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不仅受湖湘文化四个重要方面的深刻影响：其一，心忧天下，改造中国与世界；其二，兼收并蓄，集中西方文化之大成；其三，霸蛮独立，敢为天下先；其四，实事求是，知行合一，而且丰富发展了湖湘文化。

一代伟人毛泽东在30岁之前，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湖南，他的学习、工作以及革命实践活动也大多是在湖南开展的，他浸淫在湖南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之中，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因而他的文化性格具有鲜明而丰富的湖湘文化特质。

这里所谓的湖湘文化，指的是湖南地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包括因湖南自然地理人文环境所形成的民风士气即“楚风”，以及由此产生的湖湘流派即“湘学”。目前很多学者对湖湘文化的内涵和精髓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各自的表述，但大多大同小异。

我根据个人的学习与研究，认为湖湘文化对青少年时期毛泽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心忧天下，改造中国与世界；其二，兼收并蓄，集中西方文化之大成；其三，霸蛮独立，敢为天下先；其四，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毛泽东不仅受其深刻影响形成了湖湘文化性格，而且丰富发展了湖湘文化，将湖湘文化与中西先进思想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结合，将湖湘文化推进到一个更新更高的巅峰。

毛泽东家世渊源是形成毛泽东湖湘文化性格最初来源。毛泽东在1910年秋之前一直生活在湘乡大坪坳棠佳阁外祖家和家乡韶山，深受这一地域自然人文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湖湘文化性格孕育和初步形成期。

（一）外祖家：毛泽东0-8岁是在湘乡大坪坳棠佳阁外祖家棠佳阁长大的。因他前有两个哥哥不幸夭折，外婆心疼这个襁褓中的小外孙，以便他顺利长大成人，叫母亲文七妹将他抱回了娘家带养。棠佳阁与韶山仅隔着一座云盘大山，却相距20来华里，棠佳阁坐落在从龙头山延伸下来的一支小山脉的尾端，是一个拥有五十多间房四个天井的大院落，站在院子中央放眼望去，除东南侧是丛山峻岭的云盘山外，其余均呈舒缓的丘陵地貌，视野宽阔，梯田如画，远处的田塅平坦如砥。这里就是毛主席外公文芝仪三兄弟及其儿孙所居之地，这种优良的自然环境无疑对童年毛泽东的身心成长很为有利。

文家祖籍江西，先祖文辉璋于北宋大观元年迁徙来湘乡长田坪，其后裔迁居湘乡高冲，至毛泽东外曾祖父文德明为第十八代传人，他因过度劳累年仅27岁早逝，外曾祖母贺氏三十岁守寡，誓不改嫁，含辛茹苦独自养育她三个未成年的（大的才10岁、小的还在襁褓中）的儿子，通过四五十年的不断努力，创居棠佳阁“三芝堂”，从一贫如洗的困境中艰难奋起，发展为一个拥有140多亩田地、10多头牛、二十多口人丁的大家庭，她刻苦耐劳、勤俭持家、守操育子的事迹广为流传，载入同治八年的《湘乡县志》，朝廷颁文表彰其“节孝”。毛泽东外曾祖母开创的带有湖湘文化特质的“孝友传家，耕读裕后”的家风，传承至毛泽东外祖父文芝仪和外祖母贺氏这一代，更加发扬光大。文芝仪虽在塾馆进学时间不长，但他资质聪明，平时酷爱读书，耕作之余，手不释卷。他最为欣赏本地著名文人胡沁园的一首家训诗：“人事纷纷如台戏，或买锄头或买书。田地要耕书要读，半为农夫半为儒。掷卷荷锄田里去，锄罢归来又读书。劝我儿孙耕与读，莫使仓腹两空虚。”并以此作为治家之道，由此文家子侄耕读并重蔚然成风，逐渐形成了勤农善文、学以致用的家风，童年的毛泽东耳濡目染，深受影响。他从三岁开始，八舅文玉钦在自家开办的塾馆里，特意为他置办了一张小桌小凳，让他与表兄弟们一起伴读。八舅很喜欢他，常向他讲述古人励志读书的故事，还让他熟背刊刻在文家族谱里的《家范箴言》，对他进行最基本的人生道德与是非观的教育，谆谆教育他“干正事，走正道，成大器”。到他八岁离开棠佳阁回韶山时，他已能熟背不少古诗文，其智力远超同龄孩子之上。

文家上下尊老爱幼，长幼有序，加上外祖母贺氏与母亲文七妹笃信佛教、宽厚仁慈、通达开朗、乐善好施，整个家庭充满了和谐民主快乐幸福的氛围。外祖母贺氏对外孙疼爱有加，将刚满月的毛泽东抱去龙潭岮拜了个“石干娘”，为弥补因郎婿毛顺生出外当兵而缺失的父爱，又让毛泽东拜七舅文玉瑞为干爹。七舅将毛泽东视若己出，同吃同睡，将毛泽东与文家子侄们一起排行，作为第二十三子。他年岁稍大，就与表兄弟们一起看牛割草打柴摘野果拾野粪看牛做游戏，不光增添了他童年生活的无穷乐趣和对大自然的知识，还培养了他的动手能力、语言交际能力以及思维能力。

毛泽东在外婆家快乐幸福的童年生活，是他优良人格和超群智慧形成的关键期，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湖湘文化性格的孕育期。

