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一流的研究工作，必须亲力亲为

点击：  作者：舒晋瑜    来源：中华读书报微信号  发布时间:2025-01-15 13:47:29

 

陈尚君先生

 

《唐五代诗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出版

 

四十多年来专治唐宋文学和古典文献，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任重书院院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陈尚君曾出版点校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等。在获得第十九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奖的《我认识的唐朝诗人》中，陈尚君聚焦五十余位诗人的诗歌创作与生命历程，从可靠文献的反复比读中，立体而全面地再现出历史文献中尘封已久的唐代诗人的真实人生。而最新出版的《我认识的唐朝诗人2》一方面补充了杜甫与高适的交往、韩愈的最后时光等内容，另一方面介绍了唐玄宗李隆基、“风雪夜归人”刘长卿、杜甫推崇的元结、王维等人的好朋友贾至、边塞诗人卢纶、写干谒诗“画眉深浅有时无”的朱庆余、晚唐杜荀鹤、茶圣陆羽等诗人。

 

当然，最值得一提的是他2024年8月出版的《唐五代诗全编》，清代人编的《全唐诗》失收、误收、伪作、诗人小传缺误、录文讹误等问题，《唐五代诗全编》进行了解决。

 

这项繁复浩荡的工程背后，凝聚了陈尚君多少痴迷的钻研和付出，又如何展现出活化的唐诗生态？近日，本报记者专访陈尚君教授。

 

一、要讲出新意，选题非常重要

 

中华读书报：您自称为是“唐朝片警”，也被称为是唐五代文学研究权威、“唐朝神探”。对于这些说法，您怎么看？

 

陈尚君：只能作为笑谈。说“唐朝片警”“神探”都是不能当真的。我所做的是建立在丰富的资料基础和宏通的认识之上，希望写得轻快、明白一点，书里的很多内容，学问好的可以加以体会，大众读者也可以看进去。

 

作为学者，我做的工作实际是对唐朝的所有东西都兼涉，诗歌、文章、历史制度、人际关系、国家治理……都没有忽略。你可能发现《我认识的唐朝诗人》是没有规划的、即兴的书，但有很大的好处：不受主流的文学经典化的影响。这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流诗人，每个人都经历了人生的曲折，都有大家喜闻乐见的诗歌，对诗歌的解读以及从诗歌中理解诗人的性格，是我想表达的内容。

 

中华读书报：《我认识的唐朝诗人》系列建立在您深厚的文学修养上，同时您也很注意写作技巧，在《李涉的失意仕途与卓荦诗才》一文中，开篇是“从一位强盗的回忆说起”，很能吸引读者的目光。

 

陈尚君：刘禹锡的《竹枝词》大家研究得比较多，李涉的《竹枝词》比刘禹锡还早十年，作品存下来的都是很珍贵的。《李涉的失意仕途与卓荦诗才》一篇我是很用心写的。最后一节引的诗《全唐诗》里没有收入，很能见出李涉的性格。李涉的诗写得极好，如果他留下来的作品更多，足以称得上一流诗人。李涉兄弟几个有多重面貌。他弟弟李渤，也是学问很好、才情很好，但李氏兄弟都不适应官场的规则。李涉的官场经历可称失败，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位优秀的诗人。以后有兴趣的话我还会写李渤，他是白鹿书院的创建者。

 

中华读书报：您选择的传主既有耳熟能详的帝王将相，如李隆基等四位君主、冯道等三位宰相；有公众熟知但非真知的另类人物，如茶圣陆羽；还有鲜少听闻的“新鲜面孔”，如推动李杜齐名的狂生任华、历经曲折终得成名的闽南文宗黄滔。在选择这些人物上您是有什么考量？

 

陈尚君：没有什么考量。有相当的作品是因为有可以展开的点，能讲出新意——对我来讲，关键是能谈出新意来。陈陈相因，重复别人讲过的话是没有意思的。要讲出新意，选题就非常重要。

 

近日想写唐太宗，动机是在朋友圈看到文章，说清人评唐太宗如何英明伟大，诗歌婉约而绮丽，我认为这样说不对，评论的人没有通读唐太宗的诗，他有雄伟壮阔的一面，也承齐梁遗风而有绮艳的一面。我读书时发现，清代人对唐诗发表的议论没有太多价值，因为他们看到的东西很狭窄，长处是他们会写诗，局限是看到的仅是很少的一部分。

 

 

《我认识的唐朝诗人》《我认识的唐朝诗人2》

 

