有几个小时的专题片里把方方面面的人物都包容进来，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也无必要。通常的做法是选取各个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这就难免会挂一漏万。对苏联有一定了解的人可能会有自己熟悉的人没有出现在片中的遗憾，但也会对本片课题组表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如果因为片中没出现自己想要出现的人物就指责本片片面，这是我们断不可接受的无理取闹。

　　其实“左文”较真的不是片子是否应该出现某个人，而是本片选择的人物他们所表达的观点不合“左文”作者的政治理论观点。也就是说，“左文”不同意本片所表达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包括对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评价。这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向广大观众表明本片制作总的指导思想，以及我们是站在什么立场、运用什么理论和方法解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

　　我们毫无保留地坦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本片总的指导思想，其中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关于苏联及其亡党亡国的原因教训等一系列重要论述。本片是站在苏联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人类进步事业的立场上，坚持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剖析并深刻阐释了苏联亡党亡国这一20世纪人类遭遇的最重大的历史悲剧。我们还认为，认真研究、正确认识、科学总结苏联亡党亡国的深刻原因和惨痛教训，对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大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立场不同、指导思想和认识方法不同，对同一事件的看法和结论必然也会不同。苏联剧变20多年过去了，人们至今仍议论纷纷，就是这个原因。其中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不同是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因为根本利益上对立的不同阶级的代言人，必然要对苏联剧变做出符合本阶级利益和要求的解读。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要在苏联剧变问题上形成统一的认识，而是要求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应有什么样的分析和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本片的解说工作就是试图按照这个目的和要求去做的。综观“左文”对本片的不满和指责，从根本上讲源于“左文”所持的立场同本片有着原则的分歧。这里列举几例说明。

　　1.“左文”不满本片解说词关于戈尔巴乔夫旨在全盘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所谓“公开性”实质的分析，公开指责并质疑片中人物对“公开性”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泛滥从而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打开苏联亡党亡国的突破口的评论，要求读者阅读由它推荐的几本书，认为这些书“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情况”，认为根据这些书的观点“肯定得不出与该片撰稿者一样的结论”。

　　本片的解说词在第三集根据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戈尔巴乔夫推行所谓“公开性”和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实质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认为“公开性”“到了戈尔巴乔夫那里，在‘让人民知道一切’、不留‘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等口号掩护下，变成专门揭露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所谓‘阴暗面’和‘消极现象’甚至是歪曲与伪造历史的工具，变成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的突破口。”这一观点是课题组全面分析戈尔巴乔夫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状况及其产生的根源后得出的符合当时实际的正确结论。

　　然而“左文”不赞成本片解说词的上述分析，提出要读者去读它推荐的几本书。那“左文”推荐的是些什么书呢?这些书的作者又是些什么人呢?这里仅举一例便能说明问题。比如“左文”所列的《别无选择——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未来》一书，该书主编是本片提到的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此人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是所谓民主派的头面人物，是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始作俑者之一，他公开宣称“整个苏联的历史是靠使用武力和暴力写成的”[3]。可见，由此人担任主编的书宣扬什么观点是可想而知了。如果站在阿法纳西耶夫这类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人的立场上去看待苏联苏共的历史，当然得不出与本片撰稿者一样的结论了。当然，我们丝毫也不反对读者去看这些书。相反，我们希望大家去读读，以了解这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所谓思想家理论家们是如何片面解读、全盘否定苏共苏联的历史以及列宁、斯大林这些苏共的领袖的，同时也明白“左文”的作者持的是什么立场，信仰的是什么样的历史观。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这是前车之鉴啊!习近平同志的这段论述高屋建瓴，精辟深刻，一语中的地揭示了苏联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实质以及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苏联问题特别是苏联意识形态演变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根本的指导。

　　当前我们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一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拿苏联问题说事。他们对直接否定毛泽东、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所顾忌，于是便借否定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甚至借否定列宁及其领导的十月革命，来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革命，借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甚至否定列宁主义，割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本质上的联系，甚至以苏联剧变证明了列宁主义的破产为由要求取消列宁主义在我们党的根本指导地位。我们主张全面地科学分析苏联和苏共的历史，但绝不赞成“左文”支持的全盘否定苏共苏联的虚无主义的历史观。

　　2.“左文”不赞成原苏共领导人利加乔夫关于修改宪法第六条的评论。

　　在本片第一集中，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认为修改宪法第六条，“这是个大错误，这是毁灭性的开始。修改宪法第六条就是否定、取消党的领导”。我们认为，利加乔夫作为前苏共高层领导人和苏联解体的亲历者，对戈尔巴乔夫领导修改的宪法第六条的评论是完全正确的，也符合历史事实。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要确立的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国体政体等社会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在宪法中确立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共产党执政的法理根基。如果这个根基没有了，共产党执政就会失去合法性，就要势必要推行资产阶级的多党制。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违背无产阶级专政原则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而且在实践中在资强社弱、世界资本主义完成对社会主义国家战略包围的国际形势下是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将为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打开了合法通道。苏联剧变的过程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正是利用戈尔巴乔夫让苏共主动让权之机，组建各类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组织，公开而合法地向苏共展开夺权活动，瓦解苏联和苏共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致使苏共的执政地位名存实亡而失去战斗力，最终在内外势力的夹攻和逼迫下亡党亡国。

　　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反过来说明，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宪法确立党的领导地位的重要性是无比正确的决定。目前国内有一股鼓吹中国实行西方宪政的所谓宪政民主思潮，其实质就是要求通过修宪取消我国宪法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规定，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权，把中国彻底引向资本主义。面对戈尔巴乔夫通过修宪取消苏共的执政地位进而在苏联推行多党制如此重大的反动政治事件，“左文”不但违背历史事实说“这种修改并非毁灭的开始”，而且还别出心裁以为“只是承认了苏联已经形成的现实而已”。殊不知苏共长期坚持一党执政，只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推行所谓政治“多元化”，导致社会上大量出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非正式组织”，他们打着多党民主的旗号要求苏共下台，对此戈尔巴乔夫节节退让，最终在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上决定实质是取消苏共领导的修改宪法第六条。

　　3.如何看待苏联剧变的严重后果，“左文”也与本片有着截然不同的结论。

　　本片认为，苏联剧变是一场人为的悲剧，给广大苏联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片中运用大量事实和数据说明这一点，其中描述了被当今许多俄罗斯人称为充满苦难的疯狂90年代，揭示了俄罗斯私有化的后果与罪恶。片中，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列·季塔连科说：“苏联解体后至今，除哈萨克斯坦仅仅恢复到解体前的1989 年生活水平外，前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都没有达到苏联时期的生活水平。俄罗斯迄今为止有30%的公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季塔连科作为科学家做出此结论是有事实根据的。

