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

　　我们用100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曾崇尚过各种思想主义，但最后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历史的选择。

　　第一，近代中国执着的探索

　　我们有过多次尝试，但是屡屡失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是要用中国化的基督教来改造中国，最后证明那是行不通的。所以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最有利的旗帜，就是保卫中国的文化。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提出以洋务自强，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兴起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用了30年时间，发展产业、发展科技、发展教育，想要产业救国、科技救国、教育救国。最后，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戊戌维新想要中国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结果也是以失败告终。

　　旧中国的问题出在制度上，要改制才能救中国。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从制度层面改造中国，推翻了封建统治。但是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了。袁世凯1912年死后，我们还尝试了12年共和制，结果军阀混战、生灵涂炭。那几十年，各种尝试都不成功。五四运动兴起，从“制度层面改造中国”发展到从“思想文化方面”改造中国，精英们提出要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那一套。其实，当时的思想是有些极端的，措施也过于激烈。

　　第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艰辛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当时社会主义是边缘性的思想，没有人信服它，梁启超认为搞不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孙中山也认为搞不成。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不存在成功的建立共产主义或者苏维埃政府的条件，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同意这个看法，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共产国际和苏俄的领导人斯大林、列宁等的意见。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只是当时中国社会300多个政治团体又多了一个党派而已。当时的中国，每天成立的政治组织和每天解散的政治组织一样多，谁都不知道这个新成立的党能持续多长时间，甚至连参加者都不知道。

　　诸位早期的共产党员其实也不是很重视“一大”。比如，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北京小组成员刘仁静，当年才19岁。当年“一大”召开，李大钊要为北大教职工向北洋政府讨薪，所以不能去。当时北京小组还有资深党员邓中夏，但是邓中夏也没去。他要到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学会的会议，没有时间去上海。其实这些理由都是非常荒诞的。如果他们真的认为“一大”很重要，李大钊怎会放弃“一大”而去讨薪？邓中夏怎会选择到南京参加那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年年召开的年会？他们都不去，所以在北京最后这个莫大的光荣就这样历史的落到了刘仁静的头上。虽然最后刘仁静被党开除，但不管什么时候介绍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一被展示出来，刘仁静就赫赫在目。但中国共产党绝不是命运的幸运儿。这些当年参加建党的人，有谁知道这个党28年后会夺取全国政权呀？所以党刚一成立，走的走散的散。1921年7月底建党，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脱党，1924年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另外，还有在后来革命中牺牲的，王尽美1925年病逝，邓恩铭1931年牺牲，何叔衡1935年牺牲，陈潭秋1943年牺牲。这13位代表，从头走到尾的就毛泽东、董必武两个人。从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出这个党的发展是何其艰难。所以，她绝不是一个命运的幸运儿，她的每一个发展和成功都来之不易。

　　艰苦斗争中的指路人

　　第一，居功至伟的毛泽东

　　这样一个党，能够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今天，影响以至改变世界格局，毛泽东居功至伟。这个人物与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紧紧地连在一起。虽然他在指导经济建设时也曾有过一些失误，但是我们从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整个新中国的历史来看，这个人所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曾讲，如果没有这个人，我们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

　　毛泽东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成功”的问题。如果不看毛泽东1928年写于井冈山的那篇文章，我们自己回答一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成功”这个问题。答案很可能是：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指引；第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第三，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第四，工农红军的英勇奋战；还有第五、第六等。这种经验式的、教科书式的回答比比皆是。当我们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再回过头去看毛泽东的回答，你就会觉得，如果当年毛泽东像我们今天这样想，估计中国革命可能就不会成功了。当人们按照革命的一般理论在推断革命发生不发生、成功不成功的时候，毛泽东却在寻找革命的特殊规律。毛泽东认为，一个国家在白色政权包围之内，可以有一小块或者若干小块红色政权区域长期存在。这是世界其他国家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毛泽东说，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随着另一种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最关键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拥护，而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毛泽东同志把中国社会看透了。后来的鄂豫皖苏区、湘鄂赣苏区、川黔苏区、湘鄂西苏区，都是在各个白色政权结合处。红军长征时，我们又充分利用了蒋介石与广东军阀陈炯明、广西军阀白崇禧、湖南军阀何建、贵州军阀王家烈、四川军阀刘湘、云南军阀龙云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