二、文史融通，才能设身处地了解诗人

 

中华读书报：您的作品中还写到冯道，对这位在中国历史上饱受争议的人物，您持一种什么态度？

 

陈尚君：议论前代人物都相对容易。五代时期每一代发生的事情我都有基本的考证，在这个系统的整理中我理解了那个时代，设身处地了解诗人，所以写冯道是轻快的表达。我坦率说，现代学术最大的进步是分科，但带来另外的一个问题，学者知识是狭窄的，没有古往今来知识的融通。广泛的阅读带来的好处使你对古今中外的知识有一个不同的观察点和思考立场。

 

中华读书报：如何能做到“设身处地”？阅读中能感受到您的文史融通、在时代的大局势下理解诗人人生进退的选择，尤其是在情感和认知上高度契合，能做到这一点特别不容易。

 

陈尚君：书看得多了，对关注的时代可以得到立体真实的认识，对古人也可以有更多理解的同情的立场。文学文献的积累是基础，我从补唐诗到补唐文，发现唐文大多与文学关系很远，再做五代史，完全脱离文学立场。我做的工作是为一代文史研究储材备用的，尽量稳妥地处理全唐诗，不追求新见新说，尽可能客观妥洽地处理文本。

 

中华读书报：您是广泛阅读的学者，史料功夫下得很足。据我所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藏、爱尔兰图书馆等世界各地的馆藏您也搜集了很多，您特别注重充分利用诗人们的文集、日记、书信以及同时代人的相关记录，能谈谈您的学术研究方法吗，是不是所有资料都在您心里装着？

 

陈尚君：不是在我心里装着，是几十年工作的日积月累。我曾经在日本访问半年，在台湾、香港也工作过，彻底地利用各地的图书馆，把书库里每一个架子的书从头到尾都撸过，和我有关的资料都不带目的地复制过。

 

中华读书报：做学问，纯粹和无目的很重要，“撸”这个词特别生动。

 

陈尚君：台湾2010年前出版的相关刊物、发表的论文，从创刊号一直翻到结束，我都认真读过、复制过，那些资料为我现在的工作偶尔用到。现在中国多数学者靠检索，检索其实靠不住，文本不一定好。早期的杂志中有很多精彩论述，大陆学者很少用到。

 

带着目的做学问有一定的局限性。就像想找一个朋友，指望在街上碰到，可能性极低。但如果把图书馆彻底翻过去，会看到意想不到的材料。把材料积累下来，等到需要的时候用到，是非常愉快的事情。我写过一篇文章《大梅法常二偈之流传轨迹》，讲中唐时期禅宗僧人大梅法常的两首佛偈（收录于《诗唱大唐》），《全唐诗》里都收了，但都不在作者名下。我在日本搜集到资料，考证作者应该是大梅法常，他是马祖道一的弟子，在宁波和绍兴中间的大梅山里修禅宗。大梅法常的两首作品在禅林、道士、世俗各个圈层的流传千差万别，没有日本所存的珍贵的文本，我们可能无法还原这些故事。

 

三、纯粹的阅读，无功利地做学问

 

中华读书报：您谈到有目的阅读和无目的阅读两种不同方式，对于学者来说哪一种更受益？

 

陈尚君：我最早发表文章是1980年，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不断地写文章，但是没有追求在当时的情况下频繁发表，有很长的积累过程。

 

我有时候感慨，不需要抱怨时代，每个人的眼光和感受是不一样的。我能够看到古籍的善本，能看到日本和台湾省学者的研究，是几十年前连想也不敢想的机缘，很多人去过同样的地方，阅读太窄，没有充分地积累文献。很多人的治学受到工作、师承、习惯、研究方向的局限。这几十年学术研究日新月异，很多新鲜的东西扑面而来，大多数人似乎并没有什么感受。

 

比方说现在经常讲到的文学史，其实是在大学里为求教学方便的简明提纲，向学生介绍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脉络。我的工作是把所有诗歌做一定清理，不加选择，无分优劣，这就需要把握全局，需要看到诗人文集的善本，以及前人所有论著的见解，所以我的工作目的不是为了某人写一篇文章取材而用，而是为了各方面研究积累文献。这就有很大的不同。

 

