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总书记指出，干部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程恩富教授为广大网友讲课的直播稿。全文共分四个问题：一、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产权理论；二、分配理论；三、经济调节理论；四、经济开放理论。下篇为第三、四部分。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调节理论，即经济调节理论。
　　
　　我们知道，过去有个说法，叫市场与计划这个关系，现在我们是提计划与政府的关系，其基本内涵是一致的。经济调节，也就是调节资源、调节供求、调节利益关系，这个调节在任何社会里面都存在。在自然经济中间，我们知道它是靠自给自足的经济，自给自足的经济当时也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来调节它，比如说私有制的小商品经济、私人经济，或者发展到私营经济，或者发展到机械和资本主义生产大经济，发展到现在是社会主义大企业，不管是公有制、私有制，以及发展到跨国公司这种形式，实际上资源供求利益都需要调节，这个调节是让市场机制去调节，还是由政府来调节，这里面就显示出不同的经济格局。
　　
　　所谓市场调节，就是通过价格竞争和供求等机制的共同作用来调节商品和资源的供求，引导经济资源在社会各方面流动，使其经济利益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相应的分配，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健康发展。这里面最主要的有三大机制，一个就是价格机制，通过价格来调节，第二就是各类经济主体之间有竞争，优胜劣汰。我们知道计划经济当时工厂里面都有一句口号，叫“比、学、赶、帮、超”，那个叫劳动竞赛。市场经济我们在一定方面仍然可以保留一种，特别在公有制内部可以保留“比、学、赶、帮、超”这样一个精神。但是从基本面、主要面来说，它是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就是优胜企业重点不是帮助落后企业，它重点是来占领市场，来排挤一些落后的企业，来消灭一些落后的企业，所以这个就带有一定的竞争性或者残酷性也好，当然这里面也不妨碍有合作博弈，就是互利的合作博弈、双赢这种合作也是存在的，但总的来说它是优胜劣汰的。
　　
　　供求机制，也就是如果通过经营这个资源能赚钱、赚的更多，那么生产要素，不管是生产资料还是劳动力，就流向了那个领域，那个产品的生产，那个产业部门。如果这个产品卖得好，大家都去生产它、经营它。所以这三大机制，当然还有货币供给机制，货币发行的流动机制等等，这些机制加起来发生合力，共同作用于整个经济资源的配置、经济行为。这样一种经济它是由市场调节的经济，它是有一定的优越性，这个优越性我可以把它概括成市场调节的功能强点，或者说经济效益，有五点：
　　
　　第一，微观经济均衡功能。就是说市场引导自主决策的个体这样一个生产经营行为紧跟现实需求的变化，从而能调节微观层面共同关系极其平衡，我们知道市场上经常这样东西买不到了，很快就有生产者进入这个领域来生产、来销售，这个就调节它供不应求。这个东西多了，很快它就卖不掉，价格就下跌，价格下跌利润就下跌，甚至于没有利润，生产企业、流通企业都不生产经营这个产品，就是这样来调节的。
　　
　　第二，资源短期配置功能。因为这个供不应求就发出信号，或者供大与求发出信号，资源迅速的流出这个部门或者迅速的撤出这个部门，从短期来说它的市场信号很有作用，可以调节资源的短期配置。
　　
　　第三，市场信号传递功能。刚才讲了，价格的传递、质量的传递、经营人才的传递、竞争强弱的传递、科技状况的传递、经营管理能力的传递，各类企业大家互相摸情况，了解行情，特别是同行业和整个宏观经济信息，它来做出决策。
　　
　　第四，科学技术创新功能。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引导生产经营者改进生产资料，提高科技水平和商品质量，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提高。
　　
　　第五，局部利益驱动功能。我们知道企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追求利润最大化就考虑它局部利益来组织生产经营，这样它就有一个局部利益驱动的功能，在一定情况下有利于科技创新，有利于改进生产经营管理，这样来促进经济发展。
　　
　　所以市场经济这五大功能强点，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主要原因。
　　
　　但是我们从经济学原理看，市场调节也有功能弱点或者说有消极的一面。它也有五点，我们从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概括起来，结合我们自己的分析可以看到：
　　
　　第一个缺点，容易偏离社会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比如说失业人数我们要控制，个体的企业不可能管社会的失业率过高，它是需要多少它就录用多少员工，它不可能看面上的失业率多大，我来为它做贡献，失业率过高我多雇一点职工，那不可能，因为它要追求本企业的局部利益。
　　
　　同样，比如说国家这个产品东西多了，你希望不要马上再生产这个产品，但是企业可能觉得我这个设备要转产别的很难，我还是继续生产，我可以通过竞争搞好，实际上整个社会太多了，现有的一百家都在那里生产，都认为我能比别人搞的更好，客观上最后就可能有比如说十家、二十家甚至于三十家的产品卖不掉，这样就导致库存大量增加，导致产业结构调整就有困难，等等，这里面容易偏离宏观经济这个目标，总需求、总供给、就业等等。
　　
