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耘：从辩证唯物主义到老鼠哲学、庸俗哲学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点击：作者：谢耘来源：观察者网发布时间:2020-11-30 10:14:29

自2012年的暑期，我给当时供职的公司举办的项目经理培训班，做了一次五个小时的讲座：“从哲学的角度看管理”后（详见“从哲学的角度看管理”连载，微信公众号“慧影Cydow”，2016年4月18日），便几乎在每一次的讲座培训中会讲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这并非是源于信仰或意识形态的偏好，实在是因为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我就没有办法讲清楚如何分析复杂问题的本质，以及如何去处理那些复杂问题。辩证唯物主义也是我自己在多年工作中能够取得一些成绩的根本因素之一。

辩证唯物主义曾经是新中国意识形态的最核心部分。记得在描写大庆石油开发的影片《创业》中，有一个石油工人们夜读《矛盾论》与《实践论》的镜头。

电影《创业》中石油工人们夜读《矛盾论》

这个场面在今天看起来可能相当可笑。《矛盾论》与《实践论》与开采石油有半毛钱的关系吗？这些年来，虽然学校里依然在教授辩证唯物主义，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它显然已经走向边缘化了。这也是我不得不越界反复去讲它的一个原因。

辩证唯物主义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让出了空间，必然有其它的哲学过来填充。

一、价值观：老鼠哲学爬到了光天化日之下

我曾经按照现代科学的思路，给价值观做了一个“可观察与测量”的定义：“一个人，在他认为的关键时刻或重大关头，对未来做出选择的时候，所遵循的那些一贯不变的原则，就是一个人的根本或核心价值观。”（详见《成长—从校园到职场》第13页，谢耘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苟且偷生、屈事权贵、投机钻营的老鼠哲学价值观，在社会上被公开宣扬的开端或许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有一位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所谓“异见人士”说过一句非常直白的名言，大意是：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没有完全成为西方的殖民地，中国要想发展起来需要做西方300年的殖民地才行；1988年播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则把这种赤裸的直白做了精美的“文化”、“学术”包装，引来了从上到下众多人的叫好与吹捧。这些完全无视基本的世界历史真实的论调，是发自于内心深处的、在强权淫威面前的自我作贱。后来，这种老鼠哲学的价值观逐步从崇拜西方、热衷于社会政治的一些“精英”群体漫延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

跪拜权势、溜须拍马、假公济私、偷梁换柱等等做法，被包装成了“成功学”的秘籍而流行于市。沁透了封建腐朽毒素的血统论被从历史的垃圾堆里翻了出来，“X二代”的说法在新世纪开始流行于网络之上。甚至发展到了堂而皇之地用血统论的观点信誓旦旦地来“分析”信仰马列主义的政党的走向。老鼠哲学的流行让一些人的价值观萎靡到了还不如两千二百年前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长工陈胜与农民吴广。

网罗关系、寻伺机会、狐假虎威取代了脚踏实地、艰苦努力、自强不息，被推崇为成就人生的关键。新中国工业战线的旗帜铁人王进喜当年的豪言壮语：“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名言已经是日益飘渺的历史回响，把一切不如意都归咎于外部因素成为了张口即来的堂皇说辞；而“愚公移山”几乎无人还会提及，因为那实在是“愚不可及”。

在价值观的颠覆过程中，如《河殇》那样“挖掘”历史的“真相”常常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到了新世纪，美国发明家爱迪生也不幸成为了被“挖掘”的对象之一。在本世纪初的中文网络上，他那句在世界上流传了近百年、鼓舞激励了无数人去不懈奋斗的名言：“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由题为《中国教材为什么要篡改爱迪生和爱因斯坦的名言？》的一篇无从考证作者与出处的网文，“挖掘”出了“新的惊人真相”。

该网文写道：“首先，我要严重抗议教育部屡次篡改爱迪生的那句关于‘天才’的名言——我们都以为是‘天才那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当然，这句话本身并没有被偷梁换柱，但教材偏偏每次都漏掉后面那关键的一句话：‘但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要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后面的这句话，全句的意义就完全改变了。爱迪生当然是个天才，他也是相信天才的（他曾经多次把福特叫做‘天才’）；他对天才持一种‘有条件的承认’的态度，即天才是最重要的，但天才也需要努力。爱迪生承认努力，但他归根结底更重视灵感。而中国的教材上从来只有这第一句，这等于全面否定灵感的意义。”

