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毛泽东同志纠正党内错误的历史智慧，是毛泽东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困苦的曲折中取得伟大成就和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思想保证。其智慧征包括：承认错误的必然性、认识错误的价值、从路线上分析错误、坦诚面对错误、纠错治病救人、整风运动式纠错和避免再犯错误。毛泽东同志纠正党内错误的历史智慧，对于完善共产党自我纠错机制，扩大和提高党内纠错效果，推进自我革命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习近平同志说：“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1] “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和优势。”[2]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3]

毛泽东同志纠错的历史智慧，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精神自觉和宝贵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中积累的十分可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在曲折中取得伟大成就和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思想保证，对于增强中国共产党的纠错能力，推进自我革命，进而推进二十大提出的“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4] 具有十分重要的重要指导和借鉴作用。

本文以《毛泽东年谱》为主要参考文献，就毛泽东同志纠正党内错误的历史智慧及其实践试做归纳。为了说明毛泽东党内纠错历史智慧的丰富和博达，有些段落较多引用毛泽东经典著作的文字。

一、承认错误的必然性

这是毛泽东同志面对错误出现的根本智慧。毛泽东指出：“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5] 毛泽东曾告诉一个国际友人：“如果同你谈的人只谈成绩，不谈错误和缺点，那末他们就没有反映现实的真实情况。”毛泽东说：“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中国将来也一定会犯错误。……事物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又是在发展变化的，人的思维反映根本上客观实际，就一定会犯错误，如果我们相信辩证法的话。”[6]

承认错误在所难免的必然性，对于任何政党和团体正确认识和纠正错误，都有积极、基础性的建设意义：一是可以在取得成就的情况下，保持清醒头脑，避免“被胜利冲昏头脑”后犯骄傲自大的错误；二是能够以实事求是的心态，历史地坦然面对和正视错误，而不是把错误看得见不得人，在错误面前或一蹶不振抬不起头，或遮遮掩掩文过饰非，或强词夺理死不认账；三是对自我纠错有自觉的态度又充满信心，敢于自我开刀，坚决纠正错误。

二、认识错误的历史价值

这是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哲学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的智慧运用。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指出：“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1937年，毛泽东在《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中写到：“党在过去犯过许多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不合于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错误，党也从对这些错误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强些，革命成绩也从克服错误的斗争中得出来。”毛泽东谈到，“错误有两重性我们党也犯过许多错误，这教育了党，也教育了人民，能够从错误中学到很多东西，切不可把错误简单地丢掉。错误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损害了党，另一方面也教育了党；它损害了人民，也教育了人民。”[7]“不要把错误认为单纯是一种耻辱，要看作同时是一种财产，不能说错误路线没有用处，它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8]

毛泽东说：“犯了错误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像人害病一样，害了病就可以产生抵抗力。错误是一笔财富，不要丢了。”[9]

三、从路线上分析错误

这是毛泽东同志发现和纠正党内错误的基本出发点，是对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1925年，32岁的毛泽东在他《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1937年6月，毛泽东《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是对共产党成立以来路线错误比较系统的梳理。1942年3月，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指出：研究党的历史，如果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线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1971年9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谈到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情况时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10]

毛泽东同志从路线上分析错误，是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无论是对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或一个组织，路线都是生存发展的第一选择。而由于利益、认识、情感等诸方面的原因，人们的行为又往往与正确路线发生偏差。偏差出现后则需要纠正。纠正偏差过程就会遇到有故意或非故意程度不同的抵制，从而形成所谓路线斗争。至于对某次错误路线的判断是不是准确则另当别论。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在既有革命目标又面临生死存亡，与敌人处于你死我活严重对抗的形势下，从路线上评价正确与错误，及时发现和纠正路线错误，这对壮大大革命力量，扩大革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具有不可低估的革命意义。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为执政党，由于存在着不同价值观、不同制度、不同利益主体、不同发展模式的选择和较量，对正确路线的选择和坚持更具有核心的根本意义。习近平同志曾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11]

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不仅提出党的基本路线，而且一再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四个自信”首先是“道路自信”。从历史发展过程看，从路线上分析一个共产党人的错误，也有益于对一个人的客观评价，不因为一时一事的错误而对一个人全面否定。毛泽东同志在对历史上犯路线错误领导人的评价上，很好地坚持了这一点。

四、坦诚面对错误

对犯过的错误或在错误面前坦然面对，敢于承担，是毛泽东伟大人格的重要特征，体现了毛泽东作为共产党领袖的高度自信。坦诚认错也是一种智慧沟通，会使人民群众更加了解尊重自己的领袖。从已有公开资料看，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历任主要领导中，主动承认错误的第一人。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讲到：“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192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此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12]

