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在战争实践中形成的战争观揭示了战争根源、本质及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中国化的创新性理论成果。毛泽东战争观凝结着以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战争与和平相反相成、相互转化等辩证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从抗战救国到独立自主再到和平发展的历史使命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正义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百年变局交织叠加的背景下，毛泽东关于和平与正义及战争问题的思考，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和解决战争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具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科学系统的战争观，引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战，缔造了新中国，书写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史诗华章，为维护中国与世界和平正义作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战争观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揭示了战争与和平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阐述了以战止战、以正义战争反抗非正义战争等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史，是一部反抗外国殖民侵略、捍卫世界和平正义的奋斗史。历史昭示我们，和平来之不易，能战方能止战。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并以新的形式和状态对世界和平构成巨大威胁。从毛泽东战争观中汲取智慧，对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科学处理国际社会此起彼伏的矛盾冲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毛泽东战争观的实践逻辑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进路。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备受欺凌、山河破碎的历史遭遇，深陷战争危局的中国人民展开了数次反对侵略压迫的革命战争，却均以失败告终。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空前劫难，中华民族迫切需要用新的科学的理论武器引领救亡运动。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为指导，客观全面地剖析战争问题，廓清了战争的根源、性质及目的等问题，拨开了弥散在战争中的思想迷雾，为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与侵华列强展开殊死斗争，捍卫国家主权、实现和平独立提供了科学的实践指南。

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阐明了私有制与阶级利益冲突构成战争根源的问题，为考察近现代战争根源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战争与和平已然是西方哲学孜孜探索的重要议题，极具代表性的理论范式主要有“社会契约论”“永久和平论”等。但在马克思看来，这些理论深陷唯心主义窠臼，不能实现“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在深入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实践中，恩格斯明确指出，“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消灭”。资产阶级自产生以来便在利益驱动下奔走于全世界，在开启世界历史的进程中，通过侵略、殖民行径，强行把落后民族、国家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意图使之成为附属国、殖民地，以实现牟取利益的目的。马克思曾将英国对中国的殖民侵略战争界定为“悲歌”，“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强国对落后民族、国家的殖民和侵略，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谋求剩余价值无限增殖的本性使然。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利益、拓展发展空间，不惜通过血腥的殖民活动侵略、盘剥其他民族、国家，妄图迫使其隶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一旦民族国家开始反抗、抵制，暴力的革命战争史诗必将上演。资本主义从不会主动停止以强凌弱的侵略步伐，革命战争因而无可避免。近代中国悲惨的历史遭遇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具有深层关联。

在战争肆虐的历史语境中，认清战争的根源及本质，是凝聚革命力量、坚定战争决心的重要前提。依据马克思主义对战争根源的科学阐述，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系统阐述了对战争根源、本质等问题的理解，提出战争始自私有财产和阶级的产生，“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这一论述深刻揭露了私有制和阶级是引发战争的总根源，当阶级利益出现分歧、阶级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时，必然导致战争的爆发。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决定了战争形式、规模等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发生改变。战争的根源揭示着战争的本质——“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毛泽东在阐明战争根本属性的同时，又突出强调了战争的特殊性，即战争作为“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极端手段，是“流血的政治”。毛泽东对战争之政治本质的科学概括，为人们透过战争表象把握战争本质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对战争根源、本质及规律的剖析对指引革命实践，实现克敌制胜目标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只有把握战争伴随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产生这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才能作出科学的战略决策。从认清战争双方是从哪一阶级立场出发，代表哪个阶级利益而战，可以明确判定其进步或反动性质，从而有助于增强击退反动的敌对势力的信心与斗志。资本主义列强往往编造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掩盖对外侵略战争的真实意图。日本在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过程中就竭力鼓吹“共荣”“防共”等口号，妄图用所谓实现“远东和平”等论调来遮掩凶残行径和滔天罪行。毛泽东揭穿了日本意欲侵略、吞并中国的实质，明确指出“所有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和平解决’的言论，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词句，都不过是掩盖其战争准备的烟幕弹”。这一论断撕碎了日本伪装的侵华战争面纱，燃起了中国军民奋起抗日烈火般的斗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充分证明，全面正确地认识战争根源、本质及规律，是打赢反侵略战争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必须明确把握战争的最终目的，即战争绝非人类的永恒状态。毛泽东指出，研究把握战争规律的目的并不在于进行无休止的战争，而是出于“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消灭战争的前提是彻底铲除战争赖以滋生、发展的土壤和条件，只有“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毛泽东对战争依随阶级消亡而消亡规律的揭示，为人类指明了世界无战事的美好前景，有助于坚定人们打赢战争、维护和平的信心和信念。

