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林：唐继尧开创造假之风

点击：  作者：李开林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17-12-09 10:16:49

 

 

 

　　中国人自古以来推崇诚信正直，即使灾难袭来时，天地之间仍有一股坚持真理的正气，古代史官宁愿被杀头也不为帝王书写虚假的历史。

 

　　假的东西毒化社会空气，损害人们的健康。物质方面的假冒伪劣产品，惧怕人们的智商，在智商面前难免原形毕露，而文化和精神方面的假冒伪劣产品，则专门踢打人们的智商。

 

　　一、从护国第三军建制的展板谈起

 

　　云南陆军讲武堂博物馆内的革命斗争历史展览，多少年以来都把宣传护国运动扭曲成宣传唐继尧，虽经2011年的重大改版，但至今仍把护国第三军的庞大建制的展板矗立在唐继尧塑像旁，借以显示这个第三军总司令的卓越功勋。

 

　　那么，护国第三军果真如同展板显示的有六个梯团吗？历史真相并非如此，1916年云南都督府的周刊《云南公报》详细刊登了护国运动期间各路护国军的军官任命名单，据《云南公报》记载：1916年1月3日“委黄毓成充云南陆军挺进军司令官此饬，委杨杰充挺进军第一纵队队长。”在委任挺进军司令官之后，出现了护国第三军先遣队的名称，委徐进充先遣队的纵队长，但这时还不知第三军如何组建。

 

　　赵钟奇原为护国第一军第三梯团的梯团长，刚出发到沾益，就被唐继尧改为第三军第一梯团梯团长。[1]

 

　　据《云南公报》公布的云南都督府饬：1月21日委严绍贤充任挺进军第一纵队三营九连连长，这一天“委赵钟奇充任护国第三军云南陆军第一梯团团长”，第三军开始有了一个梯团级的军官。

 

　　1月29日委挺进军第二纵队第四营的下级军官，委挺进军炮兵团第一连的下级军官，委挺进军第二纵队第四营的下级军官。委马毓麟充任护国第三军第一梯团少校参谋。这一天挺进军的上中下级军官基本任命完毕。不久，挺进军开拔到贵州黄草坝（兴义县），策应护国第一军和第二军。

 

　　2月8日护国第一军和第二军的上中下级军官已经基本任命完毕，这一天委护国先遣队纵队长徐进兼充第三军第一梯团参谋长（梯团级的参谋长这么重要的职务，居然是靠先遣队的军官来兼职工作，可见第三军这时还只是个空架子，尚未考虑由谁来担任第三军的主官）。

 

　　2月14日委护国第三军参谋长韩凤楼兼充第三军第二梯团长。韩凤楼孤身在贵州，协助王文华团长指挥东路黔军作战，东路黔军归戴戡指挥，而戴戡并不属于云南护国第三军。

 

　　唐继尧把赵钟奇部下的华封歌一个团调到贵州去，“欲合黔之东路军为第三军，由蓂赓自兼[2]”，但是直到护国运动结束，东路黔军也没有改为第三军。

赵钟奇滞留在罗平县，这里有赵钟奇的老部下李植生，都督府1月21日委李植生是充任步兵第十五团团长，并不委任为支队长。

 

　　李植生手下的兵力也少，只有几个营的步兵。 2月18日赵钟奇请求唐继尧派给军队：“步数营，机一排，李植生尽可为之[3]”。

 

　　为什么不组建护国第三军的架构呢？主要原因是唐继尧多疑多心。“袁通过朱尔典打电报给英国驻昆领事，转致一个电报云南第一师师长张子贞及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两电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在电报中袁世凯任命张子贞为云南督军，任刘祖武为云南省长，并要求他们反对唐继尧。刘祖武接到此电后，即交给唐继尧阅看，表示心迹，张子贞却没有这样做。此事公开后，唐继尧对张子贞即发生疑忌”，“在护国军出师时，唐继尧将第一师所属部队调空，无形中剥夺了张子贞的兵权，只保留第一师司令部一个空招牌[4]。”张子贞对于袁世凯的电报不屑一顾，也没有向上级和向下级扩散。按理说，团长黄毓成都已经担任护国挺进军司令官了，那么，职务更高的师长张子贞担任护国第三军司令官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由于唐继尧心胸狭窄，不仅没有让张子贞当第三军司令官，而且把张子贞属下的赵钟奇等部队抽调得七零八落。

 

　　由于云南都督署始终没有宣布护国第三军总司令是谁，只任命了四个军官：赵钟奇梯团长、韩风楼梯团长、徐进纵队长兼梯团参谋长、马毓麟参谋。而且赵钟奇虽然在师宗县李植生团长的驻地，李植生并不是支队长而是原先的团长职务。第二梯团更是空无一人，协同东路黔军作战的华风歌团长也未被任命为支队长，最后“第三军竟未成立[5]。”

 

　　于是有人趁机自称为护国第三军的主官。高蕴华在《护国靖国两役中遗闻轶事》中记载：“后庾恩旸将第三军列为己名，全属捏造，并无事实，无非抬高自己，拉下蔡锷与己同列，荒唐甚大。”[6]

 

　　蔡锷率领的护国第一军与北洋军停战之后，唐继尧就派兵入四川“增援”，争夺控制地盘。步兵编为8个军，蔡锷对唐继尧“增援”的举动忧心忡忡，他讽刺说：“古者天子六军，今能驾而上之，蓂公之魄力伟矣[7]。”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叙述护国军扩充为八个军：“就原有之挺进军改编为第四军，仍以黄毓成为军长，第五军以叶荃为军长，第六军以张子贞为军长，第七军刘祖武为军长，又增编警卫一军，以庾恩旸为军长，共成八军”。

 

　　护国运动后，唐继尧派军队以护国为名大举进川时，滇军的兵力达到了28个团，唐继尧任命了28个团的团长，并不任命支队长。在整个护国运动期间都没有出现过第三军有第三梯团的建制，更莫说第四第五第六梯团了。

 

　　庾恩旸是唐继尧的铁杆兄弟，庾写作《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是1917年，书中大力抬高唐继尧，但还没有创出作护国第三军拥有六个梯团的建制。

 

　　龙觐光和黄成柏李文富，从广西袭扰滇南时，云南都督府派出两个南防支队，去协助护国第二军和挺进军，赶走来犯之敌。这两个支队是这样组建的：“警卫二团团长赵世铭将该团胡若愚第一营的四个连（附机炮各一排）及习自强第二营的三个连（第八连已在个旧）编成南防第一支队；又命警卫第三大队大队长何世雄将该部的四个连及新编文少修的一个营编成南防第二支队（附机炮各一排），派上校团长马为麟统率[8]”。马为麟于1916年2月18日被委为步兵第十七团团长，当时赵世铭和马为麟这两个南防支队并不在护国第二军或者第三军的编制内。

 

　　几十年以后有人编造护国第三军有六个梯团的建制，叙述了马为麟是护国第二军建制内的支队长，又把团长赵世铭编在第三军的建制内当支队长，于是吴璋的回忆录《护国第三军保卫南防战役纪实》把两个南防支队误称为护国第三军的兵力，保卫南防变成了护国第三军在打仗。

 

　　最早编造护国第三军有六个梯团这种虚假建制的，是在护国运动31年之后，曾任唐继尧秘书厅长的由云龙1946年撰写《护国史稿》，他把赵钟奇、韩凤楼、刘祖武、庾恩旸、叶荃分别列为护国第三军五个梯团的梯团长，并且写“挺进军系由第六梯团改编”。这样一搞，庾恩旸被降为梯团长，想要“将第三军列为己名”的荒唐话也说不成了。

 

　　挺进军番号比第三军番号出现得还早，怎么会是第三军第六梯团改编而成的呢？护国运动期间，刘祖武一直是驻扎在滇南蒙自县的滇军师长兼第二卫戍司令，庾恩旸是都督府的军务厅长兼宪兵司令官，叶荃以闲居身份从家乡顺宁一带召集义勇乡团一个营参加护国运动，到达昆明后被云南都督府留下来工作，1916年2月29日“委叶荃充本府参谋厅厅长[9]”。他们几人都是当时在云南军政界里各司其职的官员，护国运动后被人乱点鸳鸯谱，给他们加上了梯团长的头衔，用于虚构第三军的建制。

