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

——与中国比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张文木

 编者按：张文木教授的重要学术著作《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从印度的社会经济结构入手，而不是从表象的GDP等数据对比入手，分析并得出结论：印度的发展道路属亚洲式的拉美道路；与中国比较，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只具有自然资源存量优势，而缺乏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国家能力的变量优势。但如果中国因日益放弃民族市场而不慎滑入印度道路并形成印度式的社会结构，中国今后的发展将会落伍于印度。承蒙张文木教授的支持与厚爱，宏国智库获得授权连载该部重要著作，以飨读者。

国家成长与生命成长遵循同一规律

（自序）

关于印度的发展及印中比较，最近几年成了热门话题。在一次采访中，我曾说：“中印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这招来批评。批评反倒使我就这个问题深入研究。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阅读了不少文献，查阅了大量数据，最后得出的结论仍是：“中印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有首歌的歌词说“一句话，一辈子”，友情如此，学术亦然。我想我对我的学术命题，是要终生负责的。

结构比较到制度比较，是我进行中印比较研究的切入点，而促成这样的想法是我曾经历的一件小事。那天我到医院取体检结果，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坐轮椅车的残疾人。等取到结果，我发现这位坐在轮椅车的先生的各项化验结果与我的大体相同，有一些比我的还要好。出医院大门时，我回视踯躅于后面的这位残疾人，心中自问，如果仅凭这些化验数据而不看人的身体结构，难道可以说明这位残疾人比我更健康，更有发展潜力吗？如果不可以，那目前国家发展研究中流行的主要依靠年度的GDP或GNP指数及外贸数量、外汇存量等“最新数据”比较的方法，就一定存在着大误区。国家发展研究，如果不从结构差异比较入手，而仅从表面经济指数差异比较入手，就一定得不出准确的结论。

事实上，国家的成长与生命的成长遵循同一规律。由于土地改革的不彻底性，印度独立后在其重新建立的资源配置的初始“胚胎”中就留下了制约未来国家成长的“病根”。病源既有英国殖民政治的先天因素，更有独立后社会改造不彻底的后天因素。这使印度未来的发展可以有良好的GNP或GDP指数，但这种发展却不会对社会生产有良性的利润反哺。结果是国家经济的“造血机能”即生产者主体因“营养”反哺不足而陷入“贫血”乃至“供血”动力萎缩境地。最终只有靠外来“供血”来维持其表现为GNP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可以增加就业却不能同比增加国民收入，其原因是由增长带来的利润中的相当部分在流通领域，乃至生产领域被大量截流：或用于食利或用于腐败或用于非生产性金融投机，还有一部分国民利润在与海外投资者和海外市场形成的利润逆循环中，为居于高势能的资本中心国家所吸收并转化为这些国家的国民财富。最后只有少量国民财富通过政府包办即公共开支的渠道被用于保障国家经济生产主体，同时也应当是支撑民族市场的主体即多数劳动者的自身简单再生产条件。这种通过财政开支支撑的劳动者最低生活条件仅有保证社会政治稳定的作用，但却没有培育、深化和能动拉动民族市场的作用。同等的消费支出，在印度有相当部分为政府包办拉动——这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居民消费模式相似。由于缺乏购买力，居于人口近半数的穷人消费实际已失去了拉动和培养印度民族生产力的作用。与印度不同的是，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由国家包办的低消费为国家建设积累了巨额资金并据此实现了中国国民经济体系的结构性改造，通过这种改造中国彻底消除了庞大的利用私有权截流国民财富的寄生阶层。而在印度国民经济改造的结果反倒加强了大地主和大资本家而不是国家的力量。除主权独立外，中间人大量截流生产利润和国民财富的社会结构，与殖民地时期相比，印度并没有发生变化。在因大量的贫穷人口导致的民族市场萎缩的同时，原来殖民地时期通过外贸顺差完成的印度国民财富向英国资本中心国转移的利润逆循环流程，在印度独立后，则通过贸易逆差再版出来。半个多世纪中只有两个年度的外贸少量顺差的记录表明，外贸长期且日益扩张的贸易逆差成了印度国民财富国际化的转移的稳定路径。这个路径的存在与扩大的程度又与印度民族市场的萎缩程度为正比。而民族市场的萎缩又导致印度陷入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同样陷入的发展陷阱之中，即每年度包括印度教育、IT等在内的各行业在获得骄人的增长数据的同时，国民经济的生产环节却没有保持持续增长的利润反哺。没有持续上升的人民购买力，其结果是在国内少数富人和国际资本对印度年度利润的截流和财富大规模瓜分中，国民经济不仅没有获得增长性发展；相反，却在萎缩性“增长”中还透支了本国的未来发展潜力。印度与中国五十多年发展所产生的差距原因就在于此。