（二）韶山：毛泽东于1902年春回到家乡韶山，读私塾6年半，辍学务农2年，于1910年秋走出韶山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韶山处于宁乡湘乡湘潭三县交界之所，相传舜帝南巡至此奏韶乐而得名，毛氏宗祠大门对联书写的“天地钟灵，山川毓秀”，是对韶山自然环境极高的评价。这里，高山峻岭环抱，狭长而幽深的山谷交错纵横，韶峰直插云天，为南岳衡山72峰的第71峰。整个山形如一朵硕大无朋的莲花以毛氏宗祠为花蕊向四周盛开。韶山毛姓始祖毛太华由江西吉州吉水因避乱迁至云南澜沧卫，后投身军营，娶妻生育八子，于明洪武13年因军功拔入湖南，携长子毛清一、四子毛清四侨居湘乡绯紫桥，十余年后，其后裔迁居韶山，共有震、鉴、深、瑺、石羊“五大房”。毛氏族人尽管所处的环境非常闭塞生活贫穷，但常以这里的山水秀美为傲，并以此激励族人奋发有为。据在《韶山毛氏族谱》二修首卷收录了老谱中的一位清朝举人戴炯于清乾隆二年（1737年）写的一篇序言，这样说道：“湘之西有韶山……夫山水秀绝，必生奇才！韶山虽不在中州往来之地，赋客骚人所不到，必将有秉山川之秀，追踪古先生其人者，为国之华，为邦之望，使人与地俱传。”（见龙建宇《毛泽东的家世渊源》第31页）戴炯作出这个惊人的预言之后的第144年，韶山毛氏族人再修族谱，在族谱中对位于毛泽东祖居地的东茅塘包括毛震公祠又有如此赞叹：“龙祖衡岳，苍苍莽莽，亦复委委蛇蛇，奔赴于是。下沙如抱黄竿竹山，石嘴峦头作印观焉。可上有郁金星，树山嘴也，作诰轴观焉；可面前河水弓湾绕过，石嘴一桥，收锁石桥湾也。案有三台端拱，朝有天马文星应卜，后有光大其门庭者焉”。（见龙建宇《毛泽东的家世渊源》第31页）正值清朝末年，民族危亡，国事多艰，韶山毛氏族人相信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话，剔除这段话的风水迷信色彩，直白无疑地披露了毛氏族人要为国家社稷建功立业的勃勃雄心，料定从讲究读书的毛震公房中将诞生一位掌大印批诰轴的人，果真在此话一出的12年之后，即1893年12月26日，这样一位挽乾坤于既倒拯救人民于水火的伟大人物——毛太华第二十代孙毛泽东在韶山诞生了。毛泽东在东茅塘面山楼拜于堂伯父毛麓钟门下攻读历史典籍时，对自己家族中的这些预言应有所知晓，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对当时的他应是一种多么大的激励与鼓舞，并在他心底掀起多么大的波澜！

从现保存完好的毛氏宗祠、毛震公祠、毛鉴公祠和毛深公祠和毛氏族谱来看，体现了毛氏家族封建宗法制度的完备和严厉，这些祠堂是祭祀毛氏先祖，并处理族内一切事务，如调解纠纷、奖惩族人、修订族谱、发布族规族法等重要场所，族谱中记录有《家规十八条》、《家规十则》、《家训十则》以及戒嫖戒赌戒烟，说明韶山毛氏家族是一个深深浸染在儒家文化之中的家族，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已渗入到每一个家族成员的灵魂深处，强烈的家族观念上升为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意识，很多毛氏族人跟随曾国藩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其他各地的起义运动，毛氏族谱中有可靠记载的因立下军功被清廷封赏的有60余人，包括毛泽东父亲和堂伯父毛麓钟等人也相继投身湘军，毛泽东尽管是这些宗法制度的叛逆者，但他身上所表现的家国情怀无不受到这方面的深刻影响。

韶山是儒释道（巫）文化相互融合集中的地方。因毛泽东母亲身体不好，常年吃斋念佛，他也跟随母亲去韶山仙女庵及南岳衡山等佛教场所烧香拜佛，毛泽东怜贫恤苦的同情心与同理心最初来源于母亲的熏陶。因此，毛泽东家乡韶山自然人文地理等因素是形成他文化性格的最初来源，在韶山8年半的时间是他湖湘文化性格的初步形成期。

（一）湖湘文化的内涵和精髓

湖南处于亚热带地区，气候温暖，雨水丰沛，西部有武陵山、雪峰山，南部有南岭山脉，东部有幕阜、连云、九岭、武功、万洋、诸广等山脉，中部为丘陵、北部为洞庭湖及湘、资、沅、澧四水尾闾的河湖冲积平原。全省东、西、南三面山地环绕，逐渐向中部及东北部倾斜，形成向东北开口不对称的马蹄形，历来有“八分山水二分田”之说。

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对此有过精当的表述：“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湖南地处内陆，北阻长江，群山环抱，土地贫瘠，生存艰难，养成了有别于中原的人文特征。

