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这趟中国行，这场晚宴的重点在于象征意义，在于握手寒暄，在于两国领导人举杯敬酒——几十年来，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彼此不信任。这场晚宴是关于国际地位，是关于唯恐杜勒斯怠慢周恩来的行为发生在自己身上，是关于在世人面前丢面子或保住面子。这同样重要，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对美国人。它亦呼应了中国与外邦长期以来时而棘手的关系。不论中国是否真是世界的中央王国，几世纪以来，中国朝廷一直透过仪式的使用，彰显他们的皇帝乃天命之子，其他外邦君王则是天子的臣属。送礼给中国皇帝，与中国贸易往来，都被理解成朝贡。这虽不是对中国与外邦关系的实际观点，但却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臣属的统治者，换言之，也就是中国以外的所有番王，必须得到允许才能踏上王土，他们不可能受到中国皇帝的邀请，因为此举形同表示双方之间存在对等关系。

1972年2月25日，周恩来在北京宴请尼克松一行。

周恩来继续他的祝酒辞，言谈更为现代。他说中国竭诚欢迎美国人远道而来，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认为全世界人民有朝一日将合而为一的观点。两国人民都企盼双方的关系正常化。“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出席者都明白两国关系何以冰封了二十年。有鉴于双方的努力，两国的接触已经展开。当然，这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中、美的社会制度截然有别，中、美两国政府之间仍存有歧见。”但双方都不愿开战，且双方都愿意在相互尊重的立足点上共同合作。周恩来总结说：“我们期盼，通过双方的坦率和意见交流，更清楚了解我们之间的差异，努力找到共同的基础，必能为我们两国的关系开创新的起点。”然后周恩来举起酒杯，向在场的美国人与中国人，以及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敬酒致意。周恩来步下台阶，穿梭于官员桌之间，依序和每位贵宾举杯敬酒。

1972年2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宴请尼克松夫妇，尼克松看周恩来进餐。

几道菜后，轮到尼克松答礼。尼克松想让自己的祝酒辞看似即兴不做作，私底下他和幕僚为此准备了好几个礼拜。不过，这却导致尼克松和国务院的年轻传译傅立民，在晚宴开始前不久闹得不太愉快。傅立民出身新英格兰的传统家庭，家教甚严，为人彬彬有礼，他诙谐机智、多才多艺，拥有语言天分。他在美国和台湾学习中文，说得一口典雅流利的中文，言谈间还能不时引经据典。尼克松、基辛格尽管担心机密遭泄露，而不愿启用国务院的翻译员，不过当晚稍早，傅立民被告知他将担任尼克松的传译。傅立民要求事先看看尼克松致辞的讲稿，行程秘书查平回说，根本没有准备讲稿。傅立民指出他准备了一份初稿，也知道尼克松打算引用毛主席的诗词。“你若以为我会起身在中共政治局全体委员面前，即兴把毛主席的诗回译成原来的文句，那你一定是疯了。”所幸，周恩来的翻译员冀朝铸同意出手相助，而毛的诗词也正确无误地翻译成原来的文句。在整个晚宴上，尼克松都没给不幸的傅立民好脸色，忐忑不安的傅立民因此破了戒，又开始抽起烟来。两天后，当傅立民展现他的翻译才华，尼克松才向傅立民道歉，并对周恩来说，傅立民说不定就是美国首任驻华大使。就在周恩来喃喃嘀咕，好像是在说“总会有那么一天”时，受窘的傅立民心想，“那真是不自然”。

1972年2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宴请尼克松夫妇，尼克松对食物发生兴趣。

尼克松先是对周恩来的竭诚款待恭维一番。筵席的菜肴“出色”，军乐队也很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国外听过奏得这么好的美国音乐。”尼克松和周恩来一样，坦承中美之间还存在许多差异。不过，无论如何，中、美两国人民还是能够缔造一个和平的世界，让年轻一辈的人，好比他自己的女儿们，能免于战争的恐惧。“因此，就让我们在往后的五天，携手展开一趟长征，不是齐步走，而是自不同的道路迈向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缔造一个和平、正义的世界架构，让人人都能同样有尊严地站在一起，国家不论大小，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免受外界的干预和宰制。”让傅立民坐立难安的那一刻终于到来，尼克松引述毛泽东的话：“毛主席曾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1972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尼克松。

尼克松举起酒杯，向缺席的毛泽东，向周恩来，向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致意。这时乐队奏起《美哉！亚美利加》（America the Beautiful）的旋律。尼克松很高兴得知这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曲子，因为尼克松的就职典礼上也有这首曲子，周恩来还举杯为客人的连任就职干杯，尼克松认为这“意义重大”。音乐声响起，轮到尼克松向贵宾桌举杯敬酒。看到尼克松带着舞台总监般的自信，霍德曼认为“这实在太壮观了”。“他的一举一动极有说服力，沉稳地站在每个人的面前，注视着对方的眼睛，举起酒杯，轻轻碰触对方的酒杯，浅啜一口，再次扬起酒杯，断断续续向对方点头，然后转身走向下一位面前，重复先前的动作。”

（本文摘自《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加]玛格雷特·麦克米兰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