在进行印度和中国比较研究中，我的另一收获是对“民族市场”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长期以来，学者对“民族市场”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一般认为“民族市场”概念应是以“国内市场”概念为基础的。但“国内市场”却是由特定范围的基尼系数变化规定的。即基尼系数越接近0的数值范围，国内市场就越充分；相反，则就说明国内市场的萎缩：萎缩的程度与基尼系数接近1的程度为正比。假设基尼系数为1，这时国内市场就失去了公众消费；而没有公众消费，“国内市场”的概念就失去了意义。可见，仅凭“国内市场”概念还不能支撑“民族市场”概念。由此笔者引出“人民市场”的概念。人民是占国家公民多数劳动者群体，是国内公众消费的主体成分。只有人民消费，从而人民购买力的存在和发展，才有国内市场的存在和发展。由此依次推论的概念逻辑是：只有以“人民市场”为前提，“国内市场”才可能是“民族市场”的前提。由此笔者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差别不在于“民族市场”，也不在于“国内市场”，而在于“人民市场”。“人民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概念形成的核心环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市场是以基尼系数最大化为前提的。不同的只是具有资本优势的西方国家利用资本全球化实现了日益扩大的国内基尼系数的国际化转移。它们在长期的殖民掠夺中确立了优势资本的地位，并利用其优势地位在资本全球化中从南方国家获得源源不断返还到本国的超额利润，以此降低国内的基尼系数，并由此保障了国内中产阶层的增长和资本增值的并行发展。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恶果片面地被转移到南方国家：在北方国家国内市场一天天好起来的同时，南方国家的国内市场则一天天地烂下去。历史表明：国内基尼系数最大化的极限是激烈的阶级革命国内化，国际基尼系数最大化的极限则是“恐怖主义”全球化。当前日益扩大的南北差距便是基尼系数国际化的外观形式。

前几年我们公布了个统计资料说“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这里没有告诉是在什么样的基尼系数范围内的“人均水平”。比如1 000人中有一人月赚10 000元，其余999人都没赚钱，若平摊，名义上就可以说人均月收入10元。但这不能得出人民由此富裕的结论，相反，如在这样高值的基尼系数内，国家已踩上政治大动乱的红线。因此，“人均收入”计算必须介入基尼系数。不介入基尼系数，就反映不出真实的国民富裕的“人均”程度。蒋介石时期GDP增长很快，但其“国内市场”既无民族性更无人民性，只有买办性。所以外资大规模涌进来、生产力上升的同时，工农却迅速破产并由此引起工农革命。

通过对印度的研究，我对国有制企业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与印度的情况一样，国企在我国遭到批评的重要理由是“经营不善”或“效益不佳”。但与私营企业不同的是，国企不仅要有利润指标要求，更重要的是它还要承担社会公平的指标。而后一指标的实现则需要相当的隐形成本支出。这往往使国企在单一的利润指标前与私人企业比失去了竞争力。国企当“保姆”，私企挣利润。这不仅是印度，也是所有国家的国企在与只有硬性的效益责任而无硬性的社会公平责任的私企竞争中连连惨败的根本原因。因此仅仅用绝对利润指标来比较国营和私营企业效益，是不合理的。因为国营企业创造的不直接表现为利润效益的社会公平环境，即使从纯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其贡献也是巨大的。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在这个项目研究和出版中，我得到了科技部调研室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得到了科技信息研究所的王青同志和中国科技文献出版社的李正德同志的大力帮助，对此我深表谢意。温铁军先生慷慨将他关于印度问题的调查报告转我作为本报告的附录，对此我深表谢意。

张文木

2005年4月

目录

序言

一、从中心到外围：印度国家发展近代中断及其原因

二、印度独立：低成本却先天不足的政治革命

三、土地改革：国家发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

四、印度工业与民族市场日益脱节及其后果

五、原小则鲜：竭泽而渔的国家财政

六、外资外贸：印度国家利润外向逆循环的重要通道七、印度IT：依附于国际资本中心的外围产业

八、分析方法、理论归纳与评估结论

［内容简介］

本报告从印度的社会经济结构入手，而不是从表象的GDP等数据对比入手，分析并得出结论：印度的发展道路属亚洲式的拉美道路；与中国比较，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只具有自然资源存量优势，而缺乏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国家能力的变量优势。但如果中国因日益放弃民族市场而不慎滑入印度道路并形成印度式的社会结构，中国今后的发展将会落伍于印度。