　　然而“左文”作者并不能拿出确凿的事实否定季塔连科的结论，反而说什么“波罗的海三国加入欧盟，民众的生活正在向欧洲水准看齐。而据俄罗斯的资料显示，俄罗斯的人均收入高于哈萨克斯坦，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只有12%左右。苏联时期的短缺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不用再大量进口粮食，从2002年起恢复了俄国出口粮食的传统。在莫斯科可以感受到俄罗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用李克强副总理访俄时会见俄罗斯领导人梅德韦杰夫时说的话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还说“现在的俄罗斯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不像某些人描绘的那么好，也没有某些人说的那么糟”。

　　对于“左文”的上述看法我们说明几点：第一，俄罗斯人普遍经历了一个充满苦难的“疯狂的90年代”这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甚至包括前东欧国家也都普遍经历了这样一个类似俄罗斯的或长或短的困难年代。比如“左文”提及的哈萨克斯坦(据说是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经济社会恢复和发展最好的国家)在1991年宣布独立以后，经济和社会发展全面下滑，直到1996年才勉强遏住颓势，但其国民生产总值1998年只相当于70年代初期水平。两极分化加剧，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条件和状况持续恶化，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积重难返。[4]

　　2.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前苏联国家是在汲取极端的右翼势力上台以后外交上完全倒向西方、内政上全面推行私有化及资本主义化的惨痛教训之后，采取了诸如对内迟缓私有化进程、对外重视独立自主和维护国家利益等措施，使本国经济社会实现了恢复性的增长，但普遍未恢复到苏联时期的状态，更谈不到回归苏联时期的大国地位。俄罗斯沦为二流乃至三流国家危险的事实仍然存在。

　　3.即便像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社会有所增长，但仍然是资本主义式的增长，是资本的增长，伴随着的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和持续的动荡。这样的发展，对有产者是天堂、对资本家是乐园，而对于广大工人、农民、普通的劳动者而言则是失业、贫困和焦虑。

　　据俄罗斯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到2009年5月1日，俄全国失业人数达到770万，占全国劳动人口总数的10.2%。另据俄新社网站2012年4月12日报道，2010年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俄罗斯人数量为1790万人左右，占俄罗斯人口总数的12.6%。2011年俄罗斯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人口数量与2010年相比增长了1.1%，为1810万人，占俄罗斯人口总数的12.8%。[5]2012年4月11日，普京在向俄国家杜马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承认：俄罗斯的主要问题是最富裕公民的收入与最贫困公民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异。目前俄罗斯最富裕公民的收入超过了最贫困公民收入15倍，而在德国、奥地利、法国这种差距仅为4-6倍。正因为如此，从2011年起，俄罗斯全国各地50个城市相继爆发了示威游行活动，抗议高物价、高失业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愤怒的民众甚至将所有问题归咎为前总理普京及其政权的垄断、腐败和无能。

　　我们丝毫不否认俄罗斯包括其他前加盟共和国的GDP在增长，有的国家人均GDP水平还很高，但这种资本主义式的发展，这种两极分化的高增长，对于广大的民众而言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国家要的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要的是全民共享成果的发展。而“左文”完全背离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说什么“现在的俄罗斯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不像某些人描绘的那么好，也没有某些人说的那么糟”。不知道“左文”作者的立场在哪里，要想表达什么样的观点。

　　4.完全不顾本片披露的鲜为人知的事实为戈尔巴乔夫之流辩护。

　　比如本片引用的材料明确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公开宣称：‘俄罗斯人必须抛弃过去的帝国思维，俄罗斯已不再是世界大国，而只是非洲的上沃尔特’”。克林顿说得很明白：衰落的俄罗斯在西方眼中已经不是昔日大国，而是一个类似上沃尔特这样的非洲小国，表明俄罗斯大国地位雄风不再。这验证了普京总统关于“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的担忧。而“左文”旁征博引，用一大堆材料说明“这种说辞形容俄罗斯发展的落后性，而非国家地位”。如果这个典故用错了，那也是那位美国总统的问题。大可不必揪住本片不放。

　　还比如本片提到1991年11月18日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休斯敦提及西方是如何扶植戈尔巴乔夫、如何通过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的演讲。这是本片摄制组在赴俄采访期间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特别提供的。为了核实这个材料，中国社科院张树华、王文娥同志通过对俄文、英文文献的检索，以及向有关机构的严肃艰苦的查证，得出如下结论：“可以判定：撒切尔夫人曾于1991年11月18日访问过美国休斯敦，并在美国石油学会组织的会议上发表过演讲。到目前为止，演讲的内容是由俄罗斯媒体和俄罗斯相关人士披露或转引的。而英国撒切尔基金会不能提供(或不愿拿出)此次演讲的具体内容，英国独立电视新闻公司、美国石油学会也保持了沉默。我们认为，在撒切尔基金会没有拿出可信的证据反驳俄罗斯媒体的相关报道之前，可以使用俄方的材料。”[6]

　　而“左文”完全无视卢基扬诺夫提供的材料及其在俄被大量引用并引起巨大反响的事实，也不对有关出处做详细的考证和调查，仅以“1991年11月撒切尔夫人的全部讲演在http://www.margaret thatcher.org/speeches/browse.asp?pg =376可以查到，但其中没有在休斯敦的讲演”为由，就轻易否定撒切尔夫人在休斯顿演讲的真实性，并由此断言“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总书记与西方无关”。这显然不是一个严谨学者应有的态度。撒切尔夫人明确说“通过我们的帮助，他(戈尔巴乔夫)能够掌握大权”。西方国家长期推行对苏和平演变，完全有可能、也完全有能力从外部对苏联高层确定最高领导人施加影响(提供帮助或干扰)。在无法对卢基扬诺夫提供的材料证伪的情况下，怎能否定撒切尔夫人的结论以及卢基扬诺夫的观点呢?

