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强，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

【摘要】：马克思关于市场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以及所有制对产业结构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价值。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必然弄不清经济结构失衡的真正原因，也不可能提出调结构的科学方法。要科学地调结构，在理论指导上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要坚决调整所有制结构的失衡，坚持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并同时采取多方面的调节措施，包括发挥好市场调节的作用，就能较快纠正目前的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失衡问题。

[关键词]宏观经济结构；调结构；公有制；基础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不仅体现经济的社会形态具有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同时是促进宏观经济可持续地稳定运行和发展的基础。但是，搬用西方宏观经济学提出的主张，却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基础割裂开来，把宏观经济调控从当前的调整经济结构，与维护公有制经济基础割裂开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调整好当下中国的经济结构，必须纠正公有制经济被严重削弱的态势，尽快恢复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加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主导地位。

一、搬用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调结构主张存在片面性

　　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求“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这有很强的针对性。我国出现市场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等问题，都是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就必须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但是如何才能科学地解决好“重大结构性问题”，理论界认识并不一致。

　　搬用西方宏观经济学研究经济现实的学者认为，目前经济结构的失衡表现为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失衡，主要原因在市场体制机制不完善；要解决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应当从市场需求方面或者市场供给方面调整。他们认为，2012年以后中国宏观经济连续几年出现下行态势，从国际经验看，这属于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发生的正常现象，但是，要避免经济增长继续下滑，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调结构。他们先是搬用凯恩斯主义，从驾驭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角度提出“需求拉动”的调结构对策；在2015年党中央做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部署后，又从供给方面提出调结构主张，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三个：

　　一是认为经济“结构”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资源配置的结构”，中国经济减速最主要的问题是由于“资源错配”，经济结构发生了扭曲；第二层意义上的“结构”是“体制机制的结构”。“结构性改革”讲的是后一层体制机制意义上的“结构”改革，要通过这种改革，把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起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实现第一层含义的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供给质量的提高；政府要起的作用，不是直接出手去调结构，而是提供公共品等；采用行政命令方法解决经济结构扭曲的问题，效果很差，而且往往适得其反。

　　二是认为供给侧是与需求侧的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相对应的。提出了“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概念，认为这“实际上构成了供给侧的动力机制，这种动力机制带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供给侧”还包括与“物”的供给能力相匹配的、从“人”的利益关系来看的“制度供给”。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以创新引领消费；要提升创新能力，“瞄准惠民生、利长远的发展项目，创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制度供给的创新成为市场活力迸发的重要引擎”；“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

　　三是认为供给侧方面结构调整的主要含义是培育独立的自主经营企业。“最要紧的任务是形成自主经营的、独立经营的产业主体”；“民营企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是供给侧的”；企业活力必定主要靠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增强取决于政府行政干预的减少”。

　　上述主张提出完善市场机制体制、扩大市场有效供给、增加生产要素供给数量和质量、增强企业的效率与活力、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等，似不无道理。但是，所谈的“结构”，除了“资源配置的结构”属于产业结构范畴，其余都不直接涉及宏观经济结构。所谓“体制机制的结构”，这属于经济管理制度范畴，并不是经济结构范畴；显然不能用解决管理方面的组织关系问题，来替代解决社会再生产各部门之间的产业结构失衡问题。所谓调整“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方面的结构，把国内经济本身的结构和国际经济关系混为一谈，不能用以揭示国内民族经济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因而不能用于指导解决产业结构的失衡问题。所谓“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虽然从生产角度值得强调，但是这些都属于提高生产供给的效率和效益问题，并不能替代宏观经济的调结构。

这些主张具有的共同片面性是，都撇开了公有制基础来谈市场机制与调结构的关系。都不把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的所有制结构作为调结构的内容，也并没有讲清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没有提出科学的调结构对策，实属调结构的认识误区。

二、市场调节机制是与所有制关系结合在一起的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撇开所有制谈市场机制及其对社会生产的调节作用是片面的。这就有必要从流通的概念谈起。

　　马克思揭示出，流通是由生产决定的分配同消费（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之间的中间环节，是无数不同种类、不同社会性质的商品交换关系相互交错的总和，“是从交换总体上看的交换”。市场就是这种总体意义上交换关系的表现形态。它是全社会商品流通的网络，是“商品占有者的全部相互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既有共性又有区别的三种流通范畴：

