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印边境争端的历史渊源以及相关事实，网上已有大量报道，本文就不再赘述了。笔者在此先要强调的是，中印两国整个边界从来就没有正式划定过，只是根据双方历史行政管辖所及，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东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中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是沿喀喇昆仑山脉。换言之，在这条长近两千公里的“临时边境线”上，谁能实际控制就是谁的领土，但并非受国际法承认及保护的“永久领土”，而是随时会因摩擦、冲突甚至战争等不稳定因素发生变动。因此，虽然我藏南地区被印度控制了55年，但一旦时机成熟，中国政府仍然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收回被占领土。

　　论及收复藏南地区，就必须先从中国对印战略定位以及南亚战略格局谈起。自1947年印度建国伊始，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政治精英集团即野心勃勃，妄想全盘继承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霸权衣钵，不仅仗势欺凌南亚各国，还要染指中国的新疆和西藏，图谋称霸整个南亚次大陆，建立所谓“大印度斯坦”。当然，印度方面不仅有野心，还有自成体系的“国家战略”：

　　一、西抗巴基斯坦、东谋孟加拉、南压斯里兰卡，将印度洋视为“专属印度的大洋”；

　　二、在北方渐次吞并锡金、不丹、尼泊尔，图谋侵占我藏南地区及阿克赛钦地区，将中国列为最大的“战略威胁”及“假想敌国”；

　　三、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构建以印度为中心的涵括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地区性集团，进而成为区域超级大国，最后争当世界一流强国。 

　　基于上述国家战略，印度历届政府在领土问题上从来就不轻易妥协或罢手，长期坚持锲而不舍的态度并采取死缠烂打的手段，占领果阿、肢解巴基斯坦为东西两部分、在克什米尔与巴基斯坦进行数十年对抗、吞并锡金、操纵不丹、占领我国藏南地区、对我新疆阿克赛钦提出领土要求等等。在此一既定战略的指导下，印度不断调整军事方针、加强军事实力，坚持不懈地逐步实现其各个国家战略目标。

　　相较之下，自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周恩来两位开国领袖从世界大局出发，一直将印度视为可以共同对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友好邻邦”。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周总理于1953年12月在北京会见印度访华代表团时，针对中印两国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问题的有关谈判而首次提出的。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对待印度完全采取“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的政治外交态度，从来就没有将其视作“战略竞争对手”或者是“假想敌国”，也就谈不上制定什么“中国对印战略计划”了。

　　因此，在后来面对印度尼赫鲁政府采取咄咄逼人的对华侵略攻势时，中国政府仍然坚持采取一再忍让的态度，先是对印军的侵略行径保持沉默，后来虽然声明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又以所谓“现实主义的态度”，表示可以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中印边境争端。这种看似“软弱、绥靖”的对印外交政策，一方面是由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其理据就是“中印两国的边境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所以中印两国人民是友好的，千万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应该互谅互让解决边界争端”。另一方面，当年新中国的最大战略威胁，始终是美苏两国，以及台湾的国民党残余政权。因此，中国亦始终将最大的战略注意力和最多的战略军备集中在东部沿海和北部边境，而不愿意因西藏边境地区的“癣疥之疾”与印度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缠。最后实在是迫不得已，才在1962年末利用美苏“古巴导弹危机”的时间窗口，一举发起对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一个月的“短平快”战役彻底歼灭了入侵藏南的印军。但由于当年整个西藏地区的交通条件仍然非常恶劣，实在难以支持长期的战备后勤补给，最主要还是党中央出于“不与印度交恶而让美苏得利”的战略考量，于是在战后主动退出了藏南地区。

　　时至今日，第一次“中印自卫反击战”已经过去55年，中印边境大体上维持了相对和平的稳定局面，已经超额完成了毛主席当年提出的“（打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边境安定”的战略要求。然而，经过改革后三十年以及冷战后近三十年的世事沧桑，无论是中国的国情还是世界的格局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如果我们今天的对印政策，还停留在“友好邻邦”的传统战略层面，那就无异于刻舟求剑；如果我们今天面对中印边境冲突，还仅仅着眼于收复藏南失地、维护领土主权的传统认识层面，那就无异于鼠目寸光。