在挽救中国于危亡的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坚持辩证、历史地认识战争，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注入了深刻的理论内涵，为中国人民夺取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科学指南。对战争根源及本质的揭示表明了侵略者不会主动终止战争计划，要摆脱任人宰割、落后挨打的命运，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能耽于建设自由、正义社会以及向侵略者求和的主观愿望。回溯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前，诸多革命运动失败的事实说明，对战争性质的误判以及诉诸政治谈判的妥协策略，不可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旧中国，“我们中华民族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帝国主义的束缚和压迫；中国人民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封建势力的束缚与压迫。因此，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就要打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自由与平等而奋斗”。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何以必然胜利的原因、条件及发展趋势和方向等问题，确立了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实行人民战争的正确路线，有力回击了“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论调，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

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判断，团结带领人民经受重重战火考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解决了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中国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课题，为中国追求维护和平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的成立，为其他被压迫民族挣脱桎梏、走上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由此而衍生的现实是“各殖民帝国的崩溃和半殖民地控制的广泛瓦解，是原先被西方当作不文明或欠文明而加以歧视和压迫的各民族‘对西方的造反’”。历史证明，毛泽东战争观来源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指导并推动了中国乃至世界革命战争的实践进程。

二、毛泽东战争观的辩证意蕴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为指导，在战争实践中对和平与正义及战争问题进行全面剖析，提出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以谋求“永久和平”等重大命题，并论证了战争与和平之间相反相成、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这些蕴含着深刻辩证法的原创性观点，既在理论维度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丰富和发展，也在现实维度上为维护人类和平正义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辩证理解，毛泽东以战争是否能够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为重要原则，对战争性质进行正义与否的明确划分，并制定出以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战略方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野中，对无产阶级而言，革命的目的不只是推翻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间的关系，而是“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要消灭阶级社会中存在的奴役与被奴役等关系，任何民族革命，如果“不是破坏国家并且借助于平等和正义来缔造自由的、公开社会主义的革命，它就永远不能跨越一个国家的国界而具有普遍性”。列宁也曾明确指出正义战争的实质，即被剥削的劳动者反抗专横、强暴而进行的战争，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非正义战争的动机和结果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阻碍进步，正义战争的原因及目的则是谋求解放、推动进步。在毛泽东看来，凡是为了维护反动统治而进行的镇压人民的、阻碍社会发展的战争，为了侵略扩张、争夺霸权而进行的战争都是非正义战争；相反，一切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战争则是正义战争。人类正义战争旨在拯救人类，中国正义战争则是为了拯救中国。毛泽东指出，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这些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中国化的理论产物，是适用于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科学结论。

以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和平，毛泽东深刻论证了战争与和平之间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对战争目的、性质及战略方针等问题的科学认知构成谋求和平的逻辑前提。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根据唯物辩证法，战争与和平的“同一性”意味着两者相互依存，都是“政治的继续”，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战争孕育和平，和平酝酿战争；“阶级社会”这个“一定条件”则为两者的相互转化提供了内在根据，但它们不会无休止地转化下去，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消灭阶级和战争这一“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无产阶级的终极使命就是消灭阶级、消灭战争，实现永久和平。“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之间互相联结、排斥又互相转化的矛盾关系的揭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战争的科学态度及对世界和平的期许。

