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子升，又叫萧瑜，还有个绰号“萧菩萨”（这是毛泽东给他取的），1894年生，比毛泽东小1岁；今湖南省湘乡市萧家冲人，与毛泽东是正宗老乡；1910年进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与毛泽东成为同学、好友；1911-1915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上学（比毛高3届），与毛泽东又是同学、好友；1915-1919年在长沙楚怡学校任教，与毛泽东一起参加学生运动、创建新民学会、组织勤工俭学，两人堪称知己。

当时湖南一师的杨昌济教授（杨开慧、杨开智姐弟之父，后来成了毛泽东岳父）有三位得意弟子：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他们品学兼优、志趣相投、朝夕相处、友情深厚，人称“湘江三友”。但前两位后来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后一位后来却信仰了无政府主义，所以人生事业终于分道扬镳，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走了下去，但在友谊上倒并未绝然翻脸。萧子升的弟弟，即著名作家萧三，与毛泽东也是东山学堂、湖南一师同窗与多年好友。

1919年萧子升赴法留学，1924年回国，1926年后与毛泽东中断了来往（因当时国共已彻底闹翻）。1930年杨开慧在长沙被抓，他曾想办法营救，但没成功。先后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民报》总编辑、中法大学教授、国立北京大学委员兼农学院院长、华北大学（不是人民大学前身的那所）校长及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1949年大陆解放后，随着国民党政府去台湾；后来又到了欧洲的法国、瑞士。1952 年去了南美小国乌拉圭，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因李石曾在法国办了个中国国际图书馆，萧是馆长，该馆于1951年搬到乌拉圭，萧也便跟着去了），1976年在这里去世（与毛泽东同一年）。

萧子升在生前曾留下遗嘱：“死后骨灰和萧夫人骨灰同放一处，如有可能，运回湖南湘乡祖坟处与原配夫人遗骨同葬一处。”看来，他长年流亡海外，思念祖国，很渴望叶落归根，却终未实现，遂成了其人生的一大遗憾。

1959年，萧子升在海外出版了一本关于他与毛泽东交往的书（中译本书名《我与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后由昆仑出版社出版），详细描写了1918年前后他与毛泽东两人一文不名而步行游走湖南省内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个县的传奇经历。这在湖南叫做“打秋风”，跟讨米是差不多的。

其间，他们去过宁乡（这也是刘少奇的老家）境内古老的沩山及其著名的宝刹密印寺。至今在该寺仍有一个景点叫“毛泽东留宿处”。曾跟随毛泽东达15年之久的李银桥，在其《卫士长谈毛泽东》一书中讲述了这段神秘往事；萧瑜在国外所写的《与毛泽东行乞记》（另一个译名），也印证了这件事。

我在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国药准字》里，亦提到了这件事。我借男主人公姚湘之口讲述道：

“当年毛泽东还在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利用暑假和萧瑜去搞了一次徒步的湖南全省社会调查。这次社会调查很有特色，两人身上不带分文，全靠替人写字换来食宿。

“有一天他们来到沩山密印寺，要求面见方丈。那些和尚看他们叫化子般的穿着，便有些鄙视，说方丈不随便接见客人。由于他们一再坚持，就答应把由毛泽东和萧瑜两人签名的一张便条送给方丈。没想到约莫10分钟时间后，递送便条的和尚即回来说，方丈愿意与他们谈谈，并且请他们立刻前往。

“方丈禅室清静简朴，四壁摆着经书。方丈看似50多岁，面目慈祥，合掌施礼，然后请两位青年席地而坐。他注视一番来客，然后用手指着说：‘这位施主是毛泽东，这位施主是萧瑜吧？’

“‘你怎么知道？’毛泽东和萧瑜不胜惊讶。

“‘两位施主是签了名的。’方丈瞟了一眼桌上他们签名的纸条，说，‘毛施主一个字要占两三格，而萧施主一个格能写两个字。字如其人的道理，贫僧略知一、二。’

“毛泽东和萧瑜两人相视一笑，心里暗暗佩服。

“后来，他们谈了佛经、中国古代典籍，方丈还留他们吃了斋饭。

“饭后，丈方好奇地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身无分文地走呢?’

“萧瑜说：‘我们有心不费一文钱。来自远方的挂单和尚不也是一文不名的吗?’

“毛泽东则说：‘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草根百事可做。有道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大师身子微微一震，闭目合掌，嘴里翕动着。随后，方丈望着萧瑜，似乎忘记了毛泽东的存在，对萧瑜大讲佛教的美德，但萧瑜不感兴趣。

“当方丈委婉表达规劝萧瑜皈依佛门之意时，萧瑜立刻断然拒绝道：‘我凡心未了，研究学问，愿以改造中国为目的。’

“方丈遗憾地说：‘只怕萧施主今日不留沩山，日后也难留中国。’

“萧瑜问：‘何以见得?’

“大师垂首，嘴角露出一丝浅笑。

“15年之后，作为故宫高级管理人员的萧瑜，因盗卖国家文物，携款潜逃，真的流亡国外，终老南美洲的乌拉圭而不能归华，这是又一神奇应验的后话。“‘毛施主，贫僧敢有一问。’方丈又望着毛泽东；这一次大师像是把萧瑜给忘了，只盯着毛泽东，‘佛教何以在中国千年不衰?’

“‘自然是有人信它了。’毛泽东随口答道。

“‘简单了。’方丈说，‘第一，它提供了一种完整的人生哲学，对世间的普遍真理有重要的阐扬。第二，历史上中国的帝王有宗教的天性或哲学倾向。’

“毛泽东不以为然：‘我以为不是天性，而是维护其统治的需要。’
“‘帝王有宗教的天性。’大师坚持道，‘特别是唐代帝王，封孔子以王的称号（“大成至圣先师文王”），封老子为道家始祖，又派玄奘取回佛经，寺院遍及全国各地。这样，儒教、道教和佛教共存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中……’

“‘是的，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百年。’毛泽东说，‘几个宗教和谐地共存，对国家来说不是坏事。’

“‘阿弥陀佛！’方丈望定毛泽东，郑重地说，‘只望毛施主记住这句话，日后不要忘记！’

“‘这是什么意思？’毛泽东不解。

“‘阿弥陀佛！’大师闭目垂首，再不作答。”

对其中的一段话，“15年之后，作为故宫高级管理人员的萧瑜，因盗卖国家文物，携款潜逃，真的流亡国外，终老南美洲的乌拉圭而不能归华，这是又一神奇应验的后话”，大概很多人并不理解。

原来，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发生过一起著名的“故宫文物被盗卖”案件，萧子升亦被卷入了进去。此案当时影响甚大，见诸各报刊；远在陕北的毛泽东也是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竟长时间信以为真。但后来的调查证明，萧子升是清白的，这一切源于当时国民政府内部权力斗争的构谄。80年代，《光明日报》对此还刊出过专门的考证文章，为萧洗清冤屈。

可问题是，萧子升既然不是“因盗卖国家文物，携款潜逃，真的流亡国外”，那他为什么仍然长达数十年一直呆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的南美，尽管思念心切、望穿秋水而并不归华、不归湘，最后客死异国、死不瞑目呢？随着当事人久已去世，这便成为永远的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