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夏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与国际传播新格局

点击：  作者：张夏添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微信号  发布时间:2024-12-19 17:32:15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极具颠覆性与影响力的新兴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深刻影响与改变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诸多领域。随着技术的快速涌现与发展迭代，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智能传播正掀起新一轮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革命，对国际传播产生多维影响。在传播主体上，数字内容孪生实现“人即媒体”；在传播内容上，数字内容创作驱动“生产力解放”；在传播渠道上，其助力平台成为“新基础设施”；在传播对象上，实现了信息传递“点对点”；在传播效果上，引领了“无人机”式传播。当前，全球正处于第三次国际传播格局建构的初级阶段，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引领的智能传播呈现出颠覆国际传播固有格局的巨大潜能。在此战略机遇下，需多元协同整合技术驱动力、自下而上解放全民创造力、平台建设增强全球传播力，以建构于我有利的国际传播新格局。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进一步分化重组，政治局势跌宕起伏，世界进入剧烈动荡、急速变革与深度调整时期，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面对“东升西降”的世界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科技是驱动国际传播范式与格局更迭的核心要素，2023年2月，ChatGPT的全球爆红标志着以数据和算法驱动为特征的智能传播正式确立主流地位。2024年2月，OpenAI公司正式发布首个文字生成视频大模型Sora，可通过文字指令智能生成长达60秒的包含超高精度与超繁细节的视频，此次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再次震惊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AI-Generated Content, AIGC）的兴起，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突破西方话语霸权禁锢的历史机遇。应对世界之变，回答时代之问，中国需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积极建构国际传播新格局，以解码中国之治、阐释中国之理、弘扬中国之道。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国际传播新发展

 

国际传播是指以国家为传播主体、以大众媒体为传播渠道、以政治性目的与组织性机制进行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国际传播格局是国家间信息流动的常态化结构，以信息资源分布、信息流动流通、话语权归属等为基本指征，体现着各个国家在国际传播领域的权力与能力。

 

长期以来，国际传播格局处于“西强东弱”的失衡状态，西方国家于1870年签订的“三社四边协定”1870年，路透社、哈瓦斯社和沃尔夫社三方签订了“联环同盟”协定，纽约新闻联合社也参与了该协定，故而该协定又被称为“三边四社协定”。协定确定了各社采访和发布新闻的范围，并规定互相交换所采集到的新闻，以瓜分和垄断世界新闻市场。将全球信息资源的话语权与解释权进行了初步划分，以帝国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国际传播格局初步形成。冷战后，由西方主导的以电视、报纸、广播为核心基础设施的传统大众传播进一步形塑了全球信息流动秩序，并通过传播理论及思想、传播政策与战略、传播技术与工具、传播产业与商业的配套发展而进一步影响全球信息流动的公平性、透明性、多元性。尽管国际经济形势、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因素都影响着国际传播格局，但技术始终是国际传播格局变迁最为重要的驱动力与催化剂。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石的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固化僵化的国际传播格局开始被影响、冲击甚至逐渐瓦解，国际传播逐渐从传统大众传播向网络传播及社交传播演进，几大机制彼此博弈、联动、融合、迭代。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使得信息传播范式发生重要转变——智能传播成为第四大传播机制，成为改写国际传播格局的核心变量。智能传播指以具备自我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信息生产与流通的一种新型传播方式，其发展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密切相关。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萌芽阶段（1950—2000年）：智能传播奠基时期

 

生成式人工智能指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对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加工、创造而生成的多媒体内容，可以智能生成音频、文本、图像、视频及多模态内容。早在1957年，莱杰伦·希勒（Lejaren Hiller）和伦纳德·艾萨克森（Leonard Isaacson）通过将计算机程序的控制变量换成音符，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支由计算机创作的音乐作品，标志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诞生。但受限于当时较低的科技水平和高昂的系统成本，生成式人工智能仅限于小范围的实验，并未对国际传播产生实质性影响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积累阶段（2000—2020年）：智能传播快速发展

 