　　无独有偶。“左文”还仅以一位博士生的所谓查证(未列出任何有关查证的经过、结果等)便断言前苏共领导人雷日科夫透露的美国总统克林顿1995 年10月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所说的一段话“很可能出自俄罗斯人之口或是俄罗斯人从西方媒体中转述过来，而并非是克林顿的原话”。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尤其是所运用的资料、信息等要可靠可信。研究者有权怀疑或否定任何资料或信息的真实性，但在做出否定的结论前必须拿出确定无疑的事实或根据。“左文”拿不出任何有效或有力的证据证明本片经过严格考证或筛选后确定的事实或材料有问题，反而批评本片“撰稿者的文风有问题，有许多与事实不符之处”。如此草率地对待学术研究，与其说“左文”作者缺乏作为学者起码有的求真务实的学品人品，倒不如说是其僵硬固化的立场与世界观在作祟。

　　“左文”还指责利加乔夫、雷日科夫以及“8·19”事件的组织者，无不反映其完全站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的立场上片面看待苏联亡党亡国这一历史事件。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这里不再一一评述。以下就“左文”中反映出来的在学界有一定代表性的问题或观点进行阐述。

二、关于“大清洗”死亡人数与“第五纵队”问题

　　1.关于“大清洗”死亡人数。

　　“左文”对片中俄罗斯学者茹科夫认为斯大林时期“大清洗”人数总共87万多人提出质疑，批评茹科夫提供的“这个数字是极不真实的”。还为此引用了俄罗斯的某个材料作为佐证，该材料说“大清洗”被处死的人有名有姓的就有134万，而实际死亡的是这一数字的10倍。

　　应该说，围绕斯大林肃反问题，在俄罗斯乃至世界范围都有争议，特别是关于肃反期间被处死的人数。有各种说法：有说1000万、1500万的，有说2000万、2500万的，甚至还有说4500万、5000万的。1988年俄哲学副博士阿•恰利科娃认为1937—1950年仅在苏联集中营死亡的人数有1200万。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则认为，按照保守的估计，斯大林在世期间造成的死亡人数不少于2000万人，可能甚至超过2500万。[7]“左文”选择的那个说法，人数还不算多的。面对这些不同的版本，我们该相信谁呢?恐怕需要先听听苏联官方的说法。在斯大林在世时，苏联的有关机构就开始调查“大清洗”的后果及被镇压的人员情况。斯大林去世后，有关的调查则更多。即便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当局也没有放过这个问题。

　　应当承认，相对学者或非官方机构的调查数据，官方公布的结果要更可信，也更有权威(除非出于某种目的刻意隐瞒)。因为对像斯大林肃反这类问题的调查，因事态复杂涉及面广，需要调查很多的人和事，需要查证大量档案资料，需要多个机构的配合参与，需要动员大量人力物力。面对这类耗时费力的浩大工程，如果不由国家相关机构出面组织调查，仅凭个人或民间的力量很难完成。而且调查还涉及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反斯大林反社会主义的人会恶意扩大事实和有关数据。这也是大肃反死亡数字被一些人无限拔高的重要原因。私人或民间机构很难保证此类调查在价值取向和结果上的客观公正。

　　那么，苏联官方关于“大清洗”的调查结果是怎样的呢?这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吴恩远研究员的考证，列举几个权威数字：

　　1.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在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肃反人数的统计报告中指出：1921-1954年2月以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人数有3777380人，1921年—1941年1月以反革命罪被处死刑的有642980人。

　　2.1956年2月9日，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成立的调查有关“大清洗”事项的委员会(由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阿里斯托夫负责)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1935—1940年，因反苏维埃活动被逮捕的人共1920635人，其中被判死刑的有688503人。

　　3.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1930—1950年被法律及非法律机构判处反革命罪的人数总共3778324人，在1930—1950年代初被判死刑的“政治犯”是786098人。

　　4.1992年8月3日，俄罗斯联邦安全部为落实俄罗斯政府“为因政治罪而被镇压的人恢复名誉”的法令举行专门会议。俄联邦安全部负责人阿纳托利·克拉尤什金公布了整个苏联时期，即1917—1990年“由于犯国事罪以及根据刑法典犯类似罪”的总人数共385390人，同期被以“政治犯”处以死刑的人为827995人。[8]

　　上述调查都是在斯大林去世后进行的，有两次是在赫鲁晓夫时期，有一次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还有一次是在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执政的俄罗斯时期。我们知道，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是反斯大林的代表人物，在他们当政期间的有关机构是不会有意缩小“大清洗”的后果的(当然，受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不排除有夸大的可能)。也就是说，这些调查为我们了解“大清洗”关押和致死人数给出了最大的参考值。

　　由于统计时间上有长有短，不同时期对政治犯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因此，受诸如此类因素影响，上述统计结果并不完全一致(数量上略有增加，但总体上差别不大)。综合起来看，在整个斯大林时期，被官方确认的因反革命罪被判死刑或以政治犯被处死的人数约78万人。当然，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被判死刑的有据可查的人数，还不包括因“大清洗”被关押致死或因“大清洗”被流放、驱逐出境致死的人员。

　　如果按照“左文”提出的“大清洗”死亡人数应包括这些牵连致死的人，那么这个数字该是多少呢?对此问题，苏联官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统计结果(可能是因为各种因素无法进行精确的统计)，因此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也没有一个被公认是权威的参考数据。有的只是各种推测和估算。这就为别有用心的人夸大甚至捏造此类数据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关于因“大清洗”被关押致死或因此被流放、驱逐出境致死的人员的确切数字，虽然我们也无法给出权威的准确答案，但我们可以在此列举几个有关的数据，作为判断这一问题以及鉴别各类说法对错的重要参考。

　　据统计，1937-1950年被关押在劳改营的人数总共有8803178人(其中政治犯约340—370万人)[9]，而在整个1930-1950年代因政治犯罪被判刑的总人数在380万左右。1937年被关押在监狱、劳改营、集中营死亡的犯人是2.54万人，1938年9.05万人，1939年5.05万人，1940年4.67万人。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由于饥饿和寒冷，1941—1943年共死亡51.6万人。据统计，1934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死于集中营的犯人总数为96.21万人。[10]至于流放的情况，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司法部长戈尔舍宁的报告指出，1921—1954年间被流放或驱逐出境的人数总共是765180人。

　　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给出因“大清洗”被关押致死或因流放、驱逐出境致死的人数的上限，即整个斯大林时期被关押的政治犯(380万)和被流放和驱逐出境的人(76万)总数不超过460万，死亡人数不会超出数字。目前尚未见到关押、流放或驱逐出境的人全部死亡大部分死亡的记载。如果按照1934-1937年关押犯人的死亡概率推算(总人数约880万，死亡的犯人约96万，死亡概率约1/10)的话，关押致死的政治犯约40万。这样累计起来不超出120万。至于流放和驱逐出境期间死亡了多少人，无参考依据。应该不会高于被关押人员的死亡概率。

　　根据上述考证和推论，回到前文的问题，应该说俄学者茹科夫认为整个苏联时期被镇压的人有名有姓的共87万多人，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这里应该包括了被关押致死或被流放、驱逐出境致死的人。当然，这个数据是否完全准确还有待考证和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左文”说这个数字“极不真实”是没有丝毫道理的。

　　至于“左文”采信的“大清洗”造成死亡有名有姓的就有134万人，有违基本的事实。根据前文的推论，被法院判处死刑的政治犯加上关押期间死亡的政治犯不会超出120万。还有约15万人的缺口只能来自流放和驱逐出境期间。这就意味着76万人当中约五分之一的人死在流放或驱逐出境途中。但目前尚未见到这等惨烈的迁移场景的记载。至于说实际死亡人数约1300多万更是胡说八道。因为被处决的政治犯(78万)、被关押的政治犯(380万)、被流放和驱逐出境的人(76万)加在一起总共不到534万人，何来的1300多万?

