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并非什么文化认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那都是表象或借口，真实的原因是阶级——阶级这个词如今不大讲了，其本质是人们之间基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阶层差异，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经济，而人的的一切行为归根到底都是由经济行为决定的。近现代以来西方国家凭借罪恶的三角贸易积累了原始财富——西方国家进而依靠先发优势、掌握了大量先进的科学技术、获得了品牌溢价，霸占了现代人类金字塔的顶尖地位，即便是欧洲很小的国家，也可以依靠一两样先进技术赚大钱，哪怕造酒钉鞋卖包都能过上富裕、安逸的生活，豪横到在别人海岸线架起一两门大炮就能征服这个国家的地步。 此外他们可以轻易收割类似孙卫东这种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这种人哪怕干底层工作都能获得超过母国数个数量级的收入。这样西方国家既获得了廉价劳动力，又对发展中国家釜底抽薪，简直爽得不得了。而他们自己的国民更是舒舒服服，哪怕下层国民的生活也比其他国家最优秀的精英还过得好。以我所在通讯业为例，巨大中华出现之前，中国的交换机市场被西方霸占，号称七国八制、列强横行，交换机一线能卖到三五百（线可以理解为交换机的容量单位），手机可以卖到四五千、同时还有四五千的座机费，话费高昂、打电话掐着59秒挂机。如今中兴华为崛起了，通讯行业的老大变为中国企业，于是美国踢开商业准则制裁中兴华为了。类似通讯业的故事在不断重复，从服装到光伏、从手机到汽车、从打火机到盾构机。中国制造2025的概念虽然因刺激到美国而不大讲了，但该干的事一样没少。中国成了发达国家的粉碎机。以前西方国家的工程师多爽啊，拿着高新、工作轻松、长期休假，出差长途坚决飞机、火车是丢人，短途出差坚决打车、大巴是掉价。他们到中国来修机器，工资按其国内算，中方人员不得在场，吃喝玩乐够了、揣着大把补助回国。然而情况渐渐变了，比如我2004年认识的一个沃达丰的质量经理，二十年来工资竟然没涨，以前一年全家到西拔牙意大利度假好几次，现在没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这个爱学习、动脑筋、能吃苦、特勤劳的国家崛起了！现在中国什么东西不在全球排名第一的话都不好意思出来讲话，钢材、水泥之类的我们就不说了，就说简单的西瓜吧：中国以外所有国家的西瓜产量只有中国的大约三分之二，以至于我们可以拿西瓜喂猪，而有发达国家竟然在超市一本正经地卖瓜皮——按照西方列强一贯的秉性，玩明的玩不过了一定会来阴的，比如怂恿台湾岛、忽悠菲律宾、搞芯片断供、放新冠病毒、远程养殖走狗、发动水军造势、鼓动走线来臊你、给导演作家发个什么奖来恶心你。除了这些明显缺德的手段，他们还会玩看起来高大上的阴谋，比如环保。 他们鼓吹全球变暖、所以要限制碳排放——西方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有限的高排放行业已经转移给发展中国家，所以限制碳排放对他们没影响，但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飞速发展，一旦限制碳排放，就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中国如果不接招，那漫天的帽子必然飞来，在舆论上陷入被动、被彻底妖魔化，进而受到一系列的制裁。可是中国硬是完成了环保指标还保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坚决完成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西方反而顶不住了，纷纷放弃了自己的环保计划，然后抱怨中国的新能源车带来了污染、改造沙漠也成了破坏生态。所以西方只能图穷匕见了，早在2010年奥巴马接受澳大利亚记者采访时就露骨无耻地如此表态——是啊，中国的人均资源多一点、西方的的日子就会难过一点。那西方怎么会喜欢中国呢？但无论如何，西方国家现在不大敢亲自跳出来叫板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优势被不断蚕食，最多想方设法减缓这一趋势而不敢造次。两弹一星除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全国人民的努力支持，功勋科学家们的奉献至关重要。其中邓稼先（1924.6.25~1986.7.29）就是杰出的一位。邓稼先1924年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1743~1805）是他的第六世组。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1892~1973）学惯中西，是我国的美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在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校任教，与陈独秀、鲁迅等人有交往。