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地缘政治互动规律和特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张文木

目录

一、中国近代地缘政治变动及其规律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地缘政治互动的特点

三、人民：地缘政治中最能动的因素

四、中国与周边地缘政治互动棋谱中的“支轴国家”

五、简短的结语

前言：民族的崛起是人的自觉过程和历史的自然过程的统一。中国的地缘政治及其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互动结果，既是中国人民自觉奋斗过程的反映，也是中国自身地缘政治自然演变的结果。因此，整体地而不是局部地把握和认识这些过程，研究其中的规律和特点，对于当前中国国际政治学建设及与此相关的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是有益的。

一、中国近代地缘政治变动及其规律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陆海邻国较多的国家。北面有俄罗斯、蒙古；西北面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西面有阿富汗、巴基斯坦；由西南往东依次有印度、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和越南。东北面同中国陆邻的国家有朝鲜、韩国，与日本一衣带水；东南面有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与中国隔海相望。

在这些国家中，对亚洲地缘政治具有地区重要影响的国家，有俄罗斯、伊朗、印度，日本；而对中国地缘政治具有支轴意义的国家则是东北亚的朝鲜、东南亚的印尼、柬埔寨、缅甸以及南亚的巴基斯坦和西亚的伊朗等国家。

南中国海是美国进入印度洋、波斯湾的必经之地，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驱走日本人后开始重点经营这一地区，迄今在此仍保存着重要的影响力。

与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由外而内大幅碎化的布局恰好相反，除传统意义上属欧洲国家的俄罗斯外，亚洲国家版图整合程度呈现以中国为中心由外而内大幅提升的特征。这种特征是亚洲历史的稳定性优于欧洲的主要原因。

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国家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其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鸦片战争以前的时期。此间，亚洲尤其是东亚与世界其他地区尚处在相对隔离、没有外力干预，因而只能以中国为中心的相对封闭状态。这时的中国不管从版图（俄罗斯除外）还是影响力上说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与亚洲国家尤其与中国周边的亚洲国家的关系，有许多还是中央王朝和藩属国的关系。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体系被学者命名为“华夏秩序”或“天朝礼治体系”。由于没有出现与中国构成力量对称的国家力量，这一时期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对中国而言，不属于多主体和多中心的近代主权意义上的国家体系，而是以中国为主体和中心的中世纪宗法权力体系。由此便可以解释明朝郑和七次横穿太平洋和印度洋远行——由于没有主权对手——得以所向披靡的原因。

第二个阶段是鸦片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此间，亚洲尤其是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夏体系，在西方新老列强和新崛起的日本的冲击下解体。以往的宗法国家或与中心王朝中国有藩属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先后被这些列强占领并成为它们的殖民地。这一阶段的中国也分别经受并反抗了西方列强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的反抗既使中国完成了从宗法权力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同时也扩大了中国人关于中国域外，当然首先是亚洲的地缘政治的认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大多数国家很快实现了主权独立。1949年中国也从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转变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中国与其藩属国的关系转变为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权平等的现代国家关系，其间，中国在亚洲传统的主体板块和主体作用没有改变，而国家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则发生了改变。这是我们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亚洲国际政治的不同但具有质变意义的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及其周边的版图在第二阶段所发生的相应变化。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北方的陆权强国沙俄和西方的海权强国英、法、美等国向远东扩张对中国形成的南北挤压，导致中国版图南北出现收缩性松动，最终演变成南北扁东西长的形状；而在这之前，中国版图（如不算当时的“藩属国”）则呈饱满的大三角形状。这就是说，近代以来中国版图受到损失的原因主要是海陆强国南北两向的挤压而不主要来自它们的东西挤压。中国能够保留下来的版图基本都保持在陆权和海权大国（俄国、英国、美国等）在亚洲的关键利益线之外并因此受到挤压较少的区域。那些夹在中国与海陆霸权国家之间的地区，则由原来向心并环绕于中国周边的“藩属”地带转变为陆海霸权两种力量在中国南北两向与中国拉扯出的破碎缓冲带：在南太平洋、印度洋与亚洲大陆之间出现一大片破碎的岛陆小国；在北方，日本崛起后，中日之间的朝鲜、中俄之间的蒙古、英属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尼泊尔等也加入到这片破碎带。这些环布于中国周边的破碎地带在中国与海陆霸权国家之间起到了独特的缓冲作用，它们的破碎程度则根据占据东亚大陆主体地理板块的中国与外来的陆海霸权国家力量变化而伸缩。

