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勋与劫难：中国革命舞台上的共产国际特工

点击：  作者：甲10号    来源：甲10号微信号  发布时间:2024-04-24 11:12:25

 

1

 

1931年9月底的一个下午，周恩来带领张文秋来到上海法租界的一家饭店，见了一位外国人。周恩来对张文秋说：这位是共产国际方面的佐尔格同志，今后你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共情报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与共产国际在华情报工作的重要负责人会面，说明了双方合作的层次与深度，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佐尔格说是共产国际方面的，其实，这个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只是个空头招牌，招牌之下的所有机构和人员，都属于幕后的苏联红军总参四局，即苏军情报总局。“格鲁乌”（GRU）是这个局的简称，这三个字的名气，一度远在克格勃（KGB）之上。

 

佐尔格就是苏军情报总局局长别尔津亲自选中并派遣来华的。

 

方文是佐尔格小组的重要干部，在佐尔格领导下的三年里，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为共产国际工作。佐尔格小组暴露后他撤到苏联，发现他的上级领导怎么变成了苏联红军，就不大高兴，以为上级不相信他对苏联的友好态度，故意瞒着他。

 

接待他的苏军情报总局首长奥烈克山德罗夫哈哈大笑，一五一十给他交了底：“同志，你误会了。这是对敌人的一种战略措施……在外交上，苏联是被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包圈和孤立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找一切借口使苏联孤立。因此苏联要尽量减少给它们足以利用的借口。苏联在国外的情报人员如被敌人查获，必被敌人利用作为苏联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影响两国的外交正常关系。如使用共产国际的名义，苏联就可推卸责任，避免影响两国关系。共产国际总部虽设在莫斯科，但它是国际组织，苏联政府对它在各国的活动不负任何责任。因此可以避免敌人用以反对苏联政府。”

 

原来如此。真是在宝马车头上插了个奔驰的标，一旦出了事，苏联就可以潇洒地耸耸肩，摊开手，斜一眼车头上那个亮瞎眼的标，一脸无辜：找它去呀，关我屁事！

 

既然是苏军情报机构，当然要把苏联战略利益放在首位，不过，苏联革命与中国革命有许多共同利益，挂名的远东情报局也是尽可能地兼顾了这两个方面。

 

2

 

佐尔格的情报系统，是远东情报局在中国名气最大的一支力量。

 

在张文秋见到佐尔格之前，方文已经在佐尔格领导下开始组建自己的情报小组了。方文小组只是佐尔格系统中诸多情报小组之一，但是能量已经相当可观。

 

在国民党的武汉行营、中央组织部、国民革命军第3军、东北军司令部、阎锡山的身边，都有方文小组的情报人员。

 

他们在武汉行营发展的上校专员刘思慕，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情报，后来在“怪西人案件”中又上演了惊险传奇的千里大逃亡。

 

佐尔格还让方文发展了数名成员送到莫斯科接受训练，然后派往东北开展对日情报活动。其中有方文的南开同学张永兴、西北军将领张克侠的弟弟张树棣。他们两位在苏联受训后回国，来到白山黑水，上演了一出真实的悬崖之上。

 

方文小组有四个核心成员：方文、肖炳实、柳忆遥、陆海防。

 

肖炳实在佐尔格离开中国后，和方文一样，到苏联受训，再被派回新疆开辟新的战场。

 

柳忆遥在营救牛兰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陆海防又发展了弟弟陆独步加入情报小组，哥俩后来双双叛变，成为引发“怪西人案件”的导火索。

 

3

 

佐尔格情报网撒得很大很深。

 

史沫特莱为佐尔格情报系统介绍了许多重要干部。方文是史沫特莱介绍的，著名的“三对中国夫妇和一位日本记者”也是史沫特莱介绍的，他们是陈翰笙、顾淑型夫妇，董秋斯、蔡咏裳夫妇，王学文、刘静淑夫妇和日本记者尾崎秀实。

 

尾崎秀实是王学文在日本间谍学校同文书院任教时的学生，后来回日本担任近卫文麿首相的“嘱托”（顾问）兼私人秘书，成为佐尔格在日本情报系统的核心成员。

 