　　一是简单商品流通范畴。这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与小生产者相联系的商品流通；与此联系的市场，可称为简单商品交换市场。这种市场的供求关系受价值规律调节。由于自然经济并不以商品流通为必要前提，这种市场虽对个别生产者有反作用，但是对全社会的生产结构则起不到多少调节作用。

　　二是资本流通范畴。这是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独立价值，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态的循环运动过程。无数单个资本流通过程相互联系，综合形成了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从商品资本形态的公式W'—G'—W…P…W'可以看出，其流通环节W'—G'—W在形式上与简单商品流通W—G—W相同，但是内容上则有根本区别：在商品资本W'中包含着剩余价值，而货币资本G'＝G＋g，其中G是资本价值，g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W'—G'不但是资本价值的实现过程，而且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因此，作为社会总资本流通环节表现形式的市场，它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P有内在的联系。正因为如此，这种市场理应称为资本主义市场，它已成为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前提条件。从流通对生产的反作用角度看 ，它对全社会的生产过程以至产业结构，已具有调节作用。也只有这种作用，才称得上是一种与社会生产过程相联系的市场调节机制。显然，只有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才形成市场机制范畴。这种市场机制不仅受价值规律调节，而且受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调节，换句话，是受这两种基本经济规律相结合的平均利润率规律调节的。在资本主义市场上，与供求规律联系的商品（商品资本）的价格已转化为生产价格。因为这种市场是生产的前提，与生产领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它是与资本主义所有制或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

　　三是作为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共性的商品流通一般范畴。这是反映上述两种流通的共性的范畴。这种共性是客观存在的，因为资本流通同样具有简单商品流通的规定性。资本只有通过执行货币一般、生产一般和商品一般的职能，才能执行资本自行增殖的职能；只有通过遵循价值规律的运动，才能达到实现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这种共性显然不包括资本的生产过程，从而也不包括所有制或生产关系的规定性。因此，我们可以说有商品流通一般含义上的市场一般范畴，但是不能说存在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共性含义上的市场机制一般，因为如前所述，简单商品流通并不具有调节全社会生产的作用机制。

　　不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出现之后，却产生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共性的市场经济机制一般。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同样是商品生产普遍化的经济形态。在这样的经济形态中，公有制的生产资料依然要通过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换进入生产过程，从而依然要以价值体的形态运动，也即还要采取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的“资本”（简称“公本”）的形态运动。这样，在私有制资本和公有制公本之间就形成了资本一般范畴。从社会的角度看，也就形成了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相联系的社会总资本一般的流通环节，以及作为这种流通环节表现形式的市场一般范畴。这种市场一般是商品生产普遍化的社会化生产过程的前提，因而它作用于社会再生产过程，这就形成了市场机制一般。当然，这种市场机制一般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

可见，理解商品生产普遍化的社会的市场，不应当撇开社会总资本一般的流通环节，只把它理解为商品流通一般含义上的市场一般。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市场时曾指出，“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因此，商品生产普遍化的社会的市场，是商品流通一般和资本流通环节的统一，是流通领域的市场一般和体现生产关系的总资本或总公本的流通环节的“总表现”。也因此，理解现实社会的市场机制，不应当撇开与市场相结合的生产过程的所有制性质，应当认识到，它要么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机制，要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机制。而不同的所有制基础决定了市场机制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必然具有显著不同的历史特征。

三、所有制是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作用的基础

　　市场机制一般是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对生产过程，从而对产业结构起调节作用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对生产具有反作用。市场供求关系的调节作用本质上是流通对生产的反作用。市场供求状态，不过是宏观经济在流通领域的表现形态。停留在供求关系层面看市场和市场机制，只能看到“感觉到了的东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正是由此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市场供求机制的认识。马克思针对这种“肤浅”性强调，“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是什么？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指出：“在简单的买和卖上，只要有商品生产者自身互相对立就行了。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供求还以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存在为前提，这些阶级和阶层在自己中间分配社会的总收入，把它当作收入来消费，因此造成那种由收入形成的需求；另一方面，为了理解那种由生产者自身互相形成的供求，就需要弄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这里包含两层基本意思：