2000年后，深度学习算法取得重大突破，数据规模快速膨胀、算力设备性能不断提升、算法训练层层优化，人工智能技术取得显著进步。基于web2.0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传播及社交传播逐渐兴起，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通过互联网技术融为一体，并形成彼此影响、共振的局面。生成算法模型与预训练模型等技术的不断更迭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源动力，具有超大规模、超多参数量的多模态大型神经网络引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完成全面升级，为智能传播奠定技术与产业基础。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爆发阶段（2020年至今）：智能传播确立主流地位

 

自2020年起，5G成为世界多个国家的核心战略，作为基础设施催化了一系列技术革命，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也进入快速突破阶段。2022年11月30日，OpenAI公司正式发布ChatGPT。ChatGPT在发布后两个月内吸纳近一亿用户，其发展速度与规模史无前例，不仅极大解放了生产力，释放了创造力，更是颠覆了诸多行业的生态模式。由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智能传播模式是自下而上双向互动、分布式、开放式的“大集市模式”，这意味着人类信息传播迎来又一次范式转变，并将持续引发社会各层面、多领域的结构性变革。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革命性突破驱使国际传播范式产生转变，也创造了建构国际传播新格局的历史性机遇。美国前司法部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指出，中国在5G领域已占据全球基础设施市场近40%的份额，将会超越美国成为下一个技术时代的领导者。随着美国以小多边主义小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一般而言指非契约性的、分类的、区域性的倡议，通常是由三个到四个利益共享国家在有限时间内为解决特定安全问题或意外事件而建构的一种更为狭窄的非正式倡议。和复边主义复边主义（Polylateralism）是多边主义的内生与伴生现象，其形成与发展建立在全球多边主义的基础上。对华进行科技制裁，技术首次成为中美传播领域博弈的首要冲突点，也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通过技术而推动变革、借助技术而“弯道超车”的关键节点。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传播产生多维影响

 

国际传播格局对权力在全球范围的组织、流动、实施与维护发挥着直接影响作用，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引领国际传播格局转移的关键所在。以内容、用户、数据三级驱动的智能传播体系的快速崛起，使国际传播中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发生极大转变。

 

（一）传播主体：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内容孪生实现“人即媒体”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深刻改变了既往的传播模式，“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重要性成为国际传播的主体。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数字内容孪生再构了具身传播，使人机交互逐步过渡至人机交融，实现了人在传播中的“持续性在场”。

 

数字孪生是一种实现信息世界与物理世界交互与融合的技术手段，具有高保真、高同步、高映射的特性，数字内容孪生是对现实世界的物理属性和社会属性进行数字化。相较于简单的内容数字化，数字内容孪生可以挖掘、识别、理解海量数据中的有效信息，实现三维内容的智能增强和音频、文字、图像及视频间的智能转译。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渗透并嵌入人类生存环境，以及技术对时间和空间形式的改造，具身传播的革新意味着用户被赋予史无前例的权力与能力，个体“无处不在”具身传播是人与媒介、技术交互的生成关系，包含两个维度：一是身体能够协助人类理解技术背后的传播与叙事；二是身体具备在意义生产、连续、维护中的基础作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再定义了这两个维度，改写了“具身性”与“在场”。具身性强调“肉身化的主体”，认为身体是认识、体验物理世界的基石。“在场”（presence）是形而上学存在论哲学体系的重要概念，指明了身体性和时空性概念的相互构成。唐·伊徳（Don Ihde）在“三个身体”理论中划分出“技术意义上的身体”，认为技术正在不断地入侵并塑造着身体。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孪生技术带来了新的身体形式，数字化身（avatar）实现了身体的“远程在场”，用户可以借“虚拟人”“数字人”的身份，参与、融合进国际传播的多元场域。相较于传统的人工智能技术（分析数据、发现规律并展开个性化推荐），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已基本实现从通过数据描述世界到应用算法创造世界的跃迁，有望实现从“媒介即人体的延伸”到“媒介即人”的转变。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个体不断赋权，人机协同、人机互动、人机共生进一步发展，伴随着技术发展而实现的生理、心理等多重维度的“人的增强”驱动着智能媒介环境下人从被动的接受者化为主动投身传播的“用户”，人本身形成了一种丰富且活跃的物质性媒介。人作为机器的尺度，构建了人类主体性的社会和实践基础，人的媒介化也有了全新意涵。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智能传播的核心工具，实现了实体人、虚拟人、人工人三者的链接与融合，进而突破了时间与空间、虚拟与现实的局限，逐步实现了“人联网”去中介化的传播世界。