　　第二个缺点，它调节的领域还是受限制的。它不可能一切所有的产业部门、经济部门完全都靠市场能够调节好，比如说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这些水、电、煤领域，如果你完全采用市场调节，这个效果就不理想。在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某些领域，比如说教育这个重要领域，卫生、环境保护、文化保护、基础研究、国防经济等等，你完全靠市场去调节，那么就会出问题。
　　
　　第三个缺点，容易导致贫富分化。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如果完全由市场来调节财富和收入分配，特别是由非公经济来处理这个分配问题，往往就导致贫富分化，马太效应。
　　
　　第四个缺点，产业协调的难度增大。完全交给市场来调节，国家如果政府不发挥产业政策这个重要的作用，调节的时间就长，你要产业结构的升级合理化这个就有难度，尤其对那些资本投入周期回收长、具有战略性的产业、一切基础性的产业，往往产能就很容易过剩。
　　
　　第五个缺点，现实交易成本有时候会较大。因为你完全交给市场，有时候需要收集信息，而市场的信息有时候是透明的，是白色的，有的是灰色的，半透明，有的是黑色的，不透明，你并不能完全准确的及时的知道同行的外企和整个行业或者整个国民经济的所有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你的搜寻成本、决策成本、最后决策的效果也会花费较大的代价。
　　
　　所以亚当·斯密讲，要用市场来调节经济这个无形的手，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全，亚当·斯密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当时它提有积极意义，但是后来资本主义实践的发展也证明不完全适用，尤其是1842年、1845年开始的英国第一次的全国性的经济危机，1857年世界主要国家发生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一直到上一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整个世界的大危机，包括08年以来的又一次上一世纪最大的危机之一，以及各类大大小小的危机都表明单纯靠看不见的手调节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难以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
　　
　　所以从30年代大危机，在经济学上就出现了凯恩斯经济学，主张要进行国家调节，或者它们用的国家干预，出现了30年代大危机应对的著名的总统罗斯福采取新政，这个新政和凯恩斯经济学是吻合的，都是要加强对国家整个经济的干预。干预的结果，是战后实行了几十年的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政策，这就是说要适当的发展国有经济，因为私人不投资国家来投资，国家投资就是要办国有企业。
　　
　　另外，私人不消费，因为超级富豪受到生理和时间的限制，不可能消费那么多，东西卖不掉，那怎么办呢？凯恩斯主义，适当要增加穷人的收入，因为同样是比如说1万块钱，你分给了超级富豪，超级富豪是不用的，或者它使用其中的1千块，9千块都存到银行去了，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如果了1万块钱给穷人，穷人可能用掉9千块，把1千块存到银行，9千块就刺激了经济的发展，消费推动生产发展，所以凯恩斯主义，贫富差距不能过大，以及某些地方需要增强一定的计划性，或者我们今天讲的规划性，这样就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包括资产阶级左翼政党、中左翼政党，就是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瑞典社民党，简称社会党，这样一个采用凯恩斯主义，使得战后尽管也频频发生经济危机，但是没有出现30年代的大危机。
　　
　　不过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占主体，加上私有经济结合起来，经过几十年的相当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繁荣的时期，增长相对较快的时期（其实和社会主义国家比它都是慢的，只是相对它以前来说相对较快时期），但是由于它基本矛盾没有解决，所以到70年代，1974年左右又爆发了一次滞胀，叫做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各取一个字叫“滞胀”，是一个专用名词，滞胀的出现使得凯恩斯主义部分破产。因为按照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之一，就是通过大体上2%左右的通货膨胀来刺激消费、刺激投资，它认为问题不会太严重，利大于弊，但是刺激了几十年以后结果资本主义经济刺激不起来了，经济停滞了，又发生经济危机了，同时通货膨胀倒不是2%了，而是7%、9%，甚至于更高，这样出现滞胀，这样凯恩斯主义破产。
　　
　　凯恩斯主义破产，新自由主义趁虚而入，由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看中了新凯恩斯主义，就是要恢复亚当·斯密和马歇尔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最近几十年我们党中央重点批判的可以说批判第一对象的经济政策、经济理论。这个新自由主义它有四个“化”，就是主张国家管的最好、政府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就是主张经济完全市场化，叫唯市场化或者叫非调控化，认为政府就像守夜人，只要管管穷人的吃饭、管管国家安全就可以了，别的通通交给市场，就是经济基本上不要干预，不要去调节它，出现危机也不要紧，总有一天会走出危机的。第二个化，私有化。认为私有化程度越深越好，化的越厉害越好。第三个化，经济完全自由化。要维护美国和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不合理的经济秩序，这样一个旧秩序。要维持金融霸权，发达国家控制的经济霸权等等，反对发展中国家主张改变某些国际规则、国际惯例、更加兼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第四个化，福利个人化。反对福利政策，福利国家、福利措施，就是要个人拿出更多的钱，自己来解决福利问题。
