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自创立以来，就处在与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斗争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斗争中唯物史观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并不断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治史方法，是对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科学真理性和强大生命力。

　　所谓“自下而上”的治史方法，就是从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群众的立场出发，通过人民群众的视角展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彰显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揭示人民群众对上层社会结构产生、变革以及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努力为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自下而上”治史方法的现实基础、内在生命力在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而它的思想来源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立场：马克思、恩格斯曾反复强调，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自从阶级产生以来……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自下而上”治史方法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呢？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希尔顿认为：“如果从下往上看而不是从上往下看历史，我们就有可能获得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较为确切的图景”。“自下而上”治史方法为的就是获得历史“较为确切的图景”。

　　注重“自下而上”看历史，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从底层民众自身的视角出发去考察他们自己的生活，展现人民群众真实的生活与斗争。正如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勒费弗尔所指出的，“未来的历史学家如果决定要自下而不是自上去考虑事件的话，那么应该把研究经济、社会放在首位”。事实上，阶级分析法并非从外部强加的对历史的任意剪裁，而是人民群众自己对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阶级分化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能动、自觉把握，是人民群众对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所掌握的改造世界力量的清醒认识。阶级分析法是“自下而上”治史方法的根本立足点和评价标准。一些史学流派虽然也宣称他们关注底层民众的社会意识，关注底层民众在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的自我表达，但这却是以牺牲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联系为代价的：底层民众在经济层面的要求与主张总是被有意回避或者干脆删除掉，社会底层仅仅是被动的存在，是被上层社会所俯视的愚氓。这种偏见从根本上说是不相信人民群众拥有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

　　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他们所建构的以底层民众为主体的历史叙述。在这种历史叙述中，历史发展的动力是“自下而上”产生出来的，人民群众才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真正动力，推动着历史发展进程，上层社会的结构与发展也不可能独立于这个进程之外。尽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力量是有差异的，但历史的发展、上层社会产生与变化的动力只能是这些差异性力量的合力。需要指出的是，“自下而上”的治史方法并非就要排斥“自上而下”去观察历史，但这种“自上而下”不是从统治阶级立场出发的精英史观，而是关注统治阶级在底层社会所留下的影响，强调从政治动态发展的角度考察作为主体的人民与阶级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历史的主体仍然是人民群众。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自下而上”治史方法的坚持，决定了他们的研究必然是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曾创办了《过去与现在》杂志，就是希望能面向一般群众、劳工群体写作。对于他们来说，研究成果是否为劳动群众所喜闻乐见，并不只是一个写作形式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为谁而写作”的问题。对于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人民群众并不只是史学家的研究对象，还是史学家进行历史研究的动力，更是史学家进行历史研究的目的所在，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也必须经得起人民群众的检验。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 人民日报 》（ 2017年11月13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