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部分人目光聚焦于中国拉闸限电，并对此可能造成的经济放缓感到忧虑时，很少有人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今年1-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49.5%，国有、股份制、外商投资及私营企业全部取得利润高增长，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7个行业利润实现增长，1个行业扭亏为盈，1个行业持平。

盈利是企业经营的硬道理，也是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效益和质量应该是观察中国经济本质与发展趋势最重要、最可靠的视角，也是新发展阶段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

当前，全球疫情持续蔓延，造成很多生产型国家停工停产、港口拥堵、国际物流成本上升，全球供应链遭受严重冲击。作为全球唯一成功遏制住疫情传播的国家，中国保持了生产连续，经济有序运行，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安全岛和供应链的稳定锚。

当全球需求订单不得不转向中国，再次突显了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定海神针作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更加牢固。

全球产能看中国

尽管中国今年面临疫情多地散发、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汛情等自然灾害的冲击，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全球少有的较高增长速度，且实现效益大幅改善。这是中国实体经济具有强大韧性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如果考察中国经济增长拉动力，出口依然是主要因素。1-8月中国货物出口同比增长23.2%；与此同时，出口贸易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在出口占比达到58.8%，而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仅为18.2%。

在全球疫情考验下，这更加突显了中国制造在全球经济恢复和保证供应链稳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更加巩固。

回望中美贸易战之初，随着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高关税，一些企业将生产线迁往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印度也被美国作为替代中国制造的国家而寄予厚望。

如今德尔塔病毒肆虐，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大面积停工停产，印度、越南经济陷入负增长。美国一些迁往越南的企业，现在正紧急安排回迁中国。实际早在去年，一些在越南的企业就将生产迁回了中国。

最近，福特汽车关闭了在印度的工厂。福特在印度辛苦经营10年后，终以亏损20亿美元折戟而归，而在今年年初，通用汽车也退出了印度的市场。

富士康在印度的手机生产线员工大面积染疫，产量锐减50%；去年12月，苹果公司在印度的一个工厂发生了2000名员工暴力打砸抢烧事件，造成严重损失。

福特汽车撤出印度生产线。图片来源：天下财经

这些案例从不同侧面暴露出印度营商环境、劳动管理等方面的弊端。实际上，印度的社会结构（种姓制度）、土地制度、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水平（读者可以脑补印度的火车和铁路）都难以支撑制造业的发展，或者说印度根本上仍缺乏制造业成长的土壤。这也昭示了美欧寄予厚望取代中国的“印度制造”终将是一场难圆的梦。

最近上海美国商会与普华永道中国公布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美国企业对中国业务状况的乐观态度已经恢复至贸易战前的水平。哈佛大学管理学教授史兆威说：“如果你想要可靠的制造业，那么中国是最佳选择。”

中国世界工厂地位无法撼动

实际上，即使没有疫情的冲击，从产业规模与纵深、基础设施配套、技术水平、劳动力素质等各项条件综合比较，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们或许能够在某些产品或产业链某些环节对中国制造产生局部替代，但难以撼动中国制造的整体地位。

国内一些研究者对中国制造业外流的忧虑和警告，大约有10年了。当时主要是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端制造业工厂向越南等国家转移。10年过去，这样的转移一直没有停止，但并没有动摇中国制造业的根本，也丝毫无损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我们应该看到，随着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在产业链、价值链上不断向上攀升，这种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是必然的，也符合中国劳动人口下降和技术进步的趋势。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远远不是单纯由劳动力低成本决定的，而是包括政策制度、基础设施、技术进步、人才资源等一整套的适于制造业发展的整体社会环境。

中国工业门类的齐全完整、中国产业的规模、基础设施的完善、产业链的配套、人才资源与劳动力素质、科技创新的迅速提高、各级政府的有效生产组织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中国制造无与伦比的综合竞争力。

中国全面的工业化是成为世界工厂的基础。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涵盖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和666个工业小类，产品覆盖低端、中端、高端。