 

　　又过了30多年，唐继尧的妹婿董雨苍写《云南护国历史资料》、曾任唐继尧秘书厅长的白之瀚写《云南护国简史》，照抄由云龙《护国史稿》的六个梯团建制，向《云南文史资料选辑》投稿发表。

 

　　笔者通过查阅原始资料、考证出护国第三军六个梯团的建制纯属虚构，云南讲武堂博物馆的展览，为了凸现唐继尧的丰功伟绩，至今仍然把虚假的东西作为历史事实向公众宣传，是错误的。

 

　　二、唐继尧拥袁称帝屠杀反袁人士

 

　　现在云南的电视、报纸、广播、各种纪念活动以及展览，都在夸耀唐继尧对护国运动有巨大贡献。那么，唐继尧的功劳究竟是什么呢？

 

　　最值得夸耀的，就是所谓“唐继尧召开五次秘密反袁会议、派人出省联络反袁、寻访蔡锷李烈钧来云南、保护蔡锷入滇不被袁世凯密探张一鲲暗杀、向孙中山写信表示反袁、提前派出反袁先头部队、派兵支援在四川作战的蔡锷”等等，谎言连篇累牍，构筑成系统工程。追溯其源头，造假的始作俑者就是唐继尧。为了让人们相信一个谎言，于是编造更多的谎言来自圆其说。

 

　　1914年孙中山先生创立了中华革命党，唐继尧紧跟袁世凯通缉查拿孙中山：“乱党孙文自逋逃海外以来，专以诈骗金钱，扰乱秩序为目的，种种鬼蜮，久为中外所共知等因，奉此合行通饬，仰该师长即便遵照，转饬所属一体查拿究办可也[10]。”

 

　　1915年8月袁世凯组织筹安会，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唐继尧两次劝进，争先恐后地“吁请早正大位，情词肫恳。”为的是稳坐袁世凯封赏的开武将军一等侯的宝座，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向上爬。唐继尧是云南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是食物链最高层的动物。他明知复辟帝制不得人心，但为了一己之私仍要拥袁称帝，就像小偷明知盗窃是坏事仍要获取不义之财。

 

　　现在有人为唐继尧辩解，说唐继尧杀革命党是为了迷惑袁世凯，可是，你把人抓起来就行了嘛，为什么非要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呢？唐继尧突然捕杀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总务徐天禄，并将头、身、手、足砍为六段埋于昆明北郊[11]，这种极其残忍的手段，能够轻轻巧巧用“迷惑袁世凯”的理由解释吗？袁世凯要想称帝了，唐继尧更加声色俱厉地命令警察宪兵紧张拿办“乱党”，宪兵司令部与警察厅几处关押很多人。“一夜唐在督署秘密亲审国民党一个司令，是贵州人”，口供主要是“奉孙中山先生派遣前来云南，目的是要云南整个军队力量反抗袁世凯，活动是使云南带兵官认识袁世凯卖国盗国，使大家思想一致，奋力反抗”。“审讯仔细，时间甚长，审毕立即枪毙[12]。”如果是为了迷惑袁世凯，大可借此宣扬捕杀乱党，以增强迷惑效果，而唐继尧则是稍稍地连夜杀人，在场知情的仅有三四个人，表现出唐继尧对革命党人的刻骨仇恨和自觉扑灭反袁星火的坚强决心。唐多次对滇军官兵训话，要求严防奸细，稳定军心，唐继尧所说的奸细，就是发动反袁的革命党人。原民国临时政府司法部次长吕志伊劝说唐继尧反袁，唐继尧敷衍应付，虚以委蛇。

 

　　唐继尧亲自布置捉拿孙中山先生派来云南发动讨袁的中华革命党人。1914年10月27日，唐继尧捕杀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总务徐天禄（李根源内弟），并将头、身、手、足砍成六段，埋于昆明北郊，手段极为残忍。“君数世凯、继尧罪，骂不绝口，遂于甲寅（1914）重九夜被难。断身首手足为六，稿葬昆明北城外。[13]”

 

　　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后，唐继尧更加声色俱厉地命令警察宪兵紧张拿办“乱党”，宪兵司令部与警察厅几处关押很多人。邹若衡揭露：“一夜唐在督署秘密亲审国民党一个司令，是贵州人”，口供主要是“奉孙中山先生派遣前来云南，目的是要云南整个军队力量反抗袁世凯，活动是使云南带兵官认识袁世凯卖国盗国，使大家思想一致，奋力反抗”。“审讯仔细，时间甚长，审毕立即枪毙。”[14]

 

　　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意图，北洋大将冯国璋等人都不赞成，“闻冯主张从缓，唐、任昨已有电报极端赞成。”[15]

 

　　唐的贴身警卫邹若衡记载：唐继尧在省议会召集投票，以军警宪兵架起机关枪的威势，吓得投票的人写“赞成”两字。[16]

 

　　“唐继尧、任可澄两次劝进，吁请早正大位，情词肫恳[17]。”唐继尧拥戴袁世凯称帝，两次劝进比其他各省的一次劝进更突出、更典型。

 

　　唐继尧不仅两次上表劝进，而且于10月12日又致电统率办事处催促复辟帝制：“务乞转陈主座，俯顺舆情，乾纲立断，决定施行，以慰薄海军民之望。若再予迟疑，转恐别生枝节，有碍国家根本大计，更非元首维持大局之初衷矣[18]。”

 

　　“唐继尧、任可澄等屡次通电京外机关，亦谓非帝制不能救国，言之极为痛切。本月初间电奏，谓共和为害，请早定一尊，吁肯元首早登大位。直至十八、二十等日，尚有密电，谓乱党密谋甚急，军队防范严密，力任保全治安等语[19]。”

 

　　外省来的人想联络唐继尧反袁，仅仅是外省人的一厢情愿，唐继尧对于各省反袁人士的入滇行动，不但不欢迎，而且防范得非常严密，唐认为反袁是“乱党”和“奸人”的行为，“唐继尧对入滇要道河口就加以注意，委任其弟唐继禹的同学杨勋为河口督办，叫他严防奸人入滇捣乱[20]”，熊克武、但懋辛、刘国佐、蔡济武等人从各省来到云南边境，唐继尧不准他们入滇，蔡济武冒险进入云南，就被唐继尧斩首示众。

 

　　1916年1月1日《申报》第6版《云南起事前之状态》记载：“军巡两署防范确从容周密，除加派侦探秘密查访外，凡日本上海及南洋各埠来信，均须派员检查，必拆视实无他故，方准照送。如有可疑之处，即行扣留，并逮捕其人。若属来往旅客，稽查尤为认真，凡操两广口音非久居滇省者，必格外注意，或再三盘查，如滇省无妥实商铺代为担保，则不准容留。”

 

　　从省外进入云南的革命党人容易抓捕，而秘密加入革命党的滇军军官不容易暴露。“董鸿勋到浙江考察，由刘德泽介绍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孙中山随即任命董为中华革命军云南司令官，并由陈其美发给经费，归赠滇军中华革命党同志。邓泰中、杨蓁、田钟谷、董毅生、明星辰、赵伸、吕志伊、杨蕙、陆杰、马骧、刘古愚、鄢仕周、杜去恨、杨华馨、袁咸熙、赵德恒、何秉权、张大义、赵德裕、段雄、李伟、何汉等人，都是中华革命党员[21]”。

 

