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再论特朗普获胜将对美国产生的影响

点击：作者：张文木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24-11-11 10:03:42

导语：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英国文学家狄更斯这样描述工业革命发生后的时代。今天的世界似乎又回到了从黑暗向光明、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转变的临界点：美国已从金融帝国主义转入高利贷帝国主义——后者是资本的反祖形式，也是商业文明的极端堕落形式。人类文明已臻至暗时刻。哈里斯意识到了这一点，她的败选讲演不幸言中，她说：“只有身处黑暗中，才能看见星光。”

世界社会主义曙光在美国已隐隐出现。

特朗普还是哈里斯上台，正如脓疮出在左脸还是右脸一样，这既难以确定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的“病理”结构是一致的。认识前者直觉即可，认识后者则需要学问。关于此，我在《美国的没落》一书中有充分的论述，下面我将书中的原理用于分析这次美国选举结果对美国的政治——当然也是世界政治——的影响。

特朗普现象不能就事论事，要作历史分析。毛泽东说得好：“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1960年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

1 总论：

两次世界大战既帮助美国摆脱了国内危机，又让美国军工资本坐大并主导20世纪40-70年代的美国政治，这就是艾森豪威尔说的“军工复合体”。朝战和越战的失败，大大削弱了美国独立发动战争的能力，自尼克松后，主导美国的资本转入金融，军工资本大幅让位于金融资本。里根时期，苏联解体及中国改革开放加速了美国金融强势崛起，无障碍的美国金融资本迅速转入“高利贷”资本并为后者取代。此后美国进入实体经济空心化和国内民众严重两极分化阶段，伊拉克战争失败后，反映高利贷资本利益的“民主党”在美国日益失去国内民意基础，这导致2024年11月特朗普在大选中逆势获胜。从这一刻起，美国将再次转入军工资本主导美国政治的时代。二战后军工资本统治美国，其主要对手就是中国和苏联；其表现就是朝战和越战。今亦然。

越战后，美国已无力单独发动战争。这迫使尼克松、基辛格从金融资本那里寻求支持，美国因此被带入金融-高利贷资本时期，支持美元的物质基础昨天是军工，尼克松后就转入石油。这救了又害了美国。就在美国通过金融继而高利贷，而不是实体劳动赚的盆满钵满时，其脱实向虚造成的负面的因素——比如严重的两极分化——导致支持反映军工资本利益的共和党的民意出乎意料——也出乎我的意料——且不可控地大幅飙升，这是导致特朗普大选获胜的底层逻辑。

特朗普入主白宫，美国将再次进入“军工复合体”军工美元时代，军工资本将主导美国经济和外交，美国在军工行业及相关行业的就业率将大幅上升。以下统计表明，特朗普2017-2021年任总统期间美国军工大幅飙升和失业率大幅下降，注意黑体字。

特朗普2017-2021年任总统期间美国军工大幅飙升和失业率大幅下降，注意黑体字

但是，军工的市场就是战场。特朗普时期的目标对手，还是中国和俄国。这是二战后美国外交的否定之否定，也是美国霸权的回光返照。

特朗普打破僵局的可能政策是间离中、俄，为此，特朗普可能的选项只能是：

要么牺牲台湾，以换来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尼克松就是这么干的；

要么牺牲乌克兰，以换来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艾森豪威尔对赫鲁晓夫的策略就是这样。

但是，只要中俄高水平的战略合作不出现（比如赫鲁晓夫那样的）“颠覆性的错误”，目前特朗普外交不会出现“尼克松”式的逆袭性成果。

这是因为，尼克松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历史前提是：当时中国、苏联、美国三家处在等边三角对峙关系之中，当时美国手头也有可与中国交换的——比如它的对台政策——筹码。但特朗普面临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形势：目前中俄关系几乎是无缝对接，根本不存在尼克松时期“等边三角”的拉据形势，而美国目前又无可足以动摇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交换筹码。