在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家庭中成长，邓稼先从小就表现出了超群的才华和对知识的渴求，四五岁时就已经能背诵《左传》、《论语》等书。邓以蛰不仅让邓稼先熟读中国的四书五经，还让他阅读外国名著，督促他学习英文。邓以蛰自当起了邓稼先的启蒙老师，为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邓稼先不到一岁就来到北京生活，五岁开始上学，先是在武定侯小学（北京西单附近）念书，后来转学到四存小学。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念了一年，到初二时转到了崇德中学。崇德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注重英文。期间邓稼先和杨振宁（1922~）成了要好的朋友，当时两家毗邻而居，他们经常一起讨论数学和物理问题，互相切磋和启发。看到邓稼先在数学和物理方面有天赋，邓以蛰为此请了师大附中的老师到家里给儿子补课。邓稼先和杨振宁一起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加入了中国民主青年联合会。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邓稼先和杨振宁都报名参加了国防生计划，准备到西南联大学习。1938年9月邓稼先到达昆明，开始了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1941年他被录取为国防生第一批的物理组学生，杨振宁则被录取为第二批的数学组学生。1942年，邓稼先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并留校任教。他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有着卓越的成绩，受到了师生们的尊敬和喜爱。他曾经指导过李政道、赵忠尧等后来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的学生，他还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其中一篇关于核裂变中中子释放率的论文被美国物理学家费米引用，并被收录在《物理评论》杂志上。 1945年邓稼先回到北京，受聘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继续从事原子核研究工作。在这里邓稼先与当年的邻居许鹿希（1928~）重逢、许鹿希是许德珩（1890~1990，九三学社创始人）的女儿、幼时俩家是邻居，邓稼先还遇到了将来的同事的于敏（1926~2019）、于敏当时就在北大物理系学习。许鹿希和于敏都听过邓稼先的课，有师生的名分。1948年邓稼先远渡重洋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就读物理系，下图是1949年在芝加哥大学与杨振宁及其胞弟杨振平（1930~）的合影，杨振宁1945年就到美国学习了——此时从个人发展的角度看，邓稼先留在生活条件、科研条件优越的美国是更好的选择，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好友杨振宁此时就在美国工作生活，后来在学界获得了宗师级的地位，这个事实说明邓稼先留在美国也有很大几率达到类似的高度，毕竟他能力超强、那个时代又是物理学的黄金时代。然而1950年8月29号，邓稼先在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就登上了回国的轮船。这个决定是需要面临的巨大的风险的，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捣乱力度增大，禁止所有获得博士学位以上的华裔返回中国，杨振宁就是因此被迫无法回国的，钱学森（1911~2009）更是在两个月前就开始被限制、跟踪。邓稼先得以顺利回国，全靠获得博士学位立马开溜，另外美国人当时要控制的人太多了，以至于一时没轮到邓稼先。同批回国的学子们在搭乘的威尔逊总统号的甲板上合影，钱学森当时计划搭飞机回国、行李在此船托运，结果行李被扣、人也被扣，五年后才回到中国—— 1950年10月，邓稼先进入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3年，邓稼先与许鹿希喜结连理，1954年、1957年两个孩子出世，团圆幸福的生活在向他们招手。1958年，第三机械工业部九局成立，邓稼先调任九局理论部主任，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从此需要常年要到远离北京的西北戈壁工作，只有出差到北京才能到家。当时想不到这种牺牲个人幸福的秘密工作一晃就是惊人的28年，直到1985年身体撑不住了才到北京休养，一年后去世！1958邓稼先接下这个绝密任务的夜晚失眠了，因为这个任务意味着他便将与这个世界隔离，隐姓埋名，亲人都很难见到。聪明的许鹿希发现了不对，问道“你要调到哪里工作？”邓稼先答“这个我不能说，必须保密。”许鹿希说“你总能把那里的信箱号码告诉我吧，我可以给你写信！”