中国制造业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产值占全球30%，相当于美国、日本、德国的总和。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200种以上产品产量世界第一。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已今非昔比。光伏、新能源汽车、家电、智能手机、消费级无人机等重点产业跻身世界前列；通信设备、工程机械、高铁等一大批高端品牌走向世界；拥有一批处于全球产业链中高端的跨国企业，世界500强上榜企业数量去年首次超过美国；中小企业创新活跃，中国已成长出4万多家“专精特新”企业、4700多家“小巨人”企业、近600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从基础设施环境看，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达3.5万多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5万公里，均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电子商务、互联网经济突飞猛进，无处不在的移动支付、网络金融领先世界；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5G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加快提速。

从人力资源看，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素质优良的劳动力资源与人才资本。有近9亿劳动人口，1.7亿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专业技能，9100多万科技工作者，享有全球最大工程师红利，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第一。

中国制造拥有的这些绝无仅有的独特优势，决定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中国进入世界工厂2.0时代

对于中国制造，一些人总是有一种错觉，就是认为中国制造“大而不强”。这种认识仍然是用老眼光看待中国制造，已经不能准确概括中国制造日新月异的本质特征。

笔者认为，中国制造“既大又强”，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是由快速进步的科技与创新实力支撑（而且“大”本身也意味着强），中国已经进入世界工厂2.0时代。由早期的简单加工和组装升级为复杂制造、智慧创造和高技术产品生产，由劳动密集型转为技术密集型，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跃升。

中国制造的技术含量在不断提升。哈佛大学增长实验室今年8月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在2019 年全球出口技术含量排名中，中国排名第 16 位，上升3位，美国排在第 11 位，过去十年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缩减了一半多。

中国创新能力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能力排名第12位，超越日本，紧追德法，在中等收入国家中排名第一，中国连续9年排名持续提升。

我们观察这个排名，不能简单停留在名次上，因为排名前10的瑞士、瑞典、荷兰、芬兰、新加坡、丹麦等国，经济体量在世界经济中微不足道。

如果不考虑这些创新能力强的小型经济体，中国的创新能力实际上已经与美国、英国、韩国、德国、法国等创新强国比肩。

中国专利申请和授权数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位。据东京调研机构最近发布的分析，在6G专利申请数量方面，中国遥遥领先，占比超过40%。

中国的整体科技与创新实力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在一些尖端技术领域，如高温超导、纳米材料、超级计算机、航天技术、量子通讯、5G技术、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领域，中国已经居于世界前沿水平。

“嫦娥五号”登月、“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奋斗者号”万米海沟探底，“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特高压输变电，C919大型客机试飞，歼-20“中国心”替代，这些领先世界的重大科技突破，是中国自主科技创新的最新例证。

时移世易，中国科技实力正在发生一系列颠覆性变化，刷新着全世界的认知：中国研发支出全球排名第二，全球创新指数从落伍者转变为领导者；人才方面，拥有全球最庞大的高端理工人才库，已是知识资本的重要创造者。

技术转让方面，中国从单纯的学习者和技术接收者，转变为技术转让的来源和跨境技术标准的塑造者。这些变化表明，中国已经由全球科技的边缘角色转变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

一个更突出的变化是，一批世界顶尖科技人才开始流向中国。华为已经打造引进海外顶尖人才的内部环境与机制，大批外籍优秀科学家为华为的创新研究效力。

9月初，日本世界级科学家、“光催化”领域权威人物藤岛昭带领研究团队集体加盟上海理工大学，被日本媒体惊呼为科学家“组团出走”中国的标志性事件。越来越多的世界科技精英加盟中国企业和大学，成为 “全球人才大转移”的一股新潮流。

在大国竞争的外部压力逼迫下，中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有着空前强劲的需求和动力。

中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人才强国战略，发愤图强向着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奋进，国家的政策优势与中国无与伦比的人力资本优势结合起来，中国在创新领域正在迎来资金、技术、人才的大爆发，有望成为全球新的人才高地与创新高地。

