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有企业事关国家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非常重视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7月4日在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组织领导，尽快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成效等。

      为深入学习和领会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产业人网组织了“学习习近平对国企改革重要指示专家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系列论述讲话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要求，结合国企改革的现实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讨论。与会学者和专家，从不同角度，围绕国企地位、国企作用，国企责任，如何科学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国企改革需要注意的问题等等畅所欲言，在思想的交流和碰撞形成了许多真知灼见，也体现了他们拳拳的爱国爱党之心。 

习近平：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1、为什么要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

      与会专家学者均认为在当前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在地缘政治环境日趋复杂的今天，作为国有经济命脉的承担者，国有企业肩上的担子显得更加沉重了。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攻击国有经济，甚至视国有经济为害的杂音；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到深水区的时刻，也出现了不少想浑水摸鱼，化公为私的举动。这些外部因素无形中都对国有企业改革施加了巨大压力，也对搞好国有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习总书记重要指示恰逢其时，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出了总要求、指明了大方向，表明了我们党理直气壮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的决心，坚定了我们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中国人民大学周新城教授指出，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强调国有经济？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的重要意义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社会主义经济学就是公有制，公有制的主要形式是国家所有制，所以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第一步就是把生产资料收为国家所有。在公有制社会，国家代表着整个社会，因此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在于国有形式。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每一个政权都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我们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就是公有制，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他们觉得好像加强经济建设，掌握政权就行了，他不知道没有国有经济，政权是掌握不住的。没有公有制，社会主义政权靠什么维持？靠私营经济交税来维持，你不为私营经济服务怎么办？你还能搞社会主义吗？国有经济如果搞垮了，共产党就待不住了，我们有一些领导干部看不清楚这一点。

      第二，国有经济是调控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国有经济承担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控重任，解放初期，我们在上海打了两场经济仗，第一仗是银元之战，主要靠行政命令，第二次是粮面之战。资本家藏粮食、棉花，猛抬物价。当时把全国国有经济的资源集中到上海，迫使价格下跌，打赢了这一仗。因此，市场竞争是实力的竞争，没有国有经济的支撑，宏观调控就不可能成功。市场经济不讲别的，是讲的实力，说空话是不管用的。

      第三，国有经济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柱。小康社会不是简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需要的小康是共同富裕的小康，没有剥削和两极分化的小康。私营经济必然导致两极分化。我们现在研究分配问题有一个毛病，讲到分配不讲所有制，它忘掉了，马克思主要的基本道理是生产决定分配，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体现，是资本——劳动对立的表现，只要有资本主义必然有两极分化。假如说是两极分化条件下的生活有所改善，那并不是共同富裕。讲共同富裕离开公有制是说不通的，我们很多人写文章讲共同富裕，不提公有制是错误的，这就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刚才说的，把社会主义描写成为完全不讲所有制的社会，就是庸俗社会主义，我们现在研究分配问题很多人都是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排到第一位。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有一定进步性，但他的错误在于，把分配看成是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是所有制问题，因为是所有制决定分配，而不是相反。国有经济是我们建设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柱，没有公有制怎么实现共同富裕？所以总书记提出国有经济做大做强做优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既符合马克思基本原理，也符合当前中国的实际。

      社科院政治学所彭才栋的发言以《从世界化进程看国际企业的重要性》论证了落后国家必须做强做大国企才能赶超发达国家的历史必然性。他认为，第一，生产社会化程度越高，国有企业越重要。首先是生产社会化表现为生产集中化，生产集中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实行国有，典型的就是托拉斯，从托拉斯私人垄断到国有垄断实际上在管理成本上没有任何差别。生产社会化还表现在社会分工的发展不仅仅是生产集中化，产业结构越升级，市场越失灵，市场越失灵，越需要国家干预，国家干预的形式就是建立国有企业，与轻工业相比重工业更应该建立国有企业。

