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打掉“中国制造2025”并非美国的最终目的——警惕洋教条借贸易摩擦掀起的新自由主义恶流（最新修订版）

点击：  作者：贾根良    来源： 察网智库  发布时间:2018-12-04 11:24:23

  

【摘要】打掉“中国制造2025”并不是美国对华发动经济战的最终目的，通过中国国内的买办主义势力掀起新自由主义泛滥的狂潮，打掉中国国有企业，将中国国内市场彻底演变为外资和美元霸权支配的天下才是其真正的最终目的。中国买办主义势力掀起的这种新自由主义狂潮本质上就是要迫使中国走上买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走上拉丁美洲的外围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笔者在2009年曾写到，新自由主义在新兴经济体中退出历史舞台要大大迟于发达国家。美中贸易摩擦的爆发不仅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也表明：新自由主义洋教条正在借美中贸易摩擦之机在中国掀起前所未有的泛滥狂潮。这种洋教条将美中贸易摩擦归罪于“十九大”的大政方针，归罪于“中国制造2025”及其政府干预，主张对美国彻底投降，但这种洋教条并不知道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在政府干预上比中国更深入和更具体。在美国抛弃对外关系的新自由主义并保护本国市场的同时，洋教条却主张“以进一步对外开放迎接中美贸易战”（其实质是单方面对美开放），主张“对美国彻底敞开大门”，主张继续进一步对美元霸权和国际垄断资本实施金融开放。在这方面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在“中兴事件”爆发和美中贸易摩擦正酣之时，却出现了“中国邀外资共造世界级芯片产业，美媒：这一举动令人意外”的报道，这说明就连美国人都对这种买办思维惊诧莫名。这种洋教条还将民营经济因外需大幅下降和外资在价值链中高端对其转型升级的全面压制而导致的困难嫁祸于国有企业，主张取消所有制分类，主张取消中央政府对资源配置的领导作用，主张全面实施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这实质上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诱使中国放弃独立自主的改革开放道路，将中国经济变成美国的殖民地。

  

这种洋教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经历了诱发、接受和流行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因错误认识为洋教条提供土壤的诱发阶段。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由于将建国后三十年因高度集中计划体制的僵化和频繁的政治运动导致中国技术进步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归罪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从而导致了“自力更生”被当作落后的东西而抛弃（至今许多国人仍不了解：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大国的崛起走的都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完全依靠“引进”来实现技术进步被当成“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汽车工业走上组装外国产品的道路、大飞机下马、国防工业被严重削弱和放弃集成电路的研发等一系列事件就因这种错误的认识而相继发生了。因此，“中兴事件”的爆发在三十多年前就已命中注定：由于我国在1984-1985年彻底放弃集成电路的研发和大力削弱国防工业，决定中国集成电路命运的“黄金二十年”就这样被完全错过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三十多年过去后，集成电路已从中国有可能实现技术经济“蛙跳”的前沿产业变成了传统产业，现在再实现技术追赶是何等的艰难！

 

20世纪90年代是洋教条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是一个全面接受“比较优势”的洋教条和新自由主义日益流行的阶段，从而导致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全面推行和“用开放倒逼改革”口号的流行。“以市场换技术”的结果必然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使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支配中国经济的乐园；“用开放倒逼改革”的思维是丧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突出表现。

 