但是，热爱和平、消灭战争，不是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而是要辩证、科学地理解消灭战争的方法只有一个——“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对于在阶级社会如何捍卫和平的问题，毛泽东明确强调了“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的辩证思想。为了实现和平，必然要用枪杆子的暴力方式对帝国主义发动的非正义战争进行拼死反抗。“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同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这些重要论述指明了中国为何应战、如何制敌取胜、取胜最终目的等重大问题。正是以科学的战略研判、战略决策为指引，人民军队才能一次次粉碎外敌入侵中国的图谋。毛泽东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地说明了战争与和平、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相统一的辩证关系，证明了中国通过革命战争实现的和平也是世界的和平。

以民为本、军民团结是打赢正义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战争是多种矛盾错综相连的暴力活动，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也多元复杂。在此问题上，毛泽东把人的因素置于首要地位。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用辩证方法理解和处理人与战争的关系，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重要思想，全面批驳了“唯武器论”这一主观、片面地理解战争问题的机械论。毛泽东指出了武器之于战争的重要性，但更强调掌握武器的人，指明在人与武装的关系中，人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一方面，战争不但是交战方武器装备、军事力量的比拼，更是人心向背的对决，因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这一论述从唯物史观的高度确证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决定作用，阐明了人民是赢得正义战争胜利最坚强、最可靠的力量。“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抗日战争是正义战争的根基就在于广大人民群众，正是牢牢坚持为了人民，我们才能打赢反对侵略的正义之战。另一方面，在战争中，积极发动群众的力量，展开正确的战略战术、有效的政治鼓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武器装备方面的不足。这是因为战争的主要兵力源于人民群众，“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依靠人民、坚持以人为本并非权宜之计，而是贯穿毛泽东战争观的核心原则。在客观、充分估计人民力量的基础上，毛泽东主张团结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民族和人民，结成最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实现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依据毛泽东有关人与战争关系的科学论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贯彻依靠人民、团结人民的正确主张，带领人民完成了粉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维护中国与世界和平的历史使命。

对战争性质、走向的判断必须坚持历史地、辩证地分析。根据毛泽东战争观，战争的性质是根据战争的政治目的而定的，只有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只有以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才能谋求实现永久和平。这一蕴含在战争与和平正义之间的辩证思想在今天依然有效，是判定现代战争正义与否的重要标准，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和解决战争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三、毛泽东战争观的当代意义

新时代，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道路上充满风险考验，如何应对西方国家以“自由”“民主”“正义”等所谓“普世价值”为名引爆不义之战，如何应对国际局势动荡加剧的大考验，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重大议题。毛泽东有关和平、正义与战争问题的重要论述，为避免对战争的极端化、片面化判断，为辩证理解“战”与“和”的界限问题，从而对破解潜在的战争威胁、维护世界和平正义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在战争实践中对战争本质及和平关系的揭示，对洞察、研判当今世界乱象及发展形势具有重要指导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总体上保持和平状态，没有爆发大规模的世界大战。但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从亚洲到非洲、拉丁美洲，局部战争和暴力冲突从未间断。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当下战争突破有限目的、局部地域、军事对抗的局部战争历史框架，以‘混合战争+高维度战争+局部战争’的综合战争面貌重构战争冲突形态”，形成战争与和平交织的复杂状态。根据毛泽东对战争根源的判断，只要私有制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作为解决政治危机的最高斗争形式——战争，就难以避免。“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以和平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战争的本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其本身依旧是政治性质的行动，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透过战争与和平共存的矛盾表象可见，世界范围内相继爆发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依旧是典型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继续，是非常明显的非正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无限扩张谋取利益的历史延续和必然结果。

当今时代，霸权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制是导致战争风云笼罩世界、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巨大复杂的矛盾风险。随着国家利益拓展，守成国家与新兴大国在国际秩序变革等方面诉求各异，矛盾冲突更加突出，摆脱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任重道远；敌对势力渗透、牵制和遏制中国的手段和态势有增无减，防止和平演变的任务更加繁重；国际体系进入加速演变和深度调整期，大国之间战略竞争与博弈日益加剧，国家安全形势更趋复杂严峻，对军队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把握“两个和平之间”的战争现象，是认识当今国际局势的基本视角。我们必须准确研判世界战略格局和发展大势，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中维护国家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内蕴深刻的唯物辩证法精神，对应对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具有极强的指导作用和方法论意义，对中国以更加开放和平的姿态走向世界，履行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重任提供了高超的政治智慧。