　　这里还需要指出几点：第一，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大清洗”应始于1937年2月，结束于1938年11月，前后持续的时间不到两年。一般认为，1937年2月联共(布)中央发出“大清洗”号召标志着这一政治运动的正式开始。运动发生后不久，斯大林就发现肃反被严重扩大化的问题，于是在1938年底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联合发布决定：禁止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检察院开展任何逮捕和强制迁移的大规模行动，撤销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命令组建的审判三人小组以及各州、边疆区以及加盟共和国警察局所属的三人小组，所有的逮捕必经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决定的颁布标志着“大清洗”运动的结束。如果按照这个年限，“大清洗”死亡人数无疑要比上述的统计要少。据吴恩远同志的考证，1937—1938年被处决的人数681692人。而在1937年被关押的政治犯为429311人，1938年为205509人，两年总共关押的政治犯约60—70万人。1937—1938年因政治原因被流放或被驱逐出境的共28411人。[11]

　　第二，对待“大清洗”要有严肃、客观的态度。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公正地看待“大清洗”及其造成的死亡人数。既不能缩小，也不能夸大。尤其要警惕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为达到彻底否定斯大林、彻底否定苏联和苏共的目的，利用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加以渲染和夸大，甚至捏造事实，混淆视听。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以及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就是这么干的，而且他们也达到了目的。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是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是要从中吸取教训，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而不是重拾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牙慧，仍然罔顾事实在肃反问题上重弹已被大量事实证明是谬论的老调。违背历史事实，夸大“大清洗”的危害，甚至无中生有，除了损毁斯大林的形象，特别是斯大林领导的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形象，从而配合敌对势力达到他们摧垮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外，还有什么别的益处和作用呢?

　　2.关于“大清洗”的历史作用与“第五纵队”问题。

　　“左文”还否定俄部分学者充分肯定“大清洗”的历史作用，如茹科夫认为的清除了革命队伍中的“第五纵队”(即潜在的变节者)。“左文”还声称不清楚茹科夫所说的“第五纵队”是谁，认为“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与军队的大清洗直接相关，说大清洗保证了卫国战争的胜利真是无稽之谈”。“左文”还批评这位俄罗斯“所谓学者”的结论“让人瞠目结舌”。事实果真如此吗?

　　毋庸讳言，在“大清洗”的历史作用问题上，如同其死亡人数，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在苏联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范围内存有争议。存在两种主要截然对立的意见：一种是全盘否定“大清洗”的必要性和历史作用，认为“大清洗”带给苏联的只有灾祸，无丝毫的历史功绩可言。其中的一大“罪状”，就是“大清洗”处决了不少军队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将领，如“左文”列举的多少元帅、司令、军长、师长等，从而导致卫国战争在初期的失利。“左文”的这一看法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玩意，而是直接继承了这一观点的始作俑者即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急先锋——赫鲁晓夫的衣钵。

　　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向与会代表们描述了在“大清洗”期间，苏联的肃反机关如何在斯大林的授意下，使用肉刑攫取假口供甚至未经审讯就定罪或处决大批苏联党政军领导人，从而炮制出大量的冤假错案这一触目惊心的场景。赫鲁晓夫还把造成这一切问题的罪责完全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他在秘密报告中还谈到了“大清洗”对军队的危害和对卫国战争的影响，认为“1937-1941年斯大林出于猜疑心，根据诬陷材料，除掉为数众多的指挥干部和政工干部，这也造成了恶果，尤其是在战争初期。那几年遭到镇压的有从连长、营长到最高军事总部将领等几级指挥干部，其中，曾在西班牙和远东取得一定作战经验的指挥干部几乎全部遇害。”[12]

　　另一种意见认为，斯大林当时发动肃反运动是必要的，因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党内国内形势异常严峻，不仅存在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存在阴谋破坏和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反革命分子。同时肃反也达到了最初的目的，也起到了应起的作用。尽管如此，还应看到：“斯大林在肃反工作中，在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13]这是我们党在1956年对斯大林肃反工作的评价。我们认为，这一结论虽然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做出的，但总体上是客观公正的，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斯大林不是无缘无故地发动“大清洗”运动。认识这段历史，有必要了解当时的环境和背景。其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1934年12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兼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同斯大林私交甚密)在去往办公室的走廊里遇刺身亡，凶手被当场抓获。后经审讯发现幕后主使竟是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前中央领导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被捕后对此供认不讳，不仅如此，他们还交代已于5年前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也是该案另一重要主谋。托洛茨基不仅计划暗杀斯大林，而且还包括其他中央领导人。[14]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是列宁逝世后党内公开反对斯大林的主要代表人物，三人曾因结成反党联盟已被联共(布)中央解除一切领导职务并被开除党籍，托洛茨基还因此被流放国外。因此，此案引起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的高度重视，斯大林亲自过问基洛夫案情。随着案情的真相大白及其所反映的问题的严重性，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开始意识到：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苏联，在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的条件下，仍存在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苏联时刻面临“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机关派遣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打进苏联内部并力图寻找时机对苏联实行武装侵犯”的危险。

　　1937年3月3-5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所作的报告和结束中指出：“在我们所有的和几乎所有的组织中……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外国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不仅打入了我们的基层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无论中央的或地方的，不仅不善于看清这些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的真面目，而且表现出漠不关心、泰然自若和幼稚无知，以至于往往自己就帮助外国代理人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15]。因此，斯大林认为，必须改变党内斗争方式，“不是旧方法，不是辩论的方法，而是新方法，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16]，坚决消灭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正是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联共(布)决定发动“大清洗”运动，目的是肃清隐藏在党内及国家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苏联大肃反。那么，这场波及全党全社会的肃反运动有没有达到最初目的呢?对此，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当然斯大林也承认肃反犯有扩大化甚至严重扩大化的问题。然而赫鲁晓夫当政后开始否定肃反的历史作用甚至必要性。到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戈尔巴乔夫时期更是完全否定肃反的必要性及其历史功绩。

