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历史唯心史观改造中国的企图

 

用历史唯心主义方法论解释政治文化现象，反映到中美贸易争端，对西方“普世价值”缺乏警惕，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存在幻想；反映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私有化意志，甘愿放弃经济和金融控股权，视国家主权为儿戏，不自觉的发挥美国政客多次期盼的“内部力量”作用。总之，要用他们的历史唯心主义史观改造中国。

 

 

恩格斯提出，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电子版432页。）

 

在意识形态研究中，如果只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为一种装潢，而不是思考问题、剖析矛盾的基本方法，就会从政治到政治，从文化到文化，从观念到观念，沦为隔靴搔痒，或是故弄玄虚的夸夸其谈。

 

认识的肤浅，学风的不端不难纠正，但如果被历史唯心主义俘虏，形成思想体系，就会不自觉接受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背离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在国际间，在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现实。如有官媒重头文章在评价中美贸易战时，评论说： 

“我们不指望一些美国政客可以达到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所言的“正义、仁慈、良心”，但成为《国富论》所讲的“理性经济人”，应是不难的选择。” 

 

二、弊 病

 

以上媒体文章的观点，看似不过是宽厚大度，其实忽略一个史实，差之毫米，谬之千里。

 

1、美国政客的“理性”，历来是处在弱势的无奈表现，是弱肉强食的工具。无论是屠杀印第安人，还是1882年针对半殖民地中国人的“排华案”。中国人感受到美国政客的理性，是在板门店谈判中——那是美国人在朝鲜战场上被打得落花流水后的理性，直到十年后在越南战场上不敢越过17度线，二十年后尼克松访华，四十年后在白宫前方竖起4块碑，老老实实承认被中朝军队消灭的死、伤、失踪、被俘的十七国联军人数合计2429370名。

 

2、 美国政客口中的“公平”“理性”，不过是“看不见的手”对窃取剩余价值的装饰。无论是斯密的“理性经济人”，还是“正义、仁慈、良心”，都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的一个根本特性：就像小偷设法避开偷东西的地方一样，避开剩余价值。尽管许多资本家个人表现出了高雅的风度。

 

3、美国人在生意场上的契约精神，反映了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这个高级阶段的成熟。究其实质，是美国劳动阶级为了糊口谋生，不断科技创新，创造新的使用价值和生产力，而取信于社会的结果，它构成了伟大的美国民族的特性之一。但它和掌握资本的美国政客并无本质联系，它不过是美国政客为垄断资本利润至上而使用的工具：在生产环节驯服劳动者，在消费环节笼络消费者，在资本的配置阶段，又以未来利润为诱惑，隐藏在众多的欺骗谎言之中。

 

美国政客的股东至上，利润至上从来就是契约精神的腐蚀剂和毒药，最新的例证表现在全球用户对波音737 max飞机的索赔事件上。它反映了资本主义商品中价值与使用价值所呈现的核心矛盾，它的理论基石，是亚当・斯密的人性自私。

 

4、特别是把进入帝国主义时期“腐朽的、垂死的”霸权主义意识形态混同于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主义、殖民主义上升阶段的公平主张，无视这些公平主张在维护资产阶级自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的虚伪性。这是一种严重的、长期以来以反极左为名形成的习以为常的，背离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历史史实的观念。

 

官媒文章提出“理性经济人”，忘记了这些年，美国今天借口说这个国家有化学武器，明天借口说那个国家有浓缩铀，出手随意，打击狠毒，直至这个国家陷入战乱，民不聊生。可以用一包洗衣粉打伊拉克，再打利比亚、阿富汗……哪个有正当理由？结果证明都是莫须有。

 

在美国和新加坡培训以及西方价值观的泛滥中，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的媚美派官员，不仅无视或“忘记”了美国政客历来对弱国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却对林肯在葛底斯堡的著名讲话：“民有，民治，民享”崇拜备至，对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写入“人人生而平等”而著名的美国总统杰斐逊奉若神明。他们无知或无视林肯葛底斯堡演讲前后也正是美国屠杀印第安人的高峰时期这一历史史实，他们无知或无视杰斐逊去世前，对家中数十奴隶的黑白分置成为美国种族歧视的开端的历史史实。他们的洋人老师未必会讲到当年美军的黑人为反对欺压，成建制的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投降；也不会提及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主席两次在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上，对美国弱势群体黑人提出的有力声援，至今在美国黑人中还有大量的“毛粉”，从拳王阿里的纹身头像，到首任黑人总统夫人在圣诞树上挂上毛主席像。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 中早已阐明，如果不把平等了解为消灭阶级，反映商品生产关系的平等概念就会变成一种偏见。”（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68页。）