 

（二）传播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内容创作驱动“生产力解放”

 

低成本、高效率、快响应、高质量、全覆盖，生成式人工智能实现了内容创作能力的“大爆炸”。该技术不仅可以基于真实内容实现对数据的智能孪生、理解、编辑和控制，也可以通过模仿与学习完成智能创作，借助对海量数据进行检索、分析和理解，进而实现再造。信息资源“喂养”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强大生产力，为内容生态带来了更多可能。

 

在语言内容生成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迭代速度极快，代际间智能化水平突飞猛进。ChatGPT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本领域的典型代表，已初步显露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国际传播的影响作用。2023年3月15日，在ChatGPT发布仅3个月后，OpenAI正式推出GPT-4。GPT-4具备极强的理解和生成自然语言文本的能力，其智能水平在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场景中更显突出。GPT-4具备先进的大型语言模型和预训练系统，配备最新深度学习基础设施和优化方法，能够识别26种语言，其中24种达到了英文语种同等水平，翻译18万字小说文本仅仅耗时3小时10分钟，耗资不到3美元。对中国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文本领域的应用，意味着对外传播工作有望借助该技术而突破长期以来受制于中文语料翻译及传播的语言障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能以极快的速度、极高的效率进行深度学习与创造，抓取各个细分群体的语言特征及文化习惯，自动生成与之高度贴合的内容，破除了原有文化壁垒导致的“自说自话”单向传播困境，达到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实现中文到多语种的迅速转化、创作与推广。

 

纵然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文本领域（以智能聊天机器人为代表）已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力，但其文字、音频、图像及视频的配合与融合更是其发展趋势与未来所在。一方面，在语义理解的基础上，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根据用户的相关指令而精确的修改、编辑、生成复合多媒体内容。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智能属性控制技术可以更为高效、稳定地实现虚拟现实相关内容的操控与应用。作为新型内容生产方式，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传播领域全面赋能。写稿机器人、视频自动剪辑及生成、多语种一键转化、人工智能合成数字人等相关应用不断涌现，并逐渐渗透到国际传播的多个环节，在掀起内容革命的同时，进一步改写了国际传播生态格局。

 

（三）传播渠道：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平台成为“新基础设施”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是用户内容生产的助力者，也是各大平台不断捆绑、研发、深化的自主功能。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满足其使用者参与全场域、全时段、全球性的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同时，配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国际平台也助力其用户从自我呈现到“基础设施”的转变。

 

2023年是智能传播集中爆发的一年，国际平台成为日益强大与重要的国际传播通道。一方面，从内容层面与服务层面来看，国际传播平台已经承担了算法策展、信息枢纽和政治展演的角色，深刻影响了各方参与国际传播的路径与逻辑。大型国际平台自主研发，或与头部科技企业捆绑建构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生态体系。另一方面，平台与用户已形成双向驱动、双向赋权。在传统大众传播时期，专业人群通过组织化机构主导了信息的生产与传递，全球信息接收者较为被动与沉默，而技术的发展促使传播资源由以电视及报纸为载体的大众媒体过渡到多平台、多主体的新阶段。以TikTok、Instgram等为代表的国际传播平台甚至已经取代国际主流媒体，成为影响力最大的信息交流渠道。目前，全球网民数量超过40亿，仅TikTok与抖音已达到累计30亿次的下载量，用户活跃度与影响力举世瞩目。在“人即媒体”的视阈下，这40亿“媒体”共存于超级平台之上，实现了当代国际传播的零时差、强链接、同频率、高振幅的协动。

 

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与影响下的国际传播已进入以全球数字平台为基础设施的智能传播时代，并以数据为传播原料，以推荐算法为信息分发的方式。平台已不仅仅提供技术支撑与信息载体，更以其自身框架及逻辑引导了信息的流动与分发。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中的算法使传播更加智能、高效、敏捷。但与此同时，算法导致了信息的二次传播与平台监视，并通过用户数据与平台调度的配合而成为信息的“把关人”。平台算法的应用在重塑全球媒体机构新闻生产机制的同时，消解了国际传播中“中心-边缘”格局，但以平台为主要传播渠道也使国际传播局势变得更为复杂。