随后，爱迪生的名言“还有你不知道的后半句”便成了一个重要“发现”而被众多的名流与草根一起广为流传。

事实上，我与境外的朋友在境外的英文网站上都根本查不到那所谓的后半句话。虽然有多个网友认真考证过这件事情（考证之一见https://www.douban.com/note/134288386/），指出所谓的后半句话是国内有人伪造的，源头就是上面那篇文章。但是时至今日，如果你在中文网站上搜索爱迪生的原话，你会发现搜索出来的结果，绝大多数是告诉你爱迪生这句名言还有类似这样的后半句，并且声称是中国人故意删去了这后半句，歪曲爱迪生的原意以达到别的目的。

而事实是，那伪造的后半句话才歪曲了爱迪生的原意，散布着一种扭曲的价值观，而且影响颇广。

“真相”颠覆价值观：

网友“贡临渊”针对强加于爱迪生的那个谎言画了一个暴漫

老鼠哲学鼠目寸光的价值观看到的自然是一个老鼠的世界，价值观的改变必然导致世界观的不同。

二、世界观：庸俗哲学成为尖锐对立思潮的共同基础

当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逐步接受了新中国后，改革开放使得大批精英有机会跨出国门亲眼目睹西方世界。现实强烈的对比引发了内心天平的倾覆。一个不用学雷锋的世界，怎么做到如此“和谐”、“美好”的？

很快就有人在西方社会“发现”了“惊人的真相”：当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奋斗时，彼此就会互相制衡。在这种情况下，无需提倡什么虚无缥缈的先人后己的高尚情操，每个人的利益自然就都会得到了最好的满足，社会随之便会达到一个均衡和谐美好的状态。“雷锋精神”那是完全违背人性的，只会让社会变得更加虚伪，《红灯记》中日本鬼子鸠山谆谆教导共产党员李玉和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才是人类社会颠覆不破的永恒真理。

现代京剧《红灯记》中鸠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在这种庸俗哲学世界观的指导下，历史的“真相”，特别是那些曾经的英雄模范伟人们的“真相”不断地被“发现”，不断地被“重新解读”。原来世界上一切人不过都是在追逐自己的利益，区别只在于伪装技巧的高下，哪有什么先人后己舍己为人？国家之间也不过是如此。“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哪来的什么国际主义互相尊重共同发展？能巧取豪夺而不为那是愚蠢，而一切成功都万万离不开阴谋诡计。各种阴谋论的“真相”不断地被炮制出来，一个“真相”被证明荒谬之后，另外一个新版本的“真相”便会出现，不同版本背后不变的是你不知道的阴谋诡计及永恒的利益追求。

在90年代末，一个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朋友曾充满自信地对我说：“人与人之间无非是互相利用而已。”这种庸俗哲学的世界观，无非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翻版。而从科技到政治几乎所有领域的不断商业化，让工商管理几乎成为了所有人的必修课。庸俗哲学世界观也在商业理念的助力下不断开拓出新的领地。不以利益追求为直接目的行为，成为了被时代唾弃的迂腐，以至于慈善都变成了牟利的遮羞布。其实即使在工商领域里，有众多开创性杰出的工作也不是急功近利的产物，而是超越了利益追求的结果（详见“创新的真相”连载，微信公众号“慧影Cydow”，2020年3月11日）。人与人之间果真只是互相利用的话，人是否会变得禽兽不如？人类又拿什么来承载“文明”二字呢？

用利益来解释一切，把利益当作最高准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左、右、西化、传统等不同尖锐对立思潮世界观的共同基础。持有这种世界观的不同思潮之间的区别只是在于它们看世界时站在了彼此不同的利益角度。这种庸俗哲学的世界观也成为了近年来民粹思潮兴起的一个重要推手，并且与老鼠哲学一样也是“重新发现历史”过程中的参照系之一。在这个参照系下，有人将举世公认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领袖毛泽东“重新解读”成为了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被民粹思潮歪曲成了自己的一面旗帜。

随着1976年伟人的离去，对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那一代领导人到底靠什么挽救了中华民族，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不断有了“新的解读”。这些“新的解读”几乎都是庸俗哲学利益至上准则与阴谋诡计逻辑的产物。