为坚持爱好和平与敢于斗争的辩证统一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追求是消灭战争、维护和平。针对潜在的战争威胁，毛泽东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的辩证方法“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在今天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一方面，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思维。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从历史与现实的客观教训与判断中作出的战略抉择。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捍卫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坚定捍卫和维护国家安全、独立、主权和尊严，支持和援助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以大国担当诠释了厚植于中华民族血脉的和平基因，证明了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中坚力量。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另一方面，和平需要武力捍卫。毛泽东有关热爱和平、但绝不惧怕战争的基本思想，为我们应对战争威胁提供了科学指引。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充满了风险考验，个别国家动辄借以“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等论调，对中国施以打压、制裁，妄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步伐。面对潜在的战争危机，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始终保持革命本色，必须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以便在冲突来临时勇敢果断地予以武力反击，以更强有力的方式反抗霸权主义，促使战争向和平转变。能战方能止战，敢战方能言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强调人民军队有信心、有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这一论断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不畏战争、履行维护和平使命任务的坚定决心。

为反对霸权主义，坚持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指明正确方向。正是由于经历了被侵略殖民的历史悲剧，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决反对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的同时，坚定了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和平共处、互相尊重的决心与理念。反对霸权主义、坚持“和平为上”是毛泽东战争观的集中体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新的国际形势出发主张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反对霸权主义。为实现和巩固持久和平，必须重新建立与霸权主义相抗衡的国际关系准则。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国与国之间互相尊重、完全平等的重要观点，以及中国愿“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对外交往思想，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贡献了历史智慧。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加强国家间团结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选择。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不仅坚持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并将以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为前提，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为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确立了基本规范。西方大国奉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赢者通吃等陈旧思维，为争夺霸权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了国际格局的主导地位，国际秩序的运行逻辑始终以维护其根本利益为核心原则。毛泽东从全球视野出发对世界格局作出清晰判断，提出了未来国际新秩序的理想愿景，即国家不分大小应该完全平等，“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这一关于国家间关系平等的思考以及对强权政治的批判，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思考和处理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的态度和立场。毛泽东所一贯坚持的正义原则支配和影响着对国际政治伦理的认识，其所秉承的道德标准是国际公正与平等、民主与人权、自由与独立，这些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界定，构成历届中国政府外交价值观的主导思想之一。时至今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旧横行，个别西方发达国家忌惮后发国家对其霸权地位构成威胁，将国际议题政治化、武器化，伺机引发战火，试图从战争中牟取暴利，导致世界治理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信任赤字有增无减。超越霸权主义逻辑，重塑国际秩序成为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重大任务。作为新兴大国，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充分彰显了中国对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维护世界和平信念的传承和弘扬。

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武器装备等极为落后的条件下打赢了反抗外敌侵略的正义战争，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我们有信心战胜各种严峻挑战，这是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面对的现实，也是毛泽东战争观在当今时代的重大意义所在。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摆在人类面前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抉择：是携手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还是危机升级滑向恐慌动荡的战争深渊；是在共商共建共享中迈向共同繁荣，还是在霸权肆虐中陷入对抗分裂的绝境。历史与现实昭示，国强必霸的逻辑不适用，穷兵黩武的道路走不通，时代的潮流只能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尽管局部战争的战火尚未熄灭，但全世界维护和平、抑制战争的力量势不可挡，求和平、谋发展的历史大势不可扭转。毛泽东战争观蕴含的以战止战、和平为上的辩证智慧，为我们积极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化解矛盾冲突提供了科学方法论，为我们树立敢于斗争、勇夺胜利的信心斗志提供了思想武器，将指引人类和平发展事业不断走向光明。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将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杜利娜，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胡雅悦，宁波大学2023级硕士研究生。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原刊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