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人民经过千辛万苦，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就发起了更深远的考虑：“以后怎么办”？

因为，新中国的孩子们不会再经历革命战争考验了，长征路也不会再走。而放眼国际社会主义形势，特别是看到苏联在赫鲁晓夫治下开始走“修正主义”路线之后，毛泽东就开始重视教育革命问题，特别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毛泽东开始考虑反修防修问题，就是要防止共产党变质，防止中国再出现苏联那样的变质。这个动机和思想是没错的。今天看苏东的情况，他当时的担心是对的。

毛泽东讲“教育要革命”，就是告诉知识分子不要脱离实际。毛泽东找到了一条路，这就是——知识分子要到人民当中去，和工农相结合。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时，发表了一篇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著名讲话，他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是真革命、不革命或假革命，就看你是不是和广大工农结合在一起。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将毛泽东指示提升为党的教育方针，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页。]1964年2月，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时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他要求“教育革命”，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同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南昌对当时负责同志说：“死读书本，不从事工、农、商、学、兵的实际工作，造就不了人才。”[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2页。]而“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7页。]

从20世纪60年代初，党就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开始有侯隽、邢燕子这些人，再后来就形成上山下乡的整套方针政策。这个运动非常深入，前后有2000万青年学生下乡，它的巨大成效到今天才真正显现。我是下乡的一代，孔丹同志是下乡的一代，朱善璐同志也是这一代，我们有幸得到深入农村基层并在基层成长的机会。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就是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了解中国社会实际。应该说，我们在下乡实践中得到的这份知识是受益终生且不可替代的。

有人总抱怨说，我们这些人下乡多么艰苦。其实，“甜”这一范畴恰恰是通过它的对立面即“苦”的逻辑演绎出来的。当时我们这一代人吃了一点苦，但避免了中国遭苏联那样的大罪。其实亡党亡国才是真正的苦难。当年南京陷落于侵华日军，敌人的刀子架到你的脖子上，哪管你是什么著名学者、专家、艺术家，这些头衔有什么用？没出大事时，有些人总以为自己个人是如何重要，国家怎样与我无关。亡国时才会明白，有国家才有你的身份，没有国家你什么都不是。

看了苏联的教训，就能对此有深刻体会。苏联解体多少有才华的人流离失所。惨痛的教训教育了曾“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作宗教”（［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页。）的俄罗斯人，他们最终又将普京推到历史舞台。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唐］柳宗元《封建论》，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页。）从这个角度看苏联解体，苏联的解体也不是失于制，不能由此说社会主义制度不行。在整个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在1978年以前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美国，1978年之后，苏联经济增速才直线下降。撒切尔曾经坦承，苏联这个制度太厉害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它有巨大的优越性，但它又怎么解体了呢？问题出在治国理政能力的衰落，根子还是教育方针出了问题。教育长期靠考试、开表彰大会、发奖状来培养人才，而不与无产阶级政治和社会主义目标相结合，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则如无头苍蝇，就会完全没有方向。这样培养出的只能是精英意识，没有劳动人民意识，脱离实际使苏共最后和劳动人民脱离了。苏联刚解体的时候，人民是麻木的，他们认为苏联这个国家跟他们个人没什么大关系，这个就很危险了。

值得研究的是，苏联解体时，苏联共产党的“后备军和助手”即苏联青年团中的主要干部竟在瞬间成为党的“掘墓人”，1989年在苏共遇到最危险的时刻（笔者注：1989年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暂停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在此情况下，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或被中止，或禁止活动，或被迫自动解散，或在共产党的基础上改建新党，有的共产党甚至被宣布为非法。这样，统一的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已有两千多万团员的苏联共青团在社会主义国家即将解体时似从人间蒸发，悄然无声。

而这当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提出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建议的不是苏共的反对派，而是从共青团区委第一书记起步进入苏联政治舞台中心的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1950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5年先后任斯塔夫罗波尔团市委第一书记、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边疆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边疆区团委第二、第一书记。1962年3月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区域农庄一农场生产管理局边疆区党的组织员（负责人），同年12月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农业边疆区党机关局局长。2006年2月28日，有着惨痛亡国经历的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记者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历史表明，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治理国家的能力跟不上，最终还是要垮台，要被“开除球籍”的。苏联和苏共就是在无人能敌时自行静音解体和解散的。而这又归根结底落脚于了一个核心命题：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政治责任仍然是第一要务，既要求知识分子自身坚持这种无产阶级信仰主体性，又要求执政党自上而下地抓好知识分子思想工作，二者有机结合，缺一不可。

文章选自作者的《教育要讲政治、重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