庸俗到了低俗的“解读”，是把毛泽东，进而把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解读为搞阴谋诡计、玩弄权术的高手，为了个人的私欲靠此窃取了江山；斯文一点的“认知”则以西方、特别是美国为参照，说那不过是两党之争，共产党赢了那一轮而已。言外之意，国共两党恰如美国的“象”与“驴”，彼此彼此半斤八两谁也不比谁更高尚。至于共产党如何赢了那一轮，则是因为它聪明地迎合了当时大众的诉求，“得民心者的天下”嘛，与现在西方政治游戏中各政党为了获取执政权力而巧舌如簧地取悦于选民并无二致。

历史的真实，会不断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时代变换所消磨，以至于有一天面目全非而走完一个轮回。

《环球时报》在2011年12月8日刊登了学者摩罗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知识分子不能脱离底层》。在文章中摩罗写道：“鲁迅对于阿Q想拥有一张宁式床的愿望，是那样的鄙夷，予以激烈的嘲讽……费孝通从没责备过阿Q想要一张宁式床的愿望。相反，他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帮助阿Q拥有一张宁式床；而毛泽东是将所有的阿Q组织起来，让他们拥有比宁式床更多的东西。”这段话极为形象地揭示了当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本质。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那一代共产党人，不是因为迎合了民众、利用了民众而夺取了政权。他们是唤醒了民众，团结了民众，提升了民众，用马列主义武装了民众。因此，他们才能从弱小不断地走向强大，创造了持续至今的人类历史上惊人的奇迹。这远不是利益驱动机制可以解释、更不是利益驱动机制可以做到的。

这种用马列主义对民众的武装与提升集中表现在了人民军队的身上。这支以旧军队与中国底层农民为基础的队伍，在共产党的教育、改造与带领下，成为了人类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的一支异常坚定地以道义为旗帜的人民子弟兵。当年，这支队伍拥有坚定的信仰，它最基层的成员都清楚在为什么而战。那不是兄弟情谊，不是家族恩仇，不是个人功名，而是人间正义；在坚定的信仰下它形成了迥异于旧军队的全新面貌与作风：官兵平等，军事民主，优待俘虏，秋毫无犯，众志成城，勇往直前。在几十年的征战中，它不仅用劣势装备在军事上抗击了最残暴与强大的敌人，更以对道义毫不动摇的坚守在精神信仰上压倒甚至征服了他们。

被俘后加入八路军的小林觉澄在2015年“9.3”阅兵的观礼台上

1952年志愿军在朝鲜举办了战俘营奥运会

当今天，无数人在网络上叫嚷人民军队要有“血性”时，那不过是在用从好莱坞那里学到的庸俗哲学的世界观，去曲解人民军队为正义而战的光荣而辉煌的历程。更有许多编剧导演，用自己阴暗的价值观与庸俗的世界观，让一些称兄道弟的帮派、粗俗鲁莽的团伙、狭隘蒙昧的散勇，披上了人民军队的服饰，加上胡编滥造的情节炮制出大量的“艺术作品”，如《集结号》与《金刚川》，假人民军队的名义兜售私货。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位在某高校工作的长者曾经给我讲述过其入党的经历。她来自一个旧中国的底层家庭，共产党的胜利彻底改变了她一家的命运，所以她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她在辽宁某大学读书期间积极要求入党。在她申请入党的过程中，她所在的党支部反复帮助她提高认识，告诉她共产党不是建立在个人恩仇、利益交换基础上的帮派，而是由为了惠及天下的崇高理想走到一起来的人构成的先锋队；组织要求她要超越狭隘的个人报恩思想，建立起坚定的革命理想与信念。直到清晰地理解并接受了这一切后，她才得以成为了这个组织的一员。

这就是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的时候，一个高校基层党支部的思想境界与精神面貌。

新中国的缔造者们曾经的努力，不仅仅来源于马列主义信仰，也与中华文明的核心一脉相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高擎我们这个文明之火的领路人们始终不变的担当。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与核心，利益诉求的满足，当然是一个社会要实现的主要核心的功能。但是，如果社会成员满眼只有利益，它与动物世界还有本质性的差异吗？这样的社会又将走向何方？

西方现代政治体系就是建立在庸俗哲学以利益为最高原则的基础之上。每一次大选，候选人都使出浑身的解数去迎合最多选民的利益诉求。这成为了西方最引以为自豪的“普世价值”。但是进入到新世纪后，西方有识之士已经痛感这种做法给西方社会带来的深层危机。