国家版图形状是国家力量博弈结果积淀下来的活化石。近现代以来中国与海陆霸权国家之间的地理“拉锯”式博弈伸缩变化的历史结果表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蚕食在中国的抵抗下最终还是有底线和极限的。在当时中国较弱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力量可守得住的底线就是列强侵犯中国的力量极限。在这条线上双方谁也吃不掉谁。从目前留下的中国版图面积看，中华民族抵御强权侵犯的能力还是相当顽强的。中国抵抗南北两向压力的抗压能力在20世纪前半叶又遭受日本人拦腰打击的极限测试——当时日本已将中国东部分裂出若干个傀儡政权，其结果是日本初胜后很快就退回到其本土；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又经受了苏联和美国利用《雅尔塔协定》一分为二分裂中国的外交高压的测试，其结果是1949年中国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最终确定了在反复测试后沉淀下来的中国国力抗压的底线，也使西方认识到它们分裂亚洲和在东亚扩张的极限。可以肯定，只要中国的主体地理板块不垮，亚洲目前这种经过一百多年反复以至极限压力测试后表现出的以中国为主体板块的有利于亚洲稳定的非对称破碎特点不会改变。

如果将中国放到全球考察，中国在亚洲版图中的主体地位以及倚陆向海的地理特征使当代中国的地缘政治具有“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优势。中国广袤的版图不仅处于亚洲中心，而且还处于左右逢“源”的地理位置：它东接太平洋，有漫长的海岸线，这利于中国对外开放，特别是对日美等发达国家开放，以获取中国发展不可缺少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促进贸易拓展；它西直接与中亚富油地区接壤，不必经过海上而只需经过友邻巴基斯坦从陆上抄近直入霍尔木兹海峡，这利于中国避开海上风险获取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石油资源。“这种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地缘优势，在当代世界各大国中是较为独到的”，当然也是中国在未来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中应当充分注意和利用的。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地缘政治互动的特点

所谓“亚洲”，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中国在亚洲的中心地位是通过其与周边国家形成的特定的相互牵引的力学结构表现出来的。在这个结构中，中国北方特别是正北的蒙古高原在历史上往往是中国政治稳定的破局地带，鉴于此，笔者也从中国位于北方的俄罗斯破题并由此逐次展开讨论。

俄罗斯

俄罗斯是一个因没有得到蓝水却在陆地上受到上帝特别恩惠的国家。亚洲北方地区的主要国家关系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的关系，它是中国与夹在中俄两国之间的所有其他国家关系的晴雨表。在这对关系中，俄罗斯最需要的不是一般的土地而是通向出海口的土地，它在西面的波罗的海、黑海和印度洋方向扩张受挫后，便径直向东扩张。在这个东扩进程中，它考虑最多的是远东最接近太平洋出海口的地区。俄罗斯曾一度扩张到阿拉斯加地区。但由此带来的悖论是这么远的出海口——如果再考虑叶尼塞河以东地区高原山地特征——已超出了俄罗斯防御能力的极限。正因此，在美国通过南北战争实现国家统一后不久的1867年，为了缩短防线以便专门经营远东地区，俄罗斯便将阿拉斯加出售给了美国。在这一地区，俄国占据日本海西北角的海参崴，但这一港口是半冻港，况且还受日本在东面遏制，其战略作用受到限制；位于日本海之外、鄂霍次克海东面的堪察加半岛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首府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是可以直接进入太平洋且受日本海暖流的影响可全年通航的天然良港，但由于它离俄罗斯经济中心太远，其战略装备运输不仅要北绕舍列霍夫湾，而且还要克服十分复杂的地形结构和气候条件，这使得堪察加半岛的战略地位在俄罗斯手中很难被充分利用。苏联解体后，情形更是如此。

对俄国出海最有利因而也最令俄国人向往的港口是中国旅顺港。它位于中国东北辽东半岛的最南端，西北濒临渤海，东南面向黄海；与海参崴、堪察加半岛等比较，它是俄罗斯最稀缺的全年不冻的暖港，更是俄罗斯畅通无阻地进入太平洋战略性区域的最便捷的港口。俄罗斯曾诱使中国清政府同意修筑从俄国赤塔直抵旅顺港的中东铁路。在太平洋战争接近结束的1945年，美国为了拉上苏联加入远东对日作战，便与苏联签订《雅尔塔协定》，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求外蒙古“现状必须维持”，第二条是要求“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以恢复”。美国南北战争中国家统一后，沙俄出于无力控制不如做顺水人情的动机，主动将阿拉斯加让与美国，出于同样的道理，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苏联将中东铁路和旅顺港分别于1952年和1955年归还中国。此后俄罗斯在远东极不情愿地放弃对中国东北的控制并再次陷入“望洋兴叹”的窘境。