　　为什么在中国可以搞工农武装夺取政权，而在德国搞不成？为什么在中国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而在日本根本没这可能？关键就是中国的白色政权四分五裂。所以毛泽东后来讲，我们只需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持续不断的，则红色的存在和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病体，毛泽东把住了这个病体的脉象。如果说我们以前是有病乱投医的话，毛泽东现在开出了一个管用的方子。这个方子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如果不把中国社会认识透，这种结合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经常讲，毛泽东从来不是共产国际指定的接班人，也不是党的上一届领导人指定的接班人。毛泽东曾经讲，真正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同志不是神，也会有犯错的时候。他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他不犯错误，而是他的思维极富历史自觉。什么是历史自觉呢？第一，对社会运行规律有深刻理解。第二，对历史发展前景的主动营造。毛泽东一辈子不甘心被命运左右，一辈子都在主动营造，这是他身上最珍贵的东西。

　　第二，德高望重的朱德

　　朱德同志原来在滇军当兵，已经当上主将了，却一门心思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历史自觉在推动他，让他一定要干一点大事。

　　他到上海找陈独秀，陈独秀婉拒了他，因为陈独秀把朱德当做军阀了。朱德在国内入不了党，就从上海跑到巴黎，想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了法国，才知道巴黎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去了德国。于是朱德又追到德国。朱德同志为了入党，从上海跑到巴黎，又从巴黎跑到德国，终于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朱德回国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参加起义时，朱德地位很低，所带兵力只有一个营，大约500人，而且年龄偏大。起义部队南下，这500人几乎跑光了，朱德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后来陈毅讲，朱老总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一个老同志罢了。在整个南昌起义过程中，朱老总就扮演一个打杂的角色，不是开路，就是殿后。五六天后，朱德带领部队完成了阻击任务，把部队收拢了，准备南下与主力会合。可是，这时南下的主力军全军覆没了，领导人也分散了，周恩来、聂荣臻去了香港，贺龙回湖南，刘伯承去了上海，叶挺去了南洋。一瞬间，整个南昌起义部队只剩三河坝留守的那2000多人。当时大家说散了吧，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就是朱德。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时，朱德说他有办法，于是大家就勉强跟着他了。

　　八一南昌起义时，士兵们都穿着短衣短裤，跟着朱德走到10月底，依然是短衣短裤，而且还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于是队伍越走人越少，走到江西安远时，只剩800人了，队伍面临一哄而散之势。朱德没有动摇，他在整编大会上坚定地说，大革命虽然失败了，我们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同志们要革命的就跟我走。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1917年他们就成功了。我们今天就是俄国的1905年，我们一定会迎来我们的1917年。

　　后来据留下来的同志回忆说，我们当时站在下面，谁都不知道俄国人的1905年是怎么回事，但是大家从朱德这种充满激情的信心中，感觉到了信仰的力量。陈毅后来回忆，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前途，给大家以信心，这就是总司令的伟大。这800人谁能够想到二十年之后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威风呢？但是每一个自愿留下的人，从朱德身上都感觉到了革命一定胜利的信念。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排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帅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还有排列十大将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这800人的队伍里面。这800人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埋葬蒋家王朝的基本班底。这是朱德的重大贡献，朱德从此成为中国人民工农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人。解放以后，谭政同志回忆说，假若朱德不能把南昌起义队伍带上井冈山，我们井冈山秋收起义的队伍只有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八一南昌起义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全党的典范周恩来

　　周恩来终身从事的工作，就是把党内力量聚焦起来。

　　1934年长征之初，毛泽东曾经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不走，要带领一三军团和红九军团的20师留下来，坚持苏区的斗争，最后欢迎中央再回来。当时他可是低估了蒋介石剿灭江西红军的决心。这封信交给了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手中。博古当时很年轻，不知道怎么办，于是他把信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看完信，带着三个警卫，连夜骑马从中央所在地瑞金赶到毛泽东的住处，与毛泽东彻夜长谈。那天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没人知道，但是，毛泽东在谈话后就决定和大部队一起走了。这个决定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是周恩来对中共党极为重大的贡献。

