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的“一论二史”

在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的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里提到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一般被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系统化”，这当然没错，但在学理上并不全面。从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的角度来看，“经济学说”的“系统化”不仅是指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系统化”，即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且还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更为广泛的“经济学说”的“系统化”，即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这“一论二史”的“经济学说”的“系统化”。对于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来说，“一论二史”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和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

《资本论》第一卷呈现的“一论二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今年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发表150周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呈现的“一论二史”密切结合的学理依循，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系统化”的集中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的“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经济思想史与政治经济学结合的学理依循就在于：“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阐释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密切关系，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得到充分体现。

恩格斯在提到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社会历史观特征时认为，“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恩格斯强调社会历史观对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凸显经济史在政治经济学理论阐释中的重要意义。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通过把农业和手工业之外的“一切产业”，都归结为制造业的办法，使“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和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就被抹杀了”。经济史作为把握社会经济关系的历史逻辑的探索，成为《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探索的重要基础和基本根据，也成为马克思经济学说“系统化”的重要体现。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经济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问题阐释中，对“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的经济史研究。马克思把“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划分为两大经济史阶段，即“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叶关于延长工作日的强制性法律”和“对劳动时间的强制的法律限制。1833-1864年英国的工厂立法”。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二是在相对剩余价值问题阐释中，对工场手工业时期到机器大工业时期发展的经济史研究。马克思指出：“对于由必要劳动转化为剩余劳动而生产剩余价值来说，资本占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或者说现存形态的劳动过程，并且只延长它的持续时间，就绝对不够了。它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劳动过程到“变革生产方式”的研究，着力点是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生产方式和劳动生产力本身的变革问题等等，这些构成这一时期的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工场手工业时期到机器大工业时期的经济史研究，揭示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转变的历史逻辑。三是在资本积累过程问题阐释中，对原始积累的经济史研究。马克思认为，按照“我们的方法”，在研究“已经形成的、在自身基础上运动的资产阶级社会”时，并不排斥资本“形成史”的考察，必然包含“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即“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对“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上的回溯，不仅可以得出一些“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的“原始的方程式”，把过去的研究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结合起来，为我们提供“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而且还能够“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只有通过对资本积累这一“必然开始之点”即资本原始积累的经济史研究，才能理解资本积累的本质及其“未来的先兆”和“变易的运动”。

马克思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经济史研究及其意义是十分清楚的。1867年11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刚出版，马克思得知库格曼夫人想读《资本论》，他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提到：“请告诉您的夫人，她可以先读我的书的以下部分：《工作日》《协作、分工和机器》，再就是《原始积累》。”在马克思看来，涉及经济史的三个方面的内容，是理解《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和入门，从而凸显了经济史阐释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理解的作用和意义。这就如吴承明先生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所认为的：“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绩效。这就必然涉及经济学理论。”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

熊彼特关于经济学说“科学性”的理解

从“一论二史”上对“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这一理解，适合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内在规定和学理旨向，在很大程度上也契合于经济学说“系统化”的一般学理要求。

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关于经济学说“科学性”的理解常被提起。熊彼特认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这里提到的“历史”，包括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缺乏对这“二史”的研究，就难以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显然，“一个人如果从他自己时代的著作站后一步，看一看过去思想的层峦叠嶂而不感受到他自己视野的扩大，那么这个人的头脑肯定是十分迟钝的。”

从经济学说的“科学性”来看，熊彼特认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一是在于经济学如果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就不可能指望它能理解现时代存在的经济现象及其理论原理；二是在于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无论是经济史还是经济思想史，提供的是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最好的方法；三是在于避免经济学理论分析通常犯有的“缺乏历史的经验”的根本性错误。

经济思想史既能打开了解过去思想成就的视窗，也能开启立足现实理论创新的灵感。从经济学说的“系统化”上看，经济学研究的题材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历史过程”，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不同的事实和问题”，仅此而言，“就足以使我们加倍注意经济学说的历史”。从经济学说的“科学性”的学理上看，任何特定时间的经济学的发展，都隐含着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揭示出来，就不可能深化和理解经济学的理论内涵。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学会弄清为什么我们实际上走到多远以及为什么没有走得更远。我们也知道接着而来的是什么，以及怎样和为什么接着而来。”总之，经济学理论“只有对照其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才有意义”。