王学文在同文书院的另外两名日本学生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虽然没有加入佐尔格系统，但是他们加入中共情报系统后，个人命运也与佐尔格、尾崎秀实紧紧地捆在了一起。

 

吴先清和刘鼎是中央特科有名的夫妻档，吴先清由组织派遣加入佐尔格系统，并发展了沙文汉、沙文威兄弟和沙文汉的妻子陈修良。他们后来与佐尔格系统失去联系，解放战争期间，沙文汉担任了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陈修良担任了南京地下市委书记，开启了隐蔽战线的又一段不凡历程。

 

佐尔格自己还与军政高层直接交往。他借着德国国籍和德国报社驻华记者的身份，与蒋介石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混得很熟，又通过顾问团结识了何应钦，还被引见给蒋介石和外交部长王正廷。佐尔格也与杂牌部队打交道。1932年2月，史沫特莱布置陈翰笙去徐州等一个人，结果来对暗号的竟是佐尔格，佐尔格要陈翰笙陪他去见杨虎城。佐尔格在西安与杨虎城密谈了什么，却对陈翰笙未露一字。

 

共产国际还给佐尔格派来了数位外籍共产党员，主要从事电台等内勤工作。年轻的鲁特·维尔纳是德共党员，加入佐尔格小组后成为核心成员，利用她的住宅掩护佐尔格召开会议，接待客人。她还负责对外交往，结识了宋庆龄、鲁迅、丁玲等许多著名人物。

 

鲁迅日记中多处提到的“汉堡嘉夫人”就是维尔纳，汉堡嘉是维尔纳的丈夫。鲁迅刊印珂勒惠支的版画，许多资料就是维尔纳从德国搜集的。

 

撒这么大的网，可不是吃干饭的。

 

中央特科的蔡叔厚和张文秋一样，由组织推荐加入佐尔格情报系统。蔡叔厚人侠义，朋友多，情报来源既深且广。国民党军政部每月编纂一份《兵工月报》送呈蒋介石，这是统计国民党军队编制情况的绝密文件。蔡叔厚通过在国民党兵工署的两位朋友，每月都把新出的月报全文拍照，交给组织，从1932年开始到1935年情报组织被破坏，三年多从未间断。佐尔格的继任者华尔敦赞叹：“这样辉煌的成就应该颁发列宁勋章”。

 

俄罗斯后来的解密档案表明，佐尔格在上海不到三年，共发回莫斯科597份急电，其中335份直接通报给中共。1932年，佐尔格获得蒋介石集团对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围剿的详细计划，通过陈翰笙-宋庆龄转交中共，为四方面军突围西征提供了决策依据。

 

由于牛兰案，佐尔格暴露了。

 

4

 

牛兰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组织科的负责人，住在上海。牛兰的这个远东局，与佐尔格的远东情报局不一样，标是奔驰的标，车也是奔驰的车，他的上级就是共产国际，与苏军情报总局指挥下的佐尔格是互不交叉的两条线。

 

牛兰在英租界被捕，很快秘密引渡给了国民党政府。

 

牛兰太重要了，知道的太多了，远东各国共产党要人的名单都在他脑子里。共产国际下了血本要营救他。

 

牛兰有个公开身份——太平洋产业同盟驻中国代表处首代，产业同盟是个产业工人的左翼进步组织。共产国际的营救口号是现成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左翼进步人士的迫害。共产国际的社交圈子那是不一般，爱因斯坦、罗曼·罗兰、萧伯纳都站出来为牛兰说话。

 

营救主战场在中国，宋庆龄、史沫特莱发起成立了营救委员会。

 

营救首先要弄明白一个关键问题：牛兰现在是死是活？死了，死在谁手里？活着，人在谁手里？人是英国巡捕抓的，但是，后来英国租界没了动静，据说引渡给了国民党政府。但是，只是据说，没有证据。

 

拿出证据的任务交给了佐尔格，佐尔格交给了方文，方文交给了柳忆遥，柳忆遥找到了浙江同乡郑空性，郑空性是浙江乐清人，国民党党务调查科总干事张冲也是乐清人，哥俩还是温州十中的同桌。

 

