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炳祥：两个“决不会”的真谛在哪里？—

屈炳祥：两个“决不会”的真谛在哪里？——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阐释

点击：作者：屈炳祥来源：“察网智库”微信公号发布时间:2018-09-17 08: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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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经典名句。对此，人们习惯于将这其中所蕴含的深邃思想称作两个“决不会”的科学原理。长时间以来，由于人们在学习和研究中缺少了马克思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始终未能对之给予正确理解与把握，因而也就始终未能摆脱它的困扰。研究发现，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人们对与之相联系的两个关键问题未能作出正确回答。第一，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与更替，包括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变革中到底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还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第二，在社会发展与更替，包括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变革中所需要生产力到底有没有一个量的规定，如果有，那么它到底是当时社会发展中那个最高水平的生产力，还是一个极富弹性的生产力？本文试图对这两个问题作出尝试性说明，以求给两个“决不会”科学原理一个合理的解。

一、引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著作中一篇极具科学价值的经典文献。在这篇文献中，马克思不仅向一切关心政治经济学的人们讲述了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因、经过以及为之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尤其是在此郑重推出了他在其研究中所得到天才发现，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缔造者列宁的说法，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作的“完整的表述”[1]58与“周密说明”。[2]37

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及世界观的发现，不仅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确立了总的指导思想与科学的方法论，而且同时也为马克思哲学科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开辟了新的境界。此外，它还为那些除自然科学之外的所有社会科学的革命性变革提供了唯一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1]68它的确立，消除了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一切缺陷，实现了社会科学的深刻革命。[1]14、68因此，自从“序言”诞生以来，它就一直是所有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志士仁人热读的经典文献。

马克思指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3]26 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今天，无数事实都表面，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是艰苦的，不仅需要付出极高的智慧，而且还需要付出极大的艰辛；同样，接受真理、把握真理也不容易，一样也得付出艰辛与劳苦。因而，如果没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那种精神、勇气与毅力，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探求与发现真理的，同样也不可能接受与把握真理。过去的事实是如此，如今的现实也是这样。

“序言”一文从诞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50多年的时间，在这150 多年里，人们对它的学习与研究可以说是一天也没有中断过，但是，人们对它的认识与理解却仍然没有达到马克思思想应有的那种科学程度。不仅如此，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还可以说是大相径庭，相去甚远。

二、既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新话题

众所周知，在“序言”一文中，除了关于阐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那一段经典论述之中，有两句极为精彩的话，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关于两个“决不会”科学原理的表述。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 就是这两句话，对所有学界朋友来说虽然早已是烂熟于心、没世不忘，但却一直被误读与误解，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本意。真给人有一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感觉。

在主流媒体或主流学者那里，它一般都被理解为不论是一个旧社会的灭亡，还是一个新社会的诞生，都必须以生产力的足够发达为前提；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就现代社会而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诞生必须有以资本主义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做基础，否则，资本主义将永世长存，社会主义的诞生也将遥遥无期。不然，社会主义就是早产儿，不合时宜。

像这样来理解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科学原理的现象，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不论是在中国或是在外国，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太远的不说，只是请回顾一下上世纪初在俄国发生的以列宁为首的联共（布）中央与以普列汉诺夫、尼·苏汉诺夫等人为代表的孟什维克围绕10月革命而展开的一场争论。

1914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举世闻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的沙皇俄国也被卷入了这场战争，后因沙皇政府腐败，加上国力不足，历时不久就被西方列强打败。此时，国内新生的资产阶级欲乘此机会发动政变来取得政权。另外，由于战争的破坏，使国内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人民生活极端困苦。这时的俄国已经是内外交困，处于各种矛盾的焦汇点上；同时，当时的俄国也是处于国内外反动阵线的一个最薄弱的环节上，因为当时大战正酣，西方列强无暇顾及俄国，正好为联共（布）领导人民推翻沙俄政府，赢得社会主义留下了十分难得的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将在“一切文明国家”（至少是在那些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取得胜利的预言，而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新思想、新观念。因而，他坚决主张利用战争造成的有利形势，不失时机地将“毫无出路的”、“十倍增强了的工农的力量”引导到推翻沙俄，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新国家的轨道上来，一举完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任务。然而，列宁的这一主张却遭到了普列汉诺夫和苏汉诺夫等一大批人的反对。