 

（四）传播对象：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信息传递“点对点”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满足了用户深度参与、内容极度丰富、平台高度介入，更是实现了全球用户超强链接、从个体到个体、从发出到接收信息“点对点”的传播。从程序到内容，“地球村”从某种意义上变为真正可操作的现实。

 

在程序上，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了“两级传播”的传统流程，使个体前所未有的紧密连接。“两级传播”指信息往往从媒介流动到意见领袖、再从意见领袖传递至不活跃的群体，认为意见领袖是国际传播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传统大众传播时期，活跃于传播领域的专业、权威人士构成了传播的中转站，其对于信息的筛选、加工、分发决定了其他受众的态度。而在智能传播视阈下，信息已不再必然要经过认知、说服、决策、使用和确认的过程。信息或内容在生成后，几乎可以零时差地被全世界范围的个人、组织及国家接收。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智能传播视角下，“主体”与“客体”身份往往互相转化、高度统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传播已经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而不仅仅是描述世界的手段。

 

（五）传播效果：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引领“无人机”式传播

 

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驱动的计算传播是智能传播的重要范式，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已产生极大理论张力与现实影响。通过根据算法精准定制内容、超大型平台精确分发信息，当前的国际传播已经进入“无人机”式点对点定位、面对面覆盖的新阶段。

 

计算传播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应用。它采取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情感分析等数据分析方法探究人类传播行为，网络科学、数据科学、传播学的交叉应用使得计算传播在传播者、受众、效果、内容和渠道五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已深度应用于用户媒介接触、多元社会议题分析、社会运动与社会参与研究、政治竞选研究、社交媒体分析、以及新闻研究这六大领域。计算传播为观测人类社会活动的整体性、能动性、异向性提供了可能，有助于宏观地看到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社会全貌”，通过敏锐并全面的挖掘复杂信息网络，能够察觉被忽视乃至忽略的社会指征，并借此提供结构性视角和复合解决方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催化了计算传播的爆发，并将其数据、分析、结论应用于多个领域。在建构国际传播新格局视野下，计算传播可被广泛应用于评估国际信息传播的有效性、预测国际传播中的舆情反转现象、探测国际传播中的信息盲点等，并作用于智能传播的内容生产、渠道分发和效率评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助力国际传播达到可建模、可计算、可预测、可指引的新高度。

 

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下的国际传播扩散力、影响力、引导力、公信力不断提升。在微观层面，计算传播精准把关话题、事件及个案的议程设置；在中观层面，特定用户群体在一定时间及空间范围内可以通过算法逐渐引导；在宏观层面，各国家各文明都在错综复杂的算法博弈中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在掌握最大规模的人类传播行为数据的同时，既是数据的提供者，又是数据的使用者，更是数据的回馈对象。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视阈下中国面临的多重挑战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崛起为传播领域带来了崭新的数字化生产方式，逐渐衍生出数据新闻、自动化新闻、机器新闻、人机关系、数字治理、人工智能伦理等议题。以OpenAI推出的GPT大模型为起始，2023年成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爆发的元年，在“万物皆媒”的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国际传播格局解构、重组与再生为中国带来多重挑战。

 

（一）数据安全

 

数据是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应用的原材料，也是智能传播发展的基础。数据既富含巨大价值，但也极为脆弱敏感，成为主权国家战略博弈的新型场域。中国是数据大国，数据的总量、丰富度、多样性均居世界前列。在数据应用领域蓬勃发展的同时，数据安全领域相关议题研究成果相对较为滞后。数据泄露、数据滥用、数据损坏、数据篡改、数据伪造、非法访问、流量异常甚至数据投毒问题已初步显现。数据作为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础“养料”，不仅会为通用大模型提供用于深度挖掘、精准分析、数据再造的海量信息，更可能在大规模、超复杂的数据联通中催生人工智能的“智慧涌现”，促成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产品更为智能、精确、敏捷、灵活地针对特定群体乃至国家定制及分发信息。随着数据处理技术的突飞猛进与大型国际平台数据流通的日益频繁，数据安全问题愈发重要。

 

（二）算力能力

 