阅读《毛泽东年谱》可以发现，毛泽东对共产党的错误和他个人作为共产党领袖的错误，总是坦诚的。笔者根据对《毛泽东年谱》记述的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到1975年，毛泽东先后29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高国务会议、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中央工作工作会议或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碰头会议和座谈会上：19次在各省市进行的次调研、座谈过程等；16次在接待阿尔及利亚、阿联酋、泰国、阿尔巴尼亚、尼克松、尼泊尔王国首相等个国家首脑和文化团体（或个人）时，主动提到党和国家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错误，包括他个人的错误。有专家研究，毛泽东是中央领导层中第一个站出来，就“大跃进”运动的错误进行自我责备和明确承担责任的人。1967年2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会见外国朋友时仍提到：“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13]

毛泽东承认“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有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14]

1972年2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坦陈：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15] 毛泽东多次提示外国朋友，了解中国，不仅要看中国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还要看到所犯的错误和缺点。

毛泽东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第一书记）主动承认和纠正错误。毛泽东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16] 领导纠错首先是进行自我批评。毛泽东把“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看作领导人素质的重要方面，要求“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17]

自我批评对于单位纠错具有政治生态建设的积极意义。在集体纠错的语境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是自我批评，且这种自我批评应该首先从上级主要领导开始。只有一把手敢于承担错误并主动检讨错误，才能带动其他领导真诚地集体反思。

领导纠错的另一方面，是领导耐心接受大家批评。毛泽东曾要求领导干部：“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18] 他批评有些几十年的共产党员领导，“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19]

从主要领导开始检查和纠正错误，符合中国错误决策形成的的历史逻辑。从历史经验看，中国行政决策的形成，一般是主要领导提出、同意（包括默许和不以为然的放任自流后）才形成决议。主要领导是错误决策的第一责任人。错误的检讨当然应该从主要领导开始。主要领导首先检讨和承认错误，也有利于各级主要领导从自己开始，纠正各个单位的错误，从而保证大范围纠错的效果。

五、纠错治病救人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毛泽东对待犯错误同志的基本原则。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提出：“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毛泽东曾总结历史上有的路线斗争“未能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20] 1942年5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提到“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1944年，毛泽东在谈到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问题时曾指出，“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21]

毛泽东讲到治病救人时说：“治病救人是说，为了救人而去治病。……要救人不治病不行，要治病不救人也不行，无论偏向哪一方面都不好，都应该改正。”[22] 建国以后整风、三反五反、社教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都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处理犯错误同志必须把握的基本原则，有机会便要讲到。

1967年1月22日中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高级将领时说：“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23]

1968年10月31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议。在讲话中仍强调：“犯错误的人，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而要允许他改错误，就需要一个时间，甚至于要多少年。”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谈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时说：“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24]

六、整风运动式纠错

囿于共产党历史和个人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纠错的基本形式是整风运动。1942年～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为共产党整风纠错积累了经验。建国以后，1957年以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从1959年开始到1962年底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都属于整风运动形式。

毛泽东整风纠错的经验，也为以后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纠错工作所继承。如1983年～1987年整党整风；1990年开始的纠正不正之风（1990年叫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2004年年开始改为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1996年开始的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2005年开始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2013年开始的群众路线教育；2015年开始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2017年开始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等，都带有整风运动性质。

整风运动形式的纠错，具有主题突出、主体明确、针对性强、时间集中、见效快的特点。在党内问题突出，制度建设又不完善的情况下，采取整风运动式纠错有历史依据和很大的合理性，可以集中纠正具有普遍性和紧迫性的突出问题及错误，避免错误继续。但如果组织不当，会出现三个方面的后果：一是纠错扩大化，在强势动员和组织推动下，把一些错误并不严重甚至够不上的也纳入纠错对象；二是坏人有机可乘破，在群众广泛参与的情况下，如果缺乏正确引导和合理管控，有可能让心术不正、搬弄是非和痞子性人物钻空子，导致公报私仇；三是流于形式，缺乏充分动员、有效组织和社会参与，整风纠错很可能成为走过场的形式主义。

七、避免再犯错误

与相对被动、单一、直接的纠正错误相比，避免犯错具有主动性、根本性、建设性的特征。毛泽东对此早有自觉认识。1944年他就提到，要通过“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或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25] 以后又有多次强调。在避免再犯错误的实践中，毛泽东重点把握三个方面。