　　正因为在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出于全盘否定斯大林、全盘否定苏共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为自己推行违背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错误主张和政策提供借口等政治需要，不能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评价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肃反工作(包括被肃反镇压的部分领导人)，因此有不少俄罗斯学者包括前苏联领导人对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时期重评“大清洗”运动的结论颇为不满。他们总体上肯定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联共(布)中央在肃反问题上的成就，当然他们也不回避其间所犯的错误。前文提及的茹科夫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充分肯定大肃反“对‘第五纵队’的无情打击，则对于确保卫国战争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茹科夫所说的“第五纵队”称谓源自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时期，是对国家叛徒和民族内奸的总称。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以佛朗哥为首的叛军勾结德国、意大利法西斯联合进攻马德里，潜伏在市内的破坏分子和奸细活动猖狂，乘机暴乱。一名叛军头目在广播中叫嚷：我们的四个纵队正在进攻马德里，市内还有一个“纵队”在待机接应。当被问及谁先攻入马德里时，他答道：“第五纵队”，意指那些在城内暴乱的奸细、破坏分子。此后“第五纵队”便成为叛徒内奸、间谍特务的代名词。茹科夫所说的“第五纵队”意指帝国主义主要是德国对当时的苏联进行颠覆活动时收买的叛徒和派入的间谍的通称。

　　“左文”声称不知道茹科夫所说的“第五纵队”指的是谁，意即肃反期间并不存在这股反叛势力。并以后来一部分“苏联的精英”被平反，否定当时苏联存在“第五纵队”。给人的印象是肃反全反错了，肃反镇压的全都是“苏联的精英”。如当时被镇压的苏军5名元帅中的3名、16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名、199名师长中的136人等。并由此得出“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与军队的‘大清洗’直接相关”的结论。

　　对此观点，我们不妨先听听肃反运动的领导者斯大林本人是怎么说的。斯大林在一次军事委员会上说：“我相信，现在没有人会怀疑确实存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政治阴谋。事实、罪犯本人的大量供词以及地方上工作的同志们从旁的观察都表明无疑存在着由德国法西斯分子煽动和资助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政治阴谋。”[17]

　　在另一次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又说：“我们消灭了一贯策划并挑起反苏行动的外国间谍。同志们，我们清除了武装力量中的阴谋分子和叛徒，清除了我们国内的外国间谍，这是共产党为苏联人民立下的大功。不这样做，就无法使全国做好防御准备，因为已被处决的人民敌人的主要任务是推翻苏维埃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苏联的政权，他们一旦得逞，苏联就会变成西方的原料附庸国，而苏联人民就会变成世界帝国主义的可怜的奴隶。人民敌人的计划中重要的一点是破坏苏联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协助外国侵略者进攻苏联，为苏联军事上的失败准备条件……”[18]。

　　斯大林还指出：对军队肃反工作有“过了头”的情况，但联共(布)中央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到1938年1月，有1.1万名被解职的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员重新回到陆海军中。我们国外的敌人出于别有用心的目的散布谣言说，苏联大肆枪决人，他们为被我们揭露并处决的间谍，为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亚基尔之流流下了鳄鱼的眼泪。他们说，苏联揭露了外国间谍会使苏联武装力量的战斗力下降，而苏联被处决的人数几乎超过100万，这是别有用心的诽谤。”[19]

　　斯大林的结论显然同“左文”是相对立的，严格说是同赫鲁晓夫的看法相对立。据俄罗斯《红星报》2010年5月8日的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登记和档案资源局局长瓦西里-赫里斯托福罗夫中将透露：卫国战争年代苏联安全机关共抓获3500多名法西斯德国颠覆破坏分子，清除了6000多名伞降的间谍。赫里斯托福罗夫还介绍说：战争初期军事政治局势和战役局势都对苏联情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极为不利，苏联的对手是可怕的德国特工机关，敌方间谍装备精良、机动灵活，在当时已经持续两年的世界大战中积累了丰富的破坏活动实践经验。

　　肃反是在卫国战争前夕发动的。总不能说战争期间苏联有间谍，战争之前没有吧。这是不符合常理和逻辑的。因为既然有外来的间谍，就必然会有接应的内奸。“左文”说不知道“第五纵队”指的是谁，不知道是在故意装糊涂，还是不食人间烟火。还需指出的是，尽管苏联在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时期，多次对所谓的肃反受害者们进行平反，但在历次平反中依然有一部分人没被平反。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表明肃反期间确有“第五纵队”的存在。

　　以《俄罗斯共产主义悲剧》一书而为中国读者熟知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季诺维也夫是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本人就承认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是暗杀斯大林小组的一名成员。不仅如此，他还充分肯定肃反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他说：“应该重新评价30年代斯大林的镇压活动。当然，其中有很多过火的行为”，但“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往往伴随着同各种势力的斗争”，斯大林的镇压“消除了实际存在的和潜藏的变节者”[20]。

　　俄罗斯的一些学者不仅肯定“第五纵队”的存在，而且还根据苏联解体后的解密档案和自己掌握的确凿的第一手资料，开始试图还原一些在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时期被颠倒了的历史真相。“左文”提到肃反处决了3位元帅，其中就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图哈切夫斯基是苏联最早的五位元帅之一，俄国旧贵族出身，“大清洗”中以间谍罪被判处死刑，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被宣布平反。然而，曾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和苏共中央委员的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卡尔波夫，根据苏联的解密档案和自己掌握的案件材料，对“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作出了同赫鲁晓夫完全不同的结论。

　　经过仔细研究和分析此案的有关侦查和审判材料，卡尔波夫认为，当时的苏联肃反机关并没有冤枉这位曾立下战功的苏联元帅。

　　首先，卡尔波夫对图哈切夫斯基被捕是因为德国间谍部门向斯大林提供了陷害这位元帅的假情报深表怀疑。因为时间对不上。据出主意捏造图哈切夫斯基黑材料的当事人之一、希特勒政治情报部门的头头瓦尔特·舍伦贝格回忆：希特勒和海德里希递交材料的时间是1937年5月中旬。而图哈切夫斯基在5月初就立了案，5月22日被捕。[21]其次，逮捕这位元帅斯大林事前是知道的，而且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做的，即由政治局做出决定，经总检察长批准。第三，图哈切夫斯基在被捕后的第三天即5月25日就供认不讳，承认存在“反苏的托洛茨基军事阴谋，我是这个阴谋的领导人”。[22]第四，整个审讯的过程没有任何刑讯逼供，只有平静的对话。斯大林等人并没有陷害图哈切夫斯基的意图。也就是说，这不是一起因刑讯逼供而编造出来的“冤案”。