也有另外一种感慨，我开始读书时看到的文献有限，复旦大学图书馆向学生开放，给我带来很大便利。在我的学术起步阶段，对开阔眼界打好基础有很大帮助。以后几十年，中国学术界百花齐放百鸟争鸣，可以看到大宗文献的影印流传。全球古籍资源公开，各图书馆的善本资料非常惊人，文献可以检索，以往没有头绪的问题现在逐渐能得到解决，但是现在的读书人看到公开出版的书，资料仍然是有限的。

 

中华读书报：您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只读了一年就报考了研究生？

 

陈尚君：我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当时也搞不清楚大学是分院系的。我只在大学上了一年的课，就作为在校学生报考研究生，考了第一名。我入学的时候导师朱东润先生已经82岁。必须说明，复旦大学师生的关系和其他学校不同。不同表现在，复旦更愿意鼓励学生按自己的习惯开疆拓土，其他一些学校的老师把自己的学问看得很高，更希望让学生继承。各有好处。老师踩出来一条路，按老师的路走，容易出成就；在复旦读书，老师没有限制，我做自己认为更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成就和曲折都有。

 

四、学界很多人不愿意做长线工作

 

中华读书报：怎么理解“成就和曲折”？

 

陈尚君：现在很多学生、学者急功近利，更愿意写一两万字的文章，赶着在核心期刊发表，不愿意做长线工作。做长期研究可能几十年后出版，眼前利益怎么办？生存竞争越来越复杂。我始终没有感到这方面的压力。当然也有特殊情况，我在复旦成名很早，1978破格录取研究生，当时上了校门口的光荣榜，也有媒体报道过。从后面的个人发展看，我的起步反倒比别人晚一些。

 

中华读书报：但是飞得更高——就是说，一开始您是没有特别明确的研究方向？

 

陈尚君：起步的时候，在1980年前后，古往今来的书我都看，长期保持这样的习惯。我在十多年前写过一本小书，《转益多师》（上海辞书出版社）。有的老师看到弟子写这个题目可能会不高兴——老师已经给你指引了方向，你还要在老师之外跟着别人学习，什么意思？当然我知道我的老师不会这么狭隘。

 

古往今来的学者成名都有自己的道理，有自己的方法和原则。现在许多学者讲世无大师，不是。任何时代都有一流大师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典范，就看你有无雄心去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学术界也像一些其他场域一样，山头林立，门派森严，各有各的一套家法，各有各的一套系统，问题就在于，开派立宗，继承老师的是宗，开辟道路的是派。我做的工作就是自己做的工作，不在于给别人多大的指点，别人读到了什么，我也非常清楚明白，读懂的都是一些皮毛，当然也有意外惊喜。

 

中华读书报：您对读者很了解吗？

 

陈尚君：我的一本小书（《我认识的唐朝诗人》），有那么多读者喜欢，是令人可喜的，当然也有人看不懂。比方讲，前两年流行《长安三万里》，认为李白杜甫就该穿那样的衣服，他们说我们是根据唐墓之中的陶俑服饰设计的，陶俑是服侍死人的，这里的道理能说得清楚吗？就好像现在，我们在聊天，对巴黎的模特和时尚是不了解的，只是感觉到赏心悦目而已，古人也是这样。

 

中华读书报：师从朱东润教授，还有复旦其他名师对您在学业或读书方面有影响吗？

 

陈尚君：当我着手做专题的时候，对前辈学问很敬畏；当把专题深入下去，发现其实前人对很多问题的研究都非常浮浅，根本没有深入下去。我自己对独立专题的研究，是因为老师出了题目《大历元年后之杜甫》。我们去参观杜甫草堂，为什么杜甫离开蜀地？我开始第一个专题研究后，发现所有人没能读懂杜甫。

 

五、研究古代，观照当下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您这么有底气地做出如此判断？

 

陈尚君：杜甫也有人情世故、生老病死，他有对生活的基本要求。这是我们了解杜甫的基本原则。从一个安定的地方到一个飘泊的地方，怎么可以说走就走？我是信杜甫还是信后人的种种推测？我回到杜甫的诗歌，听他讲到底是怎么回事。杜甫的诗一千多年来无数人读过，读出了不同的感受。

 

中华读书报：您是怎么解读的？发现了真实的杜甫？

 

