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日本右翼势力死灰复燃且日趋猖獗的主要历史原因，是战后对日本实行单独占领的美国出于自身战略考虑保留天皇体制、包庇大批战犯等，使之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且具备继续存在的政治基础。无疑，美国是罪魁祸首。但同时，国民政府在处理战后问题上铸成的一系列错误，也助了其“一臂之力”。

对待日本战后处理问题，国民政府以“反共优先”为原则，主张所谓“以德报怨”、“不念旧恶”、“与人为善”，宣称:中国的基本政策，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此亦非姑息……在军事方面，对日处置必须以严，使不能重整军备再图侵略;在政治方面，中国则主张宽大，“至于日本赔偿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但实际上对日政策是为国内独裁反共政策服务的，蒋介石就讲过:为了亚洲安定，不能不避免有使日本益趋贫弱的举措，俾日本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反共国家。在该政策指导下，国民政府在严惩日本战犯、军事占领日本、战事赔偿、决定战后日本国家制度和领土问题、对日和约等问题上严重损害中国的民族利益，相反促成了右翼势力。

日本发出讫降照会后，8月11日，蒋介石下达三道命令:一是要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是要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是要伪军“切实维持地方治安”，不准向人民军队投降。这理所当然地遭到坚持敌后抗战牵制住大部分侵华日军和伪军，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并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的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拒绝。8月12日，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拒绝其“就地驻防待命”，不准受降的命令，并指出命令“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8月15日，朱德总司令命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其所部下令投降，并在向美、英、苏三国政府致送的说帖中指出:中国解放区沦陷区人民武装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条款及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包围之日伪军投降……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日军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的工作。

到日本广播投降诏书后，日军已面临瓦解状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都在敌后日军驻守的各大城市及交通要道边，完全可能出现成片日军向抗日人民武装交械投降的情况，中国各大城市也会变成解放区，这是蒋介石万万不能容忍的。而远离日占区的国民党军队短时间内难以赶到，如无日军的配合无法由国民党来受降，所以蒋为了一己统治之私利，不惜与民族的公敌相勾结。8月15日，蒋介石发表“以德报怨”的讲话，就是要争取日本侵略者合作。在同一天，还命令冈村宁次“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和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23日又通知冈村宁次“中国境内之非法武装如擅自向日军追求收缴武器，在蒋委员长或何总司令指定之国军接收前为股匪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应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我接受部队”。与中国共产党多年以来的抗日态度及其义正严词相比，蒋介石一贯的暧昧态度及“以德报怨”讲话显然对日本要有利得多，所以自然倾向于靠拢后者，相互勾结排斥中共武装参与受降。

不仅受降安排刻意歧视与排斥中共武装，而且在举行受降仪式时也不遵守既定的程序。当时，投降的日军首脑还是较为老实的，如冈村宁次签署投降书时连看都没有看一眼拿起笔来就签上自己的名字，并说:“仗都打败了，教我怎么签就怎么签。”可做惯了奴才的何应钦已不知道挺直腰杆做主人了。按规定日本军人应佩带军刀出席，并当场解下象征军权的军刀，深度鞠躬后双手奉上以示交出武器和正式投降，可该司令考虑到这样日本军人未免太掉架子，竟然同意日本将领不佩带军刀出席投降仪式，免了这道最具有象征意义的程序。在冈村呈递投降书时，何应钦竟然还抬身还礼。这种“中国特色”不仅仅丧失的是战胜国的威严，更重要的是在开始清算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第一个重要关口，就让其较为轻松体面地混过去了。可能这些没有受到侮辱和惩罚的侵略者都认为，这么一个非常严肃的开端尚且如此，以后自然也是稀里糊涂。事实证明也是如此。但如果有些场合换作中国共产党人受降，一定会从中华民族及广大被侵略被迫害的人民的利益出发，严格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处理，断不会出现种种受降怪象，使之从此开始时时感受那种交出武器投降的一败涂地，扼制其可能东山再起的哪怕一丝丝希望。