　　
　　本来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应当是政府和社会更多的来承担福利问题，但是新自由主义它是倒过来的，你想现在英国就是减少教育费用，要提高上大学的个人所交的费用，像英国中学老师都罢工，因为它们不加中学老师的工资，长期不加等等，不加工资那你中学怎么进行呢？那你只能多收学费。医疗费用也是这样。所以新自由主义是主张唯市场化、私有化、完全自由化和福利个人化，这样四化。所以党从2000年开始，党中央不断的发文件，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近中央文件又再次强调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包括新自由主义，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等等。
　　
　　这是市场的功能强点和功能弱点，现在我们再转过头来讲第二小点，政府调节的功能强点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说广义的政府调节是包括整个国家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调节，也就是包括了各级政府和各级人大的调节，所以广义的政府调节等于国家调节，如果是狭义的政府调节就不包括人大系统的调节了。我们这里讲的政府都是指广义的政府调节，所谓政府调节就是政府运用经济、法律、行政、劝导等手段调节各类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和长远目标。所以这里面，这个词最近不太提，但是从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来说大家还是提的，就是政府调节也不是随心所欲、杂乱无章、没有内在规律可循的，它内含着按比例关系、内含着有计划发展这样一个内容、这样一个规律。比如说各个产业部门都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产业政策等。当然，我们这个计划不是指令性计划，我们现在叫规划，规划也就是计划，不过换一个词就是了。规划产业的发展首先就是哪些产业要有重点，哪些产业属于淘汰产业，各类产业的地位不同，在某一时期五年计划中间、五年规划中间，或者当年的规划中间，采取指导性调节或者是完全交给市场调节，或者个别的可能还有约束性的调节。
　　
　　这里面所谓政府调节，我们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来分析：
　　
　　第一，宏观层面，就是政府调节。首先一个变量就是就业，我们大体上现在政府每年控制在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左右，当然如果更低一点最好，还有物价的稳定，物价上涨，比如说我们希望不要超过在4%，也是在4左右，当然也可以更低一点，比如说社会总供给、总需求要均衡，比如说国际收支要平衡，比如说涉及到一个大的国际形势，我们要不要采取某些措施，比如说我们企业要走出去，政府部门要配套的跟上，某些政策，包括财税政策，包括外汇政策，这些政策如果跟上了，这个效果就更好了。所以宏观层面政府有很多事要干，三中全会的文件里面也提出要健全宏观调控系统。
　　
　　第二，中观层面，关键在于产业结构和区域发展、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学也是一门学科，区域经济学也是一门学科，中心意思，它们一个是要平衡，平衡不是静止的平衡，是在动态平衡，平衡发展也要有非均衡发展，但是差距也不能过大，我们开发西部、扶植中部、振兴东北等等，实际上都是有个区域政策。当前我们要采取有力的措施，来解决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这样一个严重问题。改革以来，我们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中西部、东北部等区域经济，包括最近两年总书记非常强调的叫带路经济，长江带，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等等，这些规划和较快发展，这就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共同的来进行积极的调控。包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口资源环境也都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要关注的一个密切的调节内容。
　　
　　第三，微观层面，政府是不是什么都不管呢？也不是，微观方面，用经济学角度就叫规制，叫国家规制、政府规制。这是日本方面引进的，规制也就是在微观领域制定一些条例、制定一些法规来加以调节，所以规制也可以叫监管、也可以叫管理等等，这个翻译的词不同，有的叫规制经济学，有的叫监管经济学，这个都是指各级政府的一种管理。
　　
　　现在市场经济的有序性和高效性不能完全建立在市场主体的自觉和自律的基础上，政府调节因为有其公正性和权威性，所以能够更好的规制经济主体的合法和诚信经营。比如说通过准入制度、惩罚制度、黑名单制度等等这些经济和管理手段，来维护市场秩序。其中，事先、事中、事后的监管视情况不同而各司其责、缺一不可。我到四川大学讲学，四川大学的校长是工程院院士，它在吃饭中间主动跟我说起，说如果只提事中和事后监管，事先不监管，可能以后事中、事后监管的成本就比较大，我说你这个说法符合经济学原理，但是什么样的事情应该是事先、什么样的事情是事中、什么样的事情是事后，这个要视情况来分类。例如，最低工资制度，劳动者的各项权益，环境保护的评估等等，利用政策法规来进行规范是非常必要的，有些方面是市场调节所做不好的。