陈尚君：我解读的重要原则：他在成都两个职务，一个职务是严武幕府任节度参谋，实际是行政官员下属的幕僚，还有一个职务是检校工部员外郎。人们解释说，严武去世后杜甫失去依靠，只能离开成都东下。我在《杜甫为郎离蜀考》中，通过对文献资料研究发现，杜甫于永泰元年（765年）春夏间离开成都草堂携家东下，当时严武还没有去世；杜甫是在途中听闻严武死讯的，因此他离开成都与此事无关。而杜甫在严武幕府的时候，仅仅是节度参谋，是在他离开幕府之后，严武奏请朝廷，任命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并召他赴京。杜甫之所以离开成都东下，是带着返回长安、效忠朝廷之心。杜甫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有两句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描绘出了行走路线。

 

1979年夏天，我写了有关的文章，一篇是离蜀原因，谈杜甫入京中途因病滞留之真相；一篇是谈思想变化，还有一篇谈诗歌成就。朱东润先生看了文章后肯定了我的能力，认为我把问题钻研得很深入。遗憾的是，研究杜甫的学者接受的不多。你可以设想，这个问题说小也很小，仅牵扯杜甫本人的动机，说大也很大，涉及杜甫三分之一存诗的理解，头绪纷繁，前人对杜甫诗歌的解释都有必要重加讨论。

 

中华读书报：您研究得如此透彻，也有一定的依据，为什么学界接受者不多？您如何看杜甫和以前所有诗人的不同之处？

 

陈尚君：中国是讲师承的社会。

 

杜甫的诗是他所有人生经历的一个心灵史。他的诗歌是他在人生困境状态下，竭尽了所有诗歌变化的能事，你能体会到杜甫的诗歌最主要的是写他自己。杜甫的人生经历坎坷，杜甫的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典范意义以及提供的众多类型，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好的著作还不多。杜甫第一次把近体诗的各种变化可能做了很充分的探讨，杜甫以前的诗歌写作和杜甫以后的诗歌写作非常不同，而杜甫在这一转折过程中是非常自觉的。

 

其实融会贯通是很难的事情。《我认识的唐朝诗人》其中一篇是写裴度，我理解，做宰相有其难度，不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裴度作为中唐名相，文治武功名动天下，甘露之变后的第二个月，他的不少友人惨死于这次事变。裴度与刘禹锡、白居易等联句，好议时政的刘禹锡什么都没有说，身系天下安危的裴度也什么都没有表示。其实他们都各有想法，只是什么都不想说，所谓心如死灰，知不可为而不言。我以前还写过一篇文章写过郭子仪的生存智慧。文章里讲人生在世，建功立业是所有人的梦想。如果建功立业，再造河山，天下第一，怎么办？郭子仪明白得很，这下麻烦大了，皇帝没有东西可以赏赐给你了，你其实危机四伏。郭子仪彻底清醒，他要明白告诉皇帝我胸无大志，只图享受，换句话来讲，老将有疾，老将好色。中国古代皇帝不太干预官员的私生活。

 

中华读书报：所以您的著作里藏着很多生存智慧。

 

陈尚君：《我认识的唐朝诗人2》里有很多生存智慧，第一节写唐玄宗李隆基。因为没有他就没有盛唐时代。写诗是唐代人最普遍的表达方式，而诗人身份并不是他们最有标识性的身份。很多是官员、文士。写李隆基，我想说明一个伟大时代是如何创造的，他是如何使国家走向繁荣发展的。

 

中华读书报：您不是埋在学问里，还有学术的担当和责任。研究唐朝诗人和诗歌，同时对当下也有观照。

 

陈尚君：我每天面临活泼泼的现实，遇到活生生的学生，告诉他们治学的原则与方法，也会涉及处世的原则与人生的体验。

 

六、选择最为恰当的方式加以处理

 

中华读书报：《唐五代诗全编》的纂校去年8月出版。这部超大型唐诗总集文献，共收录唐五代时期诗歌55000余首，涉及诗人4200余名，总1225卷，包括无名氏68卷。研究了几十年，您能谈谈唐诗文本发生的演变吗？

 

陈尚君：唐诗文本之所以发生演变，有好几种原因。有的是流传过程中造成了讹误。比如杜甫那首最有名的《望岳》，现在通行文本都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其实，现存宋元本杜诗有十来种，非常清楚地显示，应为“会当临绝顶”，意思是：杜甫在山下往上看，心中在想自己什么时候到达山顶。这是名篇之中，一个字的变化。有的则是由于长期误读。比如，崔颢那首《黄鹤楼》：“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处空余黄鹤楼。”现在通行文本都是“昔人已乘黄鹤去”，而我看到从唐到北宋时的可靠文本，二十多处记载都是“白云”，“黄鹤”的出现是很晚的事情，后来解诗的人妄加解读，才造成了这个错误。这是名篇之中，一个词的变化。正是因为这些演变，我重编全唐五代诗时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佞宋，尊唐，所有文献追溯到第一手记录。这样一来，才能寻回唐诗文本的原初面貌。