之所以要找张冲的同桌，因为佐尔格和方文分析后认为，牛兰大半落到了党务调查科手里。

 

佐尔格交给郑空性的任务是，拿到牛兰手写的字条，证明他活着。

 

张冲很痛快，人在我手里，字条可以给，条件很简单，拿钱来。

 

多少钱？

 

三寸字条，三万美元。

 

不得不说，张冲真是个情报高手。虽然牛兰被捕后，在关键问题上基本零口供，但是，张冲分析判断下来，牛兰肯定是共党，后台大半是苏联。不过，只是判断，没有证据。

 

张冲也要拿证据。出得起三万美元，也愿意出三万美元的，只有苏联。拿到钱，就拿到了证据。

 

敢和苏联做交易，妥妥的通共。张冲的胆略也是不一般。佐尔格分析，张冲狮子大开口，也是想留个后手，一旦事发，老蒋追究下来，他就说是图钱，不是通共。

 

苏联愿意出这个钱，苏军情报总局局长别尔津派了两个特工跑到中国送款。两个送款员把钱送到，一个立马打道回府，另一个叫布劳恩的滞留上海，和中共中央总负责博古聊得火热。博古有相见恨晚之感，随后把布劳恩请到中央苏区，起了个中文名字——李德，封了个中国职务——军事顾问。牛兰案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意外劫难。

 

牛兰案对佐尔格的直接影响，就是他必须撤离中国了。三万美元一路明晃晃地走来，其中每个环节，张冲还不盯得死死的。

奇怪的是，党务调查科却没有动手抓人。是张冲想要放长线，还是压根就瞒着徐恩曾？天知道。

 

佐尔格的上司别尔津洞若观火，很清楚三万美元一出手，佐尔格就得跑路。等到听“将”，哭都还不及了。

 

佐尔格走后，华尔敦接手。佐尔格没有料到，他一手打造的庞大情报网，毁在了华尔敦手里。

 

5

 

华尔敦是个坚定的战士，他被捕后的表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他的情报活动经验，却不如佐尔格老道。

 

佐尔格领导那么多情报组，都是单线联系，各小组互不交叉。佐尔格只与组长联络，从不越级指挥，由组长负责与组员和情报员联络。秘密电台由佐尔格直接指挥，与所有情报组完全隔绝。如果出事，可以及时止损。

 

华尔敦继承了佐尔格的全部情报系统，却没有继承佐尔格的规矩。他的做法是一竿子插到底，直接与各情报组成员联系，不再经过组长。他还打破了秘密电台与情报组的隔绝状态，有时就在电台驻地与情报组成员接头联络。

 

陆海防是方文情报组核心成员中唯一没有参与牛兰营救活动的，所以没有撤离，留下来继续在华尔敦领导下工作。但是，华尔敦不仅和陆海防联系，还与陆海防的弟弟陆独步联系，甚至与潜伏在武汉行营的刘思慕直接联系。

 

这样没章法，一旦出事，就是大事。

 

结果，真的出事了。

 

1935年4月，华尔敦派陆独步到武汉给刘思慕送一封密信。陆独步一到武汉，就让特务抓了。这回动手的不是徐恩曾、张冲的党务调查科，而是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

 

陆独步很快叛变。刘思慕到饭店接头发觉不对，立即开始千里大逃亡，从武汉经上海、苏州、太原、泰山、烟台，一直回到老家广州，然后去了日本。

 

在苏州，留德同学程其英救了刘思慕。程其英是当时上层社会出名的才女，两度赴德国留学，与朱德、王炳南甚为熟悉，回国后因才貌俱佳，学贯中西，成为众多名流追求的偶像，与杨虎、陈群交往甚密。她听说刘思慕遇到麻烦，毫不犹豫把他藏了起来，再把他安全送走。刘思慕走了，程其英却被捕了。负责抓人的沈醉在回忆录里说，他们对程其英这样身份的人竟然是共产党，感到十分意外。

 

程其英被捕后，送到庐山，讲了4个月德语课，然后就放了。这4个月经历，给程其英带来了苦难。解放后，她因此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判了缓刑，1966年自杀身亡。80年代初，担任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的刘思慕和许多朋友一起呼吁并作证，程其英得以平反。