　　吕志伊记载：“时滇中反对帝制最激烈者，上级军官则为罗熔轩、赵又新、黄斐章、叶香石、张开儒、邓和卿、杨映波等；中级军官则为杜韩甫、马幼伯、李文汉、李植生、田钟谷等[22]”，“予回滇后杜、马、田、李诸君时至予宅，密筹方略，予乃担任与邓君泰中、杨君蓁联络中上级军官，而中下级军官则由杜、马、田、李诸君联络[23]。”这些军官与吕志伊密切联系，在吕志伊处多次开会。李文汉叙述吕志伊到滇后，“他和罗佩金常在街上闲走购物，我与田钟谷经杜韩甫之介绍和他见面，他约我们加入中华革命党。由他立盟加入，以后时有联系[24]”。

 

　　马骧与杜寒甫为了发动反袁，在滇军官兵中秘密发展中华革命党的组织“洪华联谱”，把加入组织的官兵力量聚集起来进行军事上的反袁准备。经过几个月的秘密工作，“唐继尧的直属部队”，均已被马骧和杜寒甫运动成熟[25]。他们用洪华联谱这个看上去不太激进的名称，即使被唐继尧破获，也可以解释说这只是普通的洪门组织。

 

　　中下级军官议定了“促唐反袁四项办法”，若唐反袁则拥护他，若唐拥袁就杀掉他。

 

　　“滇军军官们三五组集，已无日不在秘密筹议运动之中，共推黄斐章进言于唐继尧，要求唐反袁，唐未决定[26]。”

 

　　黄毓成、邓泰中、杨蓁三人相约一同去劝唐反袁。直到深夜唐仍然不愿表态，黄毓成实在忍耐不住了，把手枪砸在桌上说：“要么你讨袁，要么你用手枪把我打了，没有其他的办法[27]。”他们为什么敢于面对面地逼迫唐继尧表态反袁呢？因为常驻昆明城的步兵只有两个团，杨蓁与邓泰中是这两个团的团长，兵权在握，并且邓泰中与唐继尧又是亲戚，所以危险比较小。

 

　　反袁的最大阻力就是唐继尧，唐对于滇军内部军官的反袁要求，可以采取口头敷衍的办法虚以委蛇，但对于外省来的反袁人士绝不手软。中华革命党人为发动反袁付出了惨重代价，唐继尧致袁世凯密电可见一斑：“去年以来，党人忽改变方计，常令其党羽来滇运动。已破获多次，斩杀多人，以为可以无事矣。乃近日又有所谓王荫南，给予资财，投入者已有数十人。捕获王荫南，检出党人名册一本，共其事与谋者有百余人之多。其为首倡乱者蔡济武、董逮章、罗海峰、王荫南等五人，蔡斩首，而王枪毙[28]。”

 

　　杨益谦记载：“滇机关全体破获，蔡济五、王荫南、童建章诸君均已先后殉难，其余拘留尚有九十余名，目击之余，不胜痛哭[29]。”

 

　　杨华馨记载：“蔡烈士济五、王营长召伯同时殉义。代华到腾之警备队军士胡国兴，亦在路被拘，枪毙二十余人[30]。”

 

　　护国运动前，唐继尧疯狂捕杀孙中山先生派来云南发动反袁的中华革命党人，这是云南民国史上一段血雨腥风的日子。

 

　　直到李烈钧蔡锷等人到达昆明，反袁的力量十分强大，唐继尧才被迫反袁。拥帝制与反帝制两种力量较劲的日子里，黎明前的黑暗吞灭了无数英雄。我们，该怎么去留住英雄的火种？

 

　　2015年3月昆明市政协为举办护国运动100周年活动而召开协商会，有人建议纪念护国死难先烈，在长虫山择地设立“护国运动先烈纪念园”，刻列护国战争英烈名册。笔者觉得这个建议好，可以把因为反袁称帝而被唐继尧杀害的徐天禄、蔡济武、王荫南、童建章、胡国兴、刘焕章等英烈的名字刻列上去，彰显“云南敢为天下先”的生命代价。

 

　　三、护国运动爆发后唐继尧编造反袁神话

 

　　护国讨袁成为社会公认的光荣壮举后，唐继尧立即着手编造自己反袁的功劳。1916年2月23日至29日，唐的御用宣传工具《义声》日报上，连续发表《滇省首义纪略》文章，把唐打扮成反袁的先知先觉：“召集军官秘密会议，会议之时，表面上虽训告各军官以整顿军队维持秩序，实则谕令切实准备，以备调遣，各军官受谕后咸为感奋，听候任用……”这时的文章，尚承认唐召集会议“表面上虽训告各军官”的训话内容，是整顿军队维持秩序，还没有发展到编造“反袁会议”的地步。《义声》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大家对于唐继尧动员和整顿军队、捕杀革命党、维持秩序的训话，还记忆犹新，文章还不便马上否认这些罪恶，只是进行“表面如此实则并非如此。表面上是为了对付革命党奸细，而实际不是为了对付革命党奸细”的诡辩。这种论调，尚处于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阶段，经过10个月的反复宣传和不断演变，说谎说成了习惯，就催生出赤裸裸的“反袁会议”了。

 

　　1916年12月22日经唐继尧批阅的《滇督署秘书厅编纂云南起义纪略电》，首次编造出三次秘密反袁会议的说法，说9月11日、10月初7日、11月初3日先后召开过一次，但仍然掩盖不住露马脚的话：“复于十一月初三日，仍召集军界中坚诸人，议定外须虚与委蛇，内须严妨奸细煽惑军心等件[31]。”唐继尧开会不通知杨蓁、邓泰中、黃毓成等积极反袁的军官，而是另外召集“军界中坚诸人”，在唐继尧动员了“内须严防奸细煽惑军心”之后，这些军界中坚诸人大开杀戒，紧张捕杀宣传反袁的“奸细”。唐继尧的《滇督署秘书厅编纂云南起义纪略电》，把动员屠杀革命党的措施诡辩为严防其他奸细，参加动员会的“军内中坚人物”也因此得以掩饰自己的拥袁恶名和捕杀革命党人的罪行，唐氏集团内部由此皆大欢喜，齐声欢唱秘密反袁会议的高调。

 

　　在这个“纪略电”里唐继尧编造了许多假材料，其中还有张一鲲要暗杀蔡锷的故事，说蔡锷来滇时“袁氏侦知，密电阿迷县知事张一鲲，相机暗杀”，然后唐派兵保护蔡锷不被暗杀，“一鲲料事泄惧而逃，卒获之歼焉”。这个美丽的神话在中国社会传颂了90多年。笔者考证发现，袁世凯从来没有发出过暗杀蔡锷的命令，而且就当时的科学技术设施来讲，即使袁世凯发出了暗杀蔡锷命令，张一鲲也没有任何条件能够收到电报命令。其实是护国运动爆发后张一鲲从县衙卷款10490余元潜逃，才被云南司法厅判处死刑的。“本厅再四审查，欲寻求该张一鲲非卷款潜逃之反证，实不可得[32]。”唐继尧批阅的《滇督署秘书厅编纂云南起义纪略电》最先利用这个案件为打造护国元勋宣传服务，把贪污性质的经济案变幻成政治谋杀案。

 

　　唐继尧为了贪天之功为己有，1926年还利用电影这种艺术形式自我吹嘘，把虚假情节拍成护国反袁的电影，唐继尧策划并亲自粉墨登场，[33]自己扮演电影主角唐继尧是如何如何反袁称帝的，脸皮厚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四、唐继尧追随者构筑谎言系统工程

 

　　自从唐继尧把自己打扮成主动反袁的英雄之后，他的部下、幕僚、亲友、追随者，就从各个方面查缺补漏，用更多的谎言进行装裱，为他涂脂抹粉，构筑弥天大谎的系统工程。

 

　　1、秘密反袁会议的再创作

 

　　庾恩旸、何慧青、白之瀚、董雨苍等人在“纪略电”编造的三次会议基础上，又创作出了五次秘密反袁会议的具体内容，由于历史上没有真正召开过五次反袁会议，他们创作时没有可供参照的事实依据，所以创作出来的会议内容五花八门，互相矛盾，牛头不对马嘴。他们为了突出所谓五次会议，就编造12月22日开会歃血为盟。笔者考证发现，12月25日在拍发唐任漾电的当天，云南拍发通电宣布讨袁护国，并于这一天歃血为盟。

