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近代以来饱受外来侵略、灾难深重的中国实现了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从一穷二白到富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并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的伟大飞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成功,不仅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极大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影响力,同时也使得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巨大发展,不断开辟出新境界、开创出新形态。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和近代以来的中国是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命运共同体。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维系这个命运共同体的一根红线,是我们对于马克思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的真正继承。今天,必须在这一理论站位上才能真正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把握时代问题、阐发时代精神、引领时代潮流,既是马克思主义始终具有强大真理力量和生命力的原因,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历史和理论逻辑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对任何思想的认识和评价都依据于它对其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及其特征的把握程度,而对时代、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的科学把握,则是马克思和他的继承者们在思想上一脉相承的特点。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梅林曾深刻指出,对于马克思伟大思想的出现,在过去的时代就是最天才的头脑也不能把它硬想出来,只有在人类历史的一定点上才能揭穿它的秘密。(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因此,认识马克思,必须认识产生他的那个时代;评价马克思,必须着眼于马克思对于时代的把握;继承马克思的精神财富,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科学把握时代的立场观点方法。
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显著时代特征是两大革命交替、两大思潮交汇。具体地说,当时还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但现代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步入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并展现出日益强劲的发展势头。与此相应,代表新兴资产阶级思想成果的古典思潮风头正劲,支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历史视野,而代表早期工人阶级不成熟状态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也应运而生,开拓了人们的思想空间和探索路径。伴随着时代的大变动,是历史场景的快速切换,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困难挑战层出不穷,出路前景迷雾重重。所有的困惑集中在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两大悖论上:一是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贫困的空前加剧并存,二是物质财富的丰富多样和人的片面发展同在。尽管各种思想流派都贡献了自己的思考,但只有马克思解答了这一时代悖论。
把握时代的关键,在于破解“时代之问”。虽然对于时代的挑战人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感知,但是难在正确地提出问题。“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在马克思时代,“人的解放”已经喊了几百年,但都是空洞的幻想,脱离现实的口号,怎么才能转变为具有实践意义的时代命题呢?只有马克思以深邃的历史唯物主义眼光第一次提出,人的解放必须归结到无产阶级的解放,“19世纪革命的秘密:无产阶级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6页)无产阶级的解放因而真正成为人类解放的时代问题。
可见,把握时代的困难在于发现堪当大任的新阶级。在历史交替的大变动时代,发现新阶级并不容易。最为明显的是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及其引发的社会变革讨论,虽然已经引起了普遍关注,却未能跳出资产阶级社会私有制的狭隘眼界。马克思第一个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取代资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运动取代启蒙运动的历史趋势。马克思不仅从近代以来欧洲三大工人运动的历史考察中发现了现代无产阶级,不仅从亲身组织的国际工人运动中完成了同工人阶级的结合,更从巴黎公社的伟大革命中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确立了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无阶级社会的思想。
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页)从时代特征上看,我们确实正在经历类似马克思生活时期的历史场景,这就是“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当代世界呈现出深刻复杂变化的态势,充满着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远远超过人类应对挑战的共识,发展的机遇隐藏在层出不穷的挑战中,人类的共同利益分割在局部利益的凸显和冲突中,历史潮流在诸多逆流和漩涡的干扰下时隐时现。开放还是封闭,前进还是后退,人类面临着新的重大抉择。回答这些时代之问,必须不畏浮云遮望眼,善于拨云见日,认清世界大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判断时代潮流必须依据客观历史规律的观点,关于把历史潮流和它所包裹的外衣进行科学剥离的观点,关于依托新的社会力量推进历史潮流的观点等,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运用,为我们判断时代、认清时代潮流奠立了坚实基础。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是基于当代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对我国所处的新历史方位所作出的科学论断,同时也是基于当代世界格局和新秩序,特别是当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所作出的重大判断。
新时代所确立的历史方位,表明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正处在一个大转折的历史关头。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既有几千年光辉灿烂、从未中断的骄人历史,又有近代以来任人宰割、国破家亡的百年耻辱,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百年奋斗,终于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发生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巨变,必然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世界历史的进程。新时代所确立的历史方位,表明我们坚定不移地把和平发展视为当今时代的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表明我们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当代中国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主题,表明我们把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建立当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指导思想。对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与资本主义加以切割,在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和第三世界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一道发挥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主力军作用,促进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规则的建立等,都是引领时代潮流的创举。
二、确立以现代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历史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
历史总是人的历史,关键是谁创造历史,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如何认定。从世界观上看,归根到底是两种认定:一是个体主体,这种认定与人们的经验似乎吻合,人的存在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体。但是,生物意义上的个体并非历史活动的主体,只有在不断解决与自然的矛盾关系中,通过社会化过程才能形成历史活动的主体。从抽象的个体主体出发,从认识论看,肯定没有客观规律,即便有也不可知。因而历史的创造源泉最终只能诉诸抽象的人性,或所谓的“重叠共识”。而从政治实践看,把抽象的个人当作历史活动的主体,无论多么冠冕堂皇,最终必定是维护少数特殊个人的统治。二是确立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必须突破人民是个人的集合体、人民利益是个人利益相加这一错误认知,阐明人民作为历史活动有机主体的科学性。有了人民主体,历史才有客观规律可循,认识和掌握历史规律才成为可能。可以说,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对立,从根本上是两种历史主体的对立;唯物史观是人民史观,而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归根到底是个人史观。