算力是智能传播的根本生产力。作为承载算力的载体，算力主要包括基础算力设施（云计算、边缘计算、端计算）及前沿算力设施（量子计算），并以芯片为硬件核心。目前，全球芯片技术及产业水平已进入成熟发展阶段，人工智能芯片市场由英伟达、谷歌、英特尔等国际巨头分割主要份额。尽管中国近年来加速布局芯片领域，但技术、产能、应用距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一定差距。

 

第一，算力壁垒导致的能力分化。面对迅速爆发和日益增长的数字化需求，算力能力将成为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智能传播的主要影响因子。据统计，中国算力规模为135 EFLOPSEFLOPS指exaFLOPS，即新型算力指标，用于衡量计算机的算力和执行效能。，2020年全球算力总规模达429 EFLOPS。未来五年内，全球算力规模将达到3300 EFLOPS。然而，受制于芯片制造等核心技术，在全球算力需求指数级增长的同时，算力能力的差距将形成新的数据壁垒，进而造成智能传播能力与范围的差异化。

 

第二，算力权力对智能传播造成冲击。算力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核心生产力将生成智能传播领域新型权力。地域性的科技公司通过其强大算力可能带来全球性影响，并通过绝对优势把持信息流通背后的市场支配主导权。中国算力整体水平仍在发展阶段，相较于美西方并未形成显著优势，在算力权力分野中较为被动。

 

（三）算法应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中的算法使传播更加智能、高效、敏捷。但与此同时，算法导致了信息的二次传播与平台监视，并通过用户数据与平台调度的配合而成为信息的“把关人”。算法的应用在重塑全球媒体机构新闻生产机制的同时，消解了国际传播“中心-边缘”格局。与此同时，由于算法技术短板而引发的意识形态风险与意识形态管控力的滞后，使中国面临的国际传播局势更为复杂。

 

第一，算法偏见与隔离。算法偏见来自数据收集处理及应用、运算规则设计及运算过程。通过对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应用、投放，算法主导下的智能传播既驱动了过度聚焦的“信息茧房”，又加剧了文化、语言、哲学层面上“单向度的人”的趋同。随着“回声室”效应不断被放大，算法偏见进而导致了文化“隔离”。这种“隔离”不仅仅体现在个体的异化，更映射在文化乃至文明间的割裂。算法技术高度关涉意识形态领域，在算法偏见与隔离的影响下，由以ChatGPT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通过底层技术而刻意引导、隐藏、扭曲、扭转信息的情况并非不可能。自动抓取、过滤筛选、精准推送的同质化内容被源源不断地输向用户群体，这一过程在加剧了拥有先进算法技术的先发国家的信息权力的同时，也使得用户逐渐丧失全面客观的认知可能与审慎理智的辨别能力。长此以往，技术后发国家所面临的算法安全、网络安全以及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逐渐成为内生性风险与外源性风险相互交织、隐蔽性风险与直观性风险复杂交错的局面。

 

第二，算法霸权与异化。在算法战与认知战的基础上，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代表的人工智能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军事能力，世界落入新一重“科林格里奇困境”——技术控制的困境。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不可避免地驱动着智能传播的转场，各国不得不紧追步伐、迎头赶上；另一方面，在国际秩序混乱失衡中，对于算法的过度投入与依赖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国际问题。2021年，理特咨询管理公司研究员特朗·希（Trung Chi）与阿布舍克·斯里瓦斯塔瓦（Abhishek Srivastava）在《全球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各国如何避免落后》一文中对全球人工智能格局进行分析，在全球卷入这一技术革命的同时，也要警惕“AI可能会毁灭人类文明”，防止任何国家“算法霸权”扭曲国际传播格局。算法设计、应用、监管将会是未来我国及全球各国面临的主要挑战。

 

（四）产业发展

 

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传播领域应用较为不足，上下游产业比较薄弱，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业尚未发展成型。合成数据、强化学习、Transformer网络、因果推理与联邦学习这五项关键技术将解放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数据多样性、准确性、安全性、可扩展性等，而中国相关技术仍旧欠缺、产业发展较为滞后。其中，合成数据（synthetic data）突破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数据限制，将解决AI领域的数字鸿沟问题，而中国在此细分领域布局不足。随着兼具大模型和多模态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建构新型技术平台，模型及服务（Model-as-a Service, MaaS）将通过数实融合对传播领域产生更大影响，中国尚未深度涉及该应用场景。