在2017年的夏天，我应邀作为主讲嘉宾之一参加了一个东西方经济文化高端论坛。英国前首相卡梅伦与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也到会发言参与讨论。

在他们两个人的发言中，都明确地谈到了西方大选制度给西方带来的深层危机。这种危机便是因为一味迎合民众的口味，西方的政治家无暇也无力为社会的长远发展制定规划采取行动。萨科齐以法国人特有的坦率在讲话中多次直言：“我们已经到了必须反思西方民主制度的时候了。”特朗普在美国的当选与其任期四年内的所作所为，以及在2020年美国大选还没有正式宣布最后结果，特朗普一再声称是自己赢得了大选的时候，西方主要国家的首脑就纷纷祝贺拜登当选，英国首相甚至在议会上已经称特朗普为“前总统”，无不是在给这种西方政治体制危机写下生动的注解。

回望历史，中华文明五千年始终以道义而非利益为自己的立足之本。“中华文明语境中的道义，是超越个人与种族等，而在人类文明本质意义上的真理与正义。道义，是中华文明千年不变的信仰；道义，是中华文明沧海桑田历程中即使陷入绝地也绝不放弃的至上准则。我们用道义驾驭利益，我们用道义统领计谋，我们用道义感化天下，我们用道义校准航向。中华民族每一次的繁荣富强，皆与‘神明’无关，都是依靠自己的辛勤劳作，而非借助对外的殖民掠夺，因为那与道义不容（详见‘走向世界的中国：从任人宰割到重塑世界’，微信公众号‘慧影Cydow’2019年9月24日）”。

失去了道义的约束与牵引，“文明”必然滑入野蛮的深渊。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老鼠哲学的价值观在利益至上加阴谋诡计的庸俗哲学世界观的“加持”下，其终极产物就是那些“金融硕鼠”，他们用基于庞氏骗局设计出花样繁多的“金融创新”去巧取豪夺，进而去实现控制社会的目标。

立足于利益之上的庸俗哲学采用的自然是与其相容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三、认识论与方法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大行其道

在2001年我进入企业管理高层后不久就听到同事们讲，一个企业成功的前三位要素是“一命二运三风水”，没有我们以前认为很关键的团结奋斗等等。这个说法当年好像是由台湾的“精英朋友们”传授给大陆同仁的。刚听到这个说法时我以为大家就是开玩笑说说而已，毕竟我们都是受辩证唯物主义教育长大的。后来发现这些曾经在共和国大地上消失了的唯心迷信持续地蔓延开来。不仅传统的迷信被抬出来打扮一新，新的迷信也不断被创造出来，甚至还有海外“原装进口货”。在许多高层建筑中，不仅以“四”结尾的楼层不见了，十三层也消失了。开始这种做法主要发生在南方，如今在共和国的首都这个政治中心，这种因迷信忌讳而有意的缺失楼层现象也并不罕见。

曾经，中国腐朽的“精英”与权贵阶层用两千多年前的“大儒”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来愚弄底层百姓，要他们识相认命，不要去徒劳地改变这个世界的现存秩序。当年的共产党则告诉劳工们，“工”与“人”叠在一起就是“天”，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冲破牢笼。一时间悲壮的国际歌声响彻中国大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随着国家的富强，当辩证唯物主义激发的改天换地的豪迈渐渐淹没在了灯红酒绿的惬意之中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从冬眠中苏醒。荒谬无稽的迷信仅仅是其低俗的表现形态，其所拥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不断在各个领域内生根开花。

主观意愿成为了行动的准则。没有什么事情是用权力做不到的，如果有就搬更大的权力；没有什么事情是用金钱做不到的，如果有就砸更多的金钱。如果权力拥有了金钱，金钱攫取了权力，那就更加所向无敌，你就成为了世俗界的上帝。这似乎成为了很多“精英”内心的信念。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被当成了可以任由权力与金钱扭曲、蹂躏与驱使的奴仆。掌握了权力与金钱便可以巧舌如簧地蛊惑人心、肆意妄为地践踏规律。这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进一步助长了庸俗哲学追求的私欲的恶性膨胀。

2019年在上海参加一个人工智能发展的研讨会中午吃饭时，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聊天时告诉我，他曾经前往参加了上海附近一个巨型企业的老大在其自己的地盘上组织的内部小型社交活动，有幸亲眼目睹其本尊。他感慨道：“参加活动的年轻女性，每人领到几十万的‘红包’。看那个场面，他就是一个皇帝。”他心中期望的领地，似乎远不是他自己的那个商业帝国。