　　其一，不同阶级的相互关系及其阶级地位，这是资本主义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作用的基础性原因。这是因为，“‘社会需要’，就是说，调节需要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相互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决定的，第二是由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率决定的”。不难理解，“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即剩余价值率）越高，全社会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在社会总产品的价值产品（全社会新创造的价值）中占的比重就越多，即在“社会的总收入”中占的比重就越大，雇佣劳动者阶级在其中占的比重就越小。既然不同阶级的收入构成的总收入都要作为有购买力的需求投入市场，那么，市场有购买力的总需求就势必有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部分，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需求只占很小部分，资本家等剥削阶级的需求就占很大部分。前者只对必要的个人消费资料形成需求，而后者的收入既要用于个人消费资料（其中包括奢侈品）需求，还要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追加生产资料商品的需求，所以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就会在市场总需求结构上表现为全社会对生产资料商品需求、奢侈品需求相应增大，必要消费资料商品需求相应减少。在“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例中，利润是职能资本家直接剥削并实现剩余价值的收入；利息、地租是非职能资本家（银行家）和土地所有者等食利者阶级以各种方式分享剩余价值的收入；税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在这些收入中，职能资本家利润占的比重越大，扣除自己个人消费的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越大，这在市场需求上就会表现为全社会对生产资料的商品的需求增大。可见，不同阶级的相互关系和他们各自的经济地位确实决定着市场的总需求和总需求的基本结构。

　　其二，社会再生产各产业部门的分工比例关系或产业结构是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作用的另一基础性原因。关于这一方面，有必要弄清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的含义。这可以从马克思的另一段论述得到启发，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进行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过程的全貌，包括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过程和使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流通过程，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这两个环节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分开的，在生产环节，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而在流通环节，即在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市场关系中，则受“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有购买力的“社会消费力”的限制。有购买力的“社会消费力”，也就是上述不同阶级的相互关系和他们各自的经济地位造成的市场需求，包括生产消费对生产资料商品的需求和个人消费对个人消费资料的需求。“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也就是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分工比例关系或产业结构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的另一重要方面。

　　综合上述含义，可以把资本主义市场供求关系借以发生的基础归结为两个基本因素：一是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对社会总收入的分配关系，也就是生产关系或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二是资本主义整个生产过程决定的生产者自身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分工比例关系，以及其固定资本补偿的比例关系、社会扩大再生产中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等（以下统称社会分工比例关系）。这两方面的基本因素决定了资本主义市场供求关系的表现形态。后一种因素社会分工比例关系或产业结构关系具有社会化商品生产的一般性；而前一种因素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这体现了资本主义供求关系的特殊性，也就是资本主义市场供求关系的本质。这种本质的突出表现就是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会经常出现不平衡，并必然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可见，在这两种因素中，所有制又对社会分工或产业结构起能动的决定作用。由于生产资料所有者是生产过程的控制者、指挥者；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狭义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因而它不但对商品流通的供给与需求起基础性作用，而且对作为广义生产关系另一层面的社会分工比例关系也会起决定作用。

马克思关于市场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以及所有制对产业结构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价值。既然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对产品分配关系起决定作用，又对社会分工比例关系起制约作用，这些作用是通过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能动作用进行的，因此，它是在整个宏观经济形态中起能动作用的基础层面。

四、私有制为基础的宏观调控不可能科学地调结构

　　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指出这种固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原因就在于：

　　从扩大的商品流通一般或市场一般来看，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在商品生产者及其生产资料在社会不同劳动部门中的分配上，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使社会分工形成“无政府状态”。这就必然使宏观经济不断面临产业结构失衡的威胁，只有通过危机的爆发，才能使各产业部门形成符合价值规律要求的比例关系。

　　从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总资本的流通环节来看，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社会收入分配关系必然造成两极分化，导致社会大多数人有购买力的“消费力”变得十分有限；而资本家阶级为了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的最大化，则不断地将产品价值投入市场，形成不断增长的市场供给，这就使大量的商品因市场缺乏购买力而无法实现其价值，导致生产供给和市场有购买力需求的失衡。

　　马克思的上述理论逻辑是经得起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检验的。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并付诸实践。为何仍然爆发周期性的危机乃至世界性的金融经济危机？根源就在于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这里不妨简要梳理一下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宏观经济调控的四种理论：