　　
　　所以，政府调节在中观、宏观、微观上是有一些功能强点的，但是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一样也存在失灵现象，比如说政府调节可能偏好不当，就是政府调节因为要靠官员来调节的，而各级干部可能他有偏好，如果他没有经过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的话，他就可能偏离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比如说GDP的过分偏好，会导致盲目投资、过度招商引资，忽视民生、忽视生态建设等等。第二，政府调节程序不妥。这个决策程序往往是非民主化，或者是措施延迟化，这样就容易导致代价增大化。所以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依法决策、民主决策，而科学决策实际上是这两种决策的一个结果，尽管它有独立的内容，所以我们更加要强调依法决策、强调民主决策，这样就容易形成一种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比如说在实际操作中间、我们在应用中间，习近平总书记从去年以来的讲话也提醒了很多事情，比如说需要立法的就先立法后改革。过去我们改革中间有一种口号，当时的发改委有一个口号，叫做先发展、后规范，或者叫先改革、后规范，这个我是一贯反对的，我认为什么事你就是做好事，该立法的、该立出规章制度的也要先通过民主讨论，定下一个框框，定下一个制度，然后再试点，再试行，再改革，改革中间如果需要调整，反过来再调整，所以不能进行盲目的试点，这个总书记讲的是有道理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政府经常发布课题，但是这个课题应当是发布给两三个持不同意见的、持不同政策主张的课题组来研究，比如说当时上海发展F1汽车赛，当时我在上海市人大当咨询专家的时候也就提出，我说这个不能说政府想搞了你就搞一个课题组，这个课题组肯定是同意你的观点，你搞了，然后给有关领导看，然后党政部门就来决策。如果我们需要长期的财政投资的话，应该是由同意的、不同意的、折中的三个课题组，各出短期、中期、长期的财务预算和各项综合评估，然后重大项目再交给各级人大去投票，而不是由党政部门自己来决定，这个是将来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应用性的、操作性的措施。
　　
　　第三个缺点，政府调节的配套性有时候不足。
　　
　　还有第四个，政府调节的某些动力不足。
　　
　　所以政府调节也可能存在四大缺陷，这些缺陷就需要我们要克服官僚主义、地方部门保护主义，比如说机构过于臃肿、过度的审批，这个都是不行的，所以将来改革的大趋势，中央部门以及下属各个地方都要实行大部制，现在有些审批减少也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总书记也强调，上面要辩证的处理，就是既不能错位、越位，当然也不能缺位，这个就是说政府调节要科学、民主、依法，这样才能做到高效。
　　
　　第三个小问题，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调节和互补作用。
　　
　　大家可以看，总书记在讲话中间一向是强调“两个更”，更好的尊重市场规律，或者说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但是有的舆论、有的干部、有的学者讲话一向是只讲一个更——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的决定性配置作用，这个是不符合党的文件和总书记讲话精神的。因为经济学的原理也告诉我们，这两者，首先第一点，不能将全面深化改革看作是政府市场力量之间的简单对立或者是较力，不能看成是对立的此消彼涨的关系，实际上它们搞得好完全是互补的关系。
　　
　　第二个，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的基础，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说它的基础如果结合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样就容易搞好，如果你是市场化加私有化，那政府的作用也很难发挥，这个市场也不容易搞好。
　　
　　第三，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调节作用，是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中全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做了阐述，其中就是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这个道路，要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国家治理可以包括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等等各个方面的治理，其中经济方面的治理是基础。经济治理实际上也就是说，市场要发挥好一定的决定性关系，那也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政府要发挥好作用，也离不开市场的作用，所以双重调节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新自由主义基本上强调单纯调节，它们认为市场化程度越高越好，实际上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和日本的市场化程度一样，所以关键现在不是要大幅度的提高市场化的程度，而是要提高市场化已有程度的质量和效益，否则有时候给外界来看，甚至于认为市场化政府的作用还太小。