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手捧“红宝书”拍照的香港居民

高梁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体改所研究员)

我对政治问题没有很深入的研究，也不想公开表态。如果讲左右翼各自的诉求，从右翼看主要是三条：

一是更激进的市场化私有化的经济政策；

二是对外关系上主张更加向西方开放；

三是在政治上主张更加快速的民主宪政。

如果把政治方面的东西去掉，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构成30年来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政策的基本成分。

我自己是在经济改革理论和实际政策的研究工作走过来的，当我看到最近十几年来我们的经济发展态势，曾经感到困惑，进一步思考，对经济现状有了进一步的想法。一方面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体，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性质，已经从过去的带有很大独立性、单一性的状态变成今天这个局面，其中间有很多黑暗面，即民对官、对政府的批评。今天政府方面的一些情况，比如官商勾结，分配的两极分化到了一个全社会不能容忍的地步。

怎么去看我们今天的经济的改革开放，今天的成就和积极面在什么地方，它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冷静的客观的判断，可到今天为止，这些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为此我和一些改革的朋友们几乎没有办法坐在一起讨论。

我讲两条：

第一，改革到今天，在所有制结构上如果人们还在抨击有太多国有垄断，这在统计数据上是不支持的。国有成分占全部经济产值的1/4，国有资产全部资产不到50%。在这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寻租腐败、化公为私、MBO（管理层收购），MBO恰恰在一段时间内是那些号称改革派、自由派大力鼓动的东西，它导致了重大的社会分裂，败坏了政府和社会风气，到了今天所谓自由派的鼓动者们还不认账。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么多左派?这是从现实中给他的教训，这和30 年前在文革时期深受其害时，才会产生这么多的自由派是一样的，人们的意识来自于社会存在。

第二，从现在的经济结果来看，我有一个痛切的感觉：从技术进步的自主能力看，从对国外资本和技术的依赖看，从我国当前实际的产权关系看，我们国家正在逐渐脱离独立的地位，而带有了1949年以前某种性质的半殖民地化的状态。不管对1949年的革命有什么样的看法，中国从1911年到1949年奋斗了近40年，革命的口号是“打倒列强”。今天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技术能力上，经济发展对西方资本的依赖，不能令人满意，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济政策缺乏独立性的根本原因，这也多少给我们国家的国防和主权带来了影响。

我一直在想，苏联在90年代垮台分成好几块，但到今天没人敢去欺负苏联，反而苏联较弱小的GDP，敢去欺负日本。我们呢?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美国、日本、东南亚、越南、菲律宾都敢挑衅我们，咄咄逼人，步步紧逼。我不认为是我们的领导人没有骨气，而是我们在技术上有求于西方。久而久之，我们的独立就会受到影响。

有人说，我这是极端的经济民族主义，其实民族主义有两重性：希特勒的民族主义和日本的民族主义是扩张性、侵略性的，而被压迫民族，高举民族主义旗帜，是为求生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尊严，那是正义的，是能够号召民众的，是有生命力的，这样的民族主义当然应当提倡。混淆两种性质的民族主义是荒谬的。我们今天的民族主义，没有任何侵略性。因为我们直到今天，在技术上并没有真正达到完全自立的状态，何谈去侵略别人?我们国家百年来的革命史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争取民族独立、富强的历史。

这就关系到对今天的时代本质的看法。今天尽管美欧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济上走下坡路，但并不是说，西方霸权已经结束，或者他们已经放弃维持自己的世界霸权的意愿。和平发展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和平发展的力量确实不小，但不等于说这个世界没有侵略反侵略、压迫反压迫的斗争。中国在这个世界环境下，如果不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我们的改革开放的设计，包括政治改革的设计，都是有问题的。第一是否能行通，第二，激进的私有化和“宪政改革”对国家是否有好处，要多加考虑。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鉴于我们今天的状态，我们希望政府在政治体制方面，要不断的增加民主的因素，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苏联式的民主化道路不能走，这是我的基本态度。

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百年不遇的崛起机会，不要因为主观上的失误和外部力量的推动，使我们走上苏联式的道路。苏联91年解体给俄罗斯带来灾难，走这样的道路中华民族不是好事，但某些外国是乐见其成的。随便举例来说，中国是一个能源十分缺乏的国家，油气的储藏很少，较丰富的油藏无非是在西部。国内石油的生产成本不会超过40美元一桶，但我们实际消耗的油60%要进口，用100美元/桶。如果我们连这点油都没有了，那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成本要大幅度提高，几亿工人的辛苦劳动成果，都进了资源拥有者、资本拥有者、技术拥有者的腰包，经济发展成果就会受到了很大的损害。所以，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治体制或者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

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一个混合结构，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国家，也不同于东南亚和拉丁美洲，为什么?因为中国60年来积累了一个令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羡慕的工业和科技体系，这个体系是西方列强不敢轻易向我们动手的基础，现在尽管还有很多缺点和弱点，国有体制避免不了的弊端，但毕竟是我们的财产。

我过去没有这个体会，我跑了很多工厂去看，很多人的印象是，国有单位和工厂不干活，效率多么低。但恰恰是那些被看作计划经济堡垒的军工厂，拿出了很多先进的东西。不能简单的看国有经济和国防。尽管我们现在和美国的F22、航母比起来，我们很小儿科，但人家就是不敢动我们。一旦我们连这个都没有了，那我们就回到了1911年，随便就可以来个“二十一条”。经济的崛起，科技和国防力量的强大是民族崛起的根本，任何改革不能动摇这个根本，政治架构也必须在这个基础上，为了富强、独立、统一，在这个基础上把我们的公民自由和平等、政治架构的民主化往 前推进，这是我的基本意见。

【简介】高梁，其父顾准是“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文革中两次戴上高帽的“右派”。而高梁却是“非主流经济学家”，“反思改革者”中的一员，一个“左派”。他说：“没有毛泽东的恩德，有中国的今天吗？这一点我从来都是坚定不移地。虽然我们家可以说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他与中国的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认为，MBO（管理层收购）“是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最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