中国制造是时候在国际竞争中挺直腰板

中国进入世界工厂2.0时代，这样的判断不仅在于增强我们对中国制造业的信心，更重要的是为宏观管理的政策调整提供一个参考依据。

随着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制造应该走出以低价为主要手段的内卷式的竞争模式，而可以有底气地向世界要求更高的技术溢价了。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中国劳动价值的整体重估。

长期以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拥有举世无双的产能，这本应该是我们的优势，但在国际市场上，却不掌握定价话语权，陷于“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的状态，中国制造只能获取低廉的附加值，沦为世界的长工。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一些行业集中度较低，国内有大量同质和技术水平相当的企业，它们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往往局限于自身利益，不能抱团，而陷于内部竞争，这让中国企业在与国际卖家或买家的谈判中处于被动地位。

随着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不断提升，特别是中国产能在全球一枝独秀的当下，这样的局面必须扭转，也有条件可以扭转了。

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个体囿于自身局限，不能把握和左右国际竞争的大势时，国家或行业管理协会等部门的宏观管理作用就应该走向前台，代表国家意志，发挥调控和指导功能，审时度势，运用多种宏观管理政策，调节国内产能输出的规模与节奏，以影响国际市场供求形势，使中国整体利益变被动为主动。

举个例子，中国钢铁产能占世界57%左右，上游长期依赖国外铁矿石供应，却不能掌握铁矿石定价权。去年以来国际铁矿石价格一路飙升，中国钢企只能被动接受。

但在今年5月、8月，中国两次调整钢铁产品进出口关税，取消大部分钢铁产品出口退税，同时提高铬铁、高纯生铁的出口关税。

随着中国钢铁进出口政策的调整，国际铁矿石价格应声急挫，铁矿石价格从高位下降了50%左右，而国际钢铁价格也随之上涨，中国钢铁企业从原材料进口和产品出口两头获益。这是中国运用产能优势，掌控国际市场定价话语权的一招妙棋。

在全球产业链受限、世界需求转向中国的情况下，类似的进出口关税政策手段可以在更多产品领域推广起来，这样可以把中国一枝独秀的产能优势真正运用好，通过合理管控产能释放水平，争取国际市场的话语主动权，使中国的产能优势更多转化为效益优势。

比如稀土的生产和出口，中国处于世界垄断地位，应该灵活运用提高出口关税或调整出口配额等国际通行做法，影响稀土出口价格，真正使中国稀土体现“稀”的价值，而不再继续卖出“土”的价格。

在美国及西方推行无限量化宽松并导致全球通胀大爆发的形势下，中国应当更加灵活、务实地调整对外贸易政策，以提质增效作为进出口指导方针，不宜追求出口规模的增长，而是更应该注重出口效益的提升。

面对全球原材料、燃煤、国际运费价格的猛涨，适度控制部分行业的产能，优先满足国内需要，减少低端产品出口，可以有效平抑原材料进口价格，提升企业出口价格和效益。

人民币汇率适度升值也有利于应对当前国际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猛涨的形势，并能够提高中国企业的出口收益。

去年7月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相当于中国出口商品的整体提价，在促进企业出口效益提升的同时，有效狙击了输出性通胀。研究表明，去年下半年至今年4月，人民币大幅升值压低了生产者价格指数约2.4个百分点。

很多人担心人民币升值影响中国出口，在去年11月人民币大幅升值时这样的声音尤其盛行。但看看今年中国出口的强劲增长势头，这样的观点在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他们大大低估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和中国企业的应变能力。

今年以来，中国企业的效益和出口大幅增长，背后的逻辑就是：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已经走出靠价格竞争的低水平层次，中国制造业有理由获得更高的技术溢价。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可以堂堂正正做市场的主导，站着把钱挣了，而不必继续充当赚取微薄劳动力价值的世界长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