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场合温文尔雅，没有问题，但要有底线，守底线是很俗的事，是要准备动粗的事，光靠教科书中的那些知识是不够的。斯大林是懂这一点的。1939年斯大林的外交工作完成得的确不坏。与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结盟条件相比，斯大林与德国只用一纸“互不侵犯条约”而非结盟条约所获得的东西如此之多，以至1940年希特勒试图拉苏联参加“四国公约”时竟无多少交换筹码。也正是这种“互不侵犯”以及1941年对日本采取的“中立”立场，才使苏联在与魔鬼握手后又能避免与魔鬼为伍，并在1941年后的第二轮洗牌中有了与英、美结盟的合法身份和从容的外交余地。

在1943年11月英、美、苏三国首脑第三次会议上，丘吉尔给斯大林祝酒时说：斯大林将与俄国历史上伟大的英雄们并列，并且已经赢得了“斯大林大帝”的称号。斯大林回答说：“他身上越积越多的荣誉，实在属于俄国人民。他说，为这样的人民服务，当一个领导人是容易的。的确，红军打德国人表现了巨大的英雄主义，但是不这样，俄国人民是不会容许的。‘红军战士要往后退必须拿出比面对敌人时更大的勇气’。”[1]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诞辰80周年时，丘吉尔无不感慨地说斯大林：“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2]丘吉尔说这句话时可能同时也联想到自己在接手英国时，英国还是一个世界帝国；当他卸任时，英帝国的财产已为苏联和美国人拍卖。

“二战”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回忆录中比较丘吉尔和斯大林说：

“丘吉尔是豁达大度、易动感情的人，但这在会议桌上却是不利的条件。丘吉尔喜欢说话，不喜欢听话，他总是急不可耐地要找机会讲话，轮到他讲话的时候就更不肯放过了。但是，外交赌局上的赢家，何尝都是最热心辩论的人呢。斯大林有时就故意逗他发作。”

至于斯大林，他评价说：

“作为一个谈判对手，斯大林是所有人中最厉害的一个。是啊，如果让我这个积三十年形形色色国际会议经验的人，挑选一个出席会议的班子，我第一个就挑斯大林。不用说，此人是铁面无情的，不用说，此人也是胸有成竹的。他从无一字废话，也从不大发雷霆，甚至很少怒形于色。他深沉而镇静，从不大声说话。他避免莫洛托夫反复使用的那种使人生厌的否定语气。他善于运用较为巧妙的方法取得他想要的东西，却又不显得那么凶狠。”[3]

[1]［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30~331页。

[2]转引自［俄］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3]［英］安东尼·艾登著，瞿同祖、赵曾玖译：《艾登回忆录·清算》，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897、898页。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张文木战略”今日头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