　　卡尔波夫还引用了一些旁证，包括此事件重要当事人之一、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的看法，莫洛托夫认为图哈切夫斯基确是德国间谍。卡尔波夫还摘录了斯大林在一次军事委员会上的讲话速记记录。据该记录披露：斯大林在同图哈切夫斯基会谈时，认为图哈切夫斯基的主要问题是“根据德国国防军的要求进行破坏活动”，如在3个月内把苏军一个师的兵员降为7000人，还要求一个师只有60-40门榴弹炮和20门大炮。而苏联当时一个整编师仅其人数就有两万多人。而图哈切夫斯基当时的回答更令斯大林诧异，他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这是爱好”[23]。

　　行文至此，我们想说明的一点是，我们无意也不会因为卡尔波夫对图哈切夫斯基案有疑问，就否定苏联时期的所有平反工作，认为一切都有问题。与此相反，我们认为肃反确有存在过火的问题，确有被冤枉的同志和好人。平反工作是必要的。那些被冤枉的同志和好人，只要事实确凿，依据充分，应该还给他们清白。我们想要表达的观点是，一是肃反时期“第五纵队”是客观存在的。不仅肃反时期有，在斯大林逝世之后的苏联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大量存在。二是，对于俄罗斯的一些学者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根据确凿的事实和材料，对一些平反工作因为某种需要而不能给出客观的结论，因而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或看法，我们要给予充分的尊重。不要因为这些意见和看法不合自己的口味，就蔑视地称之为“无稽之谈”或说出“让人瞠目结舌”之类的话来。不要“棍帽主义”(打棍子、扣帽子)对别人，自由主义对自己。正人先要律己。

三、关于是否称戈尔巴乔夫之流为叛徒的问题

　　有不少苏联前政要和俄罗斯学者认为，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主要原因或者说决定性因素，就是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为首的鼓吹苏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伙同苏联知识界的西化学者、主张私有化的经济精英以及社会上受这股势力蛊惑的自由化分子，在西方帝国主义的配合下，内外勾结，沆瀣一气，瓦解了苏共和苏联，致使苏联人民奋斗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成果被彻底断送。这股把苏联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可以说，苏联亡党亡国是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背离广大苏联人民愿望和根本利益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他们是酿成这一世纪大悲剧的罪魁祸首，他们是潜藏在苏联党和国家内部充当帝国主义帮凶和代理人的“第五纵队”，是苏联社会主义事业乃至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可耻叛徒。

　　本片提到的前苏共领导人雷日科夫以及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茹科夫等人就是持这种观点。应该说这些看法符合历史事实，也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必然得出的结论。然而“左文”作者不仅处处为他们说好话，而且设法为他们的错误和造成的危害辩护。

　　比如“左文”掩盖戈尔巴乔夫要搞垮社会主义的真实意图，称赞他的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给苏联党、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所谓改革，是为了“重新焕发苏联社会主义活力”。“左文”闭口不谈戈尔巴乔夫在改革问题上所犯的原则性方向性错误，而把改革失败原因归结为具体政策或措施上的不当。即便对改革政策或措施上的问题，“左文”也竭力为其遮掩。把戈尔巴乔夫蓄谋已久、目的是要根本改变党和国家性质的政治体制改革说成是“无奈之举”;说“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实行‘公开性’，走向市场经济，都是苏联摆脱危机，探索社会主义新路所要求的”;还说“当然，他们的步伐走得太快了，相应的法制建设没有跟上，在社会力量被动员起来后，戈尔巴乔夫已经不能左右局势，他被社会的大潮裹挟着前行，成了历史使命不自觉的执行者”。总而言之，苏联改革的失败与戈尔巴乔夫个人及其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一错误改革路线无关。

　　再比如，在对外关系上尤其是在处理同西方的关系上，我们知道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人放弃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无视国际范围内还存在两个阶级、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之间复杂而尖锐的斗争这一铁的事实，鼓吹“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承认西方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主张不分阶级、民族与国家的“人类大合作”，提倡排除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抗的“世界大融合”，完全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和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制定苏联的对外方针和政策，致使苏联在重大外交和国际事务上放弃原则，一味妥协退让，在苏联从东欧撤军、放弃对古巴援助、削减核武器及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等重大问题上，完全按照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求行事，甚至大大超出他们的要求。不仅严重损害了苏联国家利益，也严重损害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这种无原则妥协退让实质上是投降主义外交路线的表现。然而在“左文”那里却变成戈尔巴乔夫的外交功绩，被描绘成“改变苏联长期奉行与西方强硬对抗的政策”、“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改变苏联与世界所有大国的对抗状态”的“善举”、“义举”，是符合“苏联国家利益的需要”的正确选择，因而“不能说是‘出卖’苏联的利益”。

　　“左文”为给戈尔巴乔夫辩解，甚至不惜搬出老祖宗的话。说恩格斯反对领袖“出卖”论，说根据恩格斯的论述“不能把苏联解体归咎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叛徒’”身上，说称呼戈尔巴乔夫为叛徒“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说“用叛徒、代理人来解散苏联的剧变是可笑的”。“左文”对称戈尔巴乔夫为叛徒的愤怒跃然纸上。然而愤怒不能取代科学。事实说明，“左文”所引的恩格斯的话不但不能支持“左文”的观点，反而说明“左文”作者在严重曲解恩格斯的原意，表明这位党校教授读不懂老祖宗的书。由于不断看到像“左文”那样错误地运用恩格斯那段话为戈尔巴乔夫开脱罪责，因此有必要花些篇幅来说明和澄清这个问题。

　　被“左文”视为“重大发现”的恩格斯的论述，出自恩格斯1851-1852年所写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著作主要是总结1848-1849年德国革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革命的经验教训。恩格斯开宗明义地指出：“欧洲大陆上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已经闭幕了。……很难想象出还有什么失败比大陆的革命党派(更确切些说是各革命党派)在全战线各个据点所遭受的失败更为惨重。……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枷锁打碎。所以，如果我们被打败了，那么我们除了从头干起之外再无别的办法。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和第二幕开幕之前，有一次大约很短暂的休息，使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件很紧要的工作：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848年2月和3月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个别人活动的结果，而是民族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但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24]