　　一是凯恩斯主义的调结构理论。 凯恩斯主义是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思想为基础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宏观经济理论，提出驾驭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来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从理论上看，它不懂劳动的二重性，只从价值角度调结构，看不到生产领域的使用价值角度的产业比例关系；从宏观调控的实践主张上看，它贯彻斯密教条，只从总收入的流通出发，即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v＋m的流通出发，却丢掉了社会再生产中最重要的不变资本∑c如何补偿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凯恩斯主义的非科学性。尤其不可忽视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理论是以保证私人企业的利润，也就是以巩固私有制经济基础为前提的。凯恩斯十分明确地认为：“就业量取决于企业家对该就业量的产品所预期的卖价。因为企业家会致力于把就业量维持在能使预期的卖价超过要素成本的部分为最大的水平。”可见，他所谓增加就业的条件是“根据最大利润来决定”的；“就业量决定于总需求与总供给函数的交点”的所谓充分就业，是以资本家的“预期利润会达到最大化”为前提的；也就是以维护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程度最大化为前提。这种理论以维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为前提，就决定了它不可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调整经济结构，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

　　二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机制自动调结构理论。新自由主义是与凯恩斯主义对立的西方经济学派，它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认为只有私有制经济才是有效率的经济，才能使市场机制起作用，宣扬只有没有干预的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才能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其实，自发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只能事后促进产业结构的平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出，商品流通一般的内部矛盾就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全社会分工或各产业部门之间形成一定比例关系，但是企业自主生产决策和自发的市场交换并不能预先适应这种客观要求。尽管说，自发的市场机制能使市场价格趋向市场价值，但是绝不应当忽视，它最终只有通过爆发经济危机，才能事后迫使产业结构服从价值规律的调节，使宏观经济实现一段时间的暂时平衡。这种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经济结构论，无异于放任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对社会生产力的定期破坏。

　　三是西方供给学派的调结构理论。供给学派主张降低税收来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但是，在产业结构已经失衡的情况下，降税只能起减轻企业成本负担的作用，对于私有制经济来说，这有利于维护私人企业主的利益。然而，由于降税同时涉及社会的所有企业，这就不能改变由企业构成的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同时，降低企业税收，势必降低国家的财政收入，而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节是不能没有财政支出的，尤其在国家财政负担较重，甚至仍有赤字的情况下，普遍地降税反而降低了国家实施财政政策调结构的能力。可见，这种主张并不能对调整经济结构起积极作用。习近平专门批评了一些人把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同于西方供给学派的错误观点，这是很及时的。

　　四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宏观经济调节理论。民主社会主义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经济思想，主张发展混合经济，但是不改变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从宏观经济方面看，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控制和干预，对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权实行一定程度的限制；通过高税收，推行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来推行阶级合作，消除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矛盾，因此，可以把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简称为“维护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问题在于，不改变私有制经济基础，就无法消除社会收入的两极分化，也不能真正控制市场机制的自发性；而实施高福利政策，国家财政支出过重，必然入不敷出，不能持续。2014年有一本西方流行的书《21世纪资本论》， 受到中国理论界关注。该书作者法国学者皮凯蒂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持批评态度，相对那些认为贫富差距是经济有效率的动力的资产阶级学者，有一定进步性；但是，他的经济思想和方法却仍然属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他是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上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他所提出的消除贫富分化积弊的方法，主要是从再分配关系（如税收方面）上做文章，并没深刻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经济基础的严重弊端和腐朽性。在唯物史观看来，改良主义只能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隔靴搔痒”，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

　　总的来看，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以拜物教观念和私有制天然合理的观念看待宏观经济。它看不到宏观经济一般的结构包括商品流通一般、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的社会分工、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社会总资本一般的结构关系（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关系）这五个基本经济层面的结构关系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片面地把产业结构视为第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的结构，混淆了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它只从物的方面看“资源配置的结构”，看不到其背后是人们在社会总劳动中的社会劳动分工关系；看不到在产业结构中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既要满足相互之间的实物补偿，又要满足相互之间的价值（社会劳动）补偿；看不到经济结构中的所有制层面与产业结构层面是不可分离的；它更看不到体现生产关系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经济结构中具有能动性、对其他经济层面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层面。因此，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必然弄不清经济结构失衡的真正原因，也不可能提出调结构的科学方法。

