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职于翰林院的欧阳修有一天与几个同事出游，遇见一匹受惊的马踩死了路边一条狗。欧阳修提议大家把这事写下来，一人写道：“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另一人写道：“有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欧阳修笑道：“使子修史，万卷未已也。”众人遂请教欧阳修，欧阳修写道：“逸马杀犬于道。”众人皆服。

毛主席写文章同样简洁，最著名的莫过于他亲自起草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试想，给人民英雄纪念碑撰写碑文，这是何等大事，可毛主席只用了短短三句话，分别对三个历史时段的人民英雄们作了最深沉的致敬与悼念；尤其是运用倒叙手法，逆向追溯，隽永沉郁大气磅礴，似有呼啸着撞开历史之门的雄浑气势，不能不让人叹服其如椽巨笔的千钧伟力。

漫说常人难有这样的笔力，就连用这样简短的文字来完成此文的念头，也绝不是常人敢于想象-----搁一般人看来，如此重要的碑文，即便不“万卷未已”，怎么着也得洋洋数千言才能搞定吧。由此足见，长文难写，而撰写出经典短文更是难上加难。假若当时就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公开向海内外征稿，看到动辄数千言的征文，恐怕毛主席也会如欧阳修一样，幽默地说出“使子修史，万卷未已也”吧。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毛主席的非常笔力源自其非常胆魄，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其自身创作上，也同样表现在对他人作品的独特欣赏眼光上。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平开幕。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下设六个专门小组，其中第六小组的任务是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等方案。当时，国歌征集应征稿虽然很多，但大家认为都不理想。在周总理建议下，第六组大部分人倾向于在国歌未正式确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徐悲鸿的意见是，《义勇军进行曲》只能暂代国歌；李立三认为，这首歌的曲子虽然很好，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修改一下；郭沫若也主张修改歌词；最后竟连《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也说：“歌曲是好的，我写的歌词在过去有它的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该让位给新歌词。”只有周总理和张奚若、梁思成、黄炎培等人主张原汁原味，特别是周总理，表示“要么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了。”

最后，毛主席谈了他的看法：“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

无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一代天骄成杰思汗，古今中外哪个帝王登基之时愿意承认自己治下仍处“最危险的时候”？至少也想着讨个口彩图个吉利吧。承认“最危险”需要实事求是的巨大勇气，只有不讲封建迷信、真正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高度负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领袖，才会居安思危而不好大喜功，低昂沉郁而又无比自信，愿意继续使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事虽有周总理和张奚若、梁思成、黄炎培等人表态在先，可如果没有巨大胆魄垫底，最后拍板又谈何容易！

据《中国新闻社会史》记载，解放战争时期，一次毛泽东改完新闻稿，兴致勃勃，意犹未尽，问身边的新华社记者：“你们说，谁是新华社最好的记者啊？”大家不知所以，左顾右盼，无言以对，只听毛主席从容说道：“就是我毛泽东嘛。”

毛主席确实有实力和底气如此自信。套用《史记·淮阴侯列传》“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的话，毛主席真可谓“不世出的记者”。

（作者：陶余来，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