熊彼特对经济史研究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乃至在经济学科“系统化”建设中重要意义的这些阐释，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如何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结合上，深化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是推进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发展的学理上的基本依循，也是经济学科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的重大问题。

经济学说演进中“一论二史”的学理例证

以“一论二史”为主要内容构建“系统化”经济学说的探索，屡见于经济学说的演进中。这里可以提到的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呈现的，以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综合研究为经济学原理阐释基础的学理例证。在《经济学原理》最初几版中，在绪论之后是马歇尔撰写的两篇论文：一篇是对自由工业和企业发展的经济史的研究；另一篇是对经济科学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后来，马歇尔把这两篇论文独立出来，作为《经济学原理》的附录一和附录二单独列出，以显示对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史、经济思想史阐释结合的学理依循。

马歇尔在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学原理的关系的阐释中认为：首先，经济学的新思想来源于经济史实的发展，即如近代经济学的许多内容，在中世纪的城市发展就已被预见到，尽管在中世纪的城市不能使之成为实际的经济“事业”。这些曾被预见到的内容，在近代经济新纪元的经济“事业”才得以呈现，但在这些经济史实中曾经被预见到的那些新思想，对经济学原理的发展却是有意义的；其次，经济思想对经济史实的反映并不局限于简单的描述，而是有着经济历史的“连续原理”的反应，如“经济学家们的确不是将自由企业当作是一件纯粹的好事，而只认为比当时所能实行的限制较少流弊而已”。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许多结论，应该能再现于经济学原理的新的阐释之中；再次，以史为鉴，在经济史实的不断演进中，经济思想的真理性始终只存在于有限的范围内，而且还会在经济史实改变时丧失其功能和价值，如自由企业的思想主要是中世纪的商人所首倡的，18世纪后半期的英法哲学家继续加以发扬，李嘉图及其追随者依据这种思想发展成为一种自由企业的作用的理论，这种理论包含许多真理，其重要性或将永存于世。但是，他们的著作只在所涉及的狭隘范围内是完美的。时过境迁，李嘉图以特殊方式所解决的其中许多问题，对于经济学后来的发展不再有什么直接关系。最后，经济史的国别特征和时间限定，往往使得经济思想的实用性变得狭窄，如在李嘉图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中，“有许多因过于注意当时英国的特殊情况，而变得范围狭窄了；这种狭窄性已经引起了一种反应”。因此，不同国度的经济史的研究，会形成同样具有科学价值的结论。马歇尔主张，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他们在许多不同的国家里同时进行研究，他们对他们的研究抱着探求真理的不偏不倚的愿望，甘愿经历长期和繁重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有价值的科学结果。”

从一般学理意义上看，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对“一论二史”关系的阐释，对于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建设是有一定启示的。赵迺抟先生在《欧美经济学史》中曾提到：“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虽同属于史的叙述之学问，但研究之对象不同。经济思想史所研究者为人类思想之有关经济生活者；而经济史则是经济史实之系统的记载。”两门“史的叙述之学问”同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结合，不仅顺应了经济学说“系统化”发展的要求，而且概述了经济学说“系统化”的学理依循。

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探索中的“一论二史”的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要把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落实好，就要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更加坚定地肩负起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责任。”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对经济学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探索，时常是与经济的史实和思想过程的探讨联系在一起的。就“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来看，上述论述中既有“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史研究要求，也有“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需要。在经济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内在联系中探索经济学说的真谛，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特色。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2013年，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中指出：“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党的十四大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树的“历史的评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新阐释的基础之一。即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正是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历史经验”不仅作为现实的镜鉴，揭示当下经济理论新见的历史根据；而且也作为发展的路标，昭示当下经济理论新见的现实基础。“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结合，实在地表达了“一论二史”之间的逻辑关系。

在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思想史过程。他指出：“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由此而得出“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这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的理论新见。回溯历史、立足现实，理论就能以此为基础而赓续，现实也能以此为台阶而前行。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结合是经济学方法的内在要求，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体现的“一论二史”的思想意蕴给我们的深刻启迪。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提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这些论述，对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一论二史”的整体性关系及其学理依循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在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建设中的视域

“一论二史”学理的这一内在逻辑，不仅能够揭示前人探索的印迹，而且还留下前人探索中的智慧和勇气；不仅能够揭示理解现实问题的历史基础和背景，而且还留下继续探索的路标和台阶。在长期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探索中，“一论二史”时常成为重要的学术和学理话题。