 

　　2、张一鲲案件的补充

 

　　经多年反复宣传，欺骗社会，使滇军官兵和省内外各党派各阶层信以为真。参与迎接蔡锷入滇的人更是借机夸大和炫耀自己的功劳，使迎接蔡锷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后来还加上了周沆作为张一鲲杀蔡的同伙。

 

　　唐继禹的《云南首义拥护共和二十一周年纪念》文章，隐去了唐继尧派陈廷策“驰往探阻蔡锷”的事实，还写道：“乃抵阿迷，周沆率领亲信，暗中布置，欲有所为，幸继禹所带军队警戒周到，卒不得逞。事泄，周潜逃，张一鲲被捕，随即正法[34]。”唐继禹在为其兄脸上贴金的同时，捏造了自己的汗马功劳。

 

　　后来的《李宗黄回忆录》编造得更是绘声绘色：“继禹兄措手不及，唯有下令随行卫士枪上膛，刀出鞘……车抵阿迷，张一鲲正欲挥众登车行刺，骤然看见继禹兄怒目横眉，杀气腾腾……他当时便悄然溜走，但是不数日便被唐将军捕获枪决[35]。”用谄媚的笔调把情节加工得栩栩如生。

 

　　何慧青的文章把张一鲲在阿迷县谋害蔡锷，说成周沆与张一鲲“沿途谋害”。

 

　　王印源《护国起义前唐继尧迎护蔡锷到昆亲历记》一文，说21日蔡锷乘坐的专车路过蒙自碧色寨车站时，见有“成千人挤在一团”，人声鼎沸，口喊请蔡都督和唐团长下车用午宴，周沆前后左右有数十个身材壮大之人，暗怀小枪和插子的人像是为首者，率众欲拥至专车近旁，情况紧张险恶，“我即止之”。文章中增加了蒙自县作为谋杀蔡锷的一个地点，并安排周沆去蒙自指挥，使蔡锷入滇之旅更显得惊险跌宕，“夜九时，客车到阿迷站，周沆率众乘客车至，与张一鲲相见，欲并力图谋，终未知蔡居何处，无从下手。”王印源的文章现在成了宣传张一鲲案件的集大成史料，被史学家和宣传家广为引用。

 

　　3、腾挪护国军先头部队的出发时间

 

　　护国军先头部队第一营的营长李文汉叙述自己12月24日率队出发，几天后到达东川，才被通知本营被编为护国第一军第一支队第一营，他在叙府东北端处约二十里处遇见马鑫培营[36]。

 

　　此前唐继尧曾经派两个营离开昆明，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由于滇东和滇南1915年出现严重的种烟抗铲事件，种罂粟的农民与军警发生冲突，12月21日唐继尧派马鑫培率领一个营去滇东，派朱培德率领一个营去滇南，任务是“捕匪铲烟”，这两营出发的当天，唐继尧就用密电向袁世凯进行了汇报。

 

　　云南12月24日拍发蔡、戴、刘、唐、任五人联名要求袁世凯惩办帝制首祸之人并限袁24小时答复的“敬电”之后，反袁先头部队就出发了。邓泰中率领步兵第一团、杨蓁率领步兵第七团，在24日赓续出发，这两个团是反袁的先头部队，团的建制改为支队，两个支队长都没有赶上25日的歃血为盟。

 

　　唐继尧追随者对先头部队的出发日期开始作假：云南督署的机关报《义声》的记者，于1916年3月13日以“重庆通信抱蜀”的笔名发表了一篇《滇军入川行程纪略》文章这样写道：“余体弱，苦不能为从军记者，然喜与军人接近……该兵士之言曰：我辈于新历十二月十九日由云南省城出发，经过板桥羊林猪街狗街……”，把护国军出发时间提前了5天。

 

　　白之瀚在《云南护国简史》中把别人编造的出发时间12月19日，再修改为那是部队开拔完毕的时间：“滇省先遣之邓、杨两支队，自四年（1915）十二月九日出发，至十九日开毕[37]。”这样一来，出发时间又向前挪动了10天！董雨苍《云南护国历史资料》照抄此种说法。当时云南全省的步兵只有8个团，在昆明常年驻守2个团。白之瀚和董雨苍的文章，说邓泰中、杨蓁2个团于12月9日就已经出发，这意味着原驻守昆明的滇军两个团都走空了，唐继尧敢在“党人思逞”的政局激烈动荡之时唱空城计吗？

 

　　何慧青在《云南护国起义与国民党之关系》一文中写道：“邓、杨遂秘密改编军队，准备动员，俱于十二月八、九、十等日，分批自云南省开拔[38]。”又把两个支队出发的时间，改编为12月8、9、10日。最鼓舞云南人的是唐继尧的秘书长周钟岳的《云南护国首义之历史谈》写道：“蔡公未到滇时，云南于十一月已派两支队逼近川边。故独立一宣布，而我军即入川境[39]。”给两个支队的出发时间增添了更多的梦幻色彩。提前一个月出发的谎言现在被云南一些雄辩家称为“无可辩驳的事实”！

 

　　4、编造唐继尧向孙中山写信表示反袁

 

　　那是1944年云南起义二十九周年来临之际，李宗黄发表《云南护国纪实》文章首次提出的，在此之前从未有人涉及，连唐继尧本人都不知道这事，孙中山先生1925年逝世之前也没有见过唐继尧这封信函。

 

　　李宗黄是12月中旬从省外来到云南的，李说写信日期是护国起义爆发之后的1915年12月29日，并说信函执笔者是云南都督署秘书长由云龙，是唐派李宗黄带着这封信去上海送交孙中山的等等。1946年李宗黄又发表了《云南起义信史》文章，没有再坚持说自己带着唐继尧信函去送交孙中山。[40]

 

　　1950年2月1日，由云龙编写的长篇综述《护国史稿》在昆明印刷出版，由云龙在这书中转载了李宗黄所述的唐继尧致孙中山信函，却不说这篇文章是自己执笔写的。《护国史稿》中省略了这封信函的写作时间，又把“并派李君宗黄驻沪”改写为“特密派唐（）李（）二人代表驻沪”。与李宗黄叙述的信函内容相比，信中的“实行帝制”被改为“欲行帝制”；所幸四方豪杰“云集响应”被改为“具有同心”；删掉了“先声所至，鼓舞欢欣”等语，增写了“马首是瞻，共成义举”等话，使人看起来觉得是护国起义之前写的，向读者表现唐继尧早就对孙中山俯首听命了。

 

　　再后来，董雨苍写《云南护国历史资料》，为了配合“五次秘密反袁会议”谎言的时间表，董把唐继尧致孙中山信函的写作时间改定在1915年10月。这封信的标题被定为“民国四年十月间上孙中山先生密派唐、李在沪接洽同志请示机宜书[41]”。掩盖唐继尧在10月以后的拥袁劝进，以及动员“严防奸细煽惑军心”，疯狂捕杀中华革命党的罪行。

 

　　李宗黄迁居台湾以后发表《云南首义身历记》，补充说孙中山收到信函时，云南起义已爆发，孙中山复信表示“绝对全力支持云南首义护国军的壮举[42]”。

 

　　最关键的问题是，云南方面的任何档案、任何私人、任何公家机构，也都没有唐继尧致孙中山，或者孙中山回复唐继尧这个问题的只言片语。孙中山的各种文集里都查不到唐继尧这封信以及孙中山的复函，自从李宗黄1944年发明了这封信，至今数十年间都被云南炒作得沸沸扬扬。

 

　　5、对出发讨袁的护国军是否支援

 

　　刘云峰在《护国军纪要》中讲到叙府失守前，“适唐公召集退伍工兵一个连到叙府增援”，这个工兵连是刘国威率领的，刘云峰以为是唐继尧派出的增援部队。3月2日叙府失守，刘云峰从叙府退守横江时，“唐公又令新编支队廖廷桂增援，该部武器均系柜盖枪、九子枪及二人拾等，尽系废物[43]”。廖廷桂支队3月2日到，只比工兵连晚来一两天。他们什么时候从昆明出发的呢？