 

刘思慕逃亡经过泰山，来去都有冯玉祥派卫队护送，与赶来抓捕的军警遥遥相望，最终逃出生天。

 

陆独步叛变交代了刘思慕，也交代了其兄陆海防，陆海防叛变交代了知道的所有人，方文留下的情报小组全军覆没。潜伏在国民党第3军的上校作战参谋陈绍韩，被方文发展加入情报小组后，提供了许多军事情报，结果让陆海防出卖，被捕牺牲。

 

陆海防交代了华尔敦以后，按特务要求给华尔敦捎话，说要接头，华尔敦去了，被当场拿下。

 

华尔敦真是条汉子。被捕之后，除了对陆海防骂了声“叛徒”，再没有开口说一个字，连姓甚名谁都不说。特务和记者没办法，只能叫他“怪西人”。

 

陆海防还交代说，华尔敦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戴笠当然知道共产国际的东家是谁，但是，人家插了奔驰的标，你就没法找宝马的碴。想给苏联提抗议，不知怎么张嘴。薄薄一层窗户纸，就是捅不破。

 

华尔敦的欠火候，在他被捕时暴露无遗。1955年2月克格勃在对华尔敦的审查结论里写道：“他在中国从事间谍工作期间，疏于职守，犯了泄密错误。这表现在，他与特工接头时，随身携带许多事关间谍工作的文件，这些文件他本该转交领事馆代管，结果警察逮捕他时一起被缴获。”

 

华尔敦被缴获的文件里，有一个笔记本，里面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袁殊，还有住址和电话，袁殊于是被捕。袁殊是由蔡叔厚介绍加入远东情报局的，他后来被称为“五重间谍”，褒贬不一。不过，他这次被捕的表现，确实不好夸口。受他牵连，他的好友、身为秘密共产党员的电影明星王莹随后也被捕了。

 

华尔敦被捕后，整个组织群龙无首，没有被捕的成员都失去了组织联系。佐尔格一手打造的这个情报系统，基本散了架。

 

华尔敦让判了15年徒刑，蹲了两年班房后，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把他放了。回到苏联后，又蹲了几年苏联的班房。

 

导致这场灾难的陆氏兄弟，都被军统吸纳。解放时，陆海防逃到了台湾，陆独步被丢在大陆潜伏，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露馅，秋后算了总账。

 

虽然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在中国南方的情报组织遭受重创，但是，这辆插着奔驰标的红色宝马，在中国北方的粗砺大地上，继续踩足油门，在颠簸中驰骋。

 

6

 

方文和肖炳实随佐尔格撤离，在苏联受训后又被派回中国。这次，他们的目的地是新疆。

 

新疆的盛世才此时正在奉行联苏联共政策，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就在盛世才的衙门里成立了一个情报机构——边务处。盛世才兼任处长，苏联派来的马兰切克少将担任总教官，掌握实权。方文化名陈培生，担任边务处第二副处长，肖炳实也进入边务处工作。

 

边务处不仅在新疆境内设了5个办事处，还在甘肃青海设了8个情报站，并向印度、阿富汗、缅甸派了情报组。

 

边务处组建不久，正值西路军战败。中共中央通过苏联斡旋，盛世才同意接纳西路军入疆。

 

劫后余生的西路军残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杀马饮血，接尿解渴，穿越八百里渺无人烟的戈壁大漠，沿着电线杆一步一步前行，目标是河西走廊西端与新疆接壤的星星峡。

 

方文收到盛世才接应红军的命令，一边通过电台呼叫西路军，一边派得力人员前往酒泉搜寻，同时发电给边务处星星峡办事处主任王效典，命令接应红军、善待红军。

 

王效典接应到李先念、程世才等西路军将士后，每天开饭五顿，顿顿有肉，让“衣衫褴褛、双颊塌陷”的西路军将士“得到了二十多天很好的休整”。

 

430多名幸存的西路军余部整编后，集中到迪化一个纺织厂，学习培训，对内称训练支队，对外称“新兵营”。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看中了这支艰苦玉成的部队，从新兵营前后两次选拔了三十余人前往苏联，接受特工训练，再派回中国从事情报工作。受训人员回到新疆后，大部分进入边务处以及各办事处，少部分人分配到重庆、西安、兰州，还有一人被派到缅甸。

