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青：新时期中国改革与发展需精准推进

点击：  作者：王建青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17-10-05 15:51:23

 

 

 

　　当前，我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发展处于由量变到质变的模式升级转换期，处于悠关中国命运的关键历史时期。之前“传统”的“常规”的改革与发展的方法己不适应新时期的需要，我们应以更加“精准”的规律发现、任务确定、标准评价、路径选择上，进行体系化推进，以期收到更为“精准”的改革发展实效。

 

　　一、中国改革与发展特征化事实的基本认识

 

　　（一）改革的特征化事实

 

　　中国改革的第一个阶段是由基层的大胆实验，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向更大范围扩散的。这一阶段改革的特征化事实是：以“放”为突出特点，通过“放”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纵观我们的改革开放历史，如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的经济特区试点等等，虽然这种改革起于底层、基层，但由于这种改革试验，是直接面向于对矛盾问题、突出问题的解决，且具有自发性、内生性、原创性，实践证明，其成功率更高、更具有方向性，甚至最后发展为战略性、全局性改革。

 

　　中国改革进入第二阶段，随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深化，我们也在改革与发展中积累了许多单凭“放”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有的是旧矛盾、旧问题的“搁置”，有的是新矛盾、新问题的“出生”，就是人们常说的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这一阶段的中国改革有四个特征性事实：一是所面临的矛盾与问题具有互联性、纠缠性、复杂性与体系性，二是带有明显的利益与成果的再平衡性，三是法治与改革有互相约束性与互励性，四是落后的旧发展模式的破坏与先进的新发展模式的创设有紧迫性与震动性。

 

　　（二）中国发展的特征化事实

 

　　1，坚定地走工业化，建国初期，中国打下工业化基础，之后的中国改革开放继续沿着工业化道路继续发展。

　　2，社会主义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得中国经济的战略性产业在追赶中得以壮大；低成本要素，城乡二元制结构、土地资源的国有化，为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低成本发展要素。

 

　　3，开发人口量能，中国的庞大人口数量、一定质量的教育水平、中国人的勤劳求富特质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最革命性动力和巨大发展空间；市场的力量与政府的作用客观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4，开启民智民力，创业发展，乡镇企业的在全国范围的成长、下海经商氛围下的民营经济大发展、“双创”的实施，都沿着开启民间动能这个路径一脉相承地推进。

 

　　5，贴近自身的实际情况，即贴近于中国本土的经济要素，发现中国本土经济要素间的逻辑联系，充分利用好本土己有的、有优势的要素，发展民族、国家产业经济。

 

　　6，包容整合内部与外部要素，即吸纳人类文明与各经济学派成果中的优秀部分，与中国体制性经济运行经验有机结合起来，植根于本土要素秉赋实际，发挥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和消费市场优势，在不断尝试与修正中，达到经济发展“小方向不平滑与大方向平滑”的可持续性。

 

　　7，融入世界产业价值链，在世界产业价值链中找到自已的位置，动态升级，多级并存，即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中，以低级原始积累折价换取中高级结构升级，资源从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这种资本品流动会造成资本品损耗，但在不断发现中国经济的位置、结构中，让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需求与竞争的指导下，逐步完成由结构升级到体系升级的转型。

 

　　8，坚持创新与自身能力与禀赋相适配，适时升级创新模式，中国经济持续成长建立在不断升级的创新之上，经历了由学习模仿到集成创新，由集成创新到原始创新的初级发展过程，展现出由少数原始创新到全面系统创新的发展势头。

 

　　9，改革体制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直在进行改革，土地制度的多次改革，农业经济改革，经济基本制度的多次改革，企业制度改革，财产制度改革，中国改革是在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着方向寻找与结构调整，直至发现适配于时代要求的体制机制。

 

　　10 ，在试验中有序发展，在一定范围内开办试点，一种方式是，容忍、许可、鼓励基层的闯荡性突破，另一种方式是，在有一定认识的情况下，进行有初级制度按排的试验，在闯与试中寻找方法，发现错误，在总结得失的基础上，加以完善，构建相对优化的体制机制；在更大范围加以推广，让资源流向不断优化的经济结构，形成规模效应，构建统一大市场。这样，既有发展效率，又保持发展秩序。

 