 

　　“按昆明叙府旱路，马站二十六天，每行五六天照例休息一日，故最速需三十二三天始达。此路地旷人稀，军队以给养转运之繁多，且系沿途转战而前，需时又当倍之[44]。”既然长途走路行军消耗的时间为32天，那么刘国威工兵连和廖廷桂支队从昆明出发的日期就应是1月下旬，这比护国第二军的出发时间还早，说明他们本是属于护国第一军编制内的后续队伍，不是唐继尧临时派遣的增援队伍。蔡锷还派李良材等军官到离前线不远的毕节大定等县招募壮丁，朱德支队也才有了新兵补充。

 

　　护国第一军，第二军和挺进军在出发之后，就全凭自身的本事去拼搏。第一军在四川前线遭遇重大伤亡，蔡锷的求救电报象雪花一样飞到唐继尧手中，唐继尧仍然不给一兵一卒的增援。

 

　　蔡锷率领的护国第一军数千人，出发时需要大量的军费，唐继尧“靳不给予”，只拨给1万元作为军部开办费。所幸罗佩金毁家纾难，以家产做抵押，从殖边银行提取民营股款10万元及历年利息1万元，军队才得以开拔[45]。李梓畅在《云南护国军入川之战史》中记载道：“当在云南出发之时，兵饷有已欠三个月未发者，出发后每月仅给伙食，始终无发饷之说，又每人仅有弹夹服二套，外套毡被，一切无有，及至四川，一上前线，时逢下雨，所服之夹军衣皆为雨水淋湿。质言之，著了一身湿衣去拼死而已，然而毫无怨言，仍慷慨誓死，意态自若也[46]。”唐继尧对李烈钧率领的护国第二军也不给钱。《护国军纪事》第二期《军实》记载：“第二军军饷由李自筹，滇只出军人。”

 

　　1916年中国银行原准备在云南筹办分行，“滇行经理蹇先陶于去年八月间同行员暨兑换券二百万元、现款五万元，前往筹备”。 1月10日和11日“滇省官厅”派兵队到中国银行强行取走4万元现金和全部兑换券二百万元[47]。

 

　　护国第一军领用纸币一百万元，护国第二军领用纸币八万元。挺进军领用纸币十万元，赵钟奇梯团领用纸币二万元[48]。

 

　　几支护国军领到的这些兑换券，不仅在四川不能使用，就连在云南本省也不能使用。护国第二军和挺进军经过云南文山县时，用这些纸币购物就遇到阻力。

 

　　云南很多人说蔡锷领取了100万元军费，富得流油还装穷叫苦。其实，是唐继尧不肯把真钱发给护国军。

 

　　李宗黄又在《云南首义身历记》中把这种兑换券明确称为银元，作为吹捧唐继尧和攻击蔡锷的炮弹：“蔡松坡率领入川的护国第一军……以万人上下的队伍，而竟在两个月里耗完一百万两银元的军饷，平均每人每月得支银元五十元……当年不惜将‘中国’、‘交通’两银行罗掘俱穷，被迫止兑的北洋军队，能够领到三块银元一月的军饷，北洋将校便都会欢呼雀跃了[49]。”李宗黄在这里“点纸成银”，为唐继尧不肯支援护国军寻找理由。

 

　　谎言构筑的丰功伟绩还有很多，这里限于篇幅不展开叙述。如果脱离了这些虚假的丰功伟绩，那么，唐继尧这个护国元勋就只剩下徒有空壳的概念和符号。

 

　　6、云南的钱到哪里去了？

 

　　有的人说，护国起义爆发后云南经费缺乏，守卫都督署的卫队都只能配发大刀长矛。云南真的没有钱吗？省外海外的捐款陆续汇到昆明，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有一百五十万元之谱[50]”。高蕴华记载：“据唐继尧派赴香港、澳门及南洋募捐的徐进对人说，华侨捐助护国军军费，先后不下二百万元。徐进并说，由其本人，第一次带回捐款即有二十万[51]。”《护国军纪事》第二期《财政纪事》记载：“北京英文京报，云南华侨得李烈钧为第二军司令及筹饷局长之信，已集款由香港陆续汇至军饷现银六十余万，昨又汇到生银十二余万。”外地捐款运到云南之时，护国第一军、第二军、挺进军都已出发，这些捐款当然只能交给唐继尧收。唐继尧还在省内外发行“中华民国护国公债”1000万元，又发行股票(东京劝销6册)，逼迫解幼山、张荣廷交所收锡务公司之23万[52]。1916年12月24日《共和滇报》公布护国战争期间云南都督府筹到的款项为907.84万元。据《续云南通志长编·军务》记载，民国5年征兵费为46 600多元。民国5年军队服装费863 328元，“民国五年陆军薪饷三百四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一元”，这么多钱跑到哪里去了？现在昆明广福路的云南省博物馆展出1916年富滇银行兑换券，反映出云南省都督署还有这一条敛财的途径。

 

　　唐继尧一方面对出发离滇的军队不供应后援，另一方面又不断以战争需要为理由用各种手段筹集军费，拼命搜刮民脂民膏，对云南“罗掘俱穷”。搜刮来的钱只有一部分用于军费，其余的就装进自己的私人腰包。“后来唐继尧以护国功勋，当上了抚军长，攫取了大批华侨爱国捐献，不接济出发部队，而派赵伸、缪家寿等到日本，一面化公款为私款，存入日本银行，一面向日本购办枪械，扩充实力[53]。”

 

　　1921年，长期在四川进行护国护法的滇军官兵，不堪忍受唐继尧的倒行逆施，在护国名将顾品珍率领下回师倒唐，驻省城的叶荃、杨蓁、邓泰中等不愿意再保护唐继尧这个独夫。唐吓得于2月8日卷巨款“三四百万”，率亲信卫队百余人仓皇逃离昆明。

 

　　云南省的一笔公款百余万元，被唐继尧化公为私转移到上海存入银行，唐倒台后，各方闻知，争向银行提钱。顾品珍派人请律师打官司，请报社造舆论，缪嘉寿也在上海呼吁。几经交涉，总算把唐继尧巧妙侵占出去的这笔钱追回了云南[54]。

 

　　1921年云南全体公民通电全国，请孙大总统将唐继尧拘留，追究其侵吞滇中巨款，并按律治罪：“乃唐氏于军费、政费向财政厅提款，每月具在三十万以上至四五十万元不等。支给军政各费实数之外，概以入己。尚有不由财政厅经手，径行缴交唐氏者，一为筹饷局所收之包运烟土费；一为烟酒公卖局所入之烟酒公卖税；一为盐运署截交之盐税余款及盐斤加价；一为造币厂盈余之造币红息及铸金币红息；一为警察厅没收之烟土变价各项，或以月计或以岁计，为数总在千数百万元。此次出走，又向各机关提取存款，为数亦在三四百万，其平日之卖官鬻爵所入，尚难计其确数，港报载其家资，数达三千万元以上，其实唐氏所获孽钱尚不止此[55]。”

 

　　唐继尧两次督滇，都把云南财政蛀空。“唐继尧通过亲信，控制了主要的金融税收部门，随心收支，任何人都无权过问。其中大烟税和烟酒税二项，各有数目不明的一部分，年年照例解交唐继尧的私库[56]。”

 

　　 “唐继尧被推为有名无实的总裁,云南各报即经常揭露唐以前作威作福侵吞军饷的内幕，使唐深受刺激。随后省议会向省务委员会提出咨文。自唐驱逐顾品珍回滇主政至本年二月六日政变之日止，云南财政预决算无账可查者达九千余万元。唐用个人名义存款于外国银行，应请予以清查。省务委员会照转原文请唐核示，唐正在进食，即哇然呕吐不止。唐部近卫军第一团团长蔡祖德酒后泄露了‘联帅准备屠龙’的密谋，四月二十日龙云将该部包围缴械遣散。台湾银行停业时，唐所存一千七百五十万日元化为乌有。以上事件，使唐又气又怕，因此病上加病，于五日二十三日不治身死[57]。”