　　长征途中周恩来与博古也曾有一次重要谈话。遵义会议开过以后，博古不适合再担任党的主要领导，要让张闻天同志接任。但是博古同志不愿意把权力交出来。所以，周恩来与博古彻夜长谈。周恩来对博古讲，你我都是留过洋的，我们这些留过洋的人对中国的情况都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搞不成，我们要另外找人，找真正懂中国的人。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我们共同帮助毛泽东，把中国革命搞成功。第二天一早，博古把全部权力交到中共中央。在后来毛泽东与张国焘、与王明的斗争中，博古也坚决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博古后来说，周恩来那一席话影响了他的一生，中国革命确实一定要由一个懂中国的人来搞。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集团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样的领袖的结合，他们相互弥补，彼此完善。他们都是伟人，但并不是完人。他们互相之间也会有分歧，也会有意见。不像现在所拍摄的领袖电视剧那样，毛泽东不出来谁都不出来，毛泽东一出来大家都跟着出来。毛泽东不说话大家都不吭气，毛泽东一说话大家都赞同，都争着去执行。我们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党，领袖之间的矛盾是难以避免的，意见分歧，方法观点不一样的比比皆是。但是，这些并不影响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他们依然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完整的整体，而他们之间的斗争，他们的矛盾，正是形成党的生命力的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正是依托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活力四射的整体，才能够战胜中国近代史上空前强大的蒋介石集团。

　　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美国有一位著名作家写《蒋介石传》，他说蒋介石几乎具备成为历史伟人的一切要素。他的思想、他的意志、他的手段、他的实力几乎一切具备，只欠缺最后一点运气。我认为用运气差来解释他的失败是不够的，但是这位作家讲的另外一句话我是很赞同的，他说，国民党的确有些好故事，但共产党的故事更好。国民党打了败仗就散了，共产党打了败仗却可以不屈不挠，继续奋斗，一往如前。我觉得这就是双方的差距。

　　艰辛而残酷的革命历程

　　人必须要有理想，没理想的人走不远，没有理想的人就是行尸走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前所未有的为理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党曾经在1927和1934年遭遇了两次重大挫折。世界政党史上，从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领袖集团一层层被强大的敌人清除掉，再换一批，再被清除掉，然后再换一批，一直前仆后继，百折不挠，这种情况真是前所未有。当然，其中也有因为大革命失败而牺牲或是叛变的。

　　大革命时期牺牲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罗亦农。他是政治局、组织局主任，相当于是今天的政治局常委，被朱德的前夫人贺治华出卖。贺治华做过朱德的夫人，与朱德同志生了一个孩子，后来离开了朱德同志，与党内另外一个叫霍家新的人结婚。大革命失败后霍家新、贺治华希望出国定居，他们为了两张到德国的护照和3000美元奖金，就把政治局常委罗亦农给出卖了。当天罗亦农在家里被捕，他回家是约了小平同志谈话的。小平同志晚到了几分钟，幸免于难。所以我说，1927年那几分钟就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否则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1927年就夭折了。这些领导人们都是艰苦斗争中的幸存者，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们革命到底的决心和意志，绝非是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

　　1927年革命的失败是残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了，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了，这都是政治局以上职务的叛徒。1934年红军长征时，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叛变，闽北分区司令李德胜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宋清泉叛变。高级领导干部叛徒比比皆是。革命就是大浪淘沙，中国革命风太高、浪太急，能坚持到底实在不容易。

　　张国焘与毛泽东都极富领袖气质。首先，两个人都是青年知识分子出身。第二，两个人都非常好地完成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毛泽东的影响力在中央苏区，张国焘的影响力在鄂豫皖苏区。第三，这两个人的共同特点是都想撇开共产国际。中共“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六大”，张国焘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直在中共中央核心层。张国焘在中共党内的资格，除了陈独秀，谁都盖不过他。毛泽东却长期游离于中共中央核心层之外，一直到1927年8月的八七会议，才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所以，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资格，跟张国焘是无法比的。但是，张国焘这么一个极具领袖气质的人物，1938年竟然叛变了。周恩来与张国焘长谈，但是这次谈话却失败了，没能说服张国焘。今天来看张国焘的出走，是有他的理由的。他说在延安一山不容二虎，他与毛泽东的矛盾太深。张国焘叛变后，做了戴笠的办公室主任，告诉戴笠很多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帮助戴笠搞垮中国共产党。1949年中共获得全国胜利，张国焘跑到香港，后来从香港跑到台湾，1979年12月病死于加拿大多伦多的养老院。