      第二，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起步越晚，它的发展越依赖于国有企业。首先，工业化起步晚的国家，它的幼稚产业面临着工业化国家的竞争，需要有一定的保护才能实现工业化；其次，工业化起步越晚，它的资金来源越窄，但同时工业化所需的资本门槛在不断提高。产业结构越升级，所需的资金规模越大；第三个因素，国家安全恶化的问题，因为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后发国家的工业化是越来越难以保障独立自主地发展的。由于这三个因素影响，比较成功地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实际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英美的贸易保护主义阶段，这些国家基本上是私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但是政府实行贸易保护关税为显著特征，比如英国和美国。第二个阶段是德国、日本的政府主导工业化阶段。关税保护并不是很突出，而是采取其他措施推动工业化发展，包括财政补贴、垄断组织甚至建立国有企业、制定经济计划等等。第三个阶段是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阶段，其特点是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的管制的发展。在三个阶段中，国有企业的作用是用是越来越突出，在英美阶段国有企业是很少，但是实际上有些企业，比如第一美国银行和第二美国银行，实际上这两个企业还不能算国有企业，它政府的股份仅仅是五分之一，但是它起到了一个国有企业作用，起到了央行的作用，但是正因为起到了这种作用，所以地方政府和私人银行就攻击它，这说明自由主义对国有企业的破坏。

      但是在德日政府主导的工业化阶段出现了新的现象，就是德国国有化比重很高，相比之下，日本在最初搞了一些国有企业，但是很快就处理掉了。对比一下，为什么有这个区别？是因为德国的外部环境更为险恶，因为德国长期处在两大国的夹击中间，东边是俄国，西边是法国，这两个国家都想瓜分德国，德国面临着两面作战的压力，所以它第一要保证铁道部门掌握在军事部门手里，东西两线同时调兵需要铁道部门的配合，铁道是德国工业化时代最主要的一个工业部门，其他的配套部门也在国有化，所以德国的国有化是很突出的。总的来说，后发国家的起步越晚越依赖于国有企业。

      第三点，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是处于衰落的态势，这一态势与我国长期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是有一定关系。首先，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在发达国家是夕阳产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是比较弱的；其次，低端产业所需要的技术、资本，包括对科学管理的要求都是比较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私企获得比较大的发展空间有一定客观基础的，但是未来它的这个基础恐怕将不复存在。

      中国要搞自主创新，要提升产业结构，实际上就是跟发达国家争夺饭碗的问题，所以面临的外部压力很大。科技创新风险大、周期长，老一代的私企过分注重眼前利益，它是不愿意投资的，而且我国的私企现在基本上就是家族企业制度，而且是以经验管理，寿命一般不超过5年，期待它们向中高端产业进军是很不现实的。因此中国未来要实现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国企肯定是主力军。

      学者吴铭认为，习总书记的指示实际上涉及到了经济主权问题。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主权的主要支柱，而不是私营企业。习总书记要求做大做强做优国有经济，是要在世界经济斗争中形成一支主力军，国有企业要在一带一路上成为主要抓手，向全世界扩张中国经济体系。它跟毛主席的经济主权观念有相同点和不同点：一是都注重经济主权思想；二是均参与构建中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毛主席是以第三世界为重点，中国为主导，也向美国－－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延伸扩展，习主席也是，也是以亚非国家为重点，可能还会向拉美国家延伸。在经济思想上毛主席以革命和支援第三世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为思想基础，中国现在某种程度上靠的是绿色、共赢、和平、共享为纽带，依靠技术和资金的输出构建一个经济体系；三是毛主席的重点在亚非拉美国家，习主席的也会向拉美延伸。毛主席注重革命与政治上对这些国家的支持，习主席更注重经济、技术、金融上的支持，但是也有政治上的支持。

      吴铭指出，中国应重视从政治、技术上支持相关国家，淡化资本的作用。因为如果从资本上去争夺这些国家的话，那么中国的资本的影响力跟美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不一定有优势，只有在政治、技术上实实在在支持这些国家，才能获得他们的支持，他们才会和我们团结起来，同时也相信中国会更加注重从思想上影响这些国家。

      与会专家学者均认为，国有企业是实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物质前提和重要保障，我们一定要根据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新形势下探索出一条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的好路子、好方案。

      2、如何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

      各位学者均认为，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面临机遇也面临巨大的挑战，必须认真思考并给出有操作性的路线图和方案。要平衡好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的关系、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搞好国有企业的民主管理工作。