 

他们回国前都进行了宣誓：“我参加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工作，必严格遵守、执行一切纪律，上至父母下至子女绝对保守机密，工作服从上级一切安排，如有违反，愿受不公开的军事法庭的秘密审判。”

 

由于共产国际的严格保密纪律，在党史军史的记载中，很少能看到这些同志的工作事迹。

 

为了防止盛世才对情报工作的插手，共产国际还在边务处之外成立了两个情报组织：“联共情报组”和“八人情报组”，直接归苏联驻迪化和兰州领事馆领导，其中联共情报组由化名俞鸣九的肖炳实负责。

 

但是，在后来盛世才翻脸迫害共产党人时，这两个情报组和边务处的大多数人员，都没有逃过被捕甚至被杀害的厄运。

 

方文由于此前被盛世才诬为托派，调到苏联接受审查，得以幸免。解放后改名刘进中，担任过北平市公安局秘书长、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和国家安全部顾问。

 

肖炳实对盛世才的翻脸迫害察觉较早，迅速安排情报组人员撤离，自己也安全逃出。解放后，肖炳实担任过全国教育工会副主席、中华书局副总编辑。

 

在西北，共产国际的情报活动陷入低谷，但是，在东北，他们的活动仍然韧劲十足。

 

7

 

鲁特·维尔纳在佐尔格撤离后不久，也撤到苏联受训，然后又被派回中国，来到东北。在奉天，她接受了一项任务，前往吉林磐石地区的密林深处，给一支抗日游击队送电台密码。

 

这支游击队的队长原名马尚德，他的前任队长是杨佐青。马尚德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时，杨佐青担任中共北满特委军委书记，两人关系亲密。

 

杨佐青后来在战斗中负伤，组织接他到哈尔滨医治，决定让马尚德接任游击队长。马尚德赴任前看望杨佐青时说：“你在那里名气大，听说群众都亲切地喊你杨司令，干脆，我也改个姓，今后就叫杨靖宇了”。马尚德年长几岁，改名杨靖宇后，就成了杨佐青的“哥哥”。

 

杨靖宇接任游击队队长后，在日本关东军围剿下与上级失去联系，于是辗转向共产国际发出请求，请派员送来密电码，以便打通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联系。

 

鲁特·维尔纳受命从奉天出发，跋涉到达吉林濛江的密林里，把密码本交给游击队队长杨靖宇，并帮助他们修好了电台。杨靖宇给维尔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竟有一副中国人难得见到的伟岸身材，高高的个头（近1.93米）在欧洲人当中也属上乘。他浓眉、大眼，腮边有些胡须，穿着绿布军装，腰扎宽皮带，腰间别了一把勃朗宁，身后还背着一支德国二十响毛瑟枪。”

 

维尔纳完成这次任务后不久，又撤回苏联。苏军情报总局最后将她派到英国，担任原子弹间谍克劳斯·福克斯的联络员，她就此走上个人情报生涯的巅峰。

 

杨佐青把游击队交给杨靖宇，治好枪伤后，到苏联接受了情报训练，回国加入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下属的“中国支队”，和其他同志组建了哈尔滨情报组。后来又转战天津和上海，在上海组建了“满洲第二情报组”。1940年2月，他在上海的报纸上看到一则痛心不已的新闻：“关东军讨伐队与满洲警方通力合作，射杀满洲共产军匪首、宿敌杨靖宇……”。两年后，杨佐青在上海被捕。从1932年受训回国至1942年被捕的十年间，杨佐青和他的情报组向莫斯科、延安以及东北抗联发出情报4000余份，功勋累累。

 

杨佐青被判刑八年，关押三年多后，抗战胜利。此时也在上海为共产国际从事情报工作的范纪曼弄了一身国民党少将军装，找到潜伏在汪伪保安司令部的李时雨，趁着国民党接收的混乱局面，一起开车跑到提篮桥，拿出接收大员的气派，对着典狱长连唬带诈，把杨佐青捞了出来。

 