　　首先，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将印度定位为“友好邻邦”，当然是符合当时国内外战略状况的一个英明决策。但鉴于印度自其立国伊始即长期将中国视为“假想敌国”，加上美国、日本的对印战略支持（还要加上俄罗斯的间接支持），导致今日印度朝野上下的对华敌意更是愈演愈烈。如果我们仍然一厢情愿地“片面求和”，估计只有中国全面向印度“举手投降”，才有可能满足印度方面强烈的“打败中国情结”。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已经成为中国在21世纪的全球发展路径，无论是陆地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海洋上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均无法绕开占据南亚次大陆以及印度洋地区优势地位的印度，中国与其展开各种形式的地缘战略竞争，以此有效保障“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已属势所必然。

　　故此，印度对华敌意以及地缘战略格局这两大因素，促使中国必须改变以往传统的对印政策定位，将印度视为仅次于美日两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之一。在此一战略高度上，我们才能制定出切实有效的中印边境冲突解决方案。

　　既然是“21世纪对印战略”，那就决定了当下我国维护领土主权、收复藏南失地的对印斗争，不会是一场单纯复制历史的“第二次中印自卫反击战”，而是一场持久战形式的“中印世纪战略对决”，估计需要二、三十年才能看到最后的角力结局。在这个围绕南亚次大陆及印度洋地区所展开的大国战略竞争格局里，实际上还是中国与美国两大超级玩家之间的战略角力起着主导作用，印度作为地区大国，日本则作为美国的附庸，自然无可避免地沦为超级大国手里的战略工具。中国面对美日印三国，除了大力加强与巴基斯坦、伊朗的盟友关系外，还需要大力推进与尼泊尔、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的友好合作，同时利用缅北“民地武”问题来牵制缅甸的亲印倾向，在印缅两国之间打入一个战略楔子，务必令其不能联手对付中国。

　　在国内方面，我们同样需要根据新的对印战略定位，从对印军力和西藏建设两个层面进行有关战略部署。2015年实施军改后，驻兰州的原21集团军（现76集团军）和驻重庆的原13集团军（现77集团军）都隶属新组建的西部战区。事实上，当前我国已大力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国防政策，东部沿海地区基本没有陆军的“用武之地”，地域广大而又形势严峻的西部地区则应该成为中国陆军的主要作战方向。有见及此，第76集团军一部应移防新疆喀什地区一线，担负面向克什米尔对印警戒的战备任务；第77集团军一部应移防西藏乃东-错那一线，担负面向藏南地区对印警戒的战备任务。另外，解放军的空军、火箭军部队也应该加快进藏部署，形成“空地一体化”联合作战态势。如此一来，通过在中印边境东西两端调整对印军事部署，特别是大力建设更多的军用机场，可以迅速加强我对印部队的军备和兵力，将“中印边境争端”转化为推进中国军事建设和检验军队改革成果的战略平台。

　　在西藏建设方面，主要就是人员和交通这两个层面。西藏自治区现有人口318万，其中藏族占90%以上，汉族人口只有25万左右。为了有效承担今后的对印战备任务，建议中央重新组建西藏生产建设兵团，从内地组织百万移民前往雅鲁藏布江及帕隆藏布江一线开展农垦建设，平时务农、战时出兵，为将来收复藏南地区做好一切准备。目前西藏只有一条青藏铁路（已延长至日喀则）连通内地，由于铁路建设费时较长，现阶段还是以加速推进公路建设、尤其是战备公路建设为主。不仅洞朗公路不能停工，隆子、错那方向，以及墨脱、察隅方向的公路都要抓紧施工，同时应努力排除印度干扰，积极与不丹方面商讨促成建设“中不公路”。

　　综合而言，面对当前因“洞朗事件”所引发的中印边境对峙，我们没有必要急忙实施睚眦必报的即时反击，而应该因势利导地将其视为一个“对印战略补课”的有利时机。中国的21世纪对印战略，应该从属于中国的南亚外交战略以及印度洋战略，既要考虑排除美日插手的战略干扰，更要注意实施与“一带一路”的战略配合；在确立我国对印战略的基础上，按照有关战略部署逐步展开对印斗争，并使之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战略及最高利益。鉴于我国与印度之间的战略竞争必然是一场“持久战”，加上还要时刻注意避免落入美日两国的阴谋陷阱，所以我们切忌急躁行事，应该按照既定战略节奏来切实遏止印度的对华野心。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未来我国的对印斗争必须坚决扭转以往“被动防御、被动应对”的消极心态，明确树立“积极防御、攻守有度”的指导方针，从中印边境东西两端的多个方向、多个地段，主动实施各种形式的斗争手段，以我为主地通过对印施加政治、舆论和军事压力，促使印度内部发生各种变乱，力求在恰当的时机以最小的代价成功收复藏南失地，进而取得“龙象之争”的最后胜利。

　　（来源：昆仑策网，根据来稿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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