据史籍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乃至更早以前，湖湘大地上居住的族群主要有五个，即越人、蛮人、濮人、巴人、楚人。其中越、蛮、濮三个族群一向被称之为“南蛮子”，他们是湖湘大地的原住民。大致在西周末东周初这时期，楚国的势力开始深入湖南。在秦汉时期为躲避战乱，一些北方人南迁湖南，将大部分原住民逼向西部和南部，与小部分留下来的原住民渐渐融合，成为湖湘地区的主体民族——汉族。在南宋、元末、明末清初时期，同样是由于战乱，大批外地人口迁入湖南，引进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质，又带来了新的人种血缘基因，有力地促进了湖湘文化的发展，因此湖南独特的民风士气既保留了远古南蛮子的遗风：霸蛮勇武、剽悍敏捷、重义轻利、敢于担当的特征，又具有多种文化特质相互融合、兼收并蓄的特质，有人称之为“楚风”。

追根溯源，北宋时期湖南道州人周敦颐创立了濂溪学派，成为影响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深远的理学鼻祖，程颢、程颐继之弘道，胡安国、胡宏父子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湖湘学派”。当张栻主教岳麓书院之时，“湖湘学派”便在湘水之滨升华为一种新儒学，也就是“理学”；明清巨变中，经王船山改造，理学和经世之学成为了湖湘士子在晚清大变局中锐利的思想武器；进入近代，湖南邵阳人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后，以曾国藩为代表开展的洋务运动和谭嗣同等人的戊戌变法，将“湖湘学派”推向了一个更加崭新的高度，其中“实事求是”“经世致用”最为精髓的思想得到更加的发扬光大。有人称之为“湘学”。楚风与湘学相互交融在一起的地域文化即为湖湘文化。

（二）青年毛泽东在长沙学习和早期革命活动必然会受湖湘文化影响

清末民初，省会城市的长沙是湖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湖南自然地理人文环境所形成的民风士气即“楚风”都在长沙有所集中表现，又因“湖湘学派”一些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在长沙岳麓书院学习或主教，自然而然，长沙岳麓书院成为了“湖湘学派”即“湘学”的发源地和传播中心。

青年毛泽东来到长沙，下述学习和早期的革命活动必然要受到楚风与湘学相互交融在一起的地域文化即湖湘文化的影响。

毛泽东在1910年秋考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为期半年后，于1911年春第一次来到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

1911年10月，湖南响应武昌起义，毛泽东加入新军，不到半年，于1912年春，退出军营。

1912年春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公立高等中学校，入学不到半年要求退学，去湖南省图书馆自学半年。

1913年因遭到父亲的反对，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预科读书。

1914年2-3月间，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本科八班读书，于1918年6月毕业。

1918年4月14日，由毛泽东等人发起在长沙市荣湾镇刘家台子正式成立了新民学会。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子升率领湖南青年学子罗学瓒等25人坐火车去往北京，开展组织赴法国留学的勤工俭学活动。待把赴法国留学活动的准备工作安排妥当后，毛泽东经杨昌济的推荐介绍，担任北京大学图书管理员的工作，认识了李大钊，并得到他的帮助与指导，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和影响。

1919年4月6日回到长沙，在长沙组织开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运动后期，发起并领导驱逐省长张敬尧的运动，于是年12月7日，率领驱张请愿团，他第二次前往北京，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0年5-6月间在上海见到了陈独秀，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问题，是年11月，他同何叔衡等人组织成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7月毛泽东与何叔衡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5月，毛泽东领导成立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他任书记。是年9-12月，他组织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罢工运动，并使之迅速走向高潮，均取得胜利。

1923年4月，30岁的毛泽东离开长沙到达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从此，他的革命活动一发不可收，扩展到全国去了。

这一时期，是毛泽东湖湘文化性格的发展期和成熟期。

（一）心忧天下，改造中国与世界

毛泽东继承了湖湘文化中忧患意识和经世济民的思想，他是把忧患意识、责任担当以及远大的理想抱负三者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忧患意识，比湖湘文化中以前所有的代表人物要更强烈，所承担的责任要更重大，理想与抱负要更远大。

在少年时期，毛泽东喜欢读演义小说，他从书中看到其中的主要人物大多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09页）从此他发誓要写一部农民的书，一部天下受苦人的书。

父亲毛顺生在东茅塘有个堂弟叫毛菊生，因常年患病，家里很穷，因借钱治病欠了人家的债，在债主催逼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自家的7亩上等水田出卖给了父亲。毛泽东得知后，和母亲一道劝说父亲把田退给毛菊生，父亲却不听劝告。这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为痛苦的记忆。新中国成立后，他将毛菊生的儿子毛泽连接去北京，批评父亲说：“旧社会那所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买二叔那7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了，全无手足之情，谁的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穷苦农民的道路。”

十六岁那年，毛泽东瞒着反对他读杂书的父亲，读了《盛世危言》，和《校邠庐抗议》两本书，在闭塞的韶山冲打开了视野，他在《西行漫记》中这样回忆道：“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12页）在东茅塘读私塾，由于堂伯父毛麓钟的点拨，更加明确了自己经世济民干一番掀天揭地的大事业的理想。

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读了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决心以梁启超（号任公）为楷模，取学名为“毛子任”，这学名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的意思。

从以上几则故事可以看出少年毛泽东出于对灾难深重的国家与民族的忧虑和对劳苦民众的同情，有着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

毛泽东18岁时第一次来到长沙，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越发强烈了，他成了一位忧国忧民的“时事通”。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时，有生以来第一次读到一张叫《民立报》的报纸，了解到“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深受感动”。（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16页）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弃学投军，一个月的饷银7元钱，除去伙食费2元外，剩下的钱都用来订阅报纸。后来回忆这段这段生活时，他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我成了一个好读报纸的人”，读报成为了他一生的嗜好。（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17页）那时，他与兵友们最喜欢讨论的话题就是报纸上的时事和有关“社会主义”的话题。