 

　　五、宗派势力把唐继尧开创的造假之风发扬光大

 

　　偶尔的造假，尚属情有可原，可问题的症结在于最近二三十年云南出现了专门吹捧唐继尧的宗派势力。这股势力对广播、电视、报纸、展览、教科书、专题活动，注射捧唐虚假信息。利用某些话语权，对管理层施加影响洗脑筋，管理层干部没有时间去专门研究历史资料，因而常常在宗派势力的包围中对一些捧唐宣传拍板同意，涉及到唐继尧罪错的文章就掩盖和封杀。这股势力利用人们的心灵漏洞，把热爱家乡和热爱云南英雄的感情移植到唐继尧身上，要求大家跟随捧唐，利用同事朋友的关系拉小圈子扩大队伍，使同事朋友想说点批评唐继尧的话也磨不开小圈子的朋友情面。

 

　　当听众不明多年前的事情真相时，以各种渠道反复向社会灌输谎言，便能完成心理累积暗示，得到国民的认可。唐继尧这些虚假的“丰功伟绩”经过长期反复的宣传之后，人们就误认为唐继尧对云南历史真有多大贡献。谎言穿上了真理的外衣，便成了真理。云南人自古诚实善良，民风淳朴。自从唐继尧首开造假之风，此后云南的假材料便层出不穷，延续造假惯性创造出新的谎言。

 

　　1、在中外禁烟史上实为罕见的奇迹

 

　　唐继尧在统治云南的10多年里，靠鸦片烟毒的流通发财，云南的财政和军费也是靠鸦片贸易流通支撑的，唐继尧可称为首屈一指的大毒枭。现在云南有些人为了吹捧唐继尧，就闭口不谈他强迫农民种烟的政策，而夸张渲染他迫于政治压力搞过的一次禁种活动。

 

　　根据中英两国政府商订的条约，如某省确已没有种植鸦片，经两国会勘证明，印度烟土就不输入某省。按约，云南要在1917年会勘。于是，1916年由外交部来文请滇政府准备，年内把全省烟苗禁绝，唐继尧用强硬手段在交通要道禁止种植罂粟。1917年中英会勘烟苗，从两条线路勘察，是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会勘时这两条线烟苗没有了。由于中英会勘的两条路线没有发现烟苗，所以印度烟土不再销往云南，这为唐继尧独揽云南省的烟土收益扫清了道路。现在的人不提云南财政靠鸦片支撑，却只对1916年铲烟苗这一点上进行夸大宣传，说：“这次铲烟会勘，震动全国”，“在中外禁烟史上实为罕见，堪称奇迹”。[58]

 

　　其实1916这一年，唐继尧只禁烟苗种植，并不禁止制烟运烟贩烟吸烟，而且实行了运烟抽收厘税的办法，使贩运烟毒合法化，作为政府的可靠的长期收入。到了1920年，唐继尧促使省议会通过《云南禁烟处罚暂行章程》，用立法形式开放烟禁，目的在于征收捐款，美其名曰罚金。李子辉《云南禁烟概况》记载唐继尧强迫农民多种鸦片的情况：“强迫农民多种鸦片……三届查有五十万亩左右，唐氏犹以为不足，乃派其亲信军需李鸿纶为禁烟机关的总办，责令增加。遂由第四届起，将原定初查复查制改为标准结认制。这就是先由禁烟机关就前三届查定最多的亩数，每县增加二、三、四成不等，作为标准亩数，责令地方官照这数字具结承认收解罚金”，“云南全省过去共有一百三十个行政区域，只有阿墩子一处没有种烟，其余一百二十九个区域，都有烟苗”[59]。

 

　　运输和种植鸦片烟，成了唐继尧统治时期越来越重要的财政支柱：“1921年，运种两项罚金总收入152万元滇币，占地方财政其他各项赋税收入的28.9%；1922年220万元，占55.3%；1923年441万元，占79.2%；1924年600万元，占104.7%；1925年720万元，占74.9%；1926年720万元，占69.8%；1927年（唐继尧死的那年）770万元，占91%。”[60]

 

　　宋光焘还叙述云南民间普遍吸上了鸦片烟：“约略估计，大约每十人就有一人是吸烟的，云南一千七百万人，吸烟的当在一百万人以上，这是一个何等惊人的数字。”[61]林则徐说：“鸦片为害足以亡国灭种”，唐继尧在云南广大土地上，强迫农民种烟，施展行政手段促使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染上毒瘾，并向省外倾销“云土”。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殖民主义者没有办到的事，终于在唐继尧手上完成。

 

　　云南已经普及了鸦片烟，但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尚无人见过。唐继尧听说这些东西能卖好价钱，即派人秘密制造烈性毒品。宋光焘在《鸦片流毒云南概述》中记载：“唐继尧回滇取得政权后，贪利忘害，果于一九二三年春，派‘禁烟公所’总办李鸿纶乘去北京当代表之便，前往汉口和日本人接洽，订定几项密约。”，“刚买足二万多两，李鸿纶便偕日本技师两人，带同应用器械药物到昆明，在南门外富滇银行货仓秘密制造；并由‘禁烟公所’选派倪守仁为化学工厂监察。造了三年多，制成精吗啡、粗吗啡三千多两，海洛因千多两”。只要能赚钱，唐继尧什么都敢干。至于人民的健康、民族的尊严，则统统抛在脑后。

 

　　2、捏造新的谎言挥洒天下

 

　　捧唐的宗派势力，天马行空地创造历史，情节曲折地改编历史，严密周详地美化历史，一丝不苟地遮掩历史。

 

　　中华革命党的报纸《滇声》1916年1月3日第3版刊登了一幅反袁称帝的漫画，宣传鼓励人民群众投入讨袁护国，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图画里把袁世凯画成一只大猿猴，手撑地作倒立状，倒行逆施。右足持笔，在桌子上写“帝制”二字。旁边还画了四个人，代表工、农、兵、市民，他们分别手执斧、锄、枪、笔，向猿猴杀去。图画上的文字说明是：“猿猴倒行逆施，凡我国民群起而攻之”。有人从《滇声》上拍照了这幅漫画，在向讲武堂的展览、向云南省教委编写的《云南省中小学省情教育丛书》、向昆明市政协编写的《云南护国起义八十周年纪念》画册、向《云南日报》等各单位供稿时，都谎称是唐继尧都督府的报纸《义声》发表的，影响非常广泛。

 

　　前些年，有人在《春城周刊》发表照片与文章《九狮刀——护国倒袁第一刀》吹捧唐继尧：“这是护国军出兵前云南人赶制的。现在，这埋葬封建帝制的第一刀仅存唐继尧将军佩带的一把，实属军中珍品。”这家小型企业艺雅工艺中心在把指挥刀赠送给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时终于承认，这是看到北京的博物馆展出的蔡锷指挥刀，照模样仿造了几把，刀柄刀鞘上共镶着九头小狮子，宣传为“护国九狮刀”是为了开辟销路。

 

　　2009年12月，云南以多个组织的名义创作的五集电视政论片《百年讲武》在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向全世界播出。韩国首任总理李范奭早年曾经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电视政论片第三集“泽被海外”解说道：“1916年由唐继尧亲自担保，李范奭以南洋华侨李国根的名字进入云南讲武学校，成为第12期的学员，由于李国根当时才16岁，不够军校规定的18岁入伍年龄，唐继尧便作主，把李国根的年龄调高了两岁。”但是，龙东林、朴八先编译的《李范奭将军回忆录》，书中的小标题是：“孙文先生介绍我入云南军官学校”。李范奭说唐继尧只是“批准”，并非担保：“虽然唐继尧将军批准我们入学，但也要办理很多复杂的手续”。又明白无误地表达了李范奭的年龄是他自己虚报的，并非别人作主调高的。回忆录还指出：“那时云南军官学校也派出很多人到各国的华侨学校、华侨企业和大工厂等地方宣传中国革命的政策，鼓励他们的子女免费到云南军官学校学习。” 既然召集华侨来上学并不需要谁作担保，而且是免费，那么“李范奭以南洋华侨李国根的名字进入云南讲武学校，成为第12期的学员”，反而需要什么担保吗？

