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呼唤新思维。国防大学研究员郭高民在其最新著作《无界战：我们正在进行的战争》中提出“无界战”这一崭新战争概念，系统回答了什么是战争、怎样看战争、战争怎么打等当今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作者认为，在信息革命不断突破“界”的局限的今天，人类再也不能将社会和战争捆定为“只有人类的社会”、“只有军队的战争”，而是必须把包括其他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机器人、人造人等在内的一切生命体都纳入战争视野，加以整体运筹和应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国际争端、生态危机及其他全球性问题有一个“左顾右盼”、“瞻前顾后”的战略选择，真正谈得上打赢战争！
　　
　　《无界战：我们正在进行的战争》引起广大网友高度关注与热议，还因为这本书注重用规律说话，使用了大量鲜为人知的考古资料、高科技成果，是一本很“悦读”的专著，读来令人不忍释手。
　　
　　作者也是一位经历丰富的军旅作家。他还先后参加1979年自卫还击作战、1986—1988年老山轮战。不少网友曾看过他的《从烽火台到卫星——战争中的通信》等著作，印象深刻。
　　
　　我们特编发部分章节内容，与广大网友分享。
　　
　　“赢”是一切战争主体进行战争的基本追求和最终目标。但在当今信息化、全球化战争平台上，它已经有了艺术境界上的不同，即农工时代那种为了赢可以不择手段的做法正在成为历史，取代的是遵从自然和社会法则而赢得完美无瑕。
　　
　　1、战争的核心功能：“控制”
　　
　　用哲学眼光看，任何生命体之间的战争都分为两个大的系统：认识系统与行动系统。认识系统主要由侦察力、决策力构成，对行动系统起主导、控制作用；行动系统主要由毁伤力、机动力构成，对认识系统起实证、促动作用。两者交互作用，构成战争的矛盾运动。
　　
　　与其他生命体之间的战争一样，人类战争两大系统的运行分为同步运行与异步运行两种形态，后者就像一个有智障、体障的人思维与行动不能协调一致那样。其演进是一个从游猎时代同步运行，到农工时代异步运行，再到信息时代同步运行的历史过程。当两大系统呈现为同步运行时，战争可控性突出，战争控制功能成为战争的主导性功能；反之，当两大系统呈现为异步运行时，战争不可控性突出，战争控制功能往往异变为战争一方对另一方的征服手段。
　　
　　在游猎时代，作为认识系统的人之大脑和作为行动系统的人之肢体加简单武器，高度统一于人的身体机能，同步发展于人的体能层面。因而，人类能够对自己的战争行动加以有效控制——人类之间的战争始终表现为非致命的仪式化战斗。其对战争行为的控制，除了作战工具杀伤效能低下之客观制约而外，很重要的还表现为人的“主观制约”。如在早期人类的概念里，作战中的氏族“代表”（武士）在碰巧杀死对手后，如果不立即退出战斗、接受“灵魂净化”，死者灵魂就会给他和家人带来不治之病。正是由于这种“两大系统”的同步制约，早期人类之间的战争始终能够被控制在某种理性底线之下，各战争主体也始终处于力量整体均衡状态，这个时代也因而得以如此长久——至少250万年的绵延。
　　
　　在农工时代，随着大量科技发明首先应用于武器装备杀伤力、机动力的扩展，行动系统日益“四肢发达”，而认识系统相对“头脑简单”；特别是到了机械化阶段以后，行动系统的杀伤力、机动力发生质跃——出现了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认识系统则没有发生相应质变——仍然是靠机械化而不是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来进行侦察和决策。因而，战争长期处于“战争迷雾”笼罩、无法有效控制的状态，往往一发而不可收——不仅曾滚雪球般滚起两次世界大战，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了核武器。而所谓战争控制，不过是用来对敌方实施战役或战略控制。正因为这样，这个时代也不能不如此“短命”——仅持续约1万年。
　　