邓稼先说“不行，我们不能通信。”临走前，一家人照了张合影。邓稼先郑重其事地对许鹿希说：“希希，我的生命就将要献给将来要做的这个工作了，这个家以后就靠你了。这个工作做成了，就算是死也值得了！” 刚开始邓稼先的工作是有苏联专家帮助的，但仅仅几个月之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所有专家。苏联人说中国人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断定中国人搞不出——在一穷二白，一无所有的新中国，要自主研制一颗原子弹谈何容易，当年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科研队伍里至少有14人是诺贝尔奖得主，而邓稼先所带领的团队则是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当时条件艰苦到以算盘、计算尺和仅有的手摇计算器来工作的程度，甚至是纸和笔来处理大量的数据。演算稿多得要拿麻袋装—— 实验现场更是艰苦，下图是1967年邓稼先（右二）在新疆工作现场，哪里有当年青年博士的痕迹——这种枯燥的设计、计算不但要做开拓新的空间、还要防备苏联资料的纰漏，事实上确实发现了苏联资料的错误！就这样到了1961年，经过整整三年的计算，邓稼先和他的战友们终于敲开了原子弹设计的大门，确立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框架和构想。又过了三年，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当时许德珩拿着号外兴奋地问中科院的副院长严济慈（1901~1996）“这是谁有这么大本事，居然把中国的原子弹给搞出来了”，严济慈笑了笑说“这可要问你女婿啊”，许德珩惊讶了半天说不出话来，许鹿希这才隐约知道邓稼先所说的秘密是什么了。然而邓稼先并未止步于此，早在1963年他就率领原班人马开始了氢弹的理论设计。1965年年底，邓稼先和于敏共同拿出一个后来轰动世界的“邓-于理论方案”。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核爆炸成功，采用的是接近实战的空投方式。氢弹试验的成功，使中国先于法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原子弹我们是第五名）！1979年9月13日，氢弹空投试验发生了意外，降落伞没有打开，氢弹直接从空中摔了下来，情况不明，指挥部立即派出一百多名防化兵去寻找，邓稼先坚持一同前往。找到了事故现场后，邓稼先独自捧起了摔碎的弹片仔细检查后，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走出来告诉大家“平安无事”。 之后邓稼先（左）与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1918~1990）合影。赵敬璞是老八路，参加过抗美援朝，电影《横空出世》中有两人合作的影子——在返程的车上邓稼先自言自语“你知道放射性钚进入人体之后最容易被什么吸收吗？骨髓！”“你知道进入人体之后，半衰期是多久吗？二百年！”从此邓稼先衰老得特别快，头发很快白了一多半，人特别容易劳累。1982年，新的核试验临近前他昏倒了，没有脉搏，血压为零。医生整整抢救了一夜，才从死神手中将他救回来。1984年，邓稼先带病再次前往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 1985年，61岁的邓稼先住进了北京的301医院，确诊为直肠癌。许鹿希终于等到丈夫回来，在作为医学专家的她看来，直肠癌并非不治之症，然而邓稼先遭遇过超量核辐射，一化疗就全身出血，治疗手段严重受限。常年的劳累和辐射让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在邓稼先住院的363天里，动了三次手术，期间他一直疼痛不止，止痛针从每天的一打发展到一小时一打……可即使被病痛折磨成这样，占据邓稼先脑海全部的仍是中国核武器事业。他在生命最后的期限里，他坐在橡皮圈里强忍着疼痛，和老搭档于敏写下了《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这份建议书直到今天都对中国核武器事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许鹿希回忆说，他写完这份报告之后，说了四个字：死而无憾！邓稼先以他的敏锐眼光，使中国的核武器发展继续辉煌十年，更让中国赶在世界全面禁止核试验之前，达到了实验室模拟水平。此情此景无不让人动容，中央军委做了一个决定：解密邓稼先的身份，曝光其主持设计中国第一枚原子弹和氢弹的事实。1986年5月，杨振宁专程看望邓稼先，他问“您研究原子弹成功之后，得到了多少奖金？”邓稼先回答“原子弹十元、氢弹十元”。听到这个答案，杨振宁泪流满面。 2004年11月杨振宁获得在中国永久居留证、是首批获得在华永久居留证的外籍人士之一，2015年4月1日，杨振宁放弃美国国籍，2017年2月杨振宁转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院士——我不知道杨振宁的这些决定和与邓稼先的这次会面有多少关系，但我知道一定有关系！