普列汉诺夫本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联共（布）的前身）的创始人之一、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但是，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就开始与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转向了孟什维克主义，成为孟什维克的一位代表人物。他对10月社会主义革命一直持反对态度。在10月革命之前，他就认定俄国社会生产力落后，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10月革命胜利之后，他又指责俄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是“活不成的”。可见，这位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如此的粗俗与肤浅。

此外，孟什维克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尼·苏汉诺夫也与普列汉诺夫一样，坚决反对10月社会主义革命。针对十月革命，他不惜出版了7卷本的《革命札记》一书，认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度，”因而斥责10月革命搞早了，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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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列宁发表了一系列光辉论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与坚决斗争。首先，他指出：第一，既然帝国主义大战已经为我们创造了这样有力的客观条件，并且“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5]358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抓紧时机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呢？

第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除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俄国是一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的国家”，它的发展“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然而，“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既然如此，那我们何必还拘泥于所谓“以前西欧各国革命”的“一般规律”呢？[5]357、358

第三，“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这里的“文化”，不仅指观念形态的文化，而且还包括被物化了的或具有物质形态的文化，即生产力。笔者注）......，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5]359列宁的这些批判深刻有力，充满了辩证法。事实表面，列宁的思想、主张是非常正确的，也是完全符合马克思思想的本意的。这也为尔后历史所肯定。

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中国也枚不胜举。比如，在我们建国之初，当推翻三座大山之后是暂时停下来先搞一段资本主义、待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之后再进入社会主义，还是直接凭借新生的国家政权改变旧的社会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所需的新的经济基础，然后在新的生产关系的保护与指导下发展生产力，为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完备的物质技术基础？这是摆在刚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全体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面前的两条完全不同方向的发展道路。在此面前，我们到底该作何种选择？

当时，在作何种选择的问题上，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严重的思想分歧与斗争。这里，有人提出在民主革命成功之后不要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要先“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并且使之得到巩固，等生产力有了充分发展之后再来搞社会主义。

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这种主张，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第二种发展道路，并且旗帜鲜明地对上述主张作过严厉批评。他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他进一步指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另外，毛泽东还对与“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相关的所谓“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说法作了批评。他指出：“‘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最后，他明确指出：“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6]81-82毛泽东在对此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抓紧恢复国民经济，紧接着开展全国范围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及时将我国引导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事实表明，毛泽东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学活用活的人，他没有拘泥于所谓社会主义必须以资本主义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为基础的训诫，而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突破了两个“决不会”的所谓困扰。

尽管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选择是英明的、正确的，但是，作为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却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从新中国创立到改革开放，虽说过去了几十年，但总是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此发出质疑，把当年普列汉诺夫质疑俄国10月革命的荒谬理论拿来非难、否定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必须以资本主义现代大生产为基础，必须是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否则，就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科学原理。

中央马克思主义文献编译局李惠斌先生2008年10月27日在《北京日报》发表一篇题为《对马克思关于“私有制”、“公有制”问题的再解读》的文章，其中说道：“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公有制是以资本主义大生产为基础的一种现代财产占有方式。马克思甚至讲的更加明确，他认为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是资本主义为未来社会准备的一种所有制方式，这就是‘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没有现代化大生产，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产生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形式的。”这就是李惠斌先生是对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科学原理的理解。

然而，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典型的误解。它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原著的本意，重复了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错误。但是，这种认识，虽说是一种典型，但是，又非常普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反映了我国学术界的一种主流认识。

