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主张，其实早就有中国学者系统地提出。只不过，在大讲开放的舆论之下，这些主张一直未能得到充分地注意。比如，王今朝教授等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著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理论与政策》（科学出版社，2011年）就用一章的篇幅加以论述。尽管他们当时没有使用国内大循环这一字眼，但已经明确提出对外经济关系转型的主张。经作者授权，由昆仑策网逐节刊出，以助于加深对构建国内大循环的理解。

中国1949-1976时期的对外经济关系以汇率高估、贸易规模小、贸易范围窄、贸易地位不利、贸易国家少、国际金融联系弱为特征。今天，这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策特征被国内国际学界不少人认为是闭关自守、国力不强、缺乏经济理性，被认为不利于经济发展。而实际上，它们正是一种科学的发展模式在那个时代、那个条件下的必备特征，正是那个时代中国最优的对外经济关系模式，正是那个时代的最优政策设计（发展经济学中“进口替代”的术语显然并不能概括中国这个时代的对外经济关系战略）。 

国内一些人根据西方理论想当然地运用思辨方法、忽略种种约束条件，对那个时代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战略进行否定，似乎唯有西方纯经济理论才是科学的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实际上他们对西方理论并不真正理解）。这种方法既不能解释历史，也无法说明现实，更无法预测未来。中国1978-2010时期的对外经济关系以汇率贬值、贸易规模不断增大、贸易范围不断加宽、贸易国家不断增加、国际金融联系不断增强、贸易地位和国际金融地位并不稳固和风险增加为特征。如果这种西方观点正确，在1976年更为坚实的经济基础上（相较于1949年），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应该更为稳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很明显，这30年的贸易和外向型发展已经提出如下一些问题：在贸易和金融地位并不稳固的条件下（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显示），加强对外贸易联系和金融联系还是中国的最大利益所在吗？对外经济的风险如何才不会成为灾难呢？地位不平等的双方在发生经济关系时更有益于哪方呢？帕累托最优（贸易有利于双方）是判断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战略选择的重要标准吗？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或者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作为中国1978年以后的对外经济关系实践的指导理论产生了怎样的效果和后果呢？它真得带来福利增进了吗？自由贸易即便是一个双赢策略，是否中国的开放政策就能建立在这样一个功利主义基础上呢？中国能从中赢得多少呢？自由贸易是一个合作博弈还是非合作博弈呢？汇率高好还是低好呢？本章处理这些问题，从而指示对外经济关系转型的方向和手段。

尽管中国国际金融账户的交易额已经今非昔比，但与美国等国家不同，贸易仍然构成中国得自对外经济关系“利益”和“损失”的基础。因此，本章的考察始于贸易。这里，我们对根本性影响中国贸易利益的因素加以理论和历史的考察。

一、西方贸易理论vs.马克思主义

今天，在国际贸易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中，中国流行抛开意识形态差异主张国际共同利益的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还有一些新理论，但不能认为这些新理论对过去的中国贸易战略产生了影响）。从实证研究上看，对这些理论的广泛质疑已在国内翻译出版的任何一本西方包含国际贸易领域的教材中得到反映，只不过，这些质疑没有被严肃的对待——实证研究已经证伪的理论仍然被当成是经典。