方文发展的张永兴、张树棣从苏联受训回国后，也潜入东北，创建了“中国支队”的齐齐哈尔情报组。小组从建立到被破坏的两年时间里，搜集上报了500多份有价值的情报，包括日本修建的东方马其诺防线的详实情报。小组不幸被日本宪兵队侦破后，张永兴、张树棣和小组多数成员都被捕牺牲。

 

杨佐青的哈尔滨情报组，张永兴的齐齐哈尔情报组，再加上大连情报组，成为“中国支队”在东北地区最大的三个情报组。

 

大连情报组后来由秋世显接任组长，他是秋瑾的侄孙，和方文、张永兴是南开中学校友。这位革命义士的后代也是义勇双全，他领导的大连情报组是文斗加武斗。情报组行动队负责武斗，长项是放火和爆炸，日常活动是焚烧日军仓库货场，炸毁机场铁轨。日军在大连的一个石油储备仓库被他们点着后，大火了三天三夜，秋世显由此得名“火神爷”，让鬼子闻之胆寒。行动队后来在残酷斗争中不幸暴露，队员大多壮烈捐躯。

 

“中国支队”除了这三个最大的情报组外，还在东北十几个城市设立了情报站，小的情报组基本数不过来，情报网撒遍东北。

 

就这样，有时还觉得不够用，还要在节骨眼上临阵磨枪组建情报组。

 

8

 

达斡尔情报组就是在诺门罕战役苏军失利的关头应运而生的。这个情报组的创建和贡献，也揭示了中国特工与共产国际之间剪不断理还断的爱恨情仇。

 

诺门罕战役开战的前半场，苏蒙联军被打得晕头转向。斯大林看势头不对，派朱可夫到前线接替指挥。朱可夫一到，先问敌情，不料各位将领和参谋一律东拉西扯，根本没有日军情报。朱可夫十分火大，马上致电斯大林，要求情报部门立即派遣最优秀特工建立情报网，否则没法打仗。

 

苏军情报总局接到紧急命令，立即开始挑人，反复筛选后，脱颖而出的一号种子选手，是关在苏联劳改采石场的一名中国达斡尔族犯人——额尔登·毕力格，汉名郭东宝。

 

东宝家在中国海拉尔，年轻时受共产主义影响，兄弟三人一起到苏联学习了五年，东宝还接受了情报训练，毕业后加入苏军情报总局，成为一名特工，本想建功立业，不料遇上了苏联肃反扩大化。

 

苏联肃反，直接殃及到在苏联的中国革命者。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是王明和康生，这两位根据国内传来的片断信息，神经过敏地做出了一个荒唐判断，认为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特务已经渗透掌握了中共上海中央局、中央特科以及许多地下党组织，许多共产党人被秘密发展为特务卧底，而且被派遣进入苏联，图谋破坏苏联革命和世界革命。

 

结果，在苏联工作学习的许多中国革命者遭了殃，中央特科的武胡景、欧阳新、贺昌之、肖寿煌，还有加入佐尔格系统的吴先清，都惨遭杀害。

 

东宝兄弟三人无一幸免，统统被捕入狱，东宝的哥哥和弟弟已经被杀，东宝关在远东赤塔的劳改采石场，也被列入处决名单，距离执行还有14天。就在死刑倒计时开启的时刻，苏军情报总局派人赶到，拿出命令，提走了50018号死刑犯。

 

苏军情报总局在严酷的肃反运动中捞出一个死刑犯，也是冒了不小的风险。他们自己的局长别尔津，已经在肃反中丢了命。

 

东宝不仅罪名全免，而且得到了一项任命：诺门罕前线情报小组组长。不过，这个情报组目前还是空壳，只有光杆司令一人。

 

东宝此刻心中怕是装满仇恨，既有对杀害手足兄弟的苏联当局的怨恨，也有对侵略家乡残杀同胞的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家仇国恨，冲撞折磨。最终，东宝还是临危受命，返回了家乡。

 