比如说斯蒂格里茨，它是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担任过克林顿经济委员会的主席，也担任过世界银行第一任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它4月份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候就说，它说现在中国政府作用太小、市场作用太大，中国现在贫富差距太大，对私人资本有些收入也不收税，它说这是不对的，在全世界都没有的。还有另外一位刚才提到的，美国90几岁的萨繆尔森也曾经写文章提醒中国，说中国应当在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不要走极端，不要过分偏向哪一方面，应该走中间路线，应该把市场作用共同发展好。不仅习近平总书记、，各类党的文件，而且国外凯恩斯主义、各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中国目前问题的评论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所以关键现在是市场和政府各就各位，不是一个量多量少的问题，那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要各就各位，就是错位、越位和不到位的现象并存。比如说我们食品安全、药品安全、药品的价格等等，这些问题，即使最近一两年也并没有得到大幅度的根本扭转，这就说明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发挥更有作为、更有效果的作用，所以不是简单的政府的作用无限制缩小的问题，也不是西方讲的一般所说的好像政府的作用越小越好。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改革决定的说明中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的作用职能是不同的，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在政府调节和治理的范围领域力度和强度必然要略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市场在一般经济资源，特别是在它的短期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只有让政府在保护市场经济、服务市场经济、监督市场经济中放的更开，必然要求管的更好，这样才能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又好又快的提升。
　　
　　第四个大问题，就是经济开放。
　　
　　我们说经济开放是生产关系或者经济制度的第四个重要方面，因为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内在的要求是国民经济实行内外开放，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优势互补和推动经济发展。开放与保护也是一对矛盾，也是存在正效应和负效应的，适度型和过度型的，可以分成这样两种类型，有正效益，开放也不完全是正效益，还是负效益。开放有适度开放，适合这个国家的实际。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如果你是过度开放或者过度的不开放，那都是有问题的。
　　
　　发达国家和开放收益显著的国家，往往在经济开放之前或者开放之时这个过程中都十分注重自主创新、自立发展和经济安全，突出开放的整体效益和长远效益、以及开放的国民福利问题。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我们现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就是要贯彻党的文件提出的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所以这里面就是一种自主开放，把力量放在自己本国身上的或者叫自力更生为主导型的一种全方位的开放制度，这种新的开放制度要求处理好引进资本、引进技术、引进智力，同高效利用本国的资本、智力和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关系。要处理好实行内需为主，并与外需相结合的一种国内外的经济交往关系，来促进引进，过去在相当程度上是追求引进的数量这种粗放型的开放模式，向追求引进效益的精益型开放模式转变，从而尽快的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工业的加工业大国向真正的工业大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这样一个高端的经济转化。问题是，我们在实际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是要加快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的方向转变，要开放创新模式，十八大报告提的这个方针我认为非常重要。
　　
　　如果冷静的面对当前国内外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这里面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要特别注意面对中资大量过剩的问题，你要适当控制对外资的依存度，就是一般的以招商引资数量论英雄的不行，这个做法要是选商选资，强调引资的质量，来积极提升中外资本协调使用的效益，否则就会出现西方经济学讲的引进外国资本的一种挤出效应，就是挤出本国资本的效应，当然技术上也可以有挤出效应，比如外资影响中资和中国技术的发展，一个叫溢出，溢出就是有好处的，一个是挤出，挤出就是盲目的排挤、不适当的排挤。