　　张国焘一生最辉煌的时刻，应该是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了。他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在十余骑警卫簇拥下飞驰而来，毛泽东率领政治局全体委员走出3里路，于蒙蒙细雨中恭候。当时，毛主席对张主席的资格、资历、经历、实力给予了极大的尊重。张国焘很感动。但之后张国焘发现，中央红军人数很少，而且衣衫褴褛，枪支长短不齐，没有一件重武器。一渡赤水后，最后一门50毫米山炮被扔到赤水河里面了，中央红军一门重火力炮都没有了，最重的火力就是60炮，这在今天属于步兵轻武器。所以，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就出现了问题，四方面军8万人，中央红军1万人。张国焘对遵义会议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事实上，一、四方面军分裂不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分裂，而是因为力量失衡。对于一、四方面军的分裂，今天有些描述写的很轻易：张国焘南下，走向失败，走向黑暗；毛泽东北上，走向胜利，走向光明。其实，当时毛泽东把一四方面军分裂和被迫北上称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比1927年大革命失败还要黑暗。

　　毛泽东很难判断自己这7000人到底能坚持多长时间，他甚至准备把这7000红军打散，做白区地下工作，后来幸亏发现了陕北根据地。到陕北一看，红二十五军已经把陕北完全控制了。红二十五军是原来张国焘的势力。而陕北正在搞肃反扩大化，红军的高岗、刘志丹、习仲勋都被抓起来了。当时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徐海东，他如果听张国焘这个伪中央的指挥，那中共中央真是毫无希望了。毛泽东给徐海东写了一封信，要借2000大洋渡过难关。因为这时中央红军就剩6000多人，财政基本上已经完全破产。当然借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要试探徐海东的态度。徐海东接到信，把军中供给部长叫来问：我们还有多少钱。供给部长告诉他，我们还有6000多大洋。徐海东吩咐：我们留1000就行了，给中央红军5000大洋。是给，不是借。还附了一封信，表示红二十五军完全服从中央红军指挥，毛泽东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后来多次提到，徐海东是于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如果徐海东在那个关键时刻，听张国焘的指挥，那中央红军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中国革命的胜利过程，遇到了多少急流险滩呀！所以毛泽东同志对徐海东同志褒奖有佳。徐海东同志一生受伤9次，由于严重伤病，没有能够参加解放战争。1955年授衔时，徐海东同志讲，我不授衔也可以，因为解放战争我没有参加。但是毛泽东坚持给徐海东授衔，而且授大将，地位仅次于粟裕。

　　下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陈赓。

　　陈赓是黄埔一期毕业学员。蒋介石最欣赏黄埔一期的学生，陈赓就是所谓黄埔三杰之一，东征时出任步兵连连长。后来，蒋介石把陈赓这个连调为总司令部警卫连。这样陈赓就成了蒋介石的贴身卫队的卫队长。有一次东征军与广东军阀林虎作战，林虎的部队攻击非常猛，把黄埔军全部打垮了。战场形势急速变化使蒋介石来不及撤退，处境非常危险，眼看敌人已向他冲过来，蒋介石准备拔枪自尽。此刻陈赓冲了上来，他背起蒋介石便跑。救了蒋介石一命。由此可见陈赓与蒋介石关系之深，以及蒋介石对陈赓的欣赏。但是陈赓最后弃蒋而去，因为他认为蒋介石不是真正的革命者。陈赓离开蒋介石后到苏联学习，从苏联学习回来就到上海搞地下工作，然后又转到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出任红军师长。在一次作战中身负重伤，鄂豫皖苏区无法救治他，只好把他秘密送到上海，在我们党控制的医院秘密治伤。他到上海恰逢顾顺章叛变，顾顺章把中央的联络点全部供出。于是，国民党冲到医院抓人。陈赓腿上有伤跑不掉，也被抓了。蒋介石一听说把陈赓抓了，马上去看他。陈赓却不想见他，他抓起床边一张报纸，挡在脸上。蒋介石最后只好苦笑一声走了。临走之前跟身边人讲要给他治好伤。我们今天总是说，陈赓是在上海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得以从上海脱逃，其实更客观一些说，应该是蒋介石放了陈赓。蒋介石一辈子杀共产党人无数，唯独放了陈赓一马。这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底线，你救我一命，我还你一命。这条底线蒋介石也是不能逾越的，逾越了，蒋介石对他的下属、对历史也是无法交代的。