蒙古

在大国之间剥离出碎片小国是缓冲大国冲突的常用策略，蒙古便是俄国在中国地缘政治的关键区以牺牲中国为前提被苏联硬剥离出来的这样的国家。蒙古国所处的地缘政治位势是一把双刃剑，它北上可截断俄罗斯的东西联系——正因此，日本于1939年在蒙古诺门坎向苏联发起挑衅性冲突并遭到苏联红军的迎头痛击；也正是这个理由，斯大林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前提下坚持蒙古独立。1945年夏，蒋经国曾以特殊的私人身份就外蒙古独立问题与斯大林交换看法，斯大林告诉他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俄罗斯东西相距太远，这使得它的中间部分显得特别脆弱。在这个脆弱地带分离出一个小国，犹如在俄罗斯的软腹下加了一层护垫。

蒙古独立对新中国的北部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它在苏联将其安全边界大大向中国方向南推的同时，也压近了中国北方边界与中国首都北京的距离：由蒙古南下可迅速抵进中国的京畿重地，威胁中国政治心脏的安全，并由此切断中国东北与新疆地区的联系，强化那里的分离倾向。因此，建国之初毛泽东将“兰新线”铁路建设放在优先地位，而不是将斯大林提出的“从中国北部开始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铁路修建”的建议放在优先地位。

但是，近代以来，外蒙古地区地缘政治的上述作用在北边俄国的压力下只能是被动的即在被大国利用的条件下才能存在。与东南亚临海小国不同，蒙古国与大海隔绝，是一个在内陆且在中俄两大国“合掌”中存在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如没有世界资源的自由输入，在海权时代，如果再不倚仗大国扶助，是不能持续发展遑论崛起的。由于蒙古境内没有出海通道，其所能倚仗的大国就不能是远在天边的西方国家，而只能是近在眼前的中国或俄国，其外交倾向只能遵循中俄关系及其力量对比的变化。比如在前清时期，由于中国东南沿海尚未出现大规模的危机，那时中国清政府尚可控制外兴安岭至库页岛一线，并于1689年迫使沙俄与中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外蒙古独立就是不可思议的事。可到鸦片战争后，中国北线的防御能力就不得不大幅后退，并在《瑷珲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中被迫让出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以及中国西陲共约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在中国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外蒙古在俄国人的操纵下逐渐脱离中国并转向独立。

蒙古国的老政治家明白其国家所处的这样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苏联解体后，他们便坚持符合蒙古国地缘政治特点的不结盟、等距离、全方位和多支点的外交战略。进入21世纪后，蒙古国年轻的政治家们开始脱离中立外交路线，向西方靠拢。2004年，蒙古国加入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亚洲伙伴国；2012年3月，蒙古国成为北约合作伙伴国；2012年10月31日，正式申请加入欧安组织，很快便得到批准。如果我们了解了上述蒙古国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地缘政治特点，便知蒙古国的这些外交举动无助于改善它的安全环境。

承诺，尤其是安全承诺，如果它过于遥远的话，是无法得到兑现的。前事不忘，后世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法不也给予波兰安全承诺吗？其结果是在德苏大兵压境的时候，英法却爱莫能助，波兰也只有呼天不应。1939年的波兰况且如此，那又怎能设想西方为深入内陆且比波兰更远的蒙古国提供安全保障呢？目前各国战略研究因缺乏沙场历练经验而日显书生论兵特点，蒙古国加入欧安会的外交举动便是其中的经典案例。 蒙古国是夹在中国和俄国家门口的国家，而且蒙古国目前90%的出口商品流向中国，中国商品已占蒙古国进口总量的1/3，不断上升的对华贸易额目前已占到蒙古国经济的3/4。在这样特殊的地缘政治位势和这样高的对华经济依存度中，蒙古国选择加入远在天边的欧安会的结果可想而知。如果用越南原国防部长范文茶的“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这一比喻来概括蒙古国加入欧安会后的难堪境遇，是比较贴切的。对蒙古国目前所表现出的外交幼稚病及其可能后果而言，这里需要提前预警的是，当历史进入21世纪，新的地缘政治变量正在北亚出现。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因气候变暖造成的北极解冻速度加快、北极航道通航时间日益延长等因素的出现，俄罗斯将破天荒地面临来自北方的安全压力并因此改变其原有的无“后顾之忧”的国防结构——这与曾为中国安全提供绝对保障的东南海在被拥有蒸汽动力和远航技术的西方人征服后所引起的中国安全“后院起火”的情形非常相似。鉴于俄罗斯人口增长速度过于缓慢以及北方边境过于漫长，这种新产生安全的压力对未来俄罗斯来说将是难以承受的，但这同时又对中俄战略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若这样的历史条件出现，在国境内没有独立出海口的蒙古国的经济重心及其他相关要素将不能不对中国做出更多的倾斜。在经济日益向中国倾斜的条件下，其外交却不做相当调整，其自相矛盾的外交后果必然是陷在鼠首两端困局中不能自拔。