他后来重新回到学校读书，考入湖南省立高等中学读书没过半年，就退学去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了半年，第一次看到了墙上一张《世界坤舆大地图》，后来对斯诺回忆说，他“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0页）建国后，会见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周世钊说：“以前，世界到底有多大，是不太明确的，当时，我认为湘潭县已不算小，湖南省当然更大，全中国古称天下，便大的了不得。可看了世界地图，中国只占世界的一部分，小了，湖南更小，湘潭和韶山在地图上更没有影子了。世界真正大呀，世界既然大，人就很多，每一个活人都要生活。据我看，一般人的生活应该是过得幸福的，但我在韶山、湘潭和长沙见到的，广大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缺衣少食，挨冻受饿，目不识丁，做一世的文盲，还常常被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勒索压迫，被卖被杀。为什么广大人民的生活过得这样痛苦呢？用今天的话说，只是由于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缘故。只要有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存在，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就不会变成幸福的生活。因此，我总觉得我们青年的责任极其重大，青年的前途极其广阔，因为要改变社会就要革命，革命就要靠革命青年，我想到这里，就下定这样的决心：我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所以这回在湖南图书馆的半年自学是我读书历史中值得纪念的半年。”（见周彦瑜、吴美潮《毛泽东与周世钊》第119页）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了世界之大、人口之多、社会制度之黑暗，明确了自己要改造世界和中国的责任与使命。

当父亲毛顺生反对他在湖南图书馆自学后，他于191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第四师范，第二年并入湖南第一师范第八班读书。1915年5月7日，日本为灭亡中国向袁世凯政府对其所提出的21条发出了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5月9日，袁世凯政府接受了21条，激起全国人民愤怒与反对，以为奇耻大辱。第一师范教员石广权愤怒将这一事件的始末以及日本数十年来侵华的史实，并灭亡朝鲜越南的惨状，写成7篇文章，辑成一小册子刊印，书名为《明耻篇》，毛泽东读了这书，在书的封页上写下四句题词：“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这是何等的责任担当！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正处于五四运动的前夜，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把魔爪深入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全国的江河领海上有他们的兵舰和商船，重要的城市有他们的租界和军队，全国的铁路、海关、银行、邮政和主要矿山全归他们控制，商店、工厂、教堂、学校等布满在城市与乡村，南北各系军阀常年混战，兵灾、匪灾、天灾等灾祸连连，让中国人民陷入了极其痛苦的深渊。这种状况湖南较之他省，有过之而无不及。湘江河里停泊着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旗帜的兵舰商船，河岸上是“日清”“太古”“怡和”等外国洋行，公司、银行、工厂在长沙二三十家之多，锡矿山、水口山等矿山为外商控制，北洋军阀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等军阀轮番统治湖南，湖南成了南北军阀长期拉锯的战场，全省兵灾、匪灾、水灾、旱灾、蝗灾数不胜数。当“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的时候，毛泽东深感“时局危急”，他在自己周围“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经常交换读书心得，不以自己是个穷书生为念，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他们“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根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不谈女人，也不谈金钱，更“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有一次他去造访一个青年的家里，这人对他说起了要买些肉来招待他，并当着他的面把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最后吩咐佣人去买了一块。他生气了，以后再也不同那个家伙见面了。他割席断交的态度，是何等的决绝！（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3页）

于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萧子升和蔡和森为首的13人在岳麓山下天马山旁、荣湾镇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召开了新民学会的成立大会，入会成员25人，确立了“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造人心风俗”的学会宗旨，还订立了“五不”戒条：“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至1920年7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举行的会议上正式确定了“改造中国和世界”作为学会的宗旨，毛泽东对这个早已藏之于心的宏伟人生理想，理所当然极表赞成。

在第一师范毕业后的6月间，毛泽东组织朋友们在岳麓山书院的半学斋一起过着“工读”生活，他们虽然很穷，吃的是蚕豆饭，吃了上顿愁下顿，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却心情分外振奋，每天讨论的自己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们既有着“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又有着“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英雄豪迈气概。

1918年8月，毛泽东为响应北京的五四运动，在湖南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创办了《湘江评论》，他号召全体湖南人趁着“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的大好时机，明确提出了一个最紧迫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这个责任与义务既是大家的，也是他自己的，当湖南省长张敬尧阻挠破坏湖南五四运动的开展，封闭了《湘江评论》，强行解散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时候，毛泽东义无反顾，以新民学会为核心发动组织领导了“驱张”运动，以“民众的大联合”为策略，最终将张敬尧驱逐出了湖南，获得了胜利。

可以这样说，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所具有的忧国忧民意识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责任担当，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位对湖湘文化最具影响的代表性人物。

（二）兼收并蓄，集中西文化之大成

青少年时期毛泽东文化性格具有兼收并蓄的特质，他学习和接受了以孔子为代表儒家文化包括诸子百家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王船山、曾国藩、杨昌济为代表的湖湘文化，又吸收了西方各种先进的文化思想，在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并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与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的结合。这是毛泽东对湖湘文化的发展和超越。