 

中华读书报：您写了那么多“认识的”唐朝诗人，写得最畅快的是谁？

 

陈尚君：陆羽。“茶圣”陆羽著有《茶经》，但存诗很少，写起来难度很大。从散落的诗文中，我考证陆羽早年是弃儿、伶人，他和养父智积和尚也有矛盾。陆羽在儒、佛之间毅然决然选择了儒家，背离了佛门。但他内心对养父的感恩之情日月可鉴，他的《六羡歌》前四个“不羡”回答了与养父分道扬镳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末句“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深情地表达了对故乡、对养父的怀念。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唐诗的经典化”的问题？

 

陈尚君：所谓“经典化”很大程度上是把童蒙读本作为评选唐诗精华的标准，这是不对的。比如，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其实不是李白作品的原貌，在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和宋杨齐贤、元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中，这首诗都是：“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如今通行的“明月”的文本，经过了明代李攀龙的修改。唐宋时期的人并不觉得《静夜思》是好诗，当时没有人辑选过它，因为唐宋时期的人品评诗歌秉持的原则是，诗歌语义不能太过直白，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属于直奔主题式。不过，到南宋以后，《静夜思》成了蒙学教育中的唐诗，孩子初学识字，需要诵读朗朗上口、清晰明白的唐诗，由此《静夜思》才得以普及。

 

1996年张信刚教授刚刚接手香港城市大学校长时，有一次招生面试询问考生知道哪些唐诗，发现他们仅仅会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感到非常意外，觉得有必要在香港城市大学普及中国传统文化，之后，香港城市大学通过了方案，要求学生必须修读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我想，这是一种对待经典的正确态度。

 

中华读书报：在《唐五代诗全编》的整理过程中，对您的整理编订工作影响最大的书有哪些？

 

陈尚君：排在首位的是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刚刚开始读书的时候，王运熙先生就告诉我，《四库提要》提供了治学的基本原则，另外，它还告诉我们中国的古籍是怎样构成的，各路学说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但《四库提要》还在传统的文史之学范畴内，四库馆臣提出的不少观点其实是出于主观印象，界定不够清晰。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所采用的方法看似传统，观念却已彻底发生转变，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用宋人文集的材料来纠订各种传世文献的文本与作者之误，以及辨正这些文献所触及的问题的是非。两相对照，《四库提要》的风格是比较粗疏的，而余嘉锡先生的工作则是日益求深、求细、求真。

 

中华读书报：整理编订《唐五代诗全编》，您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陈尚君：我觉得最重要的工作是对复杂的文本间关系的鉴别和判断，大量细节问题都需要仔细推定，这不是依靠数据库就能直接解决的。当然，我刚才谈到现在很大的方便是全球善本古籍库的公布，我利用了其中一部分，因为全球善本古籍库公布之时，全唐五代诗的整理编订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全书即将出版。当然，并不是全部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我也希望广泛听取唐诗学界和唐诗爱好者对《唐五代诗全编》的意见，争取以后再逐一加以修正。

 

 

陈尚君在办公室的书堆中工作

 

中华读书报：那么您在做学问方面，有没有比较崇尚什么人？

 

陈尚君：中国历史上我最佩服的学者是司马光。当他政治失意时，退而从事学术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可以说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典范。当然，他也是幸运的，有着很好的助手团队从旁协助，皇帝虽然不赞同他的政见，却大力支持他的研究工作，他与助手都有国家财政支持，朝廷所藏善本也都可以调来使用。

 

对我来说，司马光凡事亲力亲为的风格是最为触动我的。几十年研究下来，让我深切地知道，一流的研究工作，必须由学者自己亲自完成，无法由学生或集体劳动取代。亲力亲为的最大好处是，让我对唐五代诗的重新编订工作中存在多少问题、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都了然于心。当然，仍然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中国文史研究有大量问题是永远无法解决的。但是，面对这些问题，如何选择最为恰当的方式加以处理，是我用心追求的目标。我很清楚，个人的学术著作如何撰写，和传诸后世的典籍如何编纂，是两种不同的立场。我希望自己能够准确把握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拿捏好具体的分寸。

 

（中华读书报记者 舒晋瑜；来源：中华读书报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