　　11，适时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中国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形势，实施了五次工业化进程，第一次是六十年前苏联援建工业项目，第二次是七十年代末从法国等国引进轻工业项目，第三次是改革开放前期的来料加工项目，第四次是信息化工业化两化融合开启的制造业升级改造，第五次是以信息物理系统CPS为基础平台的智能化制造和制造的服务化。在这一系列进程中，都动态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12，以中华传统文化智慧推动经济升华，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理念和中国古代历史上国际交流繁荣的智慧注入经济发展中，提出“命运共同体”，在中国经济在体量与质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坚持双赢、多赢、共赢的理念，坚持中国化的经济全球化，在国际上积极创设与自己责任能力相匹配的经济发展议题，开办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区域经济自由化，提出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凝聚更多经济伙伴，形成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命运共同体”，拓展中国经济增长空间，提升国际经济规则的创设权，为中国经济的升级发展创造新动能。

　　二、中国改革目标的确定及标准模型的构建

 

　　（一）确定“政治、经济、社会正确”的改革目标任务

 

　　如何确定改革目标？有三个“中国化实事”应自先搞清楚：一是中国走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当前中国贫富分化确实存在，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受到贫富分化的影响，积存一定的人民内部矛盾；三是中国正处在激烈、残酷而复杂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发展权遭遇日益焦虑的守成大国集团的挤压，大国博弈日趋激烈。

 

　　弄清了这三点，我们就容易定位改革目标：一是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获得不断升级的幸福；二是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张力、生命力；三是增强中国在世界竞争中的综合实力。进一步明确地讲，改革的目的，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视角出发，要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这需要创造机制，让体制内外的力量都能够帮助我们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从而引领广大众民群众实现人民富裕幸福、国家强盛、有旺盛的创造力，成为人类文明的引领者。

 

　　目标定好了，大的改革架构和体系，就应致力于实现这三大目标：

 

　　1，企业用工、财税、社会保障、教育、人力资源、城乡产业规划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应有利于消除严重的贫富分化。

 

　　2，市场、金融、保险、资本、外汇、企业、财税、产业规划、科技、人才、产权、专利、文化、军事等制度的改革，应有利于增强中国与欧美等西方国家集团的竞争综合实力。

 

　　3，国企、社会、政治、民主、司法、行政、新闻宣传、信访、网监等的制度的改革，应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在推进各项制度的改革中，改革的大目标是互励的、一致的，但不排除在个别部门、领域发生摩擦和矛盾，这就要求我们把握改革的力度和协同性，力求取得综合效益最大化，根本上要保证人民利益最大化。

 

　　若改革，不是朝向这三大目标，而是朝向别的目标，那就不是社会主义改革了，走别的什么道路，那就背离了社会主义改革，而是“地动山摇”了。

 

　　（二）构建科学合理的改革标准体系和评估模型

 

　　什么是真正的改革？有了科学明晰的标准体系，就能判断一个对旧有事物的改变“行为”是否是改革。  改革的标准，在不同领域适用性有所不同，不应停留在笼统的文字描述上，应继续量化，构建一个改革标准判断体系，也就是建立一个关于改革标准与价值观体系的模型。

 

　　改革标准很多，要对这些标准进行结构化、量化、简化处理，最终形成科学的标准体系，主要变量包括：

 

　　1， 效率，是否更快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

　　2，公平正义，是否使更多群众受益，是否更好地保障人们的权益；

　　3，体制优化，经济治理、社会组理、政治治理是否更文明进步；

　　4，人民群众满意度，是否使得更多的群众满意度提高；

　　5，问题矛盾化解，是否使得存在的突出矛盾、复杂问题得到显著解决、根本解决；

　　6，胜利，在军事、竞技等领域，是否更有效战胜对手；

　　7，成绩，是否可量化经济、社会数据得到提高或优化；

　　8，资源，是否减少了投入、有效节约了各类资源；

　　9，运营流畅，是否使系统运营更流畅、可靠性更强；

　　10，系统优化，是否使得复杂系统的运行更加高效、生态、帕累托最优。

 

　　改革绩效评估模型，要构建“有子系统支撑的集成系统模型”，以利实现对改革发展绩效的评价和新改革的再优化。

　　三个子系统模型分别是：

 