　　可以说，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如此众多为了心中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奋斗者。他们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苦、不怕死，只为主义，只为信仰。没有一批这样的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建党28年就夺取全国政权，这个军队不可能建军22年，就能有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气势，它的力量首先来源于它的信仰，来源于一批这样的人的献身。

　　纵观新中国成立的过程，一方面历史给中国共产党的磨难超过给所有其他政治团体的磨难，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党员烈士有370万。这就是苏联、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纷纷垮台，而中国社会主义岿然不动的原因。苏联是一夜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东欧是在苏联坦克帮助之下建立的，他们这种社会主义有一定的脆弱性，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稳固性完全相反。我们有那个艰苦年代锻炼出来的一批人，最有献身精神的斗士们维护着稳定。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拥有这样一个团体。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

　　第一，永远不能脱离群众

　　我们当年为什么取得成功？我们的力量根源到底在哪里？刘少奇同志曾讲，我们共产党什么都不怕。美帝国主义我们不怕，蒋介石的飞机大炮我们不怕。但是共产党怕一件事情，就是怕脱离群众，脱离群众就会像希腊神话里的安泰一样，在半空中被敌人勒死。希腊神话中的安泰所向无敌。他的秘密就在于大地是他的一切能量之源。他只要牢牢的站在大地上，不管跟任何人搏斗，他的大地母亲都会从地下给他提供能量，谁都弄不死他。后来赫拉克勒斯发现了这一点，于是，花言巧语靠近安泰，突然之间把他抱起来，让他脱离和大地的联系，在半空中把安泰给勒死了。

　　今天，我们的党就要注意这一点，我们一定不要被别人抱起来，或者我们一定不要自己把自己抱起来，脱离跟大地母亲的联系。我们一定要牢记过去是靠什么取胜的。国民党将军杜聿明评价淮海战役时讲到，粟裕的部队只有10万人，可是后边跟了40万、50万农民，推着小车运伤员、运弹药、运粮食、运给养；而我们30万部队从徐州出来，走过村庄老百姓早就跑的精光，所有的粮食全都埋起来，水井全部填掉，你说我能不失败吗！

　　今天如果丢开这些力量根源，我们怎能夺取未来的胜利呢？中国的红色政权还能不能存在，还将怎样存在，我们一代代人还将回答这个问题。尤其在今天，我们经常提到信仰问题。毛泽东讲，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这难道不是毛泽东的信仰吗？邓小平同志讲，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难道不是小平同志的信仰吗？不仅仅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有坚定的信仰。张学良将军就曾讲，我是个爱国狂，国家要我命，我立刻就给，要我脑袋拿去就可以。从毛泽东、邓小平到张学良，他们被中华民族的历史深深铭记，因为他们有这样一种爱国情怀。这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第二，培养健康的精神氛围

　　去年，台湾的龙应台写了一本《大江大海1949》，很受欢迎。我认为她的观点有问题，我有意见。但是，让我更有意见的是，她的忠实读者中竟然有众多的是我们年轻的政府官员，还排着长队哽咽着请龙应台签名。我觉得，他们连基本的是非观都没有了。

　　《大江大海1949》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必须向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道歉。因为这场内战，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家不能回、隔海相望。龙应台写的很有人情味，但是龙应台忘了最根本一点，就是龙应台的父亲也是国民党的军官，而这场内战正是国民党发动的。1945年、1946年时，中国共产党人充满了建立联合政府的梦想，毛泽东当时都准备把办公地点由延安搬到淮阴了。因为他觉得搬到淮阴离南京近，将来开会方便。共产党是想搞联合政府，通过议会斗争来平衡国民党的力量，但是国民党不愿意和共产党搞联合政府，蒋介石坚持打内战，消灭共产党。内战失败后，国民党撤退时把大陆的黄金席卷一空，卷到海外。可是，龙应台不让她的父辈的那个集团对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道歉，却要让新中国政府对海峡两岸中国人道歉，这很有问题。