　　
　　第二个，就是要构建创新性国家，应逐步降低、适当降低对外国技术的依存度，积极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日本和美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只有5%，它们95%都是自主创新的，中国原来是50%，另外一半50%往往是高新技术是依赖的，依赖进口的，现在我们要逐步的降低，国家也有降低的目标，来积极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有人认为，跨国公司研发总部都到中部来了，那好了，好像我们自主创新的任务就减轻了，不是这样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总部到中国来，它主要是来廉价运用中国的科技人才，然后进行科技创新，特别是适合中国市场需求的高科技的产品，然后高价以垄断技术的价格来卖给中国人自己设计的产品。所以过去的以市场换技术，尤其是想换高新技术、高端技术，这个战略实际上是不成功的，结果市场丧失了一大片，但是高新技术实际上人家也不卖给你。
　　
　　像高铁，当时就做的比较好，为什么现在我们可以出国去卖高铁呢？就是当时铁道部它通过这个战略和策略巧妙的打破了西方对高铁的技术垄断，就是你要是单纯卖给我产品、不卖给我尖端技术，我就不引进你，这样打破了法国、日本等国家的技术垄断，再加上我们自主创新，所以现在我们的高铁不仅发展快，而且可以大规模的出口。像轿车工业，这个就是失败的案例，我们到现在关键技术还没有掌握；像大飞机，过去我们也有经验。改革开放有个失败的案例就是大飞机，大飞机我们当时已经能制造了，但是麦道说跟我们合作，于是我们就相信了，就停止生产国产的大飞机，结果人家给你拖了20年，直到前几年还是三位院士写信给领导人，然后现在在上海搞了上飞公司制造大飞机，足足延迟了20年，所以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尤其像造船，我们为什么能够比较强，这个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还提到的造船、买船和租船的关系，所以现在我们用在军事方面也是得心应手。但是我们像飞机的发动机，这些我们长期没有及时的投入，想依赖外国，这个也是一个失败的案例，所以技术方面这是很清楚的。
　　
　　第三点，面对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能源相对不足，也要适当降低对外国资源、能源的依存度，来积极提升配置资源、能源的总体效率，像过去我们青菜、萝卜价格，各个企业、各个地方政府完全自主，把稀土卖给西方国家，现在要不卖给西方国家了，人家还联合起来在世贸组织打官司，结果中国败诉。日本、美国这些发达国家本土的稀土不开发，它买了我们十几年，一二十年，结果我们现在想适当减少进口，它还说我们违反世贸组织规定。连邓小平都说过，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但是有关部门没有重视这个问题，所以这也是稀土包括煤炭，都是过去完全交给市场去决定，结果在资源配置上面吃了大亏。日本把中国，从中国进口的煤炭都埋在近海里、倒在近海里不用，做战略储备等等。
　　
　　第四点，对出口导向经济的某些弊端我们也要适当控制外贸依存度，来积极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外贸主要还是强调它的质量、它的档次、它的高科技含量。
　　
　　第五点，面对美国滥用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要适当降低外汇储备度。外汇储备不是越多越好，最近政府方面也感觉到储备太多也是一个难题，来积极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所以在对外开放方面也要有一个经济新常态，也要有一个像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创新开放模式，这里面总的来说，要在巩固和完善一种自主开放、双向开放的体系上面建立起低损耗、高效益、双向互动、自主开放的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统筹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更加注重经济开放中的自主发展、高端竞争、经济安全、国家权益和民生实惠，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持续健康发展。
　　
　　以上四个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但是政治经济学是一个体系很庞大的学科，它有很多丰富的内容，按照列宁的说法，政治经济学是共产党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我本人创新政治经济学已经编出一整套完整的初级、中级、高级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三套一共三百万字，由上海财大出版社出版，越南也翻译了我其中的一部分教材作为它们的教师参考书，所以，有兴趣的同志可以看这些教科书。大家也可以阅读一批马克思经济学家所写的专著或者论文，我想，通过学习和深入研究，我们一定能在习近平担任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中国国民经济和民生搞的更好。
　　
　　讲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全文完；来源：昆仑策研究院根据“程恩富新马派”微信号整理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