　　在当今信息时代，认识系统发生质变——作为认识系统的信息系统日益广泛而深刻地“化”入并从而主导和全程控制作为行动系统的武器平台，其同步性已经发展到可以对战争全过程进行“预实践”（事先进行计算机模拟实验或兵棋推演）的程度。正是由于这种战争“预实践”可以让人们在实际开战之前准确判定战争的结局和代价，信息时代战争被赋予“控制的战争”等更具文明特征的名号。可以断言，随着信息化工具对人的认识能力与行动能力的不断延展和统一，人类战争“两大系统”的同步发展，最终会像游猎时代那样统一于人的身体机能或大脑机能——集中表现为人机统一的信息能；人类对战争的控制，最终也会像人的大脑导调自己的举止一样得心应手，始终将战争控制于理性底线之下。当下，在中国周边诸国领土争端中，之所以不仅大国对小国一再克制、没有动武，大国之间也是在争端升级到行将“冒烟”时不约而同地运用外交等手段加以降温、控制，寻求妥协办法，就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明白，在全球化平台上，各国利益一体化捆绑是一个什么概念，而大规模火力战争一旦爆发又将意味着什么；他们之所以在争端“冒烟”之前不断添薪加火、一味示强显硬，不过是为了营造最终更有利于己方的妥协条件而已。正因此，这个时代无疑还会像游猎时代那样长久绵延。
　　
　　人类战争控制分为零和控制与正和控制。零和控制是指在分球化平台上，战争主体把它作为一种制胜手段来使用，其作用对象是战争运行中的具体目标，最终表现为一方被另一方控制。正和控制是指在全球化平台上，战争主体把它作为一种力量制衡机制来运用，其作用对象是与战争运行过程有关的所有社会主体和要素，其最终指向是战争各方达成妥协并接受这种妥协原则的控制，正像拟议中的南海行为准则所表明的。
　　
　　信息时代战争日益表现出整体制衡特征。整体制衡是自然法则，因而也是社会法则。人类社会机制本质上是一个整体制衡机制，当一种制衡被打破时，另一种制衡就必然出现了。
　　
　　如果说信息方式是在游猎时代“战场透明”被农工时代“战场迷雾”取代之后为达成信息时代“战场透明”而出现的一种制衡方式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仍在持续作用的债务危机、“‘9·11’效应”、“维基揭秘”、“监听门”等现象，则是在“两超”制衡被“一超”独霸取代之后特为否定“一超”、托起“多极”而来。
　　
　　显而易见，在当今多极格局加速成形的态势下，各“极”都有能力通过虚拟作战（预实践）来决出“胜负”。因而，那些本可诱发毁灭性“世界大战”的火种，往往随着“胜”、“负”各方某种妥协的达成而魂飞烟灭。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几场所谓“局部战争”，之所以无一例外的都是“非对称”战争——形象地说，它们都是“大人”对“小孩”的“教训式战争”，根本在于，各“大人”之间的虚拟作战一再告知他们，这个世界已经容不得“对称”战争，因为那意味着整个人类世界的毁灭。正如基辛格在他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所指出：“武器的威力愈大，就愈不愿使用它”，“除了和平，别无出路”。
　　
　　应看到，随着人类利益关系一体化捆绑的日渐加深，战争之“双刃剑”特性日益突出，战争控制功能也日益成为信息时代战争的主导功能。美国人之所以不断在中国周边煽风点火的同时，又不断以“灭火者”的身份出面调停，是因为他们深知挥舞在自己手上的是一把“多刃剑”。亚洲多国之所以对美国“重返亚洲”之遏制中国意图保持警觉乃至明确表示反对，是因为人们深知，遏制了中国这个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最大市场，也就是扼杀了他们和整个世界的发展、稳定与安全，他们仅仅希望美国作为制衡力量而不是作为“遏制者”重返亚洲。只不过，美国人似乎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时代不同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游刃有余的那套“中立战略”，已经成为历史。因为在信息时代全球化条件下，不存在真正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即大家同时都是“鹬”“蚌”，又同时都是“渔翁”，无论怎样的“多败俱伤”都不可能给“中立”者带来当年那样的“成倍增长”。辉煌的历史往往成为继续前行的包袱。如果美国人果真是出于“遏制”战略而“重返亚洲”并继续制造所谓“可操控混乱”的话，那么，历史终将证明，那是美国人有史以来很少出现的战略不智当中最大、最具悲剧性质的不智。
　　
　　2、战争的基本方式：“无定”
　　
　　如同前述“微粒运动”与“颗粒运动”的往复转换那样，任何生命体之间的战争方式都是无定性与确定性的辩证统一，都是一个从无定方式到确定方式再到无定方式的历史过程。人类之间的战争也不例外。
　　
