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澄清长期以来几点关于毛主席的误解 ——“大跃进”运动的几个问题的辨析

点击：作者：胡新民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发布时间:2020-10-29 07:27:49

【1958年8月7日，毛主席和农村儿童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6月，以下简称《九十年》）