王亚南先生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上都有过突出的学术建树，他历来注重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结合上，深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在194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史大纲》中，王亚南就提出过政治经济学研究“三层次”转化的观点。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我们说它是‘政治的’经济事象也好，说它是经济事象也好，终归是第一次的；若政治经济学史所研究的对象，因为它是那些经济事象，通过经济学者的体认，或由经济学者脑子‘再生产’的结果，所以是第二次的；至于经济学史本身，有更进一层，把那些通过经济学者‘再生产’的结果，如学说、思潮等等，加以再组织，结局，它便成为第三次的了。从这里，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史，就是更深进一层的意识形态的科学；对于它的研究，当然更多一些曲折，或者对于我们要求更深更多的理解。”从第一层次的“经济事象”，到第二层次的“经济思想”，再到第三层次的“经济学史”的转化，厘清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内在逻辑与学理关系。

1986年，胡寄窗先生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一文中曾提出：“任何一种思想史必然有一些它自己的特殊的理论范畴，只有在阐述其特殊理论范畴的发展过程条件下，才能显示它本身的特色”；同样，“倘不以一定历史时期或人物所接触到的经济范畴为表述内容，就不足以体现出经济思想史的特点”。经济观念、原理和范畴是构成各时期经济思想的“基本要素”或“基本材料”。1991年，赵靖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中也认为：“各时期的经济观念、原理和范畴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的状况，反映着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经济思想的发展水平……这些经济观念、原理和范畴，在反映经济关系方面越是深刻，越是具有抽象的、普遍的性质，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越密切，经济思想发展水平就越高。”经济思想史的发展程度是经济学理论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又要以经济思想史的深入探索为基础。就经济学说“系统化”的学理来说，经济史同经济思想史一样，对经济学理论发展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虽然有经济学学理上的这些清楚认识，但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脱离相应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象，一直没有显著的改变。即使到现在，在对《资本论》作为马克思“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解中，鲜有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相应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结合的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甚至没有对相应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意识。在这一方面，不仅马歇尔和熊彼特的相关论述值得我们借鉴吸收，而且我国学术界对“一论二史”研究的学术积累和思想阐发更值得我们吸收运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系列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思想和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对加强和深化中国特色的“一论二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支撑的学理基础

一切划时代的理论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产生这个体系的时代的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在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中的理论创新。以“中国特色”为标志的政治经济学的这一理论创新，不仅凸显了对这一理论创新的现实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关系的认同，而且也体现了对产生这一理论创新的中国的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和独特的国情的认同。从“一论二史”上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探索，蕴含着同样的道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的集体学习中提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作用和意义的这一判断，是以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为基础、为根据的。这就是习近平进一步指出的：“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他还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当代发展提供了历史根据以及思想资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要十分注重对相应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和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来看，1956年年初，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这一历史时刻，毛泽东已经把如何选择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提上了重要议程。毛泽东立足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审时度势，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上，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的思想，而且在谋划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中，成就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主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之作。由此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源流。要十分注重新中国经济史和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的“历史的评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历史的评论不过是要指出，一方面，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互相进行批判，另一方面，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就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发展来说，对那一时期开始的新中国经济史和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为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毛泽东作了长达43天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一开始，毛泽东就点明主题，提出苏联的经验和道路哪些该学哪些不该学的问题。他强调“要打破迷信”，提出我们“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所束缚”。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谈道：“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进一步提到：“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毛泽东的结论就是：“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毛泽东关于“进行第二次结合”“更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等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反思和现实思考的结果，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的关键时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逆转时期做出的重大战略调整。总结经验，破除迷信，不再“搬苏联的一套”，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中，对“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做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同年4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毛泽东后来肯定，《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也就是说，“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在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结合的探索中，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提出“第二次结合”思想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最初的重要成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最初的重要成果。

同样，“一论二史”结合的研究更能使我们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遵循。回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过程，邓小平1984年在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稿”时，就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他认为，“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习近平在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成就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第二次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遵循。习近平的结论，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探索的科学结论，也是在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进程中，把“第二次结合”的思想融会贯通于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发展之中的科学结论。

从“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学理依循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不能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和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要在“一论二史”的结合中推进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发展。

　　（作者：顾海良 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