 

（五）政策配套

 

一方面，在智能传播领域，中国对外宣介体系仍需发展。目前，中国对外传播手段丰富，但尚未体系化、综合化、先进化。随着国际范围内多国主流媒体议程设置的失效，中国需要深度探索国际传播综合体系建设，以政策引领、鼓励、扶持智能传播相关应用及业态的发展。另一方面，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业态发展的相关政策仍需完善。当前以智能传播为核心的国际传播较为依赖大型互联网平台，平台将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进一步通过数据、算力、算法能力深度渗透传播市场。然而，科技巨头公司深度参与国际传播平台搭建的同时，也可能带来“去中心化”“去政府化”的冲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或将构建新型传播社会结构，中国需快速调整政策结构及法律法规以适应、管理、监督、引导智能传播的健康发展。国际视野下，中国需积极参与国际人工智能、算法约束、传播平台及体系的话语实践。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治理取决于各国的协调、协商、制衡及互动，尽早达成共识、取得合作，可以避免人工智能的失衡与失控。

 

四、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塑造国际传播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上指出：“科技创新速度显著加快，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快速发展，大大拓展了时间、空间和人们认知范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在万物智能互联的背景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人工智能领域对于国家而言具备愈发重要的战略价值，正成为大国竞争的新制高点与关键战场，其发展依靠基础理论研究的不断夯实与配套政策体系的不断健全。2021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攻关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及脑科学与类脑研究，这正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勃发的必备要素。一直以来，中国充分重视前沿科技人才、制度、平台、战略建设，为快速适应并积极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新局面创造充分条件，为中国在智能传播时代形塑国际传播新格局创造有利条件。

 

（一）多元协同：整合技术驱动力

 

加快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抢占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高地是掌握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智能传播主动权的核心，应“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完成多模态、多方式、多语言任务，随着其技术的不断演进与衍化，已成为自动化内容生产的“流水线”。AlphaCode、Midjourney等国际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已驱动西方多种行业自我革命与进化，中国需要迎头赶上，充分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并向外辐射产业数字化改革，建设生成式人工智能上中下游技术及产业体系，拓展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范围、应用场景、应用形态的发展边界。与此同时，应充分利用本土资源，借海量数据加速人工智能进化进程。训练数据的数量与质量对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具有决定性影响，中国有海量中文语料获取优势与文化理解优势，加以利用则可显著提速生成式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目前，百度、商汤科技、科大讯飞、美图公司等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头部企业已陆续发布本土大模型，人民日报、新华社、抖音、微博等平台已开放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在传播领域的深度应用。在数据资源日益重要的当下，本土数据活跃度、丰富度、可利用率将极大决定相关产业发展。

 

目前，中国已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展开一系列“组合拳”式发展布局。2023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并指出要重视通用人工智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已超过3000家，仅次于美国，全球排名第二，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4000亿元。基于2200家人工智能骨干企业的关系数据量化分析表明，中国人工智能已经逐步应用在包括新媒体和数字内容、网络安全等19个应用领域。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已经发展为包括大数据和云计算、智能社交机器人、区块链、虚拟/增强现实、计算机视觉、人机交互和知识图谱等17种技术在内的复杂技术体系。生成式人工智能和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发展带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体系化、复杂化和专用化，逐渐推动中国从国际传播数据大国迈向智能传播技术强国。2023年7月，国家网信办等7部门联合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称《办法》）。《办法》明确了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总体要求，通过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的方式，坚持安全和发展并重、依法治理与促进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政策引领、产业催动、研究配套，多位一体的“组合拳”在不断补齐技术短板、提高技术水平、夯实技术基础的同时将最大程度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驱动力，助力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传播的高效演进。

 

（二）自下而上：解放全民创造力

 

当今世界的国际传播已不仅是内容与渠道之争，在web30“去中心化”的大趋势下，“第三文化人”与“全球公民”已深度参与信息流动与传播。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多角度多维度释放中国用户国际传播能力——在文本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型语言学习系统可以助力中文到多语种的一键转化，实现信息的低成本、高效率流动；在图像及视频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相关应用已经可以辅助用户自动生成国际水准的视频素材，其剪辑手法、渲染方式等均达到专业高度。中国需突破以主流媒体为绝对主导的国际传播体系，使中国民众积极、深度、全面参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通过多元视野与丰富叙事建立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