这样看来，到底如何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科学原理，既是一个困扰我们多少代人的老问题，也是一个我们现在每天都要面对的新问题。今天，在全党进一步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时候，不可不从根本上将这一问题予以解决。否则，真不知道它还会困扰我们多少年。这是所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们都不愿意接受的。

三、既是一个真问题，也是一个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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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科学原理，为什么成了一个既是困扰我们多少代人的老问题，也成了我们现在每天都要面对的新问题？这个问题到底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一个伪问题？笔者认为，这既是一个真问题，也是一个伪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对如下两个问题作怎样的回答。

第一，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与更替，包括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变革中到底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还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

第二，在社会发展与更替，包括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变革中所需要的生产力到底有没有一个量的规定，如果有，那么，它到底是一个确定的量，还是一个不确定的量？或者说，它到底是当时社会发展中的那个最高水平的生产力，还是一个极富弹性的生产力？

如果对这两个问题能作出正确的回答，那么它就是一个伪问题；否则，它就是一个真问题。长时间以来，它之所以成了一个既是困扰我们多少代人的老问题，也是我们现在每天都要面对的新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未能对之作出正确的回答所致。

以下，笔者综合马克思、包括恩格斯的整个思想，就这两个问题作番尝试性说明，以期求得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第一，关于“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与更替，包括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变革中到底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还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的问题。

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在其自身发展的长河中，它的任何一种发展与任何一次更替，生产力或物质资料生产的水平总是起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的，是推动社会发展与更替的根本动力和终极原因。这种作用是独一无二的，是社会的任何其他因素都无法替代的。

然而，他们还认为，尽管生产力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但是，仅有生产力的因素是远远不够的，即使它再先进、再完备也无法实现社会的发展与更替，特别是社会的更替。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更替，并不是如寒来暑往、四季更新那样一种纯自然的演化，而是一种能动的社会变革过程，因而，它决不是社会某一因素、尤其是像生产力这种具有较多自然属性的物的因素的单独作用就可以促成的，而是需要社会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才能实现。

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等等。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尤其是其变革与更替就更是“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的结果了。[7]460-461 这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格外重视阶级斗争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就是那个代表新生产力与新生产关系的无产阶级队伍的成熟程度及其对资产阶级的自觉斗争。

对此，恩格斯指出：“我们只要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一般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劳动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动。或者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再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7]490-491

这表明，社会的发展与更替，仅有社会生产力的作用是绝对不够的。不然，那19世纪的大英帝国和当今世界上的美国早就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了。然而，生产力如此发达的国家至今却还处在社会主义大门之外。这是为什么呢？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还缺乏生产力之外的上层建筑诸方面的变革，尤其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有组织的、自觉的政治斗争。

不仅如此，事实还表明，社会的发展与更替，不仅少不了生产力之外的上层建筑诸方面的变革，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它们还起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革命的辩证法大师毛泽东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这样是否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之嫌呢？对此，毛泽东回答道：“没有。”“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8]325-326

事实正是这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19世纪20年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就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已经成了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基于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也作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的科学预言。[3]831-832

但是，时至今日又过去了差不多两个世纪的时间，他的预言还没有在这世界上的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成为现实。这难道说是马克思的预言错了吗？笔者认为，不是。

马克思的科学预言仅是理论上的一种说明，即一种抽象推理，或者说纯粹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角度考察得出的结论，而没有考虑到社会上层建筑的诸因素的变革，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这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虽然也提到了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与反抗，但是，这仅仅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3]831 还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领导，更没有革命理论的武装与指导。所以，在这些国家至今还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那种美好现实。

这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的灭亡与社会主义的诞生仅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永远不够的。除此之外，还必须有社会上层建筑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特别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革命斗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是绝对不能缺少的。

第二，关于“在社会发展与更替，包括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变革中所需要生产力到底有没有一个量的规定，如果有，那么，它到底是一个确定的量，还是一个不确定的量？或者说，它到底是当时社会发展中最高水平的生产力，还是一个极富弹性的生产力”的问题。