　　乍看这段较长的论述还似乎还不太明白恩格斯想说什么，但如果联系1848年欧洲革命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失败原因教训的总结，就不难理解恩格斯说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革命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具备主客观条件的产物;革命要想获得成功，必须以成熟的主客观条件为前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而言，取得革命胜利的必备的客观条件主要指成熟的革命形势。列宁总结俄国20世纪三次革命的基本规律后指出了革命形势成熟的基本特征：“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25]当然，革命要想获得成功仅有成熟的客观形势还不够，还需要有成熟的主观条件，即要有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去组织去争取。所谓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指“一个在力量和威信方面都足以领导群众并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26]。

　　按照上述分析不难看出，1848年欧洲的主要国家虽然具备革命形势，但并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客观条件。从客观方面看，尽管法国、德国、意大利、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群众斗争热情高涨，但当时欧洲大陆主要国家的资本主义还处在上升时期，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俄国、德国等国的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27]。从主观条件看，尽管在革命中也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有的国家无产阶级甚至还起到主力军作用，推动革命具有广泛规模并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欧洲才刚刚开始传播，还没有成为欧洲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而且当时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觉悟与组织程度普遍不高，力量还很弱小，尤其还缺乏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因此无论从客观还是从主观形势看，1848年的欧洲远不具备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

　　1848年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封建，每个国家因情况不同而有显著差异。德国是要求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实现国家的统一，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法国是要求铲除封建残余，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意大利是要求结束国家的分裂状态，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匈牙利、波兰、捷克等国则是反对民族压迫，要求实现民族独立。恩格斯因此在上文指出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革命的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各不相同。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的妥协、背叛，小资产阶级的动摇、退让。因此，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1848年欧洲革命的积极意义，但仍然指出这场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28]，“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工人从一开始就只限于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29]。

　　正因为1848年的欧洲还不具备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和形势，因此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革命出现失败的结局是必然的。正因为因此，恩格斯在“左文”提及的那段论述中告诫：既不要“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而主要从导致革命发生的客观方面即阻碍社会要求得到满足的“腐朽的制度”寻找革命发生的必然性;研究革命失败的原因时“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不能说革命的失败是“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的结果，而应该主要从革命的客观条件方面寻找原因。

　　应该说，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观问题上彻底贯彻唯物主义原则的生动体现。强调从革命的客观条件、从革命形势是否具备方面分析和总结革命失败的原因教训，而不能仅从革命发动者的主观意图或个别人员的背叛行径方面寻找原因。这一做法过分突出领袖个人在革命失败时的消极作用，如同革命成功时过分突出领袖个人的积极作用一样，都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英雄史观的体现。而“左文”把恩格斯的话曲解成革命失败时不能追究领袖个人的责任，不能归咎于领袖的“出卖”，真是莫名其妙!

　　“左文”的意思是想说恩格斯反对追究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事实是这样的吗?事实是，恩格斯时刻警惕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脱离、背离乃至背叛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行径，对这些机会主义者给予十分严厉的批判，揭露他们反革命的本质及其错误思想造成的危害。像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在19世纪70年代末，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就出现以伯恩施坦为首的右派小集团即“苏黎世三人团”。这伙人在德国党面临非常困难的时期，大肆鼓吹右倾投降主义论调，他们鼓吹德国党放弃革命纲领，放弃阶级斗争和革命道路，以换取统治者取消反社会党人法。1879年9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联名写给德国党领导人的通告信中彻底批判了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纲领，毫不客气地指出在这些人“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30]，因而从本质上说，尽管他们入了党，但实际上只是工人党中的“冒牌货”。因此，他们提醒德国党必须同这些冒牌社会主义者进行斗争，特别要防止他们篡夺党的领导权。

　　1886年恩格斯还指出他早年批判的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领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认为这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但又害怕阶级斗争、害怕革命的冒牌社会主义者们“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31]。

　　在国际共运史上，列宁更是严厉批判和深刻揭露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代表的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国际领袖们的丑恶嘴脸。列宁在1918年底所写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不仅公开指责考茨基之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可耻叛徒，而且还指出这伙叛徒如何在理论上篡改马克思主义、如何在实践中严重危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正因为第二国际遭受了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的侵害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陷于破产。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列宁为了同修正主义以及一切机会主义者划清界限，于1917年4月提议抛弃“社会民主党”这件“肮脏的外衣”，把马克思主义政党改名为共产党。

　　正是在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党人以及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斗争下，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思潮刚一露头便受到严厉批判，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然而自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随着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重弹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老调，导致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再次泛滥起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股思潮在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势力的配合下，不仅死灰复燃，而且摇身一变，成为指导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改革的思想和路线，结果使这些国家在短短几年就发生了共产党垮台、社会制度向资本主义演变乃至国家解体的悲剧。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称呼戈尔巴乔夫之流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可耻叛徒，是隐藏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内部、配合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政权的“第五纵队”，是一点也不为过的。正是这股力量导致苏联亡党亡国悲剧的发生。

　　“左文”极度反感给戈尔巴乔夫等人戴上叛徒这顶帽子，甚至不惜捏造恩格斯反对领袖“出卖”论这类的谎言，无非是要宣扬“叛徒无罪论”，是要为戈尔巴乔夫等人开脱罪责。尤其可笑的是，“左文”还用现今俄罗斯领导人没有追究这些叛徒责任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殊不知，现今的俄罗斯已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历史上看这首先要归功于戈尔巴乔夫。怎么能可能指望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代言人去追究社会主义事业的反叛者的责任呢?“左文”作者的立场和逻辑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四、关于苏联亡党亡国的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本片认为苏联亡党亡国的主要原因是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事业的结果。而“左文”不同意这一看法，处处为戈尔巴乔夫之流辩护，还想当然地给本片扣上“主要目的是维护斯大林体制”、“否认苏联的问题主要是体制问题”、“为斯大林体制辩护”等帽子。

　　既然说到斯大林体制，我们认为，斯大林体制有问题，但不是苏联剧变的主要问题;斯大林体制与苏联亡党亡国有一定联系，但两者不是必然的联系。所谓斯大林体制，一般是指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有关苏联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孤立的斯大林体制是不存在的，一般是与斯大林模式联系在一起。所谓斯大林模式，是指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的比较系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以及在此过程中确立并完善的具体体制与制度，因其基本框架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所以又被称为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既包含了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其本质性的内涵;又包括服务于社会的基本制度、作为其实现途径的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主要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以及思想文化管理体制。