进入21世纪，中国军事现代化已大步前进、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已稳操胜券，与20世纪70年代不同，今天特朗普手中的台湾和乌克兰这两张牌，已卖不出“好价钱”了。而中俄两国目前的政治家也相当成熟——不存在中国历史三国时期因贪荆州小利而弃盟的孙权式或苏联后期为讨好西方而主动废国的戈尔巴乔夫那样不成熟的政治家。特朗普在首任（2017-2021）期间，中国遭到新冠严重打击，在这样“有利”的情况下，特朗普除了在“推特”上对中国发起攻势外，其它对中国都是一筹莫展。如此不难想像，今后特朗普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外交若要取得“尼克松式”的逆袭性成果，其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

在中国和俄罗斯这样有战略哲学和丰富的政治经验的政治家面前，如果中俄目前战略合作条件不变，特朗普的外交将一无所得，那留给特朗普的选择只能转向国际和国内。二者必居其一：

要么促发世界大战——正是前两次世界大战让美国摆脱了危机，而欧洲军队至今没有实际投入俄乌战场说明，美国这个选项难有胜算。

要么牺牲华尔街：建立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和土地改革，迫使华尔街金融回到正常的商业银行。这样的后果——尽管不可想象——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对象只能是华尔街。

19世纪前半叶美国放弃国有银行的金融改革，很可能引起马克思恩格斯的注意。他们曾对美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寄于很大希望。为此，他们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提醒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完成所有制的改造、实现公有制后，还要特别注意：“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这条难度最大——林肯就是这么死的！

当年林肯在美国南北战争——这是美国国内政治的第一次大分裂——中解放黑奴的政策曾引起马克思的注意。1864年11月马克思起草的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信，在信中马克思给林肯以高度的赞扬，说：“从美国的大搏斗开始之时起，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同星条旗息息相关”；“欧洲的工人坚信，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新纪元一样，美国的反奴隶制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统治的新纪元。他们认为，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他的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先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

1865年4月14日，林肯遇刺，当天安德鲁·约翰逊继任总统。5月，马克思代表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起草《致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告诫这位新总统不忘林肯“解放劳动”的伟大使命继续前进，马克思写道：“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阁下，落在您肩上的任务就是用法律去根除那些已被刀剑砍倒的东西，领导政治改革和社会复兴的艰巨工作。深刻地意识到您的伟大使命，将使您在严峻的职责面前不作任何妥协。您将永远不会忘记，为开创劳动解放的新纪元，美国人民把领导责任付托给了两位劳动伟人：一位是阿伯拉罕·林肯，另一位是安德鲁·约翰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5、151页。）

毛泽东也看出这一点。1965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说：“请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回答说：“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1、412页。）

2024年，美国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兴起，估计特朗普——不管他多么不靠谱——也极难作出马克思指出的那项选择。果如此，美国人民将会推出更接近社会主义的领导人。

特朗普那不靠谱的性格很像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赫氏修柏林墙、搞古巴导弹危机，特朗普俢墨西哥墙、搞萨德导弹危机。戈氏不要华约，特朗普也几乎不要北约了。外形举止还像叶利钦。看来美国与当年的苏联一样气数快到了。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今天总在模仿美国历史的“大英雄”们的特朗普，在美国历史中可能就是热衷模仿拿破仑一世的美式“路易-波拿巴”即拿破仑二世，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笑剧（滑稽）人物。

9 结论：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英国文学家狄更斯这样描述工业革命发生后的时代。今天的世界似乎又回到了从黑暗向光明、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转变的临界点：美国已从金融帝国主义转入高利贷帝国主义，后者是商业文明的堕落形式，也是人类文明的至暗时刻。而能挽救这场人类文明危机的也不会是军工经济，而是民生经济，而劳动人民——它的主体是工人和农民而不是精英——则是民生经济的生产主体。

哈里斯的败选讲演不幸言中，她说：“只有身处黑暗中，才能看见星光。”是的，这“星光”只能是美国的社会主义。

世界社会主义曙光在美国已隐隐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