　　人类战争方式经历了一个从游猎时代无定方式，到农工时代确定方式，再到信息时代无定方式的演进过程。例如，在游猎时代全球化平台上，人类战争方式是以“居无定所，行无定式”的游猎方式为基本方式；在农工时代分球化平台上，人类战争方式是以“居有定所，行有定式”的农工方式为基本方式；在信息时代全球化平台上，人类战争方式正在复归于以新的“居无定所，行无定式”的信息方式为基本方式。
　　
　　倘若拿着“布朗显微镜”在宇宙这个大水塘边上观察信息时代人类战争，我们会发现，在世界的“液体”或“气体”中，昔日下沉的“颗粒”——国家性战争主体，今天正在逐步分解为“微粒”——非国家性战争主体，而渐渐“悬浮”起来、“永不停止地无规则运动”起来。经济战、网络战、“人民中间的战争”等如此，反恐战争也是如此。
　　
　　在过去一年，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战争种类正在兴起：微恐怖主义。它可以定义为小规模恐怖主义，其执行者选择的不是最大或最引人注目的行动，而是那些有望成功的行动&&微恐怖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它不是由高层指挥的，而是从下层兴起的&&这是他们称之为“千刀战略”的策略&&微恐怖主义把赌注押在了席卷世界的一股强大力量上：技术的民主化。我们在所有地方都看到力量正从大型机构向个人转移，技术让人们能够把这些机构的影响力转向他们自身，从而产生类似于柔道的效果。微恐怖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不对称，它利用了自身的“小”以及由此产生的难以发现或控制的优势。
　　
　　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技术的民主化”和力量由“大”而“小”的转移，如今各国都有点“四面楚歌”、内忧外患并存，一切皆在“无定”中滑行的味道。恐龙灭绝的另一种说法，是在其“大”得正可被它征服的对手灭绝之后，反被那些“小”得正好没办法对付的啮齿类动物吃掉了。美国之所以把它的安全威胁定位为“全球性威胁”，把它的国土安全战略调整为“全民反恐战略”，把它的战争概念定义为“长期战争”，原因恐怕就在于，它是当今世界唯一的“恐龙”。而眼下，它已经越来越深地陷入一种也许只有当年的恐龙才会有的恐惧之中：
　　
　　长久以来，盎格鲁－撒克逊语区的人们一直嘲笑德国人的恐惧感&&但近几年来，“恐惧感”几乎不知不觉地脱离了“德国人的”这个限定词。作为替代，目前一种不安情绪弥漫于美国&&他们不仅害怕恐怖分子，也害怕伊斯兰教和清真寺&&他们害怕印度，害怕自由贸易，尤其害怕中国&&美国人害怕联合国插手他们关切的事务。他们害怕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出口太多。美国人害怕非法移民，害怕华尔街。他们既害怕“无政府”，又担心国家没法保护他们。他们既害怕“变化”，又担心停滞。他们既害怕奥巴马更加奥巴马，又担心小布什重返政坛。
　　
　　现在的问题是，战争的表达方式变了，军队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方式并没有随之改变。我们这个世界，之所以给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离主义势力搅得不安全感加剧，而强大的安全力量又常常显得苍白无力——就连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战争机器和最完备安全机制的美国人也深陷那种“草木皆兵”（以至于不惜违反国际法和本国宪法，而对世界各国及本国公民采取种种监控手段——它好像在模仿历史上斯巴达人的统治模式）式的恐惧之中，除了前述的历史规定性而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安全力量的无定性日益增强，而军队和其他国家性安全力量的组织模式和行动模式依然囿于昔日庞大而笨重的“确定性”定式之中，致使上述三股势力得以用“小”的“无定性”钻“大”的“确定性”的空子（尽管美国以特种兵或特工为主体、在七八十个国家进行的“秘密战争”已经在“微型化”）。换言之，当今各国安全力量的组织形态和作战方式，基本上还是农工时代狭义战争观的产物，即它是“守株待兔”式的。而在今天这个一切都在面目全非的战争平台上，就连“兔子撞树”也成了一个与“树”同归于尽的概念，正像“人体炸弹”所表明的。
　　
