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中国式的《共产党宣言》

点击：作者：张文木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24-06-05 13:43:42

“人民”是一个伟大的概念，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最伟大的发现，马克思以前的“民”只限于有恒产即有产者阶层。马克思发现的人民是私有剥削赖以对立性存在，且人口数量极为庞大的前提——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就是：

资产者和无产者

第二章就是：

无产者和共产党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一文中将劳动人民称为是人类存在的“第一个历史前提”，人民劳动也被马克思称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马克思这一发现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地找到了未来历史革命的基本力量，为无产阶级政党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

在中国，最先发现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人民”，将其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的概念中剥离开来并认定他们是共产党可以依靠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力量的是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也是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上找到中国人民的核心力量的。这个力量在马克思语境中只有工人阶级为基础力量的人民，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又找到了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农民，尤其是其中没有生产资料即“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并占农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雇农。他将传统文化中没有主体身份的“痞子”“惰粗”那部分人正名为“革命先锋”。1925年年底,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首先提出谁是可以中国革命依靠力量的问题，他认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开篇写道：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毛泽东首先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理论，能够中国革命能够依靠的阶级力量只能是产业无产阶级，但是在中国“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的历史条件下，当时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最为困惑的是谁是中国革命可以依靠的力量呢？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发现中国与西方国情国不同，在中国农村还有一个可以作为仅有二百万“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半无产阶级”，这些没有生产资料且人口数量庞大的贫雇农是中国革命可以依靠的力量。他写道：

半无产阶级。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包含：(一)绝大部分半自耕农，(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员，(五)小贩等五种。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虽同属半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优于贫农。因为贫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得。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欠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小手工业者所以称为半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虽然自有简单的生产手段，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他们也常常被迫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其经济地位略与农村中的贫农相当。因其家庭负担之重，工资和生活费用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和失业的恐慌，和贫农亦大致相同。店员是商店的雇员，以微薄的薪资，供家庭的费用，物价年年增长，薪给往往须数年一增，偶与此辈倾谈，便见叫苦不迭。其地位和贫农及小手工业者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

无产阶级。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粪夫清道夫等亦属于这一类。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中国尚少新式的资本主义的农业。所谓农村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要紧的地位。[ 1]

最后，毛泽东提出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建立工农联盟的可能性：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2]

1927年，毛泽东将这个思想进一步推进，直接将在传统文化中没有身份和地位的“痞子”反正为“革命先锋”，他在当年年初写的《湖南运动考察报告》说：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期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百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占百分之五十。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3]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大贡献，在于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中发现了不同于西方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体力量即贫雇农，中国革命由此找到了“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且可以依赖的绝大的基础和绝大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同志的这篇文章就是中国式的《共产党宣言》。

20多年后，毛泽东还是从生产资料占有制的视角介定“劳动人民”的范畴，并将这个认识明确提升为“劳动人民”和“人民大众”“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

所谓劳动人民，是指一切体力劳动者（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以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 4]

所谓人民大众，是指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产，也即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上明确地指出的工、农、兵、学、商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 5]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6]

列宁曾谈到“一般民主派的法权意识”和“劳动阶级的法权意识” [ 7]，前者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这里也没有作为“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人民”的概念；在“劳动阶级的法权意识”中“人民”则是法权的主体，这只有马克思语境中和社会主义主义社会建立后才能出现。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出席陕甘宁边区的一次会议上说：“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8]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自此，在旧中国没社会地位的“小人”“下人”“野人”“劳力者”“戏子”“三教九流”等，列入“中国人民”的范畴并成为国家的主人，其主体地位在国家宪法中得到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部分开宗明义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