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三十年是我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最迅猛的年代。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1949年我国总人口是54,167万人，1979年我国总人口是97,542万人，短短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3,375万人，增长了80%以上。

　　对于这一时期人口如此迅猛增长的原因，许多人通常的解释是：没有搞计划生育。1957年时，曾有一位名叫马寅初的著名人口学专家曾提出了“新人口论”的理论，建议国家实行节制生育或计划生育政策。据说马老先生的这一建议当时不仅未被采纳，还遭到了批判。所以，后来就有了“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说法，也就是说，建国前三十年新增的4亿多人口中，大约有1亿多新增人口是属于正常状态下应该增长的，而另外的3亿左右新增人口，是由于没有采纳马老先生的“节制生育”建议而超常增加的。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问题：马老先生提出的“节制计育”或“计划生育”概念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个全新的概念，在马老先生提出这个新概念以前，中国人世世代代从来没有搞过“节制生育”，那末，既然中国人世世代代都是无节制生育，为什么只有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三十年才出现了如此高的人口增长率呢?实际上，当年马老先生之所以提出“节制生育”的建议，其直接动因就是因为他通过调查，看到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人口迅猛增长的势头，也就是说，出现人口迅猛增长的现实在先，而马老先生针对此一现实而提出“节制生育”的建议在后。那末，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人口总数的急剧增长呢?

　　“误增3亿”，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少死亡3亿”，也就是说，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在与此前基本上同样的无节制生育的状态下，由于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和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群众的医疗条件，大幅度降低了人口死亡率，这才出现了人口总量急剧增长的局面。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原因：

　　1.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在全国普遍推行“新式接生法”，用经过培训的接生员代替传统的民间“接生婆”，仅此一项，就可能使无数的新生儿免于产后“破伤风”而夭折，使无数的产妇免于因感染“产褥热”而死亡。

　　1949年时，全国的医院只有2600家，大多数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大中城市里，全国懂西医的西医师和西医士加在一起只有8万多人。在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里，多数连一家西医的医院也没有，只有一些中国传统中医“郎中” 开办的诊所，而广大农村地区，则更是缺医少药。所以，在旧中国，乡下有钱的财主家里有人生了病，可以派下人抬了轿子到镇里去请郎中，而穷人生病，则只有死扛。不管富人还是穷人，遇到家中产妇生孩子，都请的是民间的接生婆。

　　这些民间的接生婆是缺乏现代医学知识的。就拿给婴儿剪脐带的剪刀来说吧，通常用的是在产妇家中临时找来的普通旧剪刀，把剪刀两面在烛火或油灯火上反复烤几次，就算是消了毒，就用来剪脐带;剪完脐带的婴儿，就用家常普通的布帛来包扎，接生婆自然没有经过严格消毒的纱布、药棉、绷带之类，接生婆自然也不懂得给产妇进行伤口消炎处理，不懂得给产妇打防破伤风的针剂等。还有，那时候的产妇家里人往往会在房前屋后的地里取一些“干净”的土，用一口铁锅炒热、炒干了，垫在产妇身下。我们知道，这样做极易引起新生婴儿的感染，以及产妇的产后感染(当时医学上称为“产褥热”)。这就是那个年代新生儿死亡率奇高和产妇产后感染率极高的基本原因。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在城乡大力推广“新式接生法”，并着手培训农村接生员，以取代原来的民间接生婆。到1965年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发表前，全国接生员的人数已达685,740人。“六·二六”指示发表以后，在“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方针推动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制度)普遍建立，许多农村的赤脚医生兼任接生员。但按照当时的规定，赤脚医生如果要兼任接生员的话，除了赤脚医生培训以外，还必须再接受6个月专门的接生员培训，成绩合格者方能从事接生员工作。

　　严格地说，接生员的工作技术含量并不高，但仅仅是通过规范新生儿接生过程中的每一项操作，严格防止新生儿和产妇在接生过程中的病菌感染，仅此一项，曾经挽救或避免了多少新生儿和产妇的死亡，这是无法估算的。

　　2.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基本控制或消灭了多种曾经在历史上肆虐中国和全世界的烈性传染病，如天花、霍乱、鼠疫、性病、吸血虫病、脊髓灰质炎、麻疹、乙型脑炎、脑膜炎、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等等。

　　例如天花，我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即告绝迹，而全世界宣告天花绝迹是在1979年10月。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直至1967年，全世界仍有1500万人感染天花，其中200万人死亡。而我国的天花绝迹时间早于世界十几年，使多少人免于死亡?