　　第一个子系统是“除弊兴利模型”，在比较中，基于对弊端、落后的认识、感受和反思后，而采取的一种修正性除弊，将除弊、兴利相关的量化标准都纳入计算体系，加以量化评估。

 

　　第二个是“优化配置模型”，对改革的各要素、举措进行优化配置，实现综合收益，将各个单一要素、举措等量化后的标准纳入系统加以考核，对其负外部性、正外部性进行系统计算和评估。

 

　　第三个是“创造创新模型”，对未来形势进行超前研判，提前布局，寻求新的价值，以达到发展态势持续处于优势。将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流程创新、突破创新、创新风险、创新溢出都纳入量化标准计算体系，形成创新式改革的前瞻性指导模型。

 

　　综合系统模型是：在不断优选的基础上确定适配的模型，设计智能化的处理系统，对各个子系统的计算结果进行结构化处理，确定精当的权重值，再运用现代的计算工具加以计算，获得改革的综合收益值，应用于对复杂问题、矛盾问题、对冲问题的改革效能评估。

 

　　对模型计算效果的实证：有了改革的标准体系和对改革的目标分类，是否是真改革，改革是否有成效，还要在实践中进行评估和检验，就象中央改革领导小组指出的那样： “改革成效要靠实践检验，既要看单项改革的成效，也要看改革的综合成效。各有关方面要对已经出台的改革方案经常“回头看”，既要看相关联的改革方案配套出台和落实情况，又要评估改革总体成效，对拖了后腿的要用力拽上去，对偏离目标的要赶紧拉回来。”

 

　　三、中国改革战略与路径的优化设计

 

　　我国的更大范围的改革设计究竟如何进行？是走顶层设计路径，还是走基层设计路径？亦或是混合路径？这是战略问题，要做科学决策。

 

　　顶层设计的改革：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进行的体系化、制度化设计，而不是狭义地理解为“顶层人士”基于行政权利的措施下推。其优势在于，站得高、看得远，全局性与系统性强、协同性好、平均成本低、效率高、执行力度大，避勉重复性建设，能节约社会资源。“顶层设计，一定要接地气，这个接地气，就是常说的群众路线，这个群众路线中的群众，不仅是与改革直接相关的群众，还有那些间接相关者的群众，以直接相关者来说群众路线肯定是片面的，以活在当下的群众来说群众也缺乏前瞻性，还要考虑未来的中国人的利益，只有这样的改革，才是可以接受的，才是顶层和底层打通的改革。”

 

　　基层设计的改革：是处在局部和战术的层面，植根于坚实的社会基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进行局部的模块化设计，不是简单理解为“底层人士”的摸石头式的试验。其优势在于，观察细致、贴近实际，亲和性强、针对性强、实效性好，对顶层设计有启发价值和案例借鉴意义，成功了易于扩散，失败了社会影响可及时收敛，避免造成因失败而形成对社会的巨大创伤和破坏。

 

　　中国改革的模式和路径选择：应基于我们的改革进入第二阶段且改革具有极端复杂性，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当前及今后改革，必须站在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兼顾公平正义与效率，运用体系化思路，将顶层系统性设计与基层模块化设计有机结合起来，既注重框架体系的构建，又注重实体内容的改革，既从战略层面改革，又从战术层面改革，优化配置全要素，畅通信息，上通下达，在弹性空间内有力、有序改革，凝聚更广泛的人投入改革，让更广泛的人享受改革成果。

 

　　我们的改革，在亮明我们的改革目标后，接下来就是坚定我们的改革意志，有序、有力、有效、统筹、科学推进改革，不断将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高度，让人民生活的幸福，有尊严、有品位，成为人类文明的标杆，让国家发展的更强盛，有力量、有威望，成为世界的向导，为世界治理现代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总之，中国改革与发展是系统工程，要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特征化事实，善于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性，挖掘、优化、放大改革发展的全要素资源，动态、柔性运用市场、政府与科技性监管等多元化调控手段，以创新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体化平衡前进，以包容构建经济发展伙伴主体间的命运共同体，形成供给与需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动态平衡的改革与发展生态系统，从而完成推动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历史使命，实现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战略目标任务。

 

　　（作者单位：河北省联宇集团公司；【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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