确立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必须解决人民是如何创造历史的这一难题。利益是历史活动的动力,个人主体论和人民主体论分别依托个人利益和普遍利益,因此,解决人民创造历史的关键是阐明普遍利益的现实性。马克思的发现归结起来,就是指明在存在阶级利益对抗的社会,人类普遍利益唯一可能的现实形式是革命阶级的阶级利益。他的研究表明,历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史表明,任何一个试图领导革命的阶级,其阶级利益必然这样那样地和人类的现实普遍利益相吻合。充当解放者角色的“这个阶级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汇合起来,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作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3页)因此,人民和人民利益总是由先进的革命阶级代表的。区别仅在于作为剥削阶级的革命阶级代表人民是暂时的,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持久地代表人类的普遍利益,因而是唯一能够冲破资本主义狭隘个人关系的社会力量。
可见,马克思视域中的人民不是个人的集合体,而是以先进阶级为核心、劳动群众为基础、一切顺应历史发展的集团和个人为外延的有机整体。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上,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上才能理解人民主体,它包含大多数个人但不能归结为个人,它代表了大多数个人的根本利益但不能化约为个人利益。确立人民历史主体地位,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实现人类的真正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真理力量的根源所在。
中国共产党在今天的使命,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且要为世界人民谋和平发展。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这种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景紧密相连,而且把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紧密相连的追求,充分表明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初心”上就杜绝了宗派情绪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注定其要沿着人类文明大道不断开拓前行。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一党之私,也没有一国之私,是真正立足中国、胸怀世界的伟大政党。这一崇高的宗旨使命,不仅是我们能够奋斗不息的力量源泉,而且是我们坚信自己事业正义性的战略定力的坚强依托。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实践基础。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的执政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制度设计,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等等,有力保证了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在政策的具体实施上,在兼顾所有人利益的同时,突出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通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到2020年全部消除贫困人口;突出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锻造国之重器,坚决有效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等等。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坚持和创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正在走出一条打破“国强必霸”逻辑的强国之路。这一发展思维的特点就是,将他国的发展视为本国的机遇,将本国的发展转化为他国的机遇,在互利合作中实现共赢。实现这一发展思维,关键在不称霸、不以自我为中心、不偏执于一己之私、更不试图坐享其成。中国人民深知,天上不会掉馅饼,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历史的大变动和转折正是这样发生的。中国在自身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对世界的影响力、感召力也不断增强。“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这说明,只要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但能发展壮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12页)中国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央,既是体现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的重大事件,又进一步增强了和平发展不可逆的时代潮流。
三、坚定不移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和勇于自我革命的理论品格,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的生命之源,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创新、永葆活力,从其自身看,就在于具有自我革命的理论品格。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思想之初就提出,要体现彻底的批判精神,“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的集中表现。大家知道,马克思对自己的思想和著作总是根据实践的发展进行必要的修改,包括根据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根据古代社会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修改。历史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紧密联系。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是无产阶级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在马克思看来,“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3页)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因此成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基本遵循。由此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即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不会过时;同时坚信马克思主义要随着实践、时代、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这种科学态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先进性的理论源泉,确保了它们在风云变幻、道路曲折的革命实践中永立时代的潮头。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因为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由此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这也从根本上奠定了科学信仰和科学理论的内在统一,把坚定理想信念奠立在科学理论的武装上,把牢记使命奠立在完成使命的现实实践之中。从世界观上看,就是解决信仰和科学的统一,价值和真理的统一。我们事业的正义性来自科学性,它不仅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还是对历史客观规律的掌握;我们的顶层设计不仅要有历史和现实的依据,还要有科学理论的支撑;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不仅有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还有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支撑。
实现理想、完成使命,必须具备坚强的意志品质,因此必须自觉塑造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自我革命精神,习近平将其概括为把执政视为永远在路上的“赶考”。要求全党时刻不要忘记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干得怎么样,是否称职,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由人民评判、由历史宣告。这种评判不仅是严厉的,而且是持续更新的。只有清醒认识到,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着今后能够永远成功,过去的辉煌并不意味着未来可以永远辉煌,才能永远保持革命的精神。
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自我革命精神,集中表现在把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和勇于自我革命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有机统一起来,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我们党之所以具有其它任何政党、历史集团和圣贤精英都不可比拟的强大自我革命的动力,就因为这种动力不是来自抽象的道德律令或道德人格,而是来自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所必须战胜的种种艰难困苦的客观需要,来自领导人民实现伟大社会革命的党所必须具备的品格的内在需要。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制高点,我们就不会为眼前的成功所陶醉,也不会因各种风险挑战而转向;传承发展了5000多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肩负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厚望,我们就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和永不枯竭的创新源泉。
(作者:侯惠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讲席教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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