洋教条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新自由主义妄图洗脑中国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世界银行原行长佐利克在2010年主导完成的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该报告提出“政府需要退出对生产、分配和资源配置的直接参与”，在其英文版中主张“国有企业产出占全国GDP的比重，应从2010年的27%减至2030年占10%”。仅以政府的经济作用而言，如果读一读笔者的《开创大变革时代国家经济作用大讨论的新纲领》，那么，美国历来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按美国所说的去做，不能按美国所做的去做”的目的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美国的保护主义本应是对中国新自由主义（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等）洋教条的沉重打击，但在中国反而却成了其泛滥的温床，成为中国国内买办利益集团与美国反华势力里应外合的契机，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中国长期流行的买办主义文化和买办主义经济学，外因通过内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我国长期流行的“在华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这种谬论不仅无视最基本的常识，侮辱中国经济学家的智力，而且也是在为近代史上中国的买办文化和买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招魂。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列强正是通过《马关条约》使其在华直接投资（资本输出）取得了法律上被认可的地位，从而导致了旧中国殖民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按照中国新自由主义“在华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的洋教条逻辑，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岂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福音？中国革命岂不成为历史的虚无？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这种洋教条在中国野蛮生长，一直没有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正视和抵制，从而最终导致了新自由主义因美中贸易摩擦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泛滥，这不仅使我国再次丧失了转型升级的重大历史机遇，而且也使美国战略家有可能达到对中国发动经济战的真正目的——将贸易摩擦作为中国新自由主义泛滥的强大推手，通过中国国内的买办利益集团将中国推向其经济殖民地的深渊。打掉“中国制造2025”并不是美国对华发动经济战的最终目的，通过中国国内的买办主义势力掀起新自由主义泛滥的狂潮，打掉中国国有企业，将中国国内市场彻底演变为外资和美元霸权支配的天下才是其真正的最终目的。中国买办主义势力掀起的这种新自由主义狂潮本质上就是要迫使中国走上买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走上拉丁美洲的外围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曾记否？从鸦片战争一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难道不正是当时信奉自由主义教条的买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使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的百般奴役之中吗？

 

明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和新中国建国七十周年。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要指出，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两面大旗，这就是民主和科学，但我认为这种理解是非常片面的。很显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包括1919年5月4日爆发的要求严惩北洋买办官僚的伟大爱国主义运动。青年学生们打出的“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在本质上是什么？它难道不是要求民族独立和“挺起中国脊梁”的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大觉醒吗？它难道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强音吗？

 

正是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这种大觉醒才将发端于《新青年》杂志创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向了高潮，从而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一面值得大书特书的旗帜，这就是“中华民族”，这是一面民族国家意识大觉醒和挽救民族危亡的大旗。固然，五四运动并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解如果缺席了“民族”这面大旗，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为什么能够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纲领，也就无法理解打倒帝国主义为什么成为中国革命的巨大推动力，正是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大旗为其奠定了思想和行动的基础。

 

如果没有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哪会有中国人民的民主和科学？正如郭沫若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科学的春天》中指出的，“在旧社会，多少从事科学文化事业的人们，向往着国家昌盛，民族复兴，科学文化繁荣。但是，在那黑暗的岁月里，哪里有科学的地位，又哪里有科学家的出路！科学和科学家，在旧社会所受到的，只不过是摧残和凌辱。封建王朝摧残它，北洋军阀摧残它，国民党反动派摧残它。我们这些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人，喊出过发展科学的口号，结果也不过是一场空。”因此，在笔者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三面大旗而不是两面，这就是“民族、民主和科学”，而且“民族”是第一面大旗。在此，笔者郑重地对中国社会科学界、知识界等提出建议，在明年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时，将“民族、民主和科学”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三面大旗而纪念。

 

各位代表和同学们，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的产儿，它在诞生之后不到两年就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显而易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代史的必然选择。1949年之前，共产党和国民党之争的焦点之一就是中国应该走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还是走国民党的买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目前的中国，新自由主义和买办主义的合流已经对我国改革开放的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害。但是，中国人民决不答应洋教条所鼓吹的买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的肌体也决不容被买办主义的病毒所侵袭。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中国的买办主义势力借美中贸易摩擦之机在中国掀起的新自由主义泛滥狂潮。为此，我们必须高举五四新文化运动“民族、民主和科学”的三面大旗，清除买办主义势力和新自由主义洋教条在中国的恶劣影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向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和新中国建国七十周年最隆重的献礼！

【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本文为作者在2018年11月11日在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26届年会上的大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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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戳穿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神话，开创国家经济作用大讨论的新纲领

——《企业家型国家：破除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神话》中文版序（节选）

 

马祖卡托的新著可以给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许多启示，但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简单地提出三点。