马克思主义严厉看待理论与实践的任何脱节。马克思主义认为，国际贸易以国内生产为基础，贸易各方交易地位的上下根本取决于他们在生产方面的相对优劣。相对于国内生产，贸易可以看成是上层建筑。在中国的生产技术、管理技术，甚至社会意识形态技术没有在世界取得支配性地位之前，中国尽管可以得到贸易盈余，但以接受国际上的不平等交换为代价。这种不平等交换的代价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没有充分反映国内的资源成本、能源成本，更重要的是，它以中国国内雇佣劳动的低工资为代价，是对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接受，是对欧美中心主义的接受。中国1949年站立起来，但是由于接受这种贸易地位，中国并没有站好！中国在国际阶级对抗中实际上主动了接受了、承认了下风的地位，对此，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主动的抗争。这就是中国新时期贸易战略的实质。中国从巨额的贸易量中，得到的只有贸易盈余，没有得到真正核心的技术，同时也放弃了真正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参见本书第5章）；得到的是雇佣劳动的迅猛发展，没有得到社会平等程度的进一步改善，同时也放弃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有力干预措施（在那些错误的比喻、隐喻的支配下）；得到的是“参与到国际大家庭”（如什么“峰会”、“论坛”、“组织”），没有得到国际地位的全面的真正提高（在如下的意义上：比如，假设朝鲜再次发生战争，中国派出志愿军是否还能取得与当年一样可比的胜利呢？）。从这些方面看，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是正确的、科学的。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中国的贸易战略和贸易模式，也应该从这些方面来看。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自由贸易有益于贸易的各方。然而，上述分析表明，只有在生产相对其他国家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贸易的发展才会有利于本国的利益。再考虑到一些更为广泛的历史事实，比较优势理论甚至不能成为比较平等的国家之间制定贸易政策的基础，它最多不过描述了在各种因素交叉作用之下发生贸易的各国之间所顺便实现的利益和冲突中的一个罢了。今天，中国虽然已经久不历战火，冷战形式上已经结束，但这一点仍然成立。把比较优势作为贸易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石，从根本上是错误的。贸易政策必须或者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贸易关系属于生产关系的一部分，而生产力决定它的原理的基础之上，或者建立在把它作为上层建筑，而把生产方式作为经济基础的原理的基础之上。交换支配生产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才能有的概念，它们以为，消费者是具有主权的，生产必须接受需求（贸易作为提供外国需求的渠道）的调控。中国学界毫不保留、不留余地地接受了这一教条。而实际上，需求最根本地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生产结构。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结构是私人资本决定一切，它所产生出的利润与工资的比例就会产生出巨大的浪费性需求（中国大量出口就是外国对中国产品的浪费性需求）。总之，没有简单的贸易使双方获益这样的事情。它违背马克思主义两点论，而这另外一点正好就是今天中国贸易战略的最大弊端。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不曾有过什么最大限度地发展了经济或社会的国际贸易，有的反而是不平等通商条约、丧权辱国的借款以及试图摧毁国内革命势力的外国军事援助。通常被描述为经济恢复时期的新中国成立后的3年，更应该被视为各种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酝酿、制定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制定的贸易和开放政策下，1952-1961年，中国着眼于国内建设的需要，主要进口金属削割工具、锻压设备、卷钢（rolled steel）等机械、设备和工业制成品，并用原材料、加工农产品、纺织品和矿产的出口（Ecstein 1966，p.126，转引自Riskin 1987，p.74）以及贷款（大部分进口是用出口来偿还的，27%的进口是由苏联的信贷来偿还，参见Gurley 1976，p.163-164）来支付。这些贷款和出口使中国资本品（包括整个工厂和设备、军事设备等，如7个钢铁厂、24个发电站、63个机械厂以及建设过程中从规划到人员培训的全方位的帮助）的生产成为可能。中国这种贸易模式似乎也符合比较优势，但其目的显然并不是增加贸易双方的福利，而是在中国建立起工业化的基础。其出口初级产品，原因不是因为生产它们具有比较优势，而是只有它们可以出口，并且出口它们是以压低国内本来可能实现的消费增长（期初消费水平太低，本来需要大幅增长）为代价的。相比工业化的速度，这个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速度较慢。因此，没有人认为，这个时期中国的贸易战略遵循比较优势的原理。由此看来，那种建立在福利比较基础上的比较优势理论并不是什么普适的科学。从政治哲学上看，中国这种建立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基础上的贸易政策才真正帮助这一时期中国实现了近现代史上的最大利益，而那种以福利为目标函数的政策无疑是一种忽视社会根本需要、根本利益、长远利益、长远需要的民粹主义。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1950-1961时期中国有迫切发展贸易的需要，但由于西方并没有按照比较优势来制定对华贸易政策，中国无法在西方国家获得所需要的技术（Riskin 1987，p.76）。1950-1957年，西方对中国的贸易抑制大于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抑制（Riskin 1987，p.77），因而，中国不得不依赖苏联。这一时期，苏联提供了中国的45%的进口品，价值约为77亿美元，其中25%是整个工厂出售，16%是其他机械和设备，是中国的生产者物品的最主要来源。苏联援建项目以及直接配套项目占据了一五计划时期总投资的一半。10800位苏联专家技术人员和1500位东欧技术人员和专家在1950年代来到中国，8000名中国工程师和熟练工人在苏联培训，7000名中国学生在苏联学院和研究机构接受教育。所有这些都需要付费（但蓝图、许可证和技术文件是无需付费的）。