不枉苏军情报总局冒险捞人，东宝的表现证明他们捞人捞对了。东宝骑马潜回家乡后，多方联络，很快拉起了一支精干的情报队伍，上级授名达斡尔情报组。东宝派14岁的亲闺女玛如喜跑到关东军后勤部长家里当了丫环，把伪满兴安骑兵师第七团团长郭文通直接发展为情报员，再加上一系列同款操作，日本军事情报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朱可夫手中。

 

苏军情报总局还把正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的孟和巴特尔与敖蕾·海睿夫妇派回呼伦贝尔，成立了海睿情报组。这个小组居然从川岛芳子手里拿到了关东军的机密情报。

 

朱可夫在准确情报的加持下，掌握了战场主动，最后一举击溃日军，取得了诺门罕战役的胜利。

 

东宝因雁能鸣而未杀，佐尔格虽同为鸣雁，却没有东宝的运气。他被派到日本潜伏已经八年，虽然远离莫斯科，却未能躲过肃反扩大化的寒流。最欣赏他的上级领导别尔津自身未保，他作为亲信被打入另册，再加上他为了获取情报与德国大使打得火热，更使国内当权者怀疑他里通外敌。不仅他的情报不被相信，更可悲的是，他被捕之后，日本方面三次传信，想用佐尔格换回诺门罕战役的日本俘虏，但是，苏联方面不理不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英雄走上了日本的绞刑架。

 

佐尔格案发后，由尾崎秀实牵扯到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又由中西功牵扯到上海、南京的情报小组，中西功的交通员郑文道践行要用生命保卫中西功的诺言，被捕后跳楼牺牲。沪宁两地情报小组的数十名成员落网被捕，其中就有《繁花》小说作者金宇澄的父亲金若望。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在中国的影响真是既深且广。

 

佐尔格案发一年多后，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解散。

 

没有了奔驰车标，这辆红色宝马并没有熄火，它仍然马力十足，欢实奔波。

 

9

 

彼得·弗拉基米罗夫在1942年5月到达延安时，他的对外身份是苏联塔斯社记者，实际职务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驻延安情报组组长。

 

他在延安使用的中文名字是孙平。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孙平在延安的工作没有变化，只是头衔改为苏军情报总局驻延安情报组组长。

 

共产国际解散半年后的1943年冬，董希孟应召来到孙平的窑洞。董希孟是1940年从延安通讯学校毕业后，由中社部派到共产国际驻延安情报组的。共产国际解散了，孙平仍然是董希孟的上级领导，孙平这次交给他一项新任务，到北平去，与先期到达的彭昕接头，担任他的助手，组建秘密电台，把苏军情报组搜集的情报发回延安。

 

董希孟为苏军情报组一直工作到北平解放，才返回中社部报到，回归到中共情报系统中来。

 

孙平在抗战胜利后返回苏联，后来又担任过苏联驻上海总领事。孙平虽然在1953年不满五十岁时早早去世，但是，他的幽灵却久久未散。

 

在中苏关系极为恶劣的上世纪60年代末，苏联想利用这个死人做些反华文章，找来他的儿子尤里·弗拉索夫，让他编本书，以他爹当年从延安发回莫斯科的电报为底子，找些公开资料，再加上以反华为导向的虚构和编撰，凑成了《中国特区（1942—1945）》这本书，于1973年出版。美国很快出了英译本，名为《弗拉基米罗夫日记》，台湾出了中文版，名为《延安日记》。

 

孙平如果有灵，不知怎样心情。

 

这本书出版的第二年，在周恩来领导指挥下，中国反间谍机关破获了一起苏联间谍大案。1974年1月15日晚上，中国警察和民兵在北京东郊西坝河桥下，现场抓捕了正在秘密接头的三名苏联间谍，缴获了间谍电台和其他间谍器材。

 

三名间谍里，一个是中国人李洪枢，多年前偷越国境跑到苏联，被苏军情报总局训练为间谍，然后派回中国。另两个是苏联人，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都是苏军情报总局官员，掩护在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处，充当李洪枢的间谍指挥官。

 

1931年，周恩来带着张文秋去见了佐尔格，1974年，周恩来指挥中国警方抓获了李洪枢、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他们都是苏军情报总局派遣来华的。四十多年过去，他们的“格鲁乌”（GRU）招牌没有变化，但是，他们在中国革命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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