 

　　电视政论片第四集“将帅摇篮”内容中，又编造了一个大谎言：“当时朝鲜来中国访问的崔庸健委员长，他提出来，要到我们昆明为他的恩师唐继尧扫墓。”可是，专门对过去参与欢迎和接待任务的省级老干部李一凡进行电视采访时。李一凡明确地说崔庸健没有去唐坟。云南《外事志》中没有崔庸健扫墓这件事的蛛丝马迹。云南省公安厅的《董必武副主席陪同朝鲜崔庸健委员长来昆保卫工作专卷》档案，详细记载了崔庸健的行程，反映出崔庸健委员长率领的经济贸易代表团58人，于1964年12月20日下午到昆明，会见我国领导人董必武副主席，当天傍晚参加董副主席招待的盛大宴会。21日上午崔庸健参观云南陆军讲武堂，时间较短，因为当时的讲武堂旧址尚未经过修葺，校舍被另一个单位的职工居住使用，崔庸健参观了讲武堂的校舍，随即乘车去安宁县的温泉，中午饭是在温泉吃的，下午游览温泉、洗澡。崔庸健的夫人王玉环没有去温泉，而是另外去路南县的石林风景区参观，他们都有警卫和接待人员陪同。傍晚，两组人都回到昆明，云南省党政领导人设晚宴招待朝鲜贵宾，然后一起观看文艺晚会，22日早晨贵宾们乘飞机离开昆明回朝鲜。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哪里有崔庸健为唐继尧扫墓的事？[62]

 

　　当代人的情景设计，也被移植到100年前。由于唐继尧虽然加入同盟会，但在重要的政治风浪中总是与同盟会宗旨背道而驰，1985年谢本书教授在写《唐继尧评传》中评述唐继尧“并非一个好的同盟会员”，过了十多年，当唐继尧被吹捧起来之后，有人就对谢教授较劲：“什么叫做不好?好的标准是什么？”为了明确回答这个问题，笔者在2006年出版的《评唐继尧护国》一书中就以“一个离心离德的同盟会员”作为小标题，离心离德这个评价是笔者最早发起的，此前无人这样说。2011年有人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蓂赓气象——唐继尧传》，是一本用文学创作的方法抒写的唐继尧传记的书，在内容简介中自称是“将唐继尧的个人历史作了全面的陈述，树立了一个高大全的唐继尧形象，以一家之言摈弃了许多学术界的云遮雾障”，在书中铺排大段文字，把一个乏善可陈的唐继尧树立为高大全的形象。例如第46页描写唐继尧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与庾恩旸进行了一场关于“离心离德”的对话，用唐继尧这个人物形象的亲口所说，辩驳了自己被周围的同盟会员评价为“离心离德的同盟会员”的说法。作者把自己设计的情景，变成了历史事实写进书中，把小说情节凑成人物传记，真是作伪心劳！

 

　　3、造假宣传早已超出了学术范围。

 

　　唐继尧有什么优点值得人迷恋？原云南省历史研究会会长、著名历史学家吴乾就教授说：“总起来看，唐继尧在‘护国’战争期间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最多只能说，虽然他从个人利益出发，但总算击退了二龙的军队，巩固了后方，如是而已。……从1912—1927年唐继尧的言行看来，他的反动的政治立场是很清楚的。在‘护国’战争中，他仅在客观上起一些作用而已。从主观来看，显然唐继尧不是什么正面人物[63]。”

 

　　讲武堂少将教官欧阳沂只因政治观点与唐不同，唐就用大红请帖邀请欧阳沂这个金兰兄弟到昙华寺游玩，在路上埋伏枪手将欧阳沂和其弟欧阳汉暗杀之后，又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面对欧阳沂家属[64]，唐阴险狡猾，缺乏最起码的做人道德。

 

　　唐继尧在重大历史时期都疯狂屠杀革命人士，运用政府职能贩运鸦片毒害大众，长期巧取豪夺贪污巨额资金，重新掌握云南政权后对老同学老朋友痛下杀手并通缉追捕。他是近代腐化堕落的典型，妻妾成群还要经常召妓[65]，虽然由云龙为唐继尧编造了许多假材料，但却回避不了唐“女宠过多”的问题，由云龙在投稿《近代史资料》时，对自己的作品《护国史稿》加了注，写道：“荒淫无道，任意掠取部民子女为妾婢。车马舆服之奉，拟于王者。其护卫军命名为佽飞军，坐褥铺垫皆用黄缎绣龙。姬妾充斥，帷薄不修，开奢侈之风，肆享受之欲。[66]” 。唐继尧把部下的和民间的子女任意掠取为妾为婢，近代南北军阀中有谁能这么跋扈？“帷薄不修”四字，说他宣淫无遮拦，不怕人们的眼睛。他暴殄天物，恣意挥霍享受和践踏摧残人间财富，直到吐血而亡都没有弄明白到底是死于哪种病，是无休止的纵欲淫乐耗尽了他生命的灯油。无论从旧道德，或是从新道德，唐继尧的所作所为都令人嗤之以鼻。这样一个历史罪人，居然被吹捧成人民英雄，当今爱国主义宣传的公信力何在？

 

　　2013年春，云南省有个政协委员趁云南建设旅游文化大省之氛围，就向中共云南省委写报告，建议为唐继尧铸铜像、修唐家花园等五项设施，说资金不要公家出，而由他们那帮人自筹。当时省委主要领导干部不明真象就批准了建议。昆明各大媒体开始了搬迁昆明动物园的宣传，按计划要将圆通动物园的动物搬离圆通山，搬到距离昆明28公里之外的呈贡马金铺乡一座荒凉的小山上，要对搬走动物后的圆通山大兴土木，挖掘人文历史题材，建为新的旅游休闲公园，这样一来，唐继尧铜像和唐家花园等五项歌颂唐继尧的设施，就成了圆通山新公园中人文历史题材的主要内容，国家投人的巨额资金建起来的新公园，最后仅仅充当唐家花园景点的铺垫。这种违背历史真相的宣传和损害市民利益的设计，终于被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参加者的后代25家人揭穿，中共云南省委及时叫停了这五个建设项目，总算保住了动物园不被搬迁到遥远偏僻的无游客之地。省委书记感叹地说：“原先不知道这个问题有这么复杂”。某个报社副刊的主编热衷于大拆大建塑铜像建花园，后来悻悻地说：“李△△这个坏人，带着一些人去北京告状，后来中央下命令，不准塑唐继尧铜像和建唐家花园。”这些人也真怪，沉溺于自己散布的迷雾而不肯消停，既然说中央都下命令了，难道还不明白吹捧唐继尧是错误的吗？还骂什么人啊！知识分子可以没有权势，但不能没有良知！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是云南的最高学术机构，省社科院主办《华夏地理》杂志，简介说“涉及地理、生物、科技、考古等各方面内容，从多种角度深度报道不同主题。《华夏地理》作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中国大陆的唯一合作伙伴，和全球32个版本同步刊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精彩内容”。这应当是严肃的学术刊物，遗憾的是，在新闻谋体多年宣传唐继尧丰功伟绩之后，最近在《华夏地理》上也出现了奇葩文章《重阳枪声——唐继尧发动反清讨袁》。云南作家李洪涛先生评论说：“不仅吹捧唐继尧领导护国，而且极其荒谬地将重九起义也说成是唐继尧领导的，置基本的历史常识于不顾。作者显然连两次起义相隔几年都搞不清楚，就敢在省级社科杂志发表文章。云南极端地方主义势力不采取严打恐怕是不行了，生平第一次读到这么无耻的文章。”

 