      周新城教授围绕以上几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习总书记的指示有三点非常重要，一是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应该要巩固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它把搞好国有企业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来说，基本经济制度内容是什么？首先要巩固和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二是加强国有经济主导地位；三是引导资本主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把国有经济搞好了，增强公有制主体地位，加强国有经济引导作用，用国有经济来引导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其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大意是混合所有制只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我们搞混合所有制是为了实现这个制度，我们搞混合所有制是为了增强公有制主地位，为了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这个就指明了混合所有制发展的方向。国有企业在改革中不仅要壮大自己，而且能够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往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这是我们搞混合所有制的目的，类似于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就是混合所有制。现在总书记提出这个问题了，我们通过混合所有制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但是我发现，很多的宣传不提这句话，实际上走到邪路上去了，想把混合所有制作为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形式，让私有经济来控制国有经济，总提让私有经济参股国有经济。用十五大报告的话来讲，我们搞股份制是扩大国有资本手段，利用股份制来扩大国有资本的资本地位。这个主体要弄清楚，搞这个事情干嘛，是壮大国有经济，搞好国有经济，而不是搞垮国有经济，是引导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不是反过来让它引导。现在搞混合所有制实际上是两种思路和两种做法，就会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

      经济学者安生指出，在资产贬值的时期，也是最容易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时期，在股市危机的时候国有资本在救市的同时，可以考虑通过控股，建立国有控股公司，由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国有化的政治意义是维护社会稳定，而且国家可以灵活调拨国有企业的利润，促进经济均衡发展，但私有企业却不可以。如果大量的资本、资产是私人的，除了扩大贫富差距以外，没有什么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比如英国的铁路私有化是非常失败的，除了少数人获得了极大的利润之外，其他人都承担了私有化的成本。

      安生认为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最关键的问题是建设强有力的干部队伍。一个国有企业，其实包括民营企业也是这样，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干部队伍，清廉、能干活、听党的话这是比较关键的几点，这也就是后来习总书记说的加强管理，坚决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其实所有的经济模式，包括当时的土地改革，包括人民公社，搞得好与不好的关键在人，三分之一公社搞得很好，三分之一的搞得一般，三分之一很糟。所以搞好国有企业，下一步就是如何让这些有公心、有能力、有威望的人如何做，这个是比较难的事情。

      国有企业在创新中大有作为。安生认为，经济的发展说到底是要靠科技创新，创新需要国家财力的投资。美国的许多高科技比如网络、智能手机等等如果不是美国政府投资的话是不可能出现。美国现在的科研方式，尤其是基础科学其实都是国家订货的方式，所以美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也是高度计划性的，不能一概而论说国有企业效率低或者是民营企业效率高，只能说许多技术是国家发展之后，作为消费品迎合市场消费方式来推广的。

      学者萧江提出了个人对于搞好国有企业的一些见解。首先，应该在政府机构改革中提高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政治地位，建立和一府两院平行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因为国有资产是属于全民的，是应该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托经营者来经营的，所以国资委最好是直接对人大负责，由全国代表大会直接选举机构领导人，每年要向人大报告工作。

      第二，在若干领域如稀土、钢铁、有色、煤炭等行业应该要新建一批国有企业。单靠行业协会来高行业自律，实际上没有力量。应该恢复八大工业部，或成立行业总公司。另外这个问题也可以和化解过剩产能结合起来，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看，经济危机之后一定要有一个资本消灭的过程，只有资本消灭之后，才能进入新的增长周期，那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资源枯竭的煤矿以及现在这些不良的资产，那么国家把这个矿权给收购回来，作为一个国家的储备，包括土地，这是战略性、资源性的行业方面。

      第三，要修补民生领域的短板。建议成立非盈利性的中国基本药物集团总公司，国家组织统一生产和配送，价格比现在起码能够下降一半以上，如果药品和医疗器材真正实现国家统一生产的话，价格会大幅度的下降，这样国企的影响力和社会价值就显现出来了。此外，很多房地产企业是靠贷款来维持现金流，现在这些有泡沫的地方，国家把贷款收紧之后收购一些房屋作为公共的福利房，能够既解决房地产去库存问题，又能解决民生问题，同时拉动内需。

      第四，像新疆这种政治问题压倒经济问题的地方，如果单靠公安政法系统维稳，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能够建立大量国有企业、合作制企业，就解决了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也将人纳入了稳定的生产生活秩序内，这就能够稳定社会。