下面从三个方面简要进行阐述：

1，在学习接受以孔子为代表儒家文化包括其他诸子百家文化，毛泽东大致通过如下三个途径来实现：一是毛泽东通过经学或国文先生的讲授学习这方面的传统文化，如在他少年时期的韶山老家，尽管他不喜欢，还是通过6任私塾先生整整读了6年半时间的“五经”“四书”儒家经典和其他历史典籍，来到长沙后，通过湖南省立高等中学堂柳潜先生、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袁吉六等国文先生学习了课堂上的国文内容，还接受了这两位先生的指点，阅读了《御批通鉴辑览》《韩昌黎诗文全集》等书籍；二是自学了一部分《四库全书》中的经、史、子、集等经典书籍，“略通国学大要”。

青年毛泽东在对待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态度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早期崇信：除少年时期对儒家经典不喜欢也不求甚解在此不论外，从现存的《毛泽东早期文稿》可以看出，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的毕业前夕，尽管他接受了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想，但对待孔子和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是比较崇信的，他仍尊称孔子为“圣人”的，如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黎锦煕的信中说：“圣人者，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在对待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上有明确的主张：“只有奇杰”才能救中国，而这种“奇杰”，必学通中西，首先要通国学，“西学”与“国学”同等重要，学“西学”必须以“国学为基础”。

因此他很重视国学的学习与研究，而且对如何事半功倍地提高学习国学的效率有着一套独到的见解和方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首贵择书，《四库全书》经史子集有3460种，浩如烟海，他于1916年2月29日，致萧子升的一封信中，他筛选开列了自己应读的经、史、子、集77种书目；其二，通其常识；其三潜心致志；其四，三复四温；其五，勤动笔墨；其六，日积月累；其七，虚心好问。

二是后期批判。1918年8月组织新民学会会员第一次去北京之后在李大钊的指点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之后，毛泽东发表了大量批孔文章，希望大家起来打破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界的强权，结束二千年以来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独霸地位，反对三纲五常对人的个性的束缚，特别是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但是，毛泽东从政治思想上批判孔子儒学，与陈独秀、李大钊态度是一致的，并不是反对孔子本人，也不是全盘否定儒学，“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

2，通过向学贯中西的“硕学鸿儒”杨昌济先生学习，受到王船山、曾国藩等湖湘文化代表性人物思想的深刻影响。刚留学归来的杨昌济先生虽对古今中外涉猎极广，但研读最多最深、并持之以恒、相伴终生的仍是两个人的著作，一个是王船山，一个是曾国藩。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预科，其时杨昌济先生担任预科班的修身课的老师，所以在现存的毛泽东的《讲习录》里记录了很多有关王船山和曾国藩的语句，其中包含了杨昌济和毛泽东对这两人的学习心得体会，并无法分开辨识。在《讲堂录》中不仅可以看到杨昌济对王船山和曾国藩思想的讲授，而且可以从他的《达化斋日记》得到有力的证明。毛泽东经常与同学一起到“板仓杨”寓聆教，还直接到船山学社去听社长刘人熙先生讲课。杨昌济先生不但自己去听讲，还鼓励毛泽东等学生去听讲。杨昌济对曾国藩治军、行政、读书、治学、树人、立法、修养等各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他不仅时时处处事事学习仿效曾国藩，还拿曾国藩做榜样教育勉励他的得意门生毛泽东：“毛生泽东……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粱任公之例以勉之。”（《达化斋日记》第169页）

毛泽东在杨昌济先生门下学到的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系统接受了王船山的圣贤豪杰思想，为毛泽东努力修为成一代圣贤豪杰挽狂澜于既倒、救黎民于水火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所以才有了他“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豪情壮志；最重要的第二点，就是从杨昌济先生那里学到了王船山和曾国藩如何安邦治国的军政方略，激发了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对军事问题研究的浓厚兴趣。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杨昌济先生作为一位教书先生，对古代战争与现代战争有深入的研究，对毛泽东等学生灌输军事方面的知识不是乏乏而谈，而是结合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际进行讲授，他花费了巨大精力，搜集和整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种资料，包括各国战前的准备动员工作，各国战争武器的技术进步情况，各国经济实力和军费开支统计，以及欧洲海洋、陆地、山川要塞等地理情况，并做了详尽的分析，这是最难能可贵的。所以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他天天读报与学习历史地理知识结合起来，成为了他的终生习惯。可见毛泽东日后能成为一代伟大的开天辟地的政治家与军事家，自有其深刻的缘由的。有人将杨昌济先生评价为继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之后湖湘文化的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是一点不为过的。

3，不断学习和接受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大致为以下四个途径：

一是通过自学，接受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在老家韶山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在湘乡高等东山学堂读了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向同学萧子璋借读了《世界英豪传》，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度过了最有价值的半年，读了严复翻译的西方经典名著约翰.斯密《原富》、赫胥黎《天演论》、穆勒《名学》、斯宾塞《群学肄言》、孟德斯鸠《法论》，这些西方的先进文化思想让毛泽东受益终生，他到老都记忆犹新。他是非常重视总结经验和逻辑推理尤其是归纳推理的人，他曾说过一句很有风趣的话，他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二是通过杨昌济先生讲授《伦理学原理》，接受了英国伦理学家“泡尔生”二元论的思想。毛泽东极爱这本书，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为杨昌济先生大加赞赏，给他打了100分。全书共10万字，他一共写了1.2万余字的极为精妙的批语。他对泡尔生书中的阐述的道理，认真学习研究深刻领会，却不附和迷信，有的赞同，有的称好，有的存疑，有的批驳，但更多的是借题引申发挥，自成思想体系，这是他用全部工夫探求“大本大源”的思想结晶。今天的人们通过这些穿越时空、穿透心灵的精深思悟，就可以深深感知：毛泽东何以成为毛泽东！（见王立华《一师毛泽东 要为天下奇》第75页）