　　去年云南出版了一部《护国运动文献资料汇编》十卷本，本是好事，但是编辑者只收录对唐继尧有利的资料，而暴露唐继尧劣迹的资料则予以剔除（例如由云龙《护国史稿》的注）。还呼吁要以此书为依据，对过去史学界出版的《护国运动史》进行改写，原因是那本书没有“为亲者讳，为尊者讳”。

 

　　宗派势力还有一个杀手锏，就是把唐继尧吹捧为英雄之后，再引用郁达夫在鲁迅追悼会上说的话：“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用这个办法绑架别人的发言权，也着实见效，居然吞噬了不少史学工作者的理性，吓得毛孔痉挛，汗不敢出。

 

        可是，用虚假材料装裱起来的英雄是真正的英雄吗？这种所谓的英雄，本质上就缺失了道德资格，有什么理由冒称英雄？不要忘记，在强权统治下敢于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被唐继尧杀害的革命志士才是真正的英雄！漠视这些英雄，对这些英雄不知尊重，那才真正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忘记历史，则便于宗派势力篡改历史。

 

　　云南有许多不同历史时期为国为民流血牺牲的革命志士，因为是死于唐继尧之手，就被有意识地掩盖和抹杀，宗派势力深怕暴露历史的真相，企图让当代人只知崇拜唐继尧而忘记近百年来纷繁复杂的政治风云和英雄人物。1986年中宣部长朱厚泽有句名言：“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

 

　　著名历史学家谢本书教授说道：“唐继尧与云南人民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不要认为，只有全面肯定唐继尧在护国中的作用，才能充分肯定云南人民对护国战争的巨大贡献；反之，就是给云南人民抹黑。这是两个概念，并非一个概念。”

 

　　学术界人云亦云的东西太多，而且很多学者被利益关系所束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愿或不敢得罪宗派势力。笔者这些话，始终不大入耳，因为这会破坏长期流传的精彩故事，颠覆自以为是的真理。人们眼中因弥漫着重重谎言形成的阴霾，阻断了眺望历史真相的视线。当然，从目前形势看，不管我们怎么辨别真相，盲目吹捧唐继尧的旋风可能仍会强劲。但恕我直言，最终不会得到全国学术界响应的。唐继尧这个罪大于功的伪君子，有什么价值总要煽动芸芸众生对他顶礼膜拜呢？

 

       注 释：

 

[1]。赵钟奇：《云南护国前后回忆》，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12页。

[2]李曰垓：《客问》，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第142页。

[3]《赵钟奇建议拨调警团速取广西与唐继尧来往函》，载《护国运动》，第238页

[4]孙永安口述，张公达笔记《云南护国起义的回忆》，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57页

[5]李曰垓：《客问》，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第142页。

[6]高蕴华：《护国靖国两役中遗闻轶事》，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77页。

[7] 1916年6月4日《蔡锷复戴总司令电》，载《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四《军政文电》下。

[8]吴璋《护国第三军保卫南防战役纪实》，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05页。

[9] 1916年3月15日《云南公报》。

[10] 1914年7月25日《云南政报》，现存云南省图书馆。

[11]李根源：《雪生年录》卷二，第9~10页。引自寸晓亭：《悼徐天禄》三律并叙。

[12]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43页。

[13]李根源：《雪生年录》卷二，第9~10页。引自寸晓亭：《悼徐天禄》三律并叙。

[14]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43页。

[15]蔡锷《致贵阳刘护军使电》，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页。

[16]邹若衡：《护国起义前唐继尧的转变和有关蔡锷二三事》，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9页。

[17]《袁世凯关于唐继尧任可澄蔡锷均著褫职查办申令》，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云南省档案馆编《护国运动》第508页。

[18]《政事堂对唐继尧等漾电故示怀疑电》，载《护国运动》，第494页。

[19]《段芝贵致政事堂及统率办事处电》，载《护国运动》第501页。

[20]詹秉忠：《护国战役前后回忆》，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61页。

[21]《滇省党人倒袁运动》，载《护国文献》上册，第65至71页。

[22]吕志伊：《天民回顾录》，载《南强杂志·云南拥护共和纪念专号》（南京）。

[23]吕志伊：《云南举义实录》，载1916年11月3日《民国新报》（北京）。

[24]李文汉：《云南护国亲历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25页。

[25]国民党中央（台湾）编纂的《革命人物志·马幼伯》。

[26]李曰垓：《客问》，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第141页。

[27]黄清《先父黄毓成谈云南发动讨袁经过》，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第176页。

[28]林翠：《与台大李守孔教授论云南起义》，载《云南文献》（台湾）第五期，第20页。

[29]《杨益谦致谢持告滇机关蒙难函》，载《护国文献》上册，第66页。

[30]《杨华馨为蔡济五等请恤上孙中山函》，载《护国文献》上册，第67页。

[31]《滇督署秘书厅编纂云南起义纪略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合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护国运动》，第380页。

[32] 1916年3月24日《云南公报》。

[33]秀峰：《“洪宪之战”中的昆明山水》，载2006年2月22日《春城晚报》B14版。

[34]唐继禹：《云南首义拥护共和二十一周年纪念》，载《护国历史资料选辑》，第55页。

[35]《李宗黄回忆录》，载《云南文史丛刊》1987年第4期，第71页。

[36]李文汉：《云南护国亲历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28页。

[37]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第10、23~24页。

[38]何慧青：《云南护国起义与国民党之关系》，载《护国历史资料选辑》，第42、43页。

[39]周钟岳：《云南护国首义之历史谈》，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00页。

[40]李宗黄：《云南护国纪实》1946年12月23日排印，《云南起义信使》，1946年12月23日排印，均盖有“李宗黄赠”条章，现存云南省图书馆。

[41]董雨苍：《云南护国历史资料》，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255页。

[42]李宗黄：《云南首义身历记》，摘录自《护国运动史》，第124页。

[43]刘云峰：《护国军纪要》，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94页。

[44]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第24页。

[45]高蕴华：《护国靖国两役中遗闻轶事》，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73页。

[46]李梓畅：《云南护国军入川之战史》，原载1917年1月《北京中华新报》纪念专刊，后载《昆明市志长编》       卷八，第336页。

[47]《护国运动》，第262~268页《中国银行复财政部密函》等函件。

[48]《吴琨复云南中国银行筹备处调查员函》，载《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91页。

[49]李宗黄《云南首义身历记》，引自林翠《与台大李守孔教授论云南起义》论文，载《云南文献》（台湾）第五期。

[50]日本外务省档案第49册第480201页，载《云南文史丛刊》1986年第2期，第90页。

[51]高蕴华：《护国靖国两役中遗闻轶事》，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73页。

[52]《唐继尧严饬解幼山等将款项速交殖边银行电》，载《护国运动》，第285页。

[53]李丕章：《护国军中见闻二三事》，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57页。

[54]张一麟：《云南财政厅长昆明缪君行状》，载《续滇南碑传集校补》，第65页。

[55]  《云南全体公民请孙文将唐继尧拘留追究其侵吞滇中巨款按律治罪的通电》，载《云南档案史料》第8期，第35页。

[56]刘幼堂：《一九二七年富滇银行纸币三抵一、五抵一的前因后果》，转引自荆德新：《论二六政变》，载《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三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376页。

[57]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八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12月出版，第199页。

[58]刘光顺：《唐继尧评传》，载《唐继尧研究集》

[59]李子辉：《云南禁烟概况》，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80页。

[60]王丹：《论民国时期云南的鸦片问题》，载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研究集刊》。李培林：《云南近代农业概述》，载《云南近代经济史文集》，第139~159页。

[61]宋光焘：《鸦片流毒云南概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02页。

[62]云南省公安厅档案：全宗号6，目录号7，案卷号89] ，档案长达63页。

[63]吴乾就《再论唐继尧的政治立场》，载《学术研究》1962年第三期第29—39页。

[64]欧阳应媛：《欧阳沂事略》，载《史与志》2005年第2期，第62页。

[65]《湖北王将军段巡按致统率办事处电》，载1915年12月29日《申报》第十版。

[66]由云龙《护国史稿》第103页，1950年昆明排印本，现存云南省图书馆。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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