蒋介石还无视同盟国对法西斯战俘的有关规定，不顾处于贫困的中国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已经历8年战争磨难的国家经济状况，故意提高战俘的待遇。同时，自国际上签订战俘处理条约以来，只要是准备遣返的战俘就应打乱原有建制，按军阶和军衔编排部队。可蒋介石却批准主持战俘遣返的何应钦和汤恩伯的建议，把所有日俘按原建制编排和遣返，被称之为“徒手官兵”，战俘的具体管理和组织还是由原日军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其总部负责。中国没有一点战胜国的威风，日俘却是凶相不减。作为战犯尚且如此嚣张，所以这些军国主义分子是不会轻易“缴械投降”的。而且在遣返时，按盟军的规定只准带15公斤的行李，可汤恩伯主管的上海区的80万战俘和日本人返国时，竟允许带走30公斤的行李，而且规定食品不在此内，除武器之外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带走，包括从中国抢走的文物书画、金银珍宝，国民党当局主动放弃了最后一次清算日军战争罪行、追回国家和民间财产的机会。

为了利用日军力量进行反共内战，国民政府不仅无严惩战犯的积极性，还竭力影响侵华日军战争罪犯的审判，从轻从宽处理，甚至免于追究和无罪释放。当时按理开列了要引渡以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郞为首的56名战犯的名单，但在被美国拒绝后仅引渡了33名，就没有了下文。也仅审判了包括南京大屠杀的直接指挥者谷寿夫、杀人比赛中的两名下级军官等145件死刑和400余件有期徒刑。1947年10月2日，南京政府突然宣布，自当年10月15日起停止对日本战犯的检举。从1945年10月开始遣返第一批日俘、日侨，至1947年7月基本结束，人数达370万。1949年1月，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国民政府急忙将在押的1000余名战犯全部送归日本，许多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因此逃脱了中国人民的正义审判。这使日本侵略军见到了免遭灭顶之灾的希望，竟宣布在未正式举行投降仪式之前，日军仍负责维持治安之责，还要对“越轨分子”进行“坚决的讨伐”。8月18日，冈村宁次以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村浅三郎的名义下发命令，要其部下“对国民党军队要积极配合，完全彻底地交出武器、弹药、军需品，充实其武力，并以设备、器材、技术人才原保密的工业技术等促其经济复兴，对共产党则应断然予以“讨伐”。为了能迅速抢占各大城市和主要路线，国民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完成了新的勾结。而不少战犯回国后，不仅未对在华犯下的罪行反悔，反而固守其多年的军国主义思想，极力否认侵华历史，敌视中国人民。

其中的冈村宁次是侵略中国历时最久、罪恶最大的日本战犯之一，1945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的日本战犯名单中，冈村被列为首要战犯。但是，蒋介石却让他做秘密军事顾问，策划向解放区的进攻。在全国人民的愤怒舆论的压力下，一直拖到1948年8月23日，才在上海“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被迫对冈村进行第一次“审判”，于1949年1月26日第二次审判，竟然宣判他“无罪释放”。判决消息一出，全国舆论大哗，就连自己都认为死刑在所难免的冈村宁次本人也表示太失体统。1月30日，他从上海搭乘美轮回国。中国共产党曾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引渡冈村宁次，并以此作为维持国内和平的条件之一。但在第二年，蒋介石即聘请他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会”的高级教官。冈村宁次还受蒋介石之托，在日本组织了曾经全部是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军骨干(称白团)赴台湾，协助其训练国民党军，积蓄“反攻大陆”的武力。这些战争贩子不受惩罚反受优待的结果，导致日本国内弥漫着“集体无罪意识”，从而使日本多数政要尤其是右翼分子不愿认真反省和悔改战争责任，也为后来的复活埋下了伏笔。

更不应该的是放弃战争赔款。日寇的14年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中国人民伤亡达3120余万人，流离失所者达1亿人以上，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1947年10月25日，同盟国联合提出对日索赔要求，共计540亿美元。在赔偿比例中，各国分歧很大。中国提出占偿40%的谦让比例，各国不同意，只允许中国占30%，这显然与中国在战争中遭受的巨大物质损失相比极不相符。1947年4月，美国决定将赔偿的30%作为先期赔偿，预分给中、英、菲、荷等国，中国所得比例最高。从1948年1月至1949年9月中国先后派出22船次运回3. 59万吨赔偿物资，价值2250万美元。在处理与赔偿有关日本掠夺的海外资产问题上，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轻视，中国所得偿还的劫物权有限，仅值1800万美元，绝大多数被劫资产未能追回。

1952年4月28日，日本吉田茂政府与台湾蒋介石当局签订《日本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和平条约》(简称“日台条约”)，蒋介石在其中以日本承认台湾“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这一自欺欺人的虚构代价，而主动完全放弃了日本侵华的战争赔款问题。把政党利益放在第一位，而置民族利益不顾的这种做法，是日本政府至今不愿意承担侵略战争责任和战争赔款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笔赔款的保留，也为日本成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打下一定的经济基础。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和日美经济实力的接近，右翼分子也恢复了信心，以至欲望膨胀，大国意识开始滋长，要求承担与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这种互动也加速了右翼势力的复活。