三是接触认识来华讲学的外国学者，听取他们的演讲。于1920年10月26日，尽管毛泽东已经服膺马克思主义，但他还是在长沙接待了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集大成者约翰.杜威和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罗素，应湖南《大公报》之约担任记录。当年他创办的文化书社还将杜威的书籍《杜威演讲录》连同《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书籍一起销售。这就是毛泽东包容开放的文化性格。

四是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动摇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于1918年和1920年先后两次去北京，认识了全国新文化运动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由于他有了前面所述的西方先进文化思想做基础，很顺利地接受了在西方先进文化思想基础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日后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通过杨昌济的介绍，他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因而认识了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和教授胡适。他后来同埃德加.斯诺说过：“《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在此期间，自学了一些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0年因毛泽东组织领导“驱张运动”，第二次去了北京。他在《西行漫记》回忆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三）霸蛮独立，敢为天下先

我总结了六个字：

1，“霸”，霸气

1910年走出韶山，临行前向父亲改写了日本月性的一首诗，夹在父亲的账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少年毛泽东这次出外求学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霸气不活脱脱展露无遗吗？

在湘乡高等东山学堂读书期间，备受守旧势力的打压和富家子弟的排挤，改写了一首民间无名氏的诗：“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少年毛泽东所展示的那身“虎气”和他对“虫儿”的蔑视，何等鲜明突出！

在长沙求学期间，毛泽东看到日本为灭亡中国，强迫袁世凯接受了丧权辱国的“21条”，他以诗明志：“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们，虽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好一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王者之气毕露！

2，“蛮”

一“蛮”，野蛮其体魄。在他的《体育之研究》一文里，提出了：“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为了锻炼身体，常常去湘江里游泳，“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此外他和他同学“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过江河。遇见下雨，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他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他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11月份，他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见《西行漫记》第123页）。他还创造了一种“六段运动”，包括手足躯干头部的活动。

二“蛮”，敢于抗争，不屈不挠。毛泽东在家乡韶山读私塾的时候，先生古板而严苛，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他十岁时曾经逃过学。在韶山的山谷里，乱跑了三天。被家人找回家后，他父亲待他比以前稍微体贴一些了，老师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了。当他二十多年后在延安与斯诺交谈时，说“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在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宴请客人，父亲当众骂了他懒而无用，这激怒了他，就离开了家，父亲追他回家，他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父亲说，如果再走近一步，他就要跳下塘去。当毛泽东向斯诺回忆起这事时，风趣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他磕头认错。他表示如果父亲答应不打他，他可以跪一条腿。从这件事他认识到，他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父亲就软下来；可是如果他仍温顺驯服，父亲反而打骂他更厉害。（见《西行漫记》第106、108页）1910年，因天灾人祸，长沙发生了市民抢米风潮，也波及到家乡韶山，韶山也粮食奇缺，闹大饥荒。族长毛鸿宾趁着粮价上涨之机，却将祠堂公谷转卖给银田寺粮商，引起族人“花脸”毛承文的强烈反对。族长将毛承文捆绑，准备将毛承文治罪。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立马赶去祠堂，与族长据理力争。族长不得不将毛承文松了绑，就此了事。

1915年上半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校长张干宣布了省议会颁布的一项新的规定，从当年秋季开始，师范学生每人要缴纳10元学杂费。同学们议论纷纷，认为是校长张干“讨好当局而主动建议的”。此外，原湖南第四师范停办并入第一师范的学生，要多读半年书才可毕业，特别是校长张干趁着袁世凯妄图称帝鼓吹“尊孔读经”，他也跟着在学校推行“尊孔读经”，更加引起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学生不满。毛泽东看着一些同学写了一篇痛批校长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文章，认为没抓住要害，他在妙高峰“君子亭”，写了一张驱除张干的宣言，到处张贴。后来张干一怒之下要开除毛泽东等17名学生。多亏杨昌济等先生力保，才以记大过处分了事。第二年，张干第二年被免除了校长之职。建国后，毛泽东主动邀请张干上北京叙旧，表示道歉，给张干以及夫人生活上照顾，成为一段尊师的佳话。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最有抗争精神的一句话，那就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后来，毛泽东在1919年组织发动驱除省长张敬尧运动，将张敬尧驱除出省；1922年组织领导安源路矿1.7万人的大罢工，旗开得胜；同年组织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和粤汉铁路工人罢工都取得了胜利，无不体现着毛泽东敢于抗争的精神。在以后长期的战争岁月里，毛泽东的抗争精神表现得更加坚毅果敢，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不畏任何强敌、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

