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圣的洛河

水对地球人很重要，和阳光、空气一起并称生命的三大基本要素。在中国古代，水为五行之首，对于农业社会而言，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素之一，“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洛阳乃是中原的地理中心，自秦始皇第一次实现大一统之后，即使早期定都西安，洛阳依旧具有陪都的地位，东汉首次定都于洛阳。洛河是黄河的重要支流，演化出浓厚的文化符号特征，在古代中华民族的心目中，具有神圣的地位。

中国古代世界观之中，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色彩。水也是两面刃，既可以造福于人类，也可能危害四方。“甚哉，水之为利害也！”我们的先祖们认为，水可成为对人类有益的因素，但“谓水失其性而为灾也。”中国古人深刻地认识到水可以表现出来的破坏性质，“人主好破坏名山，壅塞大川，决通名水，则岁多大水，五谷不成也。”水不可能像人一样，具有自己好的或者坏的脾气性格，能否让自然界的水发挥人类需要的善“性”，全在于人的行为，“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

水的地位重要，洛河的地位神圣，对洛河发的誓当然也要充满敬畏之心。刘秀遵守“洛河之誓”、取信天下后，东汉相对稳定，维持了100余年的繁荣、稳定和扩张，享近200年国祚，文化、经济、科技、外交成绩斐然。而晋朝则命运多舛，即使从高平陵事变，司马懿背弃“洛河之誓”、完全掌控魏国开始起算，到西晋结束，只有67年。西晋东晋二者相加，虽说也在理论上有155年国祚，但其过程极为悲凉、艰辛，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衣冠南渡、王马“共和”，甚至连皇族血统都曾被人质疑。

当然不能纯粹用迷信的方式去解答东汉和晋朝的不同结局，但是历史事实也很清楚。司马懿打破了中国人心中的圣殿，打破了信仰，拿信仰当欺骗工具，必然导致信仰崩塌。自司马懿之后，再无载入史册的“洛河之誓”，中华民族的道德决堤，不得不重构新的道德体系。历代君王也试图从司马懿的晋朝悲剧中汲取教训，到了唐代，一次洛河水灾，唐太宗还要“帝引咎，令群臣直言政之得失。”

二、司马懿的无耻与精明

司马懿擅长利用冠冕堂皇的词藻，达到自己的目的。在高平陵事件过程中，司马懿为了使自己的政变行为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还向曹魏皇帝表忠心，“臣言‘太祖、高祖亦属臣以后事，此自陛下所见，无所忧苦，万一有不如意，臣当以死奉明诏’......天下汹汹，人怀危惧，陛下但为寄坐，岂得久安！......臣虽朽迈，敢忘往言！”“昔赵高极意，秦是以亡；吕霍早断，汉祚永世。此乃陛下之殷鉴，臣受命之秋也......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在这里，司马懿貌似一心为了曹魏江山，实则自己就是赵高篡诏、吕雉乱政、霍光废立，把他指责曹爽的罪行，反过来说他自己，倒是很贴切。如果司马懿诛灭曹爽是为了魏国好，他可以比肩周公，成为历史记载中的正面人物，但是他诛灭曹爽的目的，完全出于司马家族改朝换代的一己私利。因而，至少从魏家天下的角度上看，就不能不认为司马懿很无耻。

司马懿施展高超的政治手腕，长袖善舞于各方的弱点和怨气当中，从而获取最大利益。曹爽其人肯定是恶人，劣迹斑斑，昏愦无能。皇太后与曹爽早有矛盾，司马懿死死抓住这一矛盾点，最大化地用于高平陵事件。曹爽骄奢淫逸、滥任亲信、肆意敛财，甚至偷拿皇宫内的财物美女，司马懿充分利用了曹爽“驽马恋栈豆”式的贪财腐败弱点，拿捏住了对方的死穴。司马懿派出多位代表前去劝降曹爽，许诺“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曹爽最终选择了保全富贵的生活，“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日：‘我亦不失作富家翁！’”坐以待毙。司马懿在欺骗得手之后，迫不及待地鼓动手下用“疑有奸”的理由向曹爽集团发难。很快，即以“阴谋反逆”的罪名，将曹爽及其党羽“皆下狱，劾以大逆不道......俱夷三族”。这显然是早已准备好的构陷之词。

严格地扣史书的字眼，两次“洛河之誓”有个细节不同。刘秀亲口说“河水在此，吾不食言”，然后让岑彭将此话转告朱鲔。而史书并没有记载司马懿亲口发“洛河之誓”，此誓仅出自司马懿代理人之口。但这里绝无“违心的话”或者“伪造语录”之类的借口，不论形式如何，也不论史书如何记载，“洛河之誓”肯定是司马懿的真实意思表达，无法抵赖，不容任何其它借口来敷衍。历史最终是公正的，任何事物都要经受时间的考验。历史上对于刘秀向朱鲔立下的“洛河之誓”记载很简单，表明这是一种正常操作。而关于司马懿的“洛河之誓”，就可以看出逐渐地显露真容有一个过程。《三国志》写于晋朝，事关当朝司马家族，不得不有所顾忌，对于“洛河之誓”只是一笔带过，但《晋书》和《资治通鉴》就没有那么客气了，记录得更加完整了。

1927年10月15日，毛泽东主持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誓词是“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今天，入党誓词是“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立场、信仰、初心。

1949年毛主席带领着中国共产党人执掌了中国政权，从那时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彻底批判、改造、复兴了国学，建立了新的信仰，新的道德观和意识形态体系。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逐渐用实用主义取代了理想信仰教育，不再用心地真诚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其结果就是整体民族一心一意向钱看，在精神层面陷入迷茫，出现道德、信仰危机。2012年以后，习近平总书记重新开始重视理想信仰教育，并从反贪肃腐作为突破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在几乎所有的对于腐败分子的查处结论中，几乎都有一条“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这背后都是信仰崩塌。神圣的誓词，早已被众多的贪腐分子弃之如敝履。当初的信誓旦旦，与入狱后的流泪忏悔，真真假假，都在演戏。就像司马懿那样，以其无耻与精明，抓住人性的贪婪弱点，利用各种社会不满，从中为自己渔利。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特别是体系性腐败、塌方性腐败，不加以治理，最终将会亡党亡国。信仰、道德、法律，乃是约束和引导人的行为的三个重要手段。法律决定了人的行为底限，道德决定了人的心灵底限，而信仰则是人一切行为的最根本指南。离开了信仰和道德，法律将成为藏污纳垢的遁词，“巧言令色鲜矣仁”，解决人的行为问题，最根本最关键还在于心灵建设和正确地运用思想武器。

1976年，在毛主席即将离世之前，他对党和国家的未来充满忧虑与担心。熟读历史的毛主席不会不知道“洛河之誓”的恶果，而进入现代的中国，如果还希望人民可以过上好日子，就必须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紧握用好思想武器，真诚坚持理想信念，实质性地践行初心使命。历史证明，只听人发誓，是靠不住的。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商务律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