东北亚

如果说蒙古国在中俄之间有着缓冲矛盾的作用的话，那么中俄则在东北亚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尽管东北亚远离俄罗斯的经济中心，但它却关乎俄罗斯进入太平洋的战略通道的安全，对俄罗斯具有巨大的地缘政治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俄国不仅收复了1905年日本攫取的南千岛群岛等领土，还占领日本声称的“北方四岛”，由此便保障了从海参崴海军基地经过俄国人可控制的宗谷海峡进入太平洋线路的安全。在俄国人将旅顺港归还新中国后，如果考虑到1905年被俄国海军在对马海峡和黄海遭到日海军重创的教训，这条从海参崴经宗谷海峡的海上通道就成了俄罗斯远东海军进入太平洋的生命线。而正是这条生命线及俄国远东国防力量的薄弱使得俄罗斯对远东的政治形势的任何变动都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19世纪末，中国国势衰落，甲午战争后日本崛起，沙俄意识到东北亚的战略平衡将被打破，迅速与中国联手，将日本逼出辽东半岛。此后沙俄认为干涉还辽“有功”，反手伤害中国：迫使清政府与之于1898年3月27日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规定沙俄租借军港旅顺口、商港大连湾25年。稍后又于当年5月7日，再次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旅大租地续约》。1900年，义和团事变中，俄国借机占领了东北全境。这些行为破坏了俄国在中国的信誉并为5年后对日作战的失败埋下种子。

1903年，从哈尔滨到旅顺、纵贯整个满洲的中东铁路南满支线全部完工。俄国租借旅顺的7年期间，试图独占满洲并进而威胁朝鲜，这引发日本的强烈不满并促使日本于1902年1月30日与英国缔结同盟条约。经一年准备，1904年2月8日，日军便向旅顺口发起偷袭，日俄战争（1904年～1905年）爆发，沙俄战败。随后辽东半岛为日本占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面占领中国东北，苏联与中国再次联手并于1945年将日本再次逐出中国东北。此后苏联又老病重犯，利用其强国地位再次反手伤害中国并为日后的衰落埋下伏笔。斯大林与美国、英国背着中国秘密达成了《雅尔塔协定》，并据此占用中国旅顺港。中国在抗美援朝中展现出“独有英雄驱虎豹”的力量，也让俄国人意识到中国“更无豪杰怕熊罴”的底气，1952年底苏联将中东铁路归还中国，3年后又将旅顺归还中国。

中俄在东北亚近半个世纪磨合的结果说明，俄罗斯在远东的有效攻势不出其版图，它在东北亚若有较大动作，其效果取决于中国是否配合。俄国只有在与中国的合作的条件下才能在东北亚实现它的战略目的，这正如中国在西陲若有任何较大的外交举动，也只有在与俄罗斯的合作下才能完成的道理一样。与以往不同的是，20世纪末出现的苏联解体、北极解冻和中国崛起的现实变化使俄国在远东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的需求持续加大，中国在东北亚从以往的从属地位开始向对等地位转变，中俄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有了更好的基础。

朝鲜半岛

目前东北亚的格局更多的是20世纪50年代美苏冷战的产物。朝鲜半岛的“三八线”本是战胜国美国与苏联接受日本投降地区的临界线，美国介入朝鲜内战并挑起朝鲜战争后，“三八线”就成了维系朝鲜半岛冷战均势的标志线。曾是挑起太平洋战场罪魁的日本则浑水摸鱼，在冷战体系中摇身一变，成为美国的盟国，而牵动远东“两大阵营”最敏感神经的就是“三八线”：朝鲜半岛若由北方统一，那就意味着中国和俄罗斯的力量逼到美国的盟国日本的家门口并为美国和日本不容；反之，则不能为中国和俄国所接受；在冷战没有完全消除的条件下，即使朝鲜半岛统一，它在东北亚东西两大张力的拉锯中也很难保持绝对中立的外交立场。这样，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刻度的力量对比及其政治格局的任何变动就成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变化的重要风标。也就是说，只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不放弃对中国和俄罗斯实施的带有遏制性质的“冷战”政策，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刻度的南北分裂态势必会继续保持下去。

朝鲜是中国和俄国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对俄国而言，朝鲜则是它保障东西伯利亚安全和进入太平洋海上安全的桥头堡。朝鲜更是中国东北安全的门户，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上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也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将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多出自从新疆至东北三省乃至朝鲜半岛的“广大条形地区”；这一地区两端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定鼎于此线的长安、洛阳、北京等国家京畿中枢，如果中枢对发生于这一地区的事变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退向中国长江一线。而中原政权退至江南引发的必然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要么是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对打过“三八线”并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美军采取坚决反击的深层原因。

有鉴于上，东北亚地区若出现任何影响中国和俄国安全的因素——不管它是英国、日本还是美国——的介入，其必然的结果就是中国和俄国或结盟或强化合作关系，而中俄在东北亚的合作往往是它们战略结盟从而引发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先声。

（全文刊发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期；作者已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