      著名时评家张捷认为，做大国企，不是一定要搞树型结构的做大，要学会像日本的财团那样企业之间互相持股，通过循环交叉持股，网络状地做大。我们国有企业的发展和过去不一样的在哪儿？就是我们的技术手段跟过去不可同日而语，计算机、数据库、网络、大数据使得管理成本比以前降低了太多，所以企业的规模效益和管理成本的比值巨降，规模效益都起来了，大企业就有活力了，所以企业规模就可以做得更大了。在这个背景下，企业真正做大到一定程度上的时候，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上，公权更有力量。资本主义大锅饭比社会主义还好吃、还腐败、还要厉害、效率还要低，不能以此否定国有企业。

      学者胡思想指出，做大国有企业不能回避垄断问题。垄断并不是“恶”，许多西方国家其实是默许甚至鼓励垄断的，比如，日本就是鼓励垄断的，因为只有把国内的企业集中起来做大做强，才能在国外跟跨国公司竞争。我国在稀土、水务等战略性资源和产业要成立国家垄断的产业集团，独家经营，对我国蓬勃发展的互联网产业，已经做大的互联网企业必须出让一定的股权给国家。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的大数据领域，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股权的10%-20%出让给国家，才能保障最起码的网络信息安全。

      3、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面临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党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重要性越来越有清晰的认识，对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有了更清晰的定位，总书记的指示就是这种认识和定位的最好诠释。与会学者对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周新城教授认为，《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关于今后政府从直接管企业转向管资本、管投资的提法不很妥当。国有企业不能理解成为国家手里的一大把钱，管好这把钱就行了，全民所有制是一种经济关系，不能说不管企业，正相反，按照全民所有制的性质，按照明显的共有性来改革企业的管理，应该是管企业的。搞混合所有制更应该加强企业管理，我们国有企业改革当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造企业内部人与人的关系。毛主席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认为关于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管理问题还没有解决。当时国内推崇苏联的管理办法，就是实行的一长制“马钢宪法”，毛主席对此非常不满意，他认为这种管理办法下的企业内部关系是“猫鼠关系”，工人感觉不到主人的地位。这个时候鞍山市委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就总结鞍钢的经验，毛主席把鞍钢的经验总结概括成为“鞍钢宪法”，他们的中心问题就是工人是主人，企业管理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应该建立起符合全民所有制性质的管理制度，真正体现劳动者是主人，这才符合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很多国有企业的内部管理关系已经按照资本主义管理制度来实行，工人是被雇佣的。毛主席为什么重视鞍钢宪法，因为国有企业还要把人与人的关系搞好。所以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不能说管资本就行了，还要注意改革企业内部的关系，管理上能够符合全民所有制的形式。

      学者萧江指出，党中央关于国企改革的说法已经很明确，但是在现实中落实的方面遇到很大的阻力，这个原因在哪里呢？现在有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和具体政策的背离问题，我在研究医疗改革的过程中，我觉得资产阶级自由派有很多战略和策略值得学习。他们首先会给老百姓画一个饼，说按我说的完全私有化、自由化你们就能过得更幸福，先笼络人心；另外一个是掌握议程的设置权，比如说铁道部这个事，往往他们先抛出一个议题，说下一步铁道总公司要再拆掉，然后我们去防守，说为什么不能拆掉，这样就一步晚步步晚。既然总书记现在把国企改革的方向明确了，下一步就是要提出具体的做强做大国有企业的路径、步骤和方法，甚至具体的目标和时间表都需要配套，否则领导在决策的时候缺乏正确的意见和参考，看到的都是自由派的观点和方案，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就很难执行下去。

      萧江还提出了在发展国企的过程中如何团结民营企业家的问题。许多民营企业是拥护党和政府的，现在有人在制造舆论，就是把国企和民企对立起来，认为民企现在发展不好，就是因为国企挤压了，下一步在舆论上也要有些引导。

      对于国有企业在国有经济的比重的降低趋势，学者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学者肖小华认为做强做优做大国企要落到具体标准上。比如说做强做大是相对于过去，还是相对于民企？还是相对于世界500强？他人问，做强做大的衡量标准是扩大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他还建议应该从一般的演进规则去研究国有经济，如果我们在企业不同的周期有演进机制的指导，我们就能更有理论自信。

      张捷提出要解决三农问题，农村就一定要走集体化的道路。现在农村种田的人以老年人为主，再过十年二十年谁来种田？没有集体化就吸引不了年轻人到农村从事农业，集体化能帮助年轻人解决在城市打工也无法解决好的人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