　　很多方面都能让我们体会到，现在最基本的是非观正在丧失。比如，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记者，他的父亲还是个长征老干部。他却在宣扬一种观点：长征是败落逃亡，真正原因不是什么革命理想高于天，而是残酷的适者生存的法则。可是有很多国家的青年，正在重走长征路，因为今天的长征路线已经完全超越了国共内战，超越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变成了人类不屈精神的象征。这条道路成为了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可是我们自己却有人在批判它、贬低它。

　　我们来看看美国好莱坞文化。

　　好莱坞总是愿意表现美国的英雄主义的情结，所有好莱坞男影星们都是因扮演硬汉而出名。再来看看我们中国，这些年我们推出了一批明星，很多都是笑星。回顾中国近代历史，过去我们是东亚病夫，现在站起来了。但今天，我们是物质站起来了，精神却正在垮下去。引用肯尼迪讲的一段话：评判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他培养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他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我们今天对什么人致敬，对什么人追怀呢？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警惕。一个在北京学习的美国学生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周围的中国同学总在骂自己的先人。我们美国人从来不骂我们的先人，华盛顿、林肯、富兰克林，他们全是英雄。美军的麦克阿瑟，刚愎自用、惟我独尊，在美军内部争议极大。麦克阿瑟在世的时候，反对他的人非常多。但是，麦克阿瑟死后，今天的五角大楼里到处都是麦克阿瑟的纪念品，他戴过的军帽、叼过的烟斗、用过的钢笔、穿过的军装、靴子，等等……。他们认为英雄们都是完美无缺的，他们在营造那种氛围。

　　反过来看现在我们国家，似乎把所有的一切都关注在物质上，我们的精神呢？精神依托在哪？我们没有英雄吗？我们从苦难中走来，获得了这样的辉煌，我们产生了多么大的一批英雄呀！我们到黑龙江的黑瞎子岛上，那里边防四团的团长告诉我们，他们经常因为中俄要谈判而过境。在那里他最大的震动就是在俄罗斯无名烈士墓前，看到俄罗斯幼儿园的老师在给一群小朋友讲烈士的故事，他看见老师哭、孩子哭，大人小孩哭成一团。其实幼儿园的小孩三四岁懂得什么。孩子在无名烈士墓前掉泪，关键是老师掉泪，孩子们看见老师掉泪，孩子们也跟着掉泪。俄罗斯有一批能够在无名烈士墓前掉泪的老师，所以他们能够培养出优秀的孩子来。俄罗斯的孩子们从小就知道在无名烈士墓前掉泪，青年夫妇结婚必向无名烈士墓献花，这是他们一个固定的程序。这些都是在营造那种英雄的、爱国的氛围。

　　我们现在一定要明确，不能企图用物质取代精神。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英雄主义的熏陶，民族精神的养育，历史文化的传承，都是必须的。它不仅是在时代变迁过程中迎接思想文化挑战的一个有力武器，更是通过心理认同、历史认同实现国家团结统一的坚实基础。今天的中国正在高速发展，但是各地发展差异很大。东、西部，南、北方差异很大。同一个地区内，领导、被领导，蓝领、白领差距很大。差异要产生矛盾，矛盾要产生冲突，冲突会引发危机，危机要导致分裂，会往“散”的方向走。我们如何摆脱这个命运呢？今天，我们中华民族要实现真正的复兴，就一定要发掘我们的共同点。否则，我们真的会四分五裂。我们必须发掘出我们的共同点，并且维护它、培养它、扩大它，形成中华民族紧紧凝聚的核心。

　　我们今天正处在发展的关键点，我们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从1840到2050年，中华民族命运在这200年内发生了何等波澜壮阔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又是多少代人流血拼搏、牺牲奋斗的成果。对于我们来说，真正认识这些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件，才能使我们真正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避免幼稚、浮躁与浅薄，走向沉稳、厚重与成熟。民族的凝聚力是那么多中国人牺牲奋斗而得来的，我们今天绝对不能把它丢掉，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