　　上述不安全力量的无定性，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主体态的无定性——由哪些人组织、什么样的人参与作战行动，很难确定；时空态无定性——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恐怖袭击或“突发事件”总是在人们最料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发生；效能态的无定性——恐怖袭击或“突发事件”以何种方式、何种强度、何种社会效果发生，只有在它发生之后才能概略评估。这是个时代性问题，即它是人类工具之由专业化而通用化、人类战争平台之由分球化而全球化、人类社会组织形式之由“国家化”而“非国家化”、人类社会形态之由资本主义化而共产主义化的交接过渡期必然会有的历史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在现阶段，即在新秩序与旧秩序的更替尚未瓜熟蒂落的两个时代跨边界重合期，国家行为体还必须找到所能找到的没办法中的办法来进行社会安全治理。
　　
　　目前社会安全领域存在这样一个“不等式”：手无寸铁的民众与拥有暴力工具的恐怖团伙所形成的“非对称”格局。常常发生的事情是，几个恐怖分子在闹市广众之中畅行无阻、为所欲为，而人数数倍于恐怖分子的民众往往只能有一种选择：逃跑、躲藏或被伤害。这种局面造成的一个严重社会后果，是“寡能敌众”，“邪能压正”，而政府随之成为“众矢之的”——恐怖分子冲着政府伤害民众，民众冲着恐怖分子造成的伤害怨恨政府（因为他们作为纳税人，早已把自己的安全托付给政府了）。因此，如何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普遍武装人民的方式，让民众拥有自卫的手段和能力，已经成为一个时代性课题。
　　
　　在目前条件下，普遍武装人民的方式不外两种：在民众自我约束力较强的国家，允许公民个人拥有自卫的武器，正像有的发达国家所做的那样；反之，则采取变通方式，如在每个社区和公共场所配备足够数量的武装治安组（专职民兵与军警混合体），并鼓励公民在必要时申请武装治安组随行。一个国家，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武装人民，都必须与其改革完善国家安全力量行动模式配套进行，形成体系性和整体性越来越高的安全格局。美国人推行“全民反恐”战略之所以会“越反越恐”，甚至出现恐怖分子和“基地领袖”美国“本土化”蔓延趋势，除了社会形态变革等方面的历史必然性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种“战略”并没有落实为“无定性”、整体性力量形态，而是依然保持着农工时代那种“大块头”的“确定性”和局部性惯势，给恐怖分子留下了一圈最安全的“灯下黑”。因此，着眼军、警、民融合，进行国家安全力量体系“微型化”、整体化变革，做到以“无定”应“无定”，已成为信息时代国家行为体变革战争方式、打好内向型战争、确保社会安全的不二选择。
　　
　　1、一是空间态的动态无定。
　　
　　就是军、警、民安全力量的空间布局，按照“平战一体”原则，由过去的集中式静态存在，转变为分布式动态存在。这意味着力量体系的微型化、多点化配置。如：安全力量通常以班、组为单位，一个单位在各地拥有多处可供随机换防的营房或哨所，以此达成力量空间态之似有似无、有无莫辨，努力使恐怖分子在空间维度无隙可乘。
　　
　　2、二是时间态的动态无定。
　　
　　军、警、民安全力量运行，由过去的点式运行，转变为链式运行，即：由过去常常打马后炮的“应急式反应”，转变为超前介入的“常态化反应”。就是说，安全力量的运行不再是“有事即动”，而是“无事亦动”——24小时不间断运行。从而，达成其时间态之似断似续、断续莫辨，努力使恐怖分子在时间维度无隙可乘。
　　
　　3、三是效能态的动态无定。
　　
　　按照“虚实兼容”原则，军、警、民安全行动模糊化运行，即：“打击行动”由过去那种指东就是打东、指西就是打西的行动取向单一化、打击目标明晰化的习惯做法，转变为“声东击西”、“东西兼顾”的行动取向复合化、打击目标模糊化，“打草惊蛇”与“打蛇惊草”相结合，打击效能与震慑效能、“实打效能”与“虚打效能”兼收并蓄，达成其效能态的似实还虚、虚实莫辨，努力使恐怖分子在效能维度无隙可乘。
　　
　　惟有如此，国家行为体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大’空子”和“灯下黑”，尽可能强化社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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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界战”精彩观点