三蛮，“血性”，不怕牺牲。1911年，毛泽东正在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听到湖北武昌新军起义的消息，觉得报效国家民族的机会来了，激动不已，他连忙向朋友借了路费，决心去湖北参加革命军。因那些天秋雨连绵，听说湖北汉口的街道很湿，必需穿雨鞋。他准备又去驻扎在长沙城外新军营地里的一个朋友那里借雨鞋，还未出城门，出于他意料的是湖南响应湖北武昌起义，湖南新军也举行起义了，他被防守的卫兵拦住了，不得出城门了。他想，自己干脆就近参加湖南新军，去湖北前线支援作战。在一般人看来，枪子不长眼，肯定为自己的生命安危着想，但18岁的毛泽东骨子里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湖湘子弟不怕死的尚武精神，想到的是去投正规军上前线打仗。因此，他不跟绝大多数学生一样，剃个光头去参加学生军，维护长沙城厢内外的社会治安，而是去新军招兵站找了个合适的担保人，费尽周折去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有一段“六不怕”的话：“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后来毛泽东还有一句名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句话曾鼓舞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以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就算老了，他雄风犹在，他还有坚持真理的“五不怕”精神。

3，“巧”，机敏灵巧

毛泽东做事绝不是蛮干蛮斗，而是运用高超的智慧，讲究斗争的艺术。比如在老家韶山生活时，父亲给他定下了经商当学徒发财致富的人生规划，坚决反对他去湘乡高等东山小学堂读书，可他一心向学，想的是只有走出韶山去外求得真才实学，才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因此他经过精心筹划，先是动员母亲拿去一些私房钱给他称肉打酒，杀鸡网鱼，摆了一桌酒席，到吃饭时分，完全出乎父亲的意料，一些在父亲面前说话有份量的亲朋好友如约而至，都纷纷劝说父亲送儿子读书，父亲不得不松了口，他如愿以偿走出了韶山，迈出了他人生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有一个最有名的故事，就是他巧施奇计，领导同学们徒手缴了一支北洋军阀队伍3000多人的枪。正值南北军阀混战，湖南成了战争的拉锯场。1917年11月15日，湖南督军傅良佐从长沙出逃。17日湘粤桂联军与北军王汝贤部在湘潭接战。18日下午北军败走，南军没有到长沙之际，北军溃军王汝贤部3000多人在第一师范附近猴子石徘徊，不敢贸然进城抢掠。这时，毛泽东挺身而出，周密部署，以学友会总务的名义，将学生志愿军组织起来，手持木枪，布防学校周围山头。当溃军向长沙城北移时，联络警察分所，利用他们的真枪射击，学生志愿军放鞭炮助威，高喊：“缴枪没事！”溃军不知虚实，惊慌失措，纷纷缴械，由长沙商会出钱遣散，为整个长沙城避免了一场兵灾。全校师生纷纷议论：“毛泽东浑身是胆”，毛泽东后来与友人闲谈这事时，他笑道：要说搞军事，恐怕那才真是第一次哩。这个故事，我认为体现的不光是毛泽东的胆略，还有他初试锋芒的军事智慧，灵活机动的军事斗争艺术。

4，“群”，合群奋斗

毛泽东做事绝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成自己的班底“合群奋斗”。

他曾与斯诺谈到他少年时期为了抗争经常打骂他的父亲时，曾幽默地以很富政治色彩的口吻回忆道：“我家里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可见毛泽东从小就是“无师自通”搞“统一战线”的“高手”。

来到长沙就读湖南第一师范的1915年的9月，他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发出了一份征友启事，以嘤鸣求友的方式，希望结交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差点闹出一位女校校长误以为来女校征婚上门兴师问罪的笑话。结果事与愿违，仅求得三个半朋友。不过，他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身边团聚了一小批志同道合的同学，至1917年冬，经过上百次的讨论，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1918年4月14日，终于成立了“新民学会”，入会人数由25人不断地增加，毛泽东依靠这个学会，在湖南干起了一件件大事：组织湖南青年去法国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联合各界力量驱除张敬尧，开展了湖南自治运动，等等。在长沙潮宗门创办文化书社时，毛泽东请来了省长谭延闿这样的头面人物题写匾额，并开张剪彩，长沙县的县长姜济寰也来捧场参与“众筹”。真是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把这个宣传马克主义的思想阵地红红火火办了起来。新民学会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为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准备了一批得力的干部队伍。

毛泽东曾经评价自己，他有“七分虎气，三分猴气”，很多人对他这番话给出过不同的解释。我个人的理解是：毛泽东文化性格中所具有的“霸”、“蛮”，是他的“虎气”所在；毛泽东为什么特别喜欢孙悟空，孙悟空是“机敏灵活”的象征，毫毛一吹，变出无数个猴子来，猴子是“合群奋斗”的，这是毛泽东的“猴气”所在，两者体现的都是湖南人的文化特质。

5，“独”，独立特行，即“无所依傍的独立根性”

毛泽东作为湖南人与韶山人，具有着独立不羁、不信邪、不轻易服人、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文化特质，毛泽东通过杨昌济先生讲授《伦理学原理》的学习，以及五四运动的洗礼，让毛泽东独立的文化性格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化。在他醉心于研读《伦理学原理》书中，写下了不少批语，就有这方面的充分体现。

（1）独立的自我意识。包括自我责任感、自我价值观、自信心、自我控制和自我实现，强调“贵我”、“精神个人主义”、“主观道德律”、“人生现实主义”、“自我实现”等等。

（2）独立的人格理念。他视独立的人格为“庄严的天衢”，将“自由意志”看作独立人格的关键所在。“人之为人，以圣贤为祈向”，“圣贤豪杰”一直是毛泽东的人格理想追求，认为圣贤豪杰是“传教之人”又是“办事之人”。为达到这个目标，强调：一是必须有“独立心”，二是必须“独立不惧”。三是必须有“浩然之气”。