第一点是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或者说创新政策问题是产业政策讨论的核心问题。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经济理论界对产业政策问题的争论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产业政策的争论被研究“发展型国家”的学者所主导;第二个阶段是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到2006年的沉寂时期，在这个时期，学术界主流的观点多对产业政策持负面评价;第三个时期是从2007年至今，其重要的特征就是演化经济学对产业政策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2007年，著名演化经济学家苏特提出,创新政策将成为产业政策研究的核心问题;(Luc Soete, 2007)赛默里、多西和斯蒂格里茨出版了相关专著。(Cimoli M., G. Dosi, and J. E. Stiglitz, eds. 2009)但除了个别学者外，目前国内学者对产业政策的争论几乎从不知晓国际学术界在过去十年中的这种新进展，笔者希望马祖卡托的这本著作能对这种产业政策的争论有所触动。

第二点是美国“企业家型国家”的真相再次证明了赖纳特和笔者在多年前就已倡导的经济政策制定格言的正确性：“按美国所做的去做，不要按美国所说的去做”，我国必须奉行独立自主的国策。在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上，我们必须透过美国政府和学术界的花言巧语以及主流的自由化理论去考察美国的现实实践，在美国,对创新的各种各样的支持比其他国家要多得多,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几乎支持了所有重大的科学技术领域，但其政府和学术界却一直向别的国家宣传自由竞争和反对政府干预的学说，这种状况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严重的误导，因此，“按美国所做的去做，不要按美国所说的去做”仍是我们需要牢记在心的经济政策格言。在这方面，我国“两弹一星”计划的成功经验值得总结，该计划出台的时间不仅早于对美国“企业家型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成立，而且也是不亚于美国“企业家型国家”成功的典范，但非常可惜的是，“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在改革开放后并没有发扬光大，我国在这方面非常值得反思。

第三点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美国“企业家型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对我国创造“新型举国体制”提供的重要启示和借鉴。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新发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提出，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协同攻关，加快突破重大核心技术，开发重大战略性产品，在国家战略优先领域率先实现跨越。与计划经济体制下“两弹一星”的“举国体制”存在差别，我国如何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在这方面，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例如，我们需要对东亚发展型国家、我国“两弹一星”的创新体制(我国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同样可以称作是“发展型国家”)和美国的企业家型国家(也有学者称之为“新发展型国家”)进行比较研究，以充分利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如，马祖卡托在谈到“投资风险社会化而投资收益私人化”的解决方案时提出了三种措施，但没有提出另一种很重要的措施——也就是通过国有企业解决这一问题。国有企业不仅可以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充分发挥创新先锋的作用，而且，还可以作为国家创新意志的政策工具发挥更大的作用，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对我国国企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在这方面，《企业家型国家：破除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神话》一书具有很重要的启发价值。

毋庸讳言，马祖卡托的这本新著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中最大的不足是对我国风能和太阳能产业研究的不深入。这也难怪，该书有关绿色工业革命和风能、太阳能的第6-7章是在出版前在原来电子版基础之上临时新增加的，研究不深入也情有可原。但马祖卡托对我国风能和太阳能产业研究的不深入却反映出，她对笔者所关注的新国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能否取得成功具有决定性影响缺乏研究，因而注意不到我国风能和太阳能产业政策存在的严重缺陷。

在旧国际分工之下，李斯特有关“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的国家致富原则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当时的工业价值链在国际上还没有分解，抓住了工业也就抓住了价值链高端。但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新国际分工条件下，李斯特的国家致富原则不再成立，因为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或服务业，新国际分工主要表现为价值链的高端和低端的分工，只有抓住各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发展中国家才能像历史上的发达国家一样取得成功，因此，笔者提出了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国家致富新原则：进口价值链低端产品，出口价值链高端产品，产业政策的目标在于保护本国的价值链高端。(贾根良等，2015)