 

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中国国际传播的核心力量之一。积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需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入局国际传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通过新技术新思维深度开发与利用人民群众在叙事领域的动能与影响力。截至2022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高达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升至74.4%，累计开通5G基站185.4万个，5G移动客户端用户高达4.55亿，IPv6活跃用户达6.97亿。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助力下，中国网民有望从普通的网络用户化身为具备多语种文本书写能力和多模态音频、图片、视频融合能力的国际化、专业化的传播主体，这将为智能传播时代背景下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辐射力与活跃度提供不容小觑的动能。

 

（三）平台建设：增强全球传播力

 

全球数字化背景下，中国需要突破传播领域国家为边界的局限性，形成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历史合力的产物，一直以来，中国紧密团结亚非拉各国，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展开同各国的文明对话，“一带一路”沿线百余国家和地区均与中国建立合作，贸易相融、民心相通，这为我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契机下构建国际舆论“朋友圈”打下坚实基础。

 

国际传播的主体是主权国家，负责具体传播实务的是各国的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媒介等传播媒体。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传播过程中，自觉形成了传播理念高度一致的“超主权传播力量”，完成了信息权力的垄断，进而实现全球范围内政治权利和资本运作的绝对优势。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引擎的智能传播，是改写国际传播“西强东弱”格局的关键所在。在“人人为媒体，人人可传播”的时代，仍旧有近30亿非网民群体分布在亚非拉地区，进一步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达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流、互动、合作，将助力中国突破国际传播格局盎撒话语体系主导的失衡状态。

 

第一，技术正义建构健康新格局。目前，国际领域智能传播过程中，以美西方为主导的数字平台存在算法推荐机制的偏异、模糊及虚假地带，甚至在针对非盎格鲁-撒克逊体系国家时存在负面引导与诱导。中国应积极推动国际传播平台建设，破除西方国家对全球信息流通设置的技术壁垒，在技术正义的基础上，保持算法中立、透明、平等，兼顾信息的个性化与差异化，以提高对外传播的公信力。

 

第二，平台开放扩大传播影响力。数据、算力及算法的技术差异正加剧形成新的社会壁垒，基于全球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原因，有较多国家将处于智能传播的滞后地带。一直以来，西方以较强的传播技术实现了全球传播权力的垄断，通过信息霸权对落后国家的文明、政治等多领域发起攻击。中国需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于建构国际传播格局的实处，开放平台，积极吸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传播秩序，以大国担当与大国理念弥合全球差异，缩减数字鸿沟。

 

第三，积极投身国际规则制定。生成式人工智能爆发以来，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国家针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了一系列探讨，2023年6月，美国总统拜登与英国首相苏纳共同发布了《大西洋宣言：21世纪英美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及行动计划，在宣言中明确指出两国将加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一步合作，确保美英在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与此同时，欧盟理事会正式通过《人工智能法案》（AI ACT），旨在复刻《通用数据安全条例》在全球隐私保护规则领域的成功，推动欧盟标准的AI监管准则成为AI监管领域全球适用的监管准则，以抢占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话事权。各界各国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联合行动与应对深刻映射出该技术的重要战略地位，在未来，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参与并融入国际传播各业态，在积极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创新及治理的同时，中国需积极参与国际平台相关法律、法规、条约制定，构筑国际传播话语权根基。

 

五、结语

 

在国际传播体系被西方私有化、工具化、政治化的背景下，中国应掌握历史主动，在人工智能席卷全球的数字化时代再度审视国家对外传播战略目标与实践方式。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传播乃至意识形态领域带来历史性变革、冲击与影响，自ChatGPT发布以来，国内掀起热议的同时，各界警惕防范之姿多于“为我所用”之音。尽管对于数据安全、算法霸权、技术扩张有诸多待解决待探索区域，但发展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国际传播力量迫在眉睫，时不我待。世界的三次全球传播格局重组分别由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技术引领，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是新一轮革命的起点。信息传播技术根本性地突破了物理疆界，中国需要顺势而为，积极认识并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重重变革，以在国际传播格局中保持领先和优势地位。

 

作者：张夏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