　　
　　☆★当我们真正意识到“今天”与“过去”多么不同，以至于就连人脑与电脑，人与机器人，战士与黑客，战机与客机，军舰与民船，武器与货币，炸弹与人体，信息与病毒，外敌入侵与“外来物种”入侵，以及自然的与人工的飓风、海啸、地震、洪涝、干旱、雾霾、疫病这些基本概念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模糊时，我们便不能不注意到，我们正在进行的战争已经属于无界战。
　　
　　☆★当技术进步到足以让人类进行“自我置换”——有如孙悟空七十二般变化——的时候，我们又当如何来看“技术革命”及其对战争的影响？
　　
　　☆★当我们追问什么是战争时，恐怕很多人会随口说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定义。但它只说对了三分之一，即它只适用于农工时代战争，而不适用于游猎时代和信息时代的战争。也就是说，我们得重新定义战争。而重新定义战争只能从“界”的问题上寻求突破。
　　
　　☆★整体而言，战争的演进是一个从无界战，到泛界战，再到无界战的历史过程。尽管目前这两种战争尚处于农工时代与信息时代交接过渡期，即在无界战的潮头上还摇动着泛界战的尾巴，但二者的交叉重合部分本质上已经属于无界战。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是没有一套适用于信息时代战争的有活力的战争理论。在美国和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战争艺术一直受一些神圣格言——战争原则的困扰。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产生的许多原则已经过时了，然而美国的一些军事领导和文职领导仍然用它们来对待战争。”
　　
　　☆★当今信息时代，不仅外向型战争的对象不再固定为某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内向型战争也越来越复合地表现为战争向度多重性。而对于一个国家政权而言，应对内向型战争的重要性正在高于外向型战争。
　　
　　☆★总体来说，战争制权的演进是一个从制妥协权，到制主导权，再到制妥协权的历史过程。正因此，在当今信息时代，其全部争夺正在浓缩为一个字：巧。
　　
　　☆★“赢”由五个汉字组成：亡、口、月、贝、凡。其意蕴：博弈各方头上都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弄不好就可能走向赢的反面——共“亡”；为了大家都能赢，要通过“口”的沟通谈判来制定交往规则；规则谈判须有耐心，因为，它的时间是以“月”为单位；谈判的目的是各达成妥协，而妥协的实质是利益让渡，哪怕是非常宝贵的利益——“贝”（宝贝）；利益让渡的尺度不在权力机关，而是在民意之中——“凡”（凡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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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高民，1978年入伍，国防大学研究员，大校军衔，军旅作家。先后参加1979年自卫还击作战、1986—1988年老山轮战。曾在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西安政治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国防大学外语进修班学习。历任教师、战士、文书、排长、干事、研究员等。长期从事军事历史、战争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发表文学作品50多万字，曾获全军奖。出版专著《从烽火台到卫星——战争中的通信》《将星升起的地方——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纪实》等，合著《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39卷》等10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