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救中国，就只能靠凝聚起工农大众的力量，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如此才能为中国的实业开辟光明的前景。“资本浪漫主义”文艺不了解或故意忽视了这一历史逻辑，所以他们的故事就总是虎头蛇尾，讲着讲着就讲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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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位学者曾这样感叹，今日中国很像十八、十九世纪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欧洲。

这个判断，如果单从财富快速积累、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人欲横流等角度上来看，我是同意的；但如果从文学／文化的角度上来看，我就不能同意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在19世纪的欧洲，主流的文学流派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广阔而深刻、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欧洲的社会风俗、人情、国民性和阶级矛盾等，深入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童话，把人间的一切苦难，都形象且淋漓尽致的昭示给了读者。

尽管他们的出发点仅仅是改良资本主义制度，但对现实的强烈批判，则在客观上表达了广大人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和抗议。

所以，高尔基曾经高度评价它为“十九世纪一个主要的，而且是最壮阔，最有益的文学流派”。

比如，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深刻地揭露了金钱统治所造成的种种罪恶。

其中，《欧也妮·葛朗台》写出了葛朗台这个资产阶级暴发户一生的历史，活化出葛朗台极其贪婪、极端吝啬“守财奴”的典型性格，无情地嘲弄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再比如，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则真实地展现了社会的黑暗，鞭笞了所谓“慈善机构”虐待儿童的罪恶，抨击了当时的“新济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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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目前的中国，虽然正在经历着和十九世纪的欧洲相近似的历史进程，然而非常令人不解的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主流却几乎连影子也看不见。

看到的则是笔者称之为“资本浪漫主义”文艺的东西（当然由于技术的进步和观众欣赏习惯的改变，诚如一位论者所言，长篇电视连续剧已经取代了长篇小说）。

比如，《红顶商人胡雪岩》、《钱王》、《天下第一楼》、《白银谷》、《龙票》、《大宅门》、《大染坊》、《乔家大院》、《走西口》、《闯关东》、《新安家族》等等……

与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那些贪婪、吝啬、狠毒的主角不同，中国的这些“资本浪漫主义”电视剧故事的主角，个个都是义薄云天的商业英雄、财富英雄，甚至是民族英雄。

他们投身于商界、实业界的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发家致富，而是为了扶贫济困、造福乡里、兼济天下，甚至干脆就是为了振兴中华。

对他们的塑造，完全遵循了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注释]，毋庸讳言，“资本浪漫主义”文艺的特点在于美化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赋予了他们推动历史进步、挽救民族危亡的色彩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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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以新生的资产阶级为主角，人物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

美国学者汉德森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

要理解“资本浪漫主义”作品，也应该从今天这个“讲述神话的年代”开始谈起。

这40年来，总的来看是以市场化、私有化为取向，在这一个过程中，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又再次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

虽然和国际资本、买办资本相比，他们仍然弱势，但和原来的公有制经济相比，他们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

在政治上，他们也早已不复当年吴下阿蒙，脱帽加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并被特许代表先进生产力。

 “资本浪漫主义”文艺系列的影视作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和19世纪欧洲的知识界、文化界对精明势利的新生资产阶级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不同，中国的知识界、文化界对他们是高度认同的，“人间正道私有化”可以说是中国主流知识界、文化界的基本共识。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是在这个“新阶层”身上，寄托着中国主流文化界推动中国社会向西方模式转型的希望；

其二是知识分子在经济上的依附性所决定的，这一点同样毋庸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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