但是，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却是从价值链低端参与新国际分工的，相关产业政策也是鼓励参与这种新国际分工的，对其价值链高端缺乏保护，这不仅与新李斯特国家致富新原则背道而驰，反而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使我国更有可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而不能自拔，这是我国在太阳能和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实施的产业政策之所以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贾根良，2013)也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出现大量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这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产业政策的制定是基于那种经济理论，是基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理论，还是基于笔者的新李斯特经济学?马祖卡托所研究的美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处于新国际分工的价值链高端，比较优势理论适合其国情，但美国却从没有实施过真正的自由贸易。然而，对于我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面临着如何创造高端价值链的问题，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理论都不符合国情，国家作为风险承担者和市场的创造者，其产业政策应该定位于保护和扶植高端价值链，而不能像我国的产业政策那样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价值链低端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控制的价值链，致力于为发达国家的价值链高端开拓中国市场。由此看来，我国不仅需要美国的“企业家型政府”，更需要笔者的新李斯特经济学。在我国，“企业家型国家”只有建立在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国家致富新原则之上，才能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 Anonymity：Professor Mazzucato delivers prestigious Raúl Prebisch lecture and meets President of Argentina.University of Sussex.c2017[2017-2-13].http://www.sussex.ac.uk/spru/newsandevents/2016/talks/prebischlecture.

[2] Cimoli M., G. Dosi, and J. E. Stiglitz, eds: Industr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abilities Accumul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 Luc Soete: From Industrial to Innovation Policy, Journal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 Trade, 2007, 7(3).

[4] Mariana Mazzucato: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mos, London, UK. 2011.

[5] Mariana Mazzucato: From market fixing to market-creating: a new framework for innovation policy,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2016, VO L. 23, NO. 02, 140–156.

[6] Michael Jacobs and Mariana Mazzucato: Rethinking capitalism: economics and policy for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Wiley-Blackwell,2016.

[7] William Lazonick: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Lessons from the Advanced Economies, UNU-WIDER, Discussion Paper No. 2008/01.

[8] 埃里克•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等译，贾根良审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9] 弗雷德·布洛克：《被隐形的美国政府在科技创新上的重大作用》(上、下)，《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6期和第7期。

[10] 贾根良：《评佩蕾丝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2期。

[11] 贾根良:《取消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堪比近代史上关税自主权的屈辱丧失》，中华网论坛2011年8月4日[2017-2-13]，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29/33/11/1_1.html

[12] 贾根良：《我国为什么不要急于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期。

[13] 贾根良：《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关键在于发展模式的革命：我国光伏和机器人产业的案例研究与反思》，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年第5期。

[14] 贾根良等著：《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5] 贾根良：《我国应该加强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1期。

[16]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企业家型国家：破除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神话》，王中华、封岩译，贾根良校，商务印书馆，2017。(因故不能出版了)

[17] 佚名：《罗德里克：从福利国家到创新国家》，参考消息网2015年1月23日[2017-2-13]，

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5/0123/638820.shtml。

注释：

[①] 积累体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一个概念，其核心思想是长期的相对快速和稳定的经济扩张需要一个有效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包括劳资关系、生产组织结构、政府与市场关系、创新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如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黄金时代”的福特制积累体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是“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时期，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这种积累体制的危机，现在正处于其瓦解和新型积累体系的探索阶段。

[②] 笔者将在《长期停滞还是黄金时代?——世界经济前景与我国的战略抉择》等论文中继续介绍和引用佩蕾丝的研究。

 [③]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企业家型国家：破除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神话》，王中华、封岩译，贾根良校，商务印书馆，2017。

 [④] 这个电子版是作者为英国智库(DEMOS)撰写的，请见Mariana Mazzucato (2011)。

 [⑤] “劳尔·普雷维什纪念演讲”是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委会为纪念其第一任执行秘书和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普雷维什百年诞辰的2001年设立的。

 [⑥] 为了与目前国内的西方经济学(其代表是大学经济学教育中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相区分，笔者提出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用来表示一种与“西方经济学”相对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它包括目前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中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各流派，请参看贾根良(2017)。

 [⑦] 值得说明的是，美国政府的这种干预主要是在联邦政府的部委层面进行的，从而保证了在全国实施统一的产业政策，这与我国因地方政府竞争导致中央统一的产业政策每每落空并导致国内市场分割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本来，马祖卡托的这本著作的书名译作“企业家型政府”可能更为合适，但推崇我国地方政府竞争的一些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其危害，已经将其称作是“企业家型政府”，为了与之相区别，本书书名译作了“企业家型国家”，因此在行文中，笔者有时也使用“企业家型政府”代指“企业家型国家”。

 [⑧] 埃里克·赖纳特著：《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等译，贾根良审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页。

[⑨] 埃里克·赖纳特著：《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等译，贾根良审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页。

【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