主观想象成为了“认识”这个世界的手段。实践出真知被主观臆断所取代，用个人臆想将有限的事实编织成天花乱坠的故事的做法成为了一种标准的行为模式。人生“成功”的标志就是只管指手画脚出“思想”而无需亲自动手去劳作；还要亲自动手实践劳作的人，都是初级菜鸟与无能小白——“牛人只动口，土人才动手”。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极端奇葩的“牛人只动口”的事情。那是在2010年左右，我乘飞机出差。上飞机后发现前一排有四五个人彼此是同事，其中一个人被同行者称为“X总”簇拥而来坐在了我的正前面，颇有点不凡气派。他看上去不到60岁，看其被下属前呼后拥的架势应该是一个不小规模的企业的老总之一。飞机在飞行中提供了午餐。坐过飞机的朋友都知道，飞机上的午餐有一个小面包，带有薄薄的塑料包装袋。服务员把午餐放到该老总面前的小桌上之后，他把带包装的小面包举了起来，要女服务员帮他撕开包装。当时我真有点好奇下面是否会有他的下属来喂他吃饭。

形而上学大行其道。唯物辩证法确实不易掌握，因为它不是基于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去看待事物，早就曾被有的人讥讽为“诡辩法”。它需要在真实的环境中，在全面理清影响事物发展的多重因果联系的基础上，分清内部与外部及正面与负面，洞察显性与隐性，判别主要与次要，把握直接与间接及近期与长远，还要放眼发展变化，认识多重因果关系之间的互相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客观事物的变化，掌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真实的现实与恼人的辩证法

片面、静止、绝对、僵化的形而上学则因简洁便易可以无师自通。尤其在以抛开客观规律的自我需求为导向时，就更加需要形而上学的助力。因为唯物辩证法只与客观规律相匹配，不以主观自我满足为目标。

在网络快餐文化的推动下，在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的风潮中，形而上学获得了空前的用武之地。只要跟上潮流，哪怕你只是一知半解甚至牵强附会，都会有人为你喝彩；把有条件的方法，夸张为万能的解药，一如“细节决定成败”；将局部的特征，演绎成整体的性质，一如将毛泽东“解读”成了只有强硬、从不退让的硬汉；将一时的现象宣称为永恒的存在，一如认定企业巨头碾压一切霸业永续；用琐碎细节的堆砌，掩盖实质内容的空洞，一如眉毛胡子一把抓地套用各种方法论“模板”；用个别的成绩，粉饰总体的失误，所谓“一俊遮百丑”；这类做法极有助于产生雷人的效果，吸引足够的眼球，证明自己的正确，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

在辩证这一点上，中华文明与马列主义是相通的。“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如果我们不顾整体，如果我们不计长远，如果我们不求本质，形而上学无疑是一把最为合手而锋利的“宝刀”。

四、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1974年4月，邓小平副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他代表新中国在会上发言阐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划分“三个世界 ”的理论和中国对外关系的原则。其结束前的一段声明，在主流意识形态模糊、国家日渐强盛的今天，读起来颇为发人深省：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这段话充分表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奠基者对人间道义的坚守，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尊重，体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气概。

世界按照它自有的规律前行，社会意识形态的演变亦是如此。

20世纪前后的中国，多种思潮多种主义都兴起涌入中国。仁人志士们都在寻找救国救民之路。马列主义的胜出，正是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作用的必然结果。

“当时的局面，中国的传统理论已经被彻底打碎了，没有人信了。所以唯一的出路要从西方找理论。在西方只有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上和中国的传统文明是相通的。其它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等那些主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都不像，只有马克思主义在价值体系上，和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传承是一致的，它也是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不变的根本追求。

我觉得这是毛泽东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价值上的原因。

第二个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它包含了具有真理性的哲学体系，以及对资本主义的透彻分析等等。这些理论不能说句句话都是真理，但是它所包含的真理性，是远远超过西方的其它理论的。即使到了今天，这个结论我认为也依然成立。超越伟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伟人也有自身的局限。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与其真理性，是有内在的必然联系的。所以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见“从苏联/俄罗斯看中国”，微信公众号“慧影Cydow”，2017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