      4、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需要厘清的一些观点

       周新城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的争论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所有制问题，即是要搞好公有制还是搞私有化；二是市场问题，即改革的方向是彻底的市场化还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有个很不好的现象，一提到国有企业改制就是卖国企，卖就是解放思想、就是改革，不卖就不是改革，不是搞好国有企业。吴敬琏在接受凤凰台的采访时就说，社会主义跟国有不国有没有关系，社会主义不一定要国有经济，甚至说邓小平没有讲国有经济，这是公开造谣！ 

       邓小平同志讲，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跟集体经济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经济不就是国有经济吗？湖北省一个统计局的局长公开说国有经济是怪胎，官不官民不民的，还跟私营经济争夺资源，改革应该把所有国有经济消灭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后，某民营经济研究所所长表示反对，说这不是改革是反改革，国有企业怎么能做强做优做大吗？应该把它消灭。所以在国企这个问题上的斗争应该说是非常激烈的。

       彭才栋驳斥了两个错误观点。第一个错误观点就是“关于亚洲思想和经验的总结”提出的比较优势战略，该战略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批判依附理论。依附理论简单地说就是认为工业制成品对初级产品有剥削，所以搞比较优势战略，搞自由贸易对国家发展是不利。比较优势战略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利用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批判依附理论，但是它没有作出正确的解释。在彭才栋看来，亚洲四小龙当时面临的首先是世界市场分割为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两大平行市场，在资本主义市场内部，当时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在进行民族解放运动，它们就根本没有怎么发展经济。拉丁美洲实行进口替代，这样就恶化了工业制成品的竞争，相对减轻了初级产品的国际竞争。同时亚洲四小龙本身的经济体量很小，不足以影响世界市场的价格，这些是它们能够依靠初级产品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经济背景，当然还跟美国的国际战略是有很大的关系，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是有直接关系的。

      做大做强国有企业，需要消除几个误区。

      安生指出，首先消除认识上的误区，现在主流经济学始终认为国家参与经济一定是效率低下的，但事实是任何超过两层以上的管理体系，所采用的管理方式都是很接近的，大部分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在管理方式上都是接近的，都是高度计划性的。此外，有人指责国有企业的官僚性质，其实股份制企业也一样，因为企业的考核方式不能不是集中的。

      彭才栋认为有必要宣传国有企业在创新转型中的重大作用。有新闻报道提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发表的《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2-2013》蓝皮书中指出，以办理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申请数，拥有发明专利数，还有新产品工业总值与科技经费支出比这四项指标为依据，说国企的创新表现最差，国企拖了创新的后退。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国家所谓的专利，实际上绝大部分没有多少科技含量，所以用专利数量来衡量是很不合适的。科技进步水平，用另一个指标来衡量可能更合适，那就是国家科技进步奖。2011年到2014年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获奖项目5个，其中中央企业主导、参与的项目4个；一等奖获奖项目49个，其中央企、地方国企主导、参与的项目25个，超过半数。这些指标比刚才蓝皮书提的指标有说服力多了。还有的用“新产品工业总值与科技经费支出比”这个指标，但新产品工业总值有很大水分，因为我们很多新产品工业实际上都是进口高附加值的组装，本质上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总之，在当前，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自主创新和产品升级的情况下，做大做优做强国有企业是非常重要的，坚决支持习总书记的讲话。

        萧江认为，1998年稳增长成功的经验不是当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而是与经济周期的变化、简政放权和基础投资的发展，包括房地产的大跃进是有直接的关系。当前投资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宏观经济的下降造成的。历史早就证明在完全私有制的条件下，经济危机是周期性发生的，和国企没有什么关系，不能把经济下行的责任推到国企身上。相反，国企在转方式、调结构中有着巨大的作用。经济结构性失调最主要的几个问题，一个是战略性和基础性产业发展不足，一个是广义的公共产品提供不足，产业过于碎片化导致无政府状态的竞争，要解决这些问题都要靠发展和壮大国企。壮大国企，不光是从国家性质和党的性质来讲，也有经济上的实际意义。

       最后，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国有企业有着光荣的历史、辉煌的成就，它的历史功绩和时代价值不容否定，它必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承担更多的历史重任，大有可为。虽然我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国有企业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国有企业一定能做大做强做优。理论工作者应该积极投身到国有企业改革的事业中去，到基层多调研，多提建议，为国企发声，为“共和国的长子”的发展提供持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