一个对李先念主席回忆的资料给我们提供了那个时期中国与西方国家贸易的掠影。中国从1950年到1964年自造远洋船舶7艘，其中载重万吨的2艘，载重5000吨以下的5艘。而中国对外贸易每年需租船130万至140万吨，为此每年付给外国人的租金达7000万到8000万美元。李先念作为分管经济的副总理，经与有关部门商量后决定利用新旧船舶因1962年资本主义航运市场危机大幅降价机会，使用香港中国银行的贷款，购买外国货船18艘，新货船4艘（到1965年），以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办法迅速扩大中国的远洋运输船队（高远戎等 2009）。这里可以看出，西方国家既没有如苏联那样向中国提供造船技术，也没有提供低息贷款，更没有进行全方位的援助。正如龙斧等（2011，ch.10-11）所说，西方送上的不是鲜花，而是封锁。面对这种局面，这一时期的中国领导人们并没有一味地发展外向经济，表现出贸易政策上的科学发展观。

根据以上分析，也就不能理解，1950-1957时期中国形成表1（原书表13）所示的贸易结构了。仅仅在1951年，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就超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中国对外贸易占GNP的比重从1952年的6%上升到1959年的9%（Ecstein 1966，p.121，转引自Riskin 1987，p.74）。在上述政策的作用下，贸易占GDP的比重越高，中国所得的利益就越大。这种贸易如果不是受制于当时国内能够出口的资源数量，而后者又受制于当时的生产能力与国内支出的需要，就可以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利益。

【资料来源：USCIA（1972，p.9），转引自Riskin（1987，p.75）】

本来，如果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如果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友好，则动用一些高价值资源换得国际上较为先进的技术并非难事。然而，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是对1949-1976时期的真实写照，冷战与国际封锁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时，动用本来就非常稀缺的资源进口技术品必然捉襟见肘。这些问题本来不难理解。但许多人却把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艰苦探索说成是黑暗时代、非理性时代，把1949-1976时期中国的不开放说成是主动而为的闭关自守，说成是不重视外国在技术、生活水平等方面的优势，而看不到它是冷战（美国实施的封锁）和维护独立自主（与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斗争）所导致的被动结果。而我们的上述分析表明，1950-1957时期至少是1840年以来中国从贸易中得益最大的时期（与1978后的30年贸易发展的比较从下文不难得出结论）。这一时期并没有越开放越好，也没有遵循什么比较优势原理，反而是与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不管是重工业优先发展，还是中苏兄弟般的友谊，都是实现这一最大贸易利益不可或缺的基石——它们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令人惋惜的是，这种战略随着中西方大门的打开就被轻易地放弃了——仿佛东亚四小龙用裸体开放的办法得到的利益，中国也能使用同样办法得到；仿佛东亚四小龙用进口替代无法得到的利益，中国用同样办法也无法得到。结果，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制定上，陷入对一些小国的邯郸学步、亦步亦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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