 

“卡尔· 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讥笑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人权大宪章的浮华辞藻， 讥笑了所有关于一般自由、 平等、 博爱的美丽词句， 这些词句迷惑了一切国家的市侩和庸人”（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17页。）

 

三、根 源

 

剖析那些无论来自象牙塔的肤浅的唯心主义政治文化论，还是在对帝国主义霸权忍不住说“不”的时候，信手拈起的，居然还是唯心主义的“普世价值”，“理性经济人”。这种思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源远流长，有时甚至形成一种强大的势力和思想惯性，损害党的事业，究其特质，是把自己的政治色谱不自觉地定位在民主革命派的位置上。

 

诸如建党初期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抗战时期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建国后革命到站的“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强大思想惯性，早期与中国深厚的农业小生产思维对资产阶级先进生产方式的仰慕有关。这种“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在西方的物质文明面前，很容易被西方的价值观所折服。

 

其中，在民主革命派的方向上，走的最远的是臣服西方价值观的改旗易帜派。表现在极少数放松思想改造的老一代革命者和一些“公知”身上，他们是中国当代革命洪流中的小小逆流。例如《炎黄春秋》的反毛三老之一的某前组织部门领导，在位时大力培置特权，在缺乏约束的晚年，又追捧美国的自由平等博爱为”理性”，从思想观念上看，他们是享受着离休干部优厚待遇，没有出走的民运分子。他们很轻易的在走向前半生信仰的反面、走向背叛的同时，表现出民主革命派转向资产阶级时的特征之一：言行不一。

 

也有一些枪林弹雨出身的老革命，他们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但是，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面对掌权后的权力和地位，又放松思想改造，往往把党的继续革命、自我革命要求视为极左，而不容忍群众路线对他们的地位、特权和个人尊严的冲击，但十分宽容权力傲慢，不愿正视由此诱发的权力腐败；他们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经过社会实践检验的真理——毛泽东思想；他们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面前，不自觉地陷入折中主义，例如淡化、放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试图把私有制与共同富裕折中起来，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中的剥削元素调和为一体。他们以为依靠自己的这套实用主义理论及其指导的实践，才符合社会主义，才能避免苏联东欧悲剧。但遗憾的是，他们以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却在客观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他们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主客观分离的悲剧者。悲剧根源是“不读书”，拒绝自我革命和思想改造，忘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忘记了共产党为什么叫“共产党”。

 

四、危 机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公有经济的削弱，媚美派官学商的主张已经成为中国私人资本的意识形态，它们长期反映到经济领域中。这种执政和改革理念的核心，是林肯葛底斯堡演讲中的名句：民有民享民治。它们通过某些部门、某些智囊集团的“改革”“创新”和资本控制的网络媒体大肆宣传，凭借地方机构官员的呼应，不断加强中国经济领域的私有化意志。这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要坚持宪法党章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了不同的改革路线。

 

有些人善于偷梁换柱，接过上面的口号，塞入私有化的私货。党中央要求建设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扩大对外开放，他们就提出放弃金融、保险、电网、铁路、农业种子、稀有矿产甚至国土测绘等国计民生、国家命脉的控股权。这种打着中央的旗号，公然充当美国内阁高官多次口中的“内部力量”的行径，其智商之低，令人吃惊。

 

毫无疑问，这恰恰是希冀美国是“理性经济人”思维的愚蠢杰作。其实质是纠集中外垄断资本，向中国仅存的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发起私有化总攻。

 

我们相信，这种低估人民智商的行为，不会得逞。而有关部门和决策者应该认真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认真深入学习党章和宪法，强固政治主心骨，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绝不能改，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真正落实到自己的言行上。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新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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