新世纪伊始，印度及印度和中国比较研究似乎成了国际国内的热门话题。西方学者吉尔伯特·艾蒂安专著《世纪竞争：中国和印度》，影响较大。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也发布报告称，印度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印度人也一扫尼赫鲁时期的忧虑，直称“20世纪属于西方，中国在21世纪想成为世界的领导，但本世纪未来的岁月属于我们印度”。从中国方面看，对印度的关注反映了中国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层考虑，同时研究和准确地评估印度的潜力和未来发展，正确地借鉴印度的经验，对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有益的。

一、从中心到外围：印度国家发展近代中断及其原因

与中国大体相同，印度拥有古老的历史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天然条件，来自西北部的雅利安人（Aryan）部落在公元前1500年征服这里；他们与当地人的结合创造了古典吠陀文化（Vedicculture）。此后，阿拉伯人在公元8世纪再次征服了这块土地，随后是12世纪到来的土耳其人，以及15世纪末到达此地的欧洲商人。印度在历史上的孔雀王朝时期（公元前324～前151年），曾是北起喜马拉雅山，南到迈索尔，东抵阿萨姆河西界，西达兴都库什山的南亚大国；中世纪莫卧尔王朝时期（1526～1857），印度的版图曾再次接近这一规模。英国统治印度期间，英国以印度为中心，使自己在亚洲的势力伸展到北至阿富汗和西藏部分地区，南至印度洋，东至东南亚的范围。独立后的印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在北部的喜马拉雅山区、中央平原以及南部的德干高原。与巴基斯坦、中国、尼泊尔、不丹、缅甸和孟加拉国为邻，濒临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海岸线长5560公里。多条河流发源于或流经印度。印度属热带季风气候，气温变化较大，气温因海拔高度不同而异。漫长的海岸线有利于商业的发展，而广大的国土面积和热带季风气候适于农业发展。2001年印度土地面积为29732万公顷，而耕地面积为16175万公顷，占印度土地面积的54.4%。而同期中国耕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的13.5%。

印度是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其古文明形态保留时间仅次于中国的国家。生发于四大文明古国并泛延于整个古代世界的农业全球化曾使中国和印度成为古代世界的超级大国和文明中心。但是当历史进入19世纪时，这两个国家却迅速衰落并在半个世纪之后，就从农业世界的中心国家逐渐进入资本世界的边缘和外围国家。从1600年到印度独立的1947年间大多数时间里，英国发展的各项指标，除人均GDP外，均不如印度。1857年英国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并在印度建立直接统治之后，英国对印度的掠夺程度急剧扩大。此外，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使印度劳动者处于殖民统治和封建主的超度盘剥的生产关系之中。其中非劳动者占据国民收入的相当大的部分。不仅如此，与莫卧儿王朝时期相比，在非生产阶层中还有被强行介入的宗主国派驻殖民地的官员。他们瓜分了5%的国民收入。而为社会提供财富的生产领域的劳动者，则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得到较低的份额。值得说明的是，上述财富分配只是税后分配，而税收更是英国剥夺印度国民财富的重要部分。英国在印度的无度行政开支、英国对缅甸和阿富汗战争的费用、1873年以后印度货币贬值和国内开支方面增加的负担，都得由印度人民来偿付。主要税收包括土地税、货物税、盐税、印花税和鸦片税，除鸦片税外，其余税收均落到印度各阶级头上。其中土地赋税是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它增加了农业生产者的负担。以孟加拉的土地税为例，在莫卧尔帝国时期，该省区的土地税只占全省年收入的40%～48%，而在1795年，东印度公司征收的土地税竟占该省区收入的85%，造成印度对英国的大量欠款。

不仅如此，英国还以宗主国的名义从殖民地印度攫夺相当部分的财富，下表是1868~1930年间从印度白白流向英国的劳动财富。

英国从印度“攫夺”的财富（1868~1930）

资料来源：［英］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著，伍晓鹰、许宪春、施发启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认为上面的资料“可以大致了解到作为接受外国统治的后果，即印度资源流入到英国的情况。从1868年到20世纪30年代，印度的资源流出量大约占其国民收入的0.9%到1.3%，也就是说约1/5的印度净储蓄被转移到了英国，本来这笔储蓄可以用于进口资本品”。[17]印度经济学家达拜•瑙罗吉在他的论文《印度的贫困》（1876年）中将英国从印度攫取财富的途径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欧洲官员将他们的存款汇往国外，还有英国人为支付在英国本土和印度的各种需要而在英国所作的开支，如在英国国内所付的退休金和工资；第二是非官方欧洲人的汇款。”这意味着印度的出口必须比它的进口多得多，以便满足经济流耗的要求。印度出口物资都是粮食和农业原料。“为了实现商品账户上出超，即使在饥荒年粮食出口也必须维持在原有水平”。这也可从1853年马克思其研究印度的文章中引用的数据得到进一步印证：

