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关乎理想信念的意识形态工作弱化，导致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丧失，并逐步走向腐化堕落。2013年至2016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1.8万件，坚决查处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01万人。这些腐败分子，忘记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根本宗旨，不仅理想信念丧失、无视党规党纪，而且排斥信仰、嘲讽崇高。有的人买官卖官、贪污受贿、生活腐化，有的人道德败坏、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当他们反思自己错误的时候，几乎都提到自己是理想信念出了大问题。这带来的不仅是其个人的毁灭，更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

第二，个别地方政治生态恶化的关键原因是意识形态建设被忽视。政治生态问题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引起全党高度重视，尤其是山西、江西、四川、辽宁等一些省区市的政治生态在一个时期内严重恶化的问题令人警醒。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深入剖析政治生态严重恶化的案例可以发现，凡是政治生态污浊的地方、部门、单位，其主要领导都不重视甚至忽视、漠视意识形态工作，忘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抛在脑后，导致整个领导班子中的不少人思想理论不清醒、政治立场不坚定，信仰迷失、理想信念丧失，从而背叛了党和人民。　

第三，一些党组织纪律涣散、组织涣散的根源是轻视意识形态建设。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无视党纪党规，屡屡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破坏党的政治规矩，更有的党员、干部公然发表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言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所在党组织存在纪律涣散、组织涣散等问题，不敢坚定地对不合格党员说“不”，甚至放纵一些党员“大V”屡屡挑战党和国家的政治底线、社会底线，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其所在的党组织，不仅不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学习、建设，而且对个别党员挑战党的意识形态底线的言行态度暧昧甚至姑息纵容，导致这些人是非不分，甚至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第四，意识形态领域一些顽症多年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一些党组织在政治上思想上治党不严。由于种种原因，在党的十八大之前的较长一个时期内，“意识形态多元化”、“非意识形态化”、“去意识形态化”等错误思想蔓延甚至泛滥，西方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大行其道，神话、迷信西方政治理论的“洋八股”问题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在有的领域泛滥成灾。有的人以批评、嘲讽和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时尚”、为噱头，而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敢于亮剑的同志却屡屡遭受围攻甚至打压。一些领导干部对大是大非问题绕着走，在根本原则问题上扮开明绅士，用“不争论”、“不炒热”、“让说话”为自己的不作为开脱，对错误思潮和坏人坏事不愿、不敢斗争，导致一些错误思潮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批判。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这些顽症之所以多年存在而得不到根治，就是一些党组织没有真正在政治上思想上从严治党，造成一些党员、干部不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事情时有发生且得不到应有的制止、处理。

第五，在经济、法治、社会等领域中错误思潮不断出现的重要原因是去意识形态化。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法治、社会等领域的一些党员、干部认为经济、法治、社会等领域应该远离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导致错误思潮泛滥且危害巨大。这种让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失去指导地位的目的，就是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经济领域退出去，让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引导甚至主导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

第六，部分党员、干部违反政治纪律得不到处理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完善的意识形态考核机制。由于有关部门在发展党员和考核、选拔干部时对意识形态问题缺乏有针对性的考核指标，不关注不重视党员、干部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一些对意识形态问题思想上有错误认识的干部被提拔且有的还一路高升，这种恶劣的示范效应导致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的不守政治纪律和不讲政治规矩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第七，意识形态渗透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和平演变的主要手段。苏东剧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攻势不仅没有停止，而且把主要矛头对准了中国。这不仅使前些年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蔓延问题再度抬头，而且还使呈现出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危害也越来越大。在西方和平演变攻势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相呼应的复杂意识形态环境中，有的党员、干部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西方意识形态的俘虏。习近平总书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问题：“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

（来源：红旗文稿；作者：朱继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