　　例如霍乱，日本人管它叫“虎烈拉”。据有关资料，从1820年至1948年的近130年历史中，霍乱在中国大小流行近百次，造成过无数中国人的死亡，其中，1943年发生在我国鲁西地区的霍乱大流行，系日军731部队投放霍乱病菌所造成，死亡人数达42.76万人。据有关资料，1817年至1923年的百余年间，霍乱曾发生6次世界大流行，造成损失难以计算，仅印度死者就超过3800万。这6次霍乱世界性大流行无一不祸及中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中国建立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就已经基本控制了霍乱病在我国的流行。1961年，出现第七次世界性的霍乱大流行，此次霍乱流行起于印度尼西亚，然后传到亚洲其他国家和欧洲;1970年进入非洲，百年不见霍乱踪影的非洲从此深受其苦，而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世界性霍乱大流行，竟没有波及到中国这个人口最多且历史上曾经是霍乱病最猖獗的国家。

　　例如鼠疫，又叫黑死病。在人类历史上有过数次毁灭性的鼠疫大流行，其中，第二次大规模鼠疫曾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约7500万人死亡，据估计，中世纪欧洲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于黑死病。1793年中国云南师道南所著“《死鼠行》”中描述当时“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拆堵”，可见历史上鼠疫危害中国之烈。新中国建立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大力开展“除四害”运动，将老鼠列为四害之首，主要就是因为老鼠身上的蚤类是传播鼠疫的基本途径。通过全民的除老鼠运动，很快控制了鼠疫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例如性病。据统计，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有各种性病患者1000万人。新中国成立以后，封闭妓院，改造妓女，免费收治性病患者，不过几年的时间，性病已在全国宣告绝迹。

　　例如血吸虫病。据有关资料，此病曾在我国肆虐2000多年，连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墓女尸中，也发现了血吸虫卵。据1956年我国对血吸虫病的普查资料，该病流行于长江以南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流行面积达200多万平方公里，血吸虫病患者达1161.2万人，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达1亿以上(当时全国是不到6亿人口)。流行区域里的绝大部分水域，如河流、水塘、水田等都被血吸虫污染。农民下水田劳动、在河中游泳、在池塘淘米洗菜，均极易感染血吸虫病。这种病俗称大肚子病，患者腹胀如鼓、上吐下泻、消瘦贫血、肝脾肿大，气促胸痛，重者神志昏迷，不久死亡。血吸虫病流行严重的地区，十室九空、人烟稀少、田园荒芜，“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1957年我国开始全面防治血吸虫病。1958年，正值人民公社化运动，全国农民都组织起来了。血吸虫病疫区统一规划、统一指挥，一声令下，男女老少齐出动，“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全面杀灭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全面治理有血吸虫尾蚴活动的疫水，终于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肆虐千年的血吸虫病在许多地方相继宣告消灭。1958年7月1日，毛泽东在前一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了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熙，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七律《送瘟神》二首。

　　3.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国中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小城镇里，连一所正规一点的医院都没有。从1958年起，我国开始始行三级农村基层卫生体制，1965年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发表后，加快了这一体制的全面落实。所谓三级农村基层卫生体制，一是要求全国每个县或县级行政区建立中心医院，二是在每个乡镇(公社)建立卫生院，三是在每个村成立合作医疗站。动员抽调中心城市里医疗水平较高的医护人员到农村地区中心医院和卫生院充任骨干，动员大量医科类学校毕业生充实各地县中心医院和卫生院，同时，培训大批农村合作医疗站的卫生员(俗称赤脚医生)。在当时我国医护人员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这个体制在保障人民生命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恢复联合作席位后，这一体制曾获得联合国卫生组织的充分肯定。

　　在有赤脚医生以前，农民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大量小伤小病是不会上医院的，例如，一个农妇在做饭时不小必被菜刀切伤了手指，一个农民在割麦时被镰刀划伤了手或脚，等等，他(她)们通常的处理方法是抓一把灶灰或细土敷在伤口上，找一块布条缠一缠，谁也不会因为这么点小伤跑几十里路到乡镇卫生院去治疗，而有了赤脚医生后，可以很方便地请赤脚医生进行伤口消毒处理和包扎，仅此一点，使多少人避免了伤后感染或从小病发展成大病?在没有赤脚医生以前，农村中出现因溺水、触电、滚坡、农药中毒、机械性损伤、被毒蛇咬伤等各种意外，往往因为农民们不懂急救或急救不得法，待病人送到乡镇医院时，病人已咽气身亡;有了经过专门培训的赤脚医生以后，这些赤脚医生虽然没有高深的医术，却懂得怎样避免一些不正确或禁忌的急救方法，知道怎样给患者做人工呼吸，知道怎样用鞋带代替止血带扎住患者的动脉血管以防血流不止或毒性漫延，知道怎样用头巾代替三角巾给患者进行简单包扎，知道怎样用锄杠和绳子、衣物制做简易担架，知道怎样用一些简单而有效的方法防止患者的休克和深度昏迷，知道在患者送往乡镇卫生院的途中怎样沿途护理。仅此一点，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

　　建国初期，我国的人均寿命只有35岁，这个数字很可能使许多人迷惑不解，难道那时候的人活到35岁左右就衰老了，就濒临死亡了?不是的。虽然旧社会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说法，但那时候活到60岁以上的人还是很普遍的。原因就在于那个时代的人口死亡率极高，尤其是婴儿死亡率和青少年夭折率极高，极大地拉低了人均寿命的数据。

　　在新中国建立以前，普遍无节制滥生滥育与人口的高死亡率是处于某种平衡状态的，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极大地降低了人口的高死亡率，打破了这种平衡状态，而节制生育或计划生育的新概念又一时未能取得大多数人的认同，这才出现了人口迅猛增长的局面。

　　“误增3亿”，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新中国建立以后，通过全国普遍推行“新式接生法”，通过消灭或控制了各种曾经肆虐中国的烈性传染病，通过建立三级农村基层卫生体制等有效途径，使3亿人口避免了死亡。而这一切，都是在建国初期我国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状态下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