（3）独立的思维方式。包括逆向思维，求新思维，求异思维，质疑思维，批判思维。总而言之，他绝不随意附和盲从。比如，在韶山老家读私塾时，就针对孔圣人的语句“富而好礼”，联系当时韶山富人并不好“礼”却欺压穷人的现实提出过质疑。在五四运动中，写过不少文章对孔圣人的那一套进行过毫不留情的批判；在革命的道路问题上，他不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在山沟沟也可诞生马克思主义，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共产党内部他往往是少数派，但真理往往掌握在他这样的少数人手中，按着他的去做，革命无不胜。

（4）奇特的行事风格。同学们曾送他一个外号叫“毛奇”，他常对人说，大丈夫要为天下奇，立奇志，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

6，“先”，敢为天下先

辛亥革命前夕，在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在全校学生中，他是第一个带头剪掉辫子的，其他一些相约剪辫子的人，后来打了退堂鼓，以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理由来搪塞；武昌起义后，湖北革命党派人来学校演讲，鼓动学生去湖北参军，他是第一个积极报名的；湖南响应武昌起义后，一般学生投的是学生军，独有他不怕死，投了正规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方便上前线去参战；他先后报考湖南省立高等中学校和湖南第四师范学校，成绩均是第一名；1918年，湖南第一师范为考查学生的学业与操行，按德智体三个方面分出大大小小二三十个细目来进行“人物互选”，全校11个班400多人参选，他得票最多，名列第一。可见毛泽东读书期间事事争先争优。特别是他将少年时期“要为天下穷苦人写一部书”、做一番“掀天揭地”的大事的勃勃雄心，通过日后一步步的学习而修正强化，成为青年时期“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理想与目标，少年时斗族长，青年时赶校长、驱张敬尧、干赵恒惕，中年时赶小日本、打蒋介石和美帝，建立新中国，逐步走向繁荣富强，到老年还要划分三个世界，对全人类做出贡献，这些前无古人的丰功伟业，谁人干过？这不正是他的“敢为天下先”吗！

（四）实事求是，知行合一

1，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实事求是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文化渊源：

一是他于1912年在湖南图书馆像牛走进菜园里自学的最有价值半年，读了严复翻译的西方思想的名著。严复采取意译法在《穆勒名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我国几千年来，“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严复重视归纳法，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论者，皆在文字楮素（纸墨）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毛泽东后来之所以重视调查研究，并将得来的第一手资料，进行归纳分析推理得出正确的结论来指导革命实践，不能说不是受到严复这些经验主义理论观点的启发和影响。

二是毛泽东进入前身为张栻创办的城南书院的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的时候，第一师范《教养学生之要旨》明确规定：“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而杨昌济先生又是对王船山“即物穷理”“即事穷理”研究最为深透的老师。因此，他必然要受到湖南第一师范文化环境和教师思想倾向，以及所继承的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经世务实的学风的影响。此外，湖南第一师范又正好和张栻曾主教的历史悠久的弦歌不绝的岳麓书院隔江相望，毛泽东又长年来往于这两地之间，从1916年至1919年他又多次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实事求是”的匾额高悬于岳麓书院讲堂之上，自然而然要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因此，毛泽东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他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先后两次与萧子升、与蔡和森不带一文钱在湖南一些地方“游学”，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了解各地乡风民俗，做了不少笔记。

三是当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尽管热心湖南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活动的事务，但是他没去留学。他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所以一旦接受马克思主义，在进行各种革命活动时，就特别注重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此后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无不闪耀着“实事求是”的光辉。他有一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42年在延安毛泽东领导了全党的整风运动，对“实事求是”做出了科学的阐释，使“实事求是”成为了我党重要的思想路线，也是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面对各种挑战致胜的重要思想法宝。

2，青年毛泽东的知行合一

杨昌济先生对王船山的知行观卓有研究，在他的《达化斋日记》有较多的阐述，“吾生平得力有二，一在力行，一在深思。力行者，体魄界之事也；深思者，灵魂界之事也。学思之功，不可偏废，而思为尤要。”1919年在《告学生》一文中：“即知即行，知行合一”“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这种知与行有机结合、不可分割、互相促进的观点，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刻影响，所以他主张“重在行事”，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认为：“凡吾思想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即凡吾所知者，吾皆有行之义务”。当他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就有了“知了就要行”的实干行动：1918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在李大钊影响下，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当他一回到湖南，就立马付诸行动，组织领导了在湖南的五四爱国运动，创办了《湘江评论》；当遭到张敬尧阻挠时，又掀起了“驱张运动”；当他第二次去北京更加深刻的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之后，回长沙开展了湖南自治运动，创办和文化书社，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发起俄罗斯研究会，开始研究俄罗斯革命，同时建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共青团两个组织；1921年和何叔衡参加了中共一大后，在清水塘着手组建中共湖南支部，首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在长沙以外积极筹建党的地方组织，在船山学社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积极培训党的干部，担任中国劳动组合部湖南分部主任，积极推动劳动立法运动，1922年领导长沙泥木工人、粤汉铁路工人（湖南）和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运动，与湖南省长赵恒惕政府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三十岁之前的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实干家，知必行，行必果。

至于以后毛泽东写的《实践论》著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的思想，也吸收和改造了王船山“力行第一”的知行观，明确提出了：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唯一目的和发展动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识对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通过工作和领导方法从哲学原理转化为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成为当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指南。这是毛泽东对湖湘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