总之，只要私有制基础不加改变，即使有宏观经济调控，也必然无效。原因就在于，即使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已产生宏观经济调控和“国家计划”，只要并未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础，经济机制的主动轮就仍然是剥削阶级。在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资本更为集中，极少数人与绝大多数人的对抗性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即便统治阶级用国际剥削的超额利润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搞福利制度，也不可能避免危机爆发，还会使经济危机越来越加重。要科学地调结构，在理论指导上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五、科学地调结构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

　　根据马克思关于所有制和生产领域的社会分工形成市场供求关系基础的基本原理就可以得出，在我国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现阶段，如果在所有制结构中削弱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让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所占比重超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的范围，而对所有制结构的这种不良变化又不及时加以调整，那么，宏观经济就会发生与资本主义经济同样性质的产业结构失衡问题，乃至发生不应有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危机。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不应忽视，目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存在公有制主体地位严重削弱的态势。到 2013年末，我国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在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的第二、第三次产业9个行业（从业人员占所有行业的91.5%）中，按加权平均计算的占比计算，只占7.5%；如果把“股份制和其他企业”中的一半算成公有资本控股（实际上可能不到一半），公有制企业的从业人员也只占25.5%。从马克思关于所有制是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个本质特征来看，可以判断，在我国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已经不占主体地位。这正是我国产业结构失衡从而市场供求关系失衡的最深层原因。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产业结构失衡情况来看，它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发生，还是在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发生，两者有显著的不同。在公有制主体地位比较稳固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失衡有的是因政治运动对经济工作的干扰，有的是因指导思想发生“左”的冒进；一旦发生，能够在较短时间内（2—3年）纠错，能够使产业结构较快地恢复平衡。但是，在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尽管国家政府一直强调要调整产业结构，并持续多年采取措施，效果却仍然不明显。原因就在于，私有制经济成分比重超过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允许的界限，与生产社会化形成的矛盾就显示出来，从而对宏观经济发生负作用的程度已经严重加大。这种矛盾导致了市场供给的自发性加大，从而对产业结构发生失衡的作用力加大；导致了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由此引起市场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能适应市场供给的失衡程度加大，这又引起市场产品过剩，导致产业结构方面的产能过剩。因此，只要没有把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恢复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的最低限度，就难以控制私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造成的负作用，也就不能有效地纠正产业结构的失衡。

　　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只有巩固和逐步扩大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经济基础，尤其是壮大作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的国有经济的比重，才有可能避免宏观经济出现结构失衡的后果。这是因为，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为有效地进行宏观经济调结构创造了前提条件：

　　一是公有制为主体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体。这就使得私营经济造成的收入两极分化现象，只在有限的社会范围内存在。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还只能体现在各公有制企业内部，因而同样的劳动者在不同企业收入会有差距，但是这毕竟消灭了剥削关系的收入差距。因此，从全社会看，这就有条件避免收入两极分化，保证市场有购买力的需求与生产的供给同步增长。

　　二是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使全社会能够形成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目标。由此出发，就能够自觉遵循公正无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指导，来制定宏观经济调控计划和措施，有条件克服狭隘的私人利益造成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也有条件克服工作中出现的失误；从而遵循价值规律、社会扩大再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与生产目的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从生产和流通两方面的结合上，从社会总产品的使用价值结构和价值结构两方面来制定具有预测性的宏观经济发展计划，调节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或产业结构。努力做到从国情出发，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坚持经济发展速度以产业结构平衡为前提，并把按比例发展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三是作为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有经济科技力量强，具有市场竞争优势。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心把它作为调结构的“抓手”，一方面，及时掌握和利用流通领域的市场供求信息，把握生产领域经济结构的变化动态，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国有经济逐步壮大的条件下，控制和调整好国有经济的整体结构，以此控制具有自发性的其他经济成分，从而把市场机制固有的自发性控制在宏观经济结构不被破坏的范围，避免市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出现大的失衡，使宏观经济运行在按比例发展的轨道上。

　　当然，上述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为调结构提供的前提条件，还只是一种有效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要求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心发挥好主观能动性，在实践中克服各种困难，创造性地采取具体政策和措施。只要坚决调整所有制结构的失衡，恢复和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并同时采取多方面的调节措施，包括利用好市场调节的作用，就一定能较快纠正目前出现的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失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