　　我们认为，斯大林模式与苏联剧变有一定联系，是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从本质上说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苏联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间段。正因为它坚持而不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而不抛弃科学社会主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根本趋势，因而总体上符合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巩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苏联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体上看斯大林模式是功大于过的。这也是至今俄罗斯有不少民众仍肯定斯大林及他所领导的苏共和那个时期的苏联的主要原因。因此，不能把曾发挥巨大历史作用、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巨大历史功绩的斯大林模式与后来的苏联剧变必然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还认为，在看到斯大林模式的巨大历史功绩、看到它与苏联剧变不存在必然联系的同时，也必须承认斯大林模式不是完美无缺的，也存有这样那样的弊端，而且对苏联后来的演变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作为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斯大林模式，即使在发挥巨大作用的时候，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失误。孤立地看，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但斯大林模式的问题主要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是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没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及时的调整与更新，没有通过正确的改革解除僵化的经济政治等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因而使得斯大林模式越来越成为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说明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然而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在赫鲁晓夫时期没有正确认识问题的症结胡乱进行改革，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思想僵化、惧怕改革，而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则走上另一个极端，推行完全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所谓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结果导致亡党亡国。

　　在研究斯大林模式与苏联剧变的关系时，需要分清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制度与从属于社会制度的具体体制与机制这两个层次的概念。我们认为斯大林模式有问题并不是指苏联的社会制度有问题。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确立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根本体现，确保了苏联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斯大林以及他所领导的那个时期的苏共的伟大历史功绩，决不能否定。我们认为斯大林模式的问题主要是指具体体制机制上的问题。当然也不能笼统说都有问题。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具体体制与机制，有的是正确的，有的则是错误的;有的在苏联的具体国情下是正确的，搬到别的国家去则是错误的;更多的情况，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但要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必须进行改革。

　　现在有不少人拿邓小平说过的话，如“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模式。这是对邓小平思想的严重误解甚至曲解。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1月5日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讲的苏联模式，是指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这个重要论断不仅澄清了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认识，而且在思想方法上把苏联模式的问题同苏联模式本身区分开来，把苏联模式产生问题的原因(主要是高度集中的体制)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区分开来。也就是说，邓小平上述的话其含义并不是在全盘否定斯大林或苏联模式，而主要否定斯大林去世后因没有采取正确的改革或不敢进行改革而导致日益僵化的苏联经济政治体制。现在一些人不加分析地照搬邓小平的话，不对斯大林模式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一方面全盘否定斯大林模式、否定斯大林个人，另一方面借否定斯大林模式彻底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定苏联共产党。这就完全回到苏联戈尔巴乔夫的立场上，他当总书记时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就是这么做的。

　　斯大林模式在苏联演变中的历史作用是指，斯大林模式在客观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已经提出改革要求的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及时进行根本性改革，以至于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经济效益增长缓慢，政治体制以及社会管理体制日趋僵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因而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被敌对势力利用，向苏共夺权，从而成为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绝不意味着斯大林模式在苏联剧变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因为这条改革路线与苏联剧变存在必然联系。道理很简单，执政的共产党自己都不搞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政权还能存在下去呢?前东欧国家包括亚洲的蒙古因为紧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相继发生剧变，无一幸免，即是说明了这个道理。相反，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即使实践中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也不会发生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悲剧。当今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坚守住了社会主义阵地，而且在改革中取得程度不同的成就，即是说明了这个道理。

　　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实践中有没有问题，不在于苏联模式有没有弊端，而在于如何进行改革，朝什么方向改。哪些是改革的对象，哪些不是改革的对象。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错误体现在把决定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社会制度当作改革的对象，因而经济上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全面推行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政治上根本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推行西方的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和总统制，在意识形态领域搞实质上是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所谓的“公开性”与指导思想“多元化”。这样的改革必然导致亡党亡国的命运。

　　“左文”说本片“主要目的是维护斯大林体制”、“为斯大林体制辩护”，这与本片宣传的基本观点、课题组的基本思想背道而驰。这里我们再次旗帜鲜明地指出，对斯大林模式要一分为二地看，既要看到其成就，也要看到其弊病，同时要分清主流、支流。我们认为斯大林模式是有缺点和弊病的，但相对其成就和历史功绩而言是次要的，是支流。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功绩和成就是第一位的、主要的，是主流。斯大林个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总体上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的是与非、功与过。决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及其领导建立的斯大林模式，决不能把肯定斯大林模式与为斯大林模式辩护混为一谈。

　　“左文”批评本片“主要目的是维护斯大林体制”、“为斯大林体制辩护”，其实“左文”“主要目的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为戈尔巴乔夫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辩护”。“左文”全篇没有一句肯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话，相反不断指责和批判斯大林。虚构“大清洗”的死亡人数，把“大清洗”的罪责全部归于斯大林一个人自然不用说，还给斯大林加上在列宁去世后没多久就埋葬了新经济政策的罪名，认为“斯大林不是列宁合格的继承人，不是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背叛了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对待农民、持不同意见者和无辜的民众”，认为“斯大林按照‘圣剑骑士团’的标准建设苏共”，而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不能代表人类发展的未来，社会主义改革必须抛弃这个模式，重新探索新的模式”。还说“苏共的蜕变不是从戈尔巴乔夫开始的，而是从斯大林开始的”。

“左文”口口声声说“探究苏联解体的原因还应该到苏联社会的社会状况、体制机制中去寻找”，而“左文”的意思及其作者一贯的观点其实是认为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剧变的根源(尽管打着斯大林体制的旗号)。“左文”在这里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改革必须抛弃斯大林模式”。这个观点与戈尔巴乔夫一脉相承。戈尔巴乔夫在实践中就是这么干的。他借口认为斯大林模式是严重“变了形的社会主义”、“曲解了的社会主义”，是“极权的”、“专制的”、“官僚的”社会主义，“几十年来强加给党和社会的模式已遭到战略性的失败”，因此必须“粉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必须要彻底“告别过去”，必须要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必须要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代之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形象地说，就是炸毁一切，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现在俄罗斯有多数民众完全否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参考文献：

　　[1] 左凤荣：《片面解读苏联教训的又一“力作”——评<苏联亡党亡国 20 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1期，第29-37页。下文所引的左凤荣的观点均来源此文，不再注明出处。

　　[2] 即“左文”在其文章37页提到的有关戈尔巴乔夫的话，应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506页，而非本片解说词注明的该书第575 页。这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疏忽。对此，我们对“左文”作者表示感谢，也向广大读者致歉。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左文”作者在对资料来源的真伪未做彻底考证的情况下，就贸然给本片撰稿人扣上“不惜在引用别人的话时断章取义”的帽子，这也是不足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