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中国社会成分复杂，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存在状态的人众如百草丛生、百花齐放，呈现前有未有的“生物”多样性。其中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就是对新兴资产阶级进行政治定位的问题，即他们是不是人民的一部分，同中国人民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应该说，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当然都是中国人，从民族属性来说，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人的一部分，即便他们中的一些人入了外籍，拿了绿卡，但从文化的角度看，他们仍然是中国人。对于这一点，不会出现太多的争议。

对于这一类型人群，他们其中多数人目前是认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也有少数人不认同，这些人往往以所谓“世界公民”自诩，认为中国只是出生地、经营地而并非固定的生活居住地，他们向往和营造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并把西方世界当做他们的首选。

显然，这是一种类型相当特殊的中国人，既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资产阶级，也不同于西方世界的资产阶级，更不同于中国的普罗大众老百姓。因而，认真研究探索这个类型的人同中国人民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我们首先必须肯定，新兴资产阶级至少从其组成的群体或个人来说，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客观地说，这个阶级在改开后的中国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对于繁荣市场经济、解决社会短缺等问题发挥了巨大作用，且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它的独特价值。承认这一点，是全面认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必须承认新兴资产阶级就其组成的群体或个人来说，同中国人民之间，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二者利益有相一致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阶级意志和力量存在的新兴资产阶级整体，与中国劳动大众、与世界资本主义、与国家和民族是什么关系，这就需要深入研析了，恐怕也是为什么当初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说“如果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改革就失败了”的重要原因。只有认清这一点，才能更准确更深刻地把握走向历史深处之后的中国社会阶级矛盾与冲突。

这里所谓劳动大众，是指那些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包括体力脑力）换取相应报酬的人。他们一般没有自己的经营，不掌握特定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基本上以雇工或雇员的身份存在与生活。这部分人在当今中国社会所铺开的面很广，不只局限在民营企业，也涉及到各个领域；延伸的链条也很长，下至农民工，上至公司白领。正因为这样，中国劳动大众同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关系，同新兴资产阶级的关系是其中主要和主体部分。

中国劳动大众同新兴资产阶级的关系具有如下三方面的涵义：

第一，雇佣剥削是二者关系的基本点

新兴资产阶级积累了巨额财富，他们早已资产累累、腰缠万贯，而这些东西都不是天下掉下来的，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一概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或者通过直接的剥削，或者通过间接的剥削，总之是使财富集中地流到了资产阶级手里。没有剥削就就不可能造就出空前规模的富豪大款集团，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第二，贫富对立是二者关系的焦点

曾有那么一个时期，人们广泛谈论中国社会中的“仇富”情绪，一些“专家”“学者”试图将这种情绪同极“左”、民粹等联系起来，也试图去挖掘其间的民族文化“劣根”等等，总之是要将其从理论逻辑与道义价值上打翻在地。但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完全徒劳的，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贫与富的问题上，有差距就有对立，何况现在差距是如此巨大、如此悬殊，想让中国的劳动大众热爱与拥戴富豪大款，可谓难矣。事实上，现如今中国的富豪大款在道德与道义上总体上已经翻车。说一句严重的话，如果现在有人在中国掀起新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那么这场革命可能比当年还要来得猛烈。

第三，实现共富是二者关系的难点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等贵贱、均贫富”社会诉求，劳动人民翻身解放、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问题本已解决，而现如今这个问题不仅重新出现，而且十分突出了。其中的难点，就难在新兴资产阶级身上。因为不但他们自身共富的意愿与动力不足，更重要的是，这个群体财富增加的速度与力度明显超越劳动大众。照此趋势，不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越来越严峻。相应地，劳动大众同新兴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将越来越恶劣，就有出现全面两极分化而引发严重对立的危险。

当今中国同西方国家在各方面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些联系突出体现在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同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上，他们之间才是真正的亲属。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大小系统的关系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包罗万象，具有强大的系统集成能力，不得到它的认可认同，任何新生新长的资本主义幼苗都不可能成活。当然，许多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幼苗即便得到容忍也难以健康成活，只能沦为附庸，因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太强大强势了。这就是当年毛主席说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西方不会允许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原因。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得益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认可与包容，对于这一点，完全没有必要羞答答不好意思承认。这倒不是因为西方集团对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发了善心、高抬了贵手，而是将其当成渗透、改造和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杠杆。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不过是世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手脚延伸。二者之间是大系统与子系统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构架。

其二，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规则与发展路径

在系统关系的基本框架下，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同西方资产阶级就具有很多相似相近的特点了，二者在基本属性上同质，在身份上有大有小，在资格上有老有少，但在基本价值、规则以及发展路径等各方面相当一致。中国新兴资产阶级连日常起居、行站坐卧以及穿着打扮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喜欢模仿西方老大哥，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三，国际战略对抗的内化

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同中国的关系说到底仍然是对立对抗的关系，这种对立对抗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而且还表现在文化、历史与民族发展道路上，更直接地在当代中国资产阶级身上表现出来。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不过是国际对抗关系在中国内化的载体与平台，西方集团一直满怀期待中国也能成长发育起来一个政治反对派，主要希望就寄托在这些人身上。

现在，中西方对抗关系已经表面化、明朗化了，正在向纵深挺进。这必然催化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中出现一股亲美亲西方的势力。这个趋势将越来越明显。

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同国家与民族的关系集中地体现在利益诉求上。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对外开放也好，发展同世界的经贸联系也好，终极指向是壮大本国民族实力，促进民族复兴，更有效地保障和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安全，简单地说就是“富国强兵”。但新兴资产阶级的诉求则不是这样，他们往往用资本利益绑架民族利益，以自身利益代替民族利益，其代表性的表达就是“不要拿我的税款去造航空母舰”。他们把发财赚钱当做第一要务，把满世界做生意当做最高境界与核心诉求，把走出中国在全球择地而居当做人生境界，他们要追求这方面充分的自由。所以，表面上看这个阶级同民族利益似乎一致，但终极与根本层面却不是这样（有关这个问题，参阅笔者2014年文章《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为什么缺少民族性》）。

站在国家政权的视角上看，新兴资产阶级既是目前国家可以调动也必须调动的经济力量，同时又是向政权发动糖衣炮弹攻势的主角（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文章《金钱的收买功能与资本的政治作用》）。他们所发起的收买运动及政治攻势对任何政权都具有强烈的危险性，对于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更不例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腐败和反腐败较量还在激烈进行，并呈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防范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成伙作势、‘围猎’腐蚀还任重道远，有效应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还任重道远，彻底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实现海晏河清还任重道远，清理系统性腐败、化解风险隐患还任重道远”。而所有这一切，新兴的资产阶级是主要的策源地。

基于上述三种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新兴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中国诸多阵营中的一个重要势力，是中国社会分化和重塑的历史阶段性产物；他们中间有人可能同中国人民站在同一个阵营，也有人可能站到与中国人民不同的甚至对立的阵营，一切都要以具体的时间、地点与条件为转移。至于将来这个新兴的阶级集团到底前途如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则需要大浪淘沙，由历史来回答。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