马克思根据他亲自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坚信“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但是，这个“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即生产力到底有没有一个量的规定，这个量到底又是一个怎样的量或多高的水平？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就在我们引文的后面紧接着作了清楚明白的说明，遗憾的是人们对此没有作出应有的反映，更不用说把握其中的真谛。

马克思如是说：“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4]9 在这里，马克思如此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个“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它存在的物质条件”既可以是那种“已经存在”或成熟的生产力，也可以是那种还“在形成过程中”的所有级别的生产力，并不一定是100%，也不一定是90%或80%，或许只是50%，甚至比这更低。至于到底是多少，马克思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规定，而只能由决定社会变革的诸种因素的对比关系来确定。可见，这是一个极富弹性的可变量。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认识作基础，所以马克思在其晚年创造性地提出了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行社会变革，实现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理论。他在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写信，对他关于“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努力的看法作了说明。

首先，他针对俄国思想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的疑虑，表示“同意”他的后一种意见而反对前一种意见。

他明确指出：“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即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笔者注），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9]129

后来，即1881年2、3月间，马克思又在给俄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女活动家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的回信中对此作了进一步说明。他指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9]435-436

当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也只是一种可能性，而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仍然需要社会革命来推动。他指出：“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9]441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得到了恩格斯的赞同与支持，并且还进一步认为，即使是那些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征服的更为落后的国家，只要有有利的国际环境，它们也一样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他指出：“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做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自动地跟着我们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至于这些国家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10]535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恩格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必须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在没有可靠的社会实践与成功经验之前是不会仅凭个人主观想象来胡说一气的。

实践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离世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先后就有了列宁领导的俄国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这些国家，原先都不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比如，俄国就是一个刚刚推翻沙俄统治才几十年的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封建农奴制仍严重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生产力也相当落后。

我们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新中国创立之前，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封建、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国家，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的近代工业只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远远没有达到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水平与广泛程度。然而，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凭借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确把握与熟练运用，并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带领亿万人民大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行社会变革，在这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新制度，再一次创造了人间奇迹。

四、简短的结语

综上所述，一个旧社会的灭亡和一个新社会的诞生，包括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崭新变革，先进生产力的作用是重要的，它起着“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它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任何社会的发展与更替，包括现代社会，除了生产力之外，还要有上层建筑诸因素的作用，尤其是阶级斗争的作用不可或缺。不仅如此，在一定条件下，社会上层建筑诸因素还起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

可见，那种把先进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发展与更替的唯一因素的思想认识和理论主张是片面的，站不住脚的；那种只有等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达到100%的完善程度时才能进行社会革命、建立新社会制度的思想认识和理论主张是错误的，有害的。

我们这样来理解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的科学原理，并不违背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科学原理，恰恰相反，它正好是马克思这一科学原理的正确运用。这样，正好避免了机械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真正贯彻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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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诞生到现在，10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在这100多年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科学原理就一直困扰着他的后继者，包括今天世界上一直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我们的所有认识（少数例外），不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在这两个方面犯了错误，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的唯物论与辩证法。

必须明白，马克思的唯物论与辩证法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实事求是”。笔者注）。整个说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1]293我们的经验教训恰恰就在于少了这种“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科学头脑与“实事求是”务实精神，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行动的指南，而是当成了僵硬的教条，并且在长时间内不认识，不觉悟。

古人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说明坏事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变成好事的。只要我们认真读好马克思主义的书，将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既要弄懂其一个个具体原理，又要从整体上把握其精神实质，还要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使我们的头脑多一些唯物论与辩证法，确实将过去的经验教训变成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样，我们就一定会变得更加聪明、更富有智慧，进而也就一定能开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获得新知识，赢得新进步。

参考文献：

[1]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列宁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

[5]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6]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

[8]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

（作者系武汉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来源：“察网智库”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