设在英国的印度管理机关要吞掉印度纯收入的3%，每年的内债利息和股票红利占14%，这两项一共占17%。除了这些每年由印度汇到英国的款项之外，在印度的支出中约有2/3即它的收入的56%作为军事费用，而公共工程的支出则不超过总收入的2.25%，或者说，在孟加拉地方收入中占1%，在阿格拉占7.75%，在旁遮普占0.125%，在马德拉占0.5%，在孟买1%。这是东印度公司自己公布的官方数字。另一方面，整个收入中将近2/5来自土地，1/7左右来自鸦片，1/9多来自盐。这些收入来源一共占全部进项的85%。

1899~1907年曾任印度总督的冠松勋爵也不得不承认“没有印度就没有大英帝国”。

在殖民经济和封建经济的双重盘剥下，尽管印度经济的GDP在独立前的近百年间（1857~1947）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印度的人均收入在百年间增长率仅为0.5%,几乎停滞。印度经济因发展而不发展：较快发展的结果则是为英国资本快速提供高额剩余价值，而非快速反哺印度社会的基础性劳动。这严重阻碍了印度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中断了印度民族资本自主形成过程。印度成了为英国资本家和印度封建主提供“营养”的奶牛。其结果是居于人口多数的劳动者并不能因其提供较多的劳动产品而得到合理即维持其生存与发展的“营养”持续反哺。印度社会基础因此持续萎缩。已进入工业文明的英国对仍处农业文明的印度统治，在破坏旧世界的同时并没有给印度带来一个新世界，马克思说得好

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

至于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马克思一语中的：

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近代中国与印度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命运。“19世纪之前，中国比欧洲或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从5世纪到14世纪，它较早发展起来的技术和以精英为基础的统治所创造的收入都要高于欧洲的水平”，“1820年，中国的GDP比西欧和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但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100年间，中国经济迅速衰落：“到1950年的人均GDP不到中国在1820年水平的3/4”。其间中国经济形成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畸型结构：外国在华资本控制了中国与近现代产业相联系的绝大部分投资。1936年，外国产业资本占中国产业资本的57.2%，其中在东北占84.6%。他们垄断和控制了中国生铁产量的96.8%，煤产量的65.7%，发电量的77.1%，棉花产量的64%，卷烟产量的58%（1935），铁路里程的90.7%。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并对中国经济资源进行直接的军事掠夺。到1938年日本占有中国土地的1/3，农业生产能力的40%，工业生产能力的92%。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大大加强。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以与西方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主的官僚资本已控制全国银行的70%，产业资本的80%，并控制了全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43%以上的轮船吨位。据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清产核资统计，全国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资产原值191.6亿元，其中大部分为没收和接管的原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资产；而1948年中国12.3万户民族工业资产净值仅20.08亿元。国民党战败逃到台湾之前，通过扩大财政赤字进一步掠夺国民财产，1948年的最后4个月，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78%。中国经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重盘剥下已失去了民族资本独立增值和民族市场良性发展的条件。而国际资本、国内官僚资本和封建地主对中国经济超度压榨又使中国的民族资本长期处于持续萎缩状态。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增长，成了中国和印度两国悲剧性命运相同的方面。而社会革命，即反对殖民压迫和争取独立主权的民族革命及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便成了印度和中国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共同和唯一出路。

值得说明的是，尽管印度和中国经历了相同的历史命运，但比较而言，在两国获得民族革命成功之前，双方经济发展还有明显的差异。1820年印度和中国在世界GNP分布中分别占15.7%和32.4%，到1952年，印度为3.8%，仍低于中国的5.2%；1820年印度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分别为1110亿和2286亿国际元（1990年），1952年，分别为2266亿和3057亿国际元（1990年）中国远高于印度。但在GNP和人均GNP增长率及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中国则不及印度。1820年至1952年，印度和中国GNP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0.54和0.22；同期人均GNP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0.10和–0.08。1948年，在原煤、发电、钢材、生铁、水泥、硫酸等产量方面，印度均高于中国。这些数据表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尽管在经济GNP总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上落后于中国，但在发展综合潜力方面，印度领先于中国。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后来印度又远远为中国甩在后面的原因，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