历史证明，“以德报怨”只是蒋介石的一种“战略筹码”。如东京大学教授卫藤藩吉指出的，蒋介石的真实目的在于牵制苏联和中共，所谓施惠于日本，实乃为战后与共产党的国内政治斗争。宽大政策应有一定的底线，对于一个疯狂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过于宽大，实质上却放弃了惩恶扬善的人类普世价值观，也失去了中国人民伸张正义与浩然正气的民族精神。对许多日本战犯的无罪释放和放弃战争赔款，完全违背了国际公约与人类正义原则，以至造成正义与邪恶不分。这样过度地“以德报怨”，使日本从中国的国共内战和战后的“冷战”格局中渔取重利的同时，也致使战后日本不承认侵略责任与罪行，一定程度上为军国主义思想和右翼分子提供了保护。

在军事占领问题上，国民政府原准备以青年军三个师编为日本派遣军参加占领日本。1946年3月，正式决定在6月派15000人前往日本，但到6月临出发之际，蒋介石下令中止派遣，表面理由是阻止苏联派兵占领日本，实际上是为7月发动全面内战做准备，只在5月派出驻日代表团参加对日战后处理问题，参加日本战舰分配得到23艘。李幺傻说。这就造成了美军单独进驻，客观上把日本推向了美军。而美国实施亚太战略，就要借助日本钳制中国，从而造成了今天美军放纵日本、任由其开历史倒车的乱象。如果当初中国军队也进驻了日本，尽管后来也会置于美军主导下，不敢说对局面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但至少日本右翼势力会有所顾及。因为战胜国军队的占领不仅是一种威慑，而且还是一种侮辱和警醒，作为手下败将的军国主义分子不得不低头做人，就不会像今天滑得这远。

战后，中国革命胜利已成排山倒海之势。美国对日政策也因此从1947年年中以前的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改为对日本采取扶植政策，把它纳入远东对社会主义阵营冷战的体系之中。远东占领军总部开始加紧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如释放战争罪犯，允许独占财阀、法西斯团体、右翼地方势力的存在；支持日本政府镇压日本人民中的民主运动，减少和取消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损失的赔偿(如1948年，美国德莱柏计划的赔偿数比1946计划判定的赔偿数减少85% )，有意识地保有日本的部分军事工业。特别是二战结束仅仅几年之后，美国又公然违反日本和平宪法中禁止日本拥有陆、海、空军的条款，以自卫队名义成立了7. 5万人的军事部队，并保留了一部分以前日本侵略军队中的骨干分子。美国对远东特别是对日政策的转变，是在远东为对付中国革胜利进行积极的准备。对这一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从与中国人民对抗，能够继续维持残存下去出发，置民族利益顾，马上随之转变，放弃前几年执行的与日本争夺远东“反共堡垒”地位的政策，而日益与美国的扶日政策相协调。

1947年8月1日，国民政府通过原则上开放对日贸易的决议，向日本提供大量工业原料，帮助日本工业“复兴”，并决定旨以向日本工业品开放中国市场。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要求各国承认中国在对日和约中拥有“特殊地位”。21日又发表所谓呼吁各国对日政策要合理宽大的讲话，实际上是要求各国和美国的政策保持一致。对美国公开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政策，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马上表示反对。1948年夏秋两季，中国许多大中城市的学生、市民都举行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集会、游行、示威等爱国运动。但是，蒋介石无视中国人民的意愿，完全从本阶级和集团的私利出发，派国民政府重要成员张群访日。张群在日本到处活动，制造舆论，称战后日本已经具备了和平民主的规模，吹捧麦克阿瑟，散布中日应“合作与援助”，企图依靠中、美、日三国联合延缓在中国大陆失败的趋势。但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这样做也变相地把军国主义分子推上了复活的快车道。

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转折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执行“反共优先”政策，以“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对日本无原则地让步，以便阻止中共抢占各战略要地，接收日本大量的武器装备物资，与其保持长远的友好关系，且在战后国家制度、战后日本领土问题等均无统一有力的政策，而任由美国一手操纵处理。这些使罪行得不到惩治，侵略得不到谴责，暴行得不到批判，正义得不到宣扬的媚日行为，也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复活、篡改侵华历史提供了条件。

    （作者：周云波，系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人武部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