1986年，邓稼先最后的日子在临近，他的警卫员游泽华后来回忆，做完第二次手术后的一天，他觉得身体好些了，就想出去走走。因为司机临时不在，两人干脆挤公交车，先到了王府井外文书店看书，然后邓稼先突然提议到天安门走一走。 “邓老对天安门广场有特殊的情怀，我和他去过很多次，包括他从美国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对他而言，那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游泽华说。游泽华记得那天天气很好、人很多，邓稼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坐了下来，说“小游，我今后还有时间来吗？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你来看看我吧，给我讲讲祖国的变化。”游泽华忙回答：“只要你身体好了，我随时都陪你来。”邓稼先又说：“不用等到100周年，50周年的时候，你就来看看我吧。”此事的另一个版本是当组织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时，邓稼先提出去天安门看看。在天安门他激动地说：“如果中国再过一二十年，会发展很好。他多么希望再活下去，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无论是哪个版本，都显示了邓稼先在弥留阶段还在挂念事业、挂念国家。1986年7月17日，邓稼先在病房撑起虚弱的病体，接受了全国劳模的奖章和证书。12天后的7月29日，邓稼先因为全身大出血去世了，享年62岁。在追悼会上许鹿希的很多同事才知道邓稼先是干什么的。 1996年7月29日，邓稼先逝世十周年，中国郑重向全世界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邓稼先用自己的智慧带领中国，跨过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禁试这四个里程碑，为中国筑牢了国防盾牌，让中国人挺直了脊梁。在中国总共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邓稼先参加过32次，有15次是他现场亲自指挥。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邓稼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许鹿希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在那里，她见证了颁奖的全过程，她向大家讲述了邓稼先的故事。今天，年近百岁的许鹿希仍坚持住在多年前的老房子里，在几乎没有任何装修的房间墙上，张贴着一张未经装裱的字：张爱萍（1910~2003）将军题写的“两弹元勋邓稼先”。 在这个不到七十平米的小房子里，一切家具、摆设尽力保持着邓稼先在世时的原貌。许鹿希似乎还在等着自己丈夫归来，就像她曾经等待28年一样。2024年6月25日，邓稼先诞辰一百年纪念日，这天嫦娥六号从月球取土归来，为邓稼先的百年诞辰增加庄重的仪式感。邓稼先一生做了无数次选择，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三次——这三次选择中，邓稼先稍稍为自己考虑一点，那他绝对会成为资深专家、科学泰斗，可以深耕学术、广收门徒，位列世界著名科学家之列。但是，他回来了、他牺牲了家庭、他牺牲了自己，为国家铸下了定海神针。幼年的他面临军阀割据的乱世，少年的他在北京愤怒地撕碎了日寇的纸制太阳旗，青年的他在奔赴西南途中见识了日寇飞机的轰炸，壮年的他在美国经历了美的对新中国毫无顾忌的压制，中年的他常年在西北戈壁打造国之利器，晚年的他为国家的核武器发展规划蓝图。邓稼先是有骨气的，他不可能当着记者面公然表示“我现在才知道美国人太聪明了”，因为他不可能面对敌人低头、讲出如此丧气的话！
他的学生于敏更是明确拒绝了什么“氢弹之父”的虚名，即便他有充分的理由接受这一称号。但那一代科学家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一人领受集体的荣誉，那是对自己人格的亵渎和侮辱！同时邓稼先是务实的，临终前向许鹿希解释为什么如此拼命，他说“不要让别人把我们落下得太远”。邓稼先去世前曾问身边的人“30年后，人们还会记得我们吗？”邓稼先是优秀的中国人，基辛格在《论中国》中写道“我认为中国最大的幸运，是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中国总是被他们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方中云讯”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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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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