一是坚定站在人民一边。1919年7月，26岁的毛泽东就提出：世界上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26] 1925年11月27日，毛泽东作为中国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明确提出：“被压迫的中国全体民众，乃一切中国问题的主宰”。[27] 毛泽东32岁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34岁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他人民立场的鲜明表达。毛泽东认为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1936年7月，毛泽东同斯诺谈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条件：主要的是中国人民的大联合，[28] 回答斯诺红军何以能够胜利的问题时指出，第一个原因“红军是民众的军队，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地支持它。”[29] 毛泽东把“与群众联系”作为干部的重要标准。[30] 毛泽东认为自己“最重要的是向群众学习”。[31] 建国以后，毛泽东到全国各地视察，每到一处几乎都要问到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政策执行对人民群众的影响，特别是人民的意愿，强调“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32] 毛泽东曾严厉批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33] 对于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和一个时期的食堂化，农村包产到户，毛泽东尽管有明确的积极态度，但在具体工作上，仍然要求尊重群众自愿不勉强。

在著名的《愚公移山》中，毛泽东形象地称人民为“上帝”。针对大跃进时期不少领导干部瞎指挥问题，毛泽东严肃告诫一些领导干部：上帝就是老百姓，是人民。我们把人民惹翻了，非垮台不行。[34] 毛泽东多次提出，开会要有反面意见的人员参加。[35] 毛泽东窑洞之问的经典回答，就是人民监督。1959年毛泽东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劳动者的“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36] 正因为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毛泽东才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戴，他的一些失误也为人民所谅解。

根据习近平“中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的讲话，笔者以为，避免颠覆性错误的根本选择，就是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及其开展的各项工作，必须真正永远站在人民的立场，尊重人民，服从人民，代表人民，保护人民，随时发现修正伤害人民的错误。背叛人民的立场，最终会被人民抛弃。

二是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有深恶痛绝的反感和高度警惕。1957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大会讨论时讲到，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以后多次讲话都有类似的观点。196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37] 如何克服官僚主义，毛泽东主要强调四点：（1）反对领导特权。毛泽东对领导特权似乎特别反感。他多次讲到的资产阶级法权，就包括领导特权。毛泽东自己则是不搞特权的模范。毛泽东起码两次讲到：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部长也好，委员也好，只能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间出现，要使普通劳动者在我们面前感到平等。[38] 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卫生部党组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的报告中批注：为高级干部保健服务的“保健局应当取消。”毛泽东两次提出党内一律称同志，建议坚决地改过来。[39]（2）领导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认为这“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从1957年整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毛泽东多次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抽机会与工人农民在一起劳动。[40]（3）领导干部多做调查研究。毛泽东说：一个领导者要把调查看作吃饭一样经常重要。[41] 毛泽东告诫有的省委主要领导：“没有调查研究就决定政策相当危险”。[42]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尽快纠正错误，与他经常采取不同方式调查研究，很快发现错误有关。（4）主要领导干部真正坚持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指出：“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 [43] “要实行第一书记说了多数人同意才算，多数人不同意，即使你是正确的，你第一书记也得服从。要建立这样的民主集中制。”[44]

三是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和自觉纠错的重要思想资源。如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看法：毛泽东多次承认中国与美国、英国、日本在技术与管理上的很大差距，承认资本主义的高效率、高质量和中国的低效率、低质量，肯定“资产阶级普及了教育，创造了现在这样的学校，这对于劳动者的智慧的增长和才能的发挥是有帮助的。”[45] 肯定“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46] 认为同法国、日本这些国家做生意有两个好处：物美价廉，守信用。[47]

毛泽东曾认识到和提出，对党内纠错的成功做法，应该借鉴更多经验，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1956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对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曾经提到：“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注释：

[1]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

[2] 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2019年5月31日

[3]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2017年2月13日

[4] 凡引用毛泽东文章没有注明出处的，均可以在新华网查到。

[5]《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第五卷第549、550页。

[6]《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8页。

[7]《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606页。

[8]《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507页。

[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1、42、141页。

[1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04、422、424页。

[11]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7

[1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559、595、561页。

[13]《同上》。

[14]《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268页。

[15]《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256页。

[16]《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404页。

[17]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

[18]《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208、242页。

[19]《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76页。

[20]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21]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来》，1962年年1月30日。

[22] 毛泽东《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1944年3月5日。

[23]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新华网。

[24] 同上。

[25] 毛泽东《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1944年3月5日。

[2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1、42、141、422、424页。

[27] 同上。

[28] 同上。

[2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1、42、141、422、424页。

[3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559、595、561页。

[31]《同上》。

[32]《同上》。

[33]《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268页。

[34]《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256页。

[35] 曲青山《人民就是“上帝”》，《光明日报》3013年7月3日11版。

[36]《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635、654页。

[37]《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635、654页。

[38]《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367页。

[39]《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239、403页。

[40]《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304页。

[41]《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383页。

[42]《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132页，第五卷第296页。

[43]《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221页。

[4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348页。

[45]《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78、158页。

[46]《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277，364页。

[47]《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230页。

（作者曾任西安市长安区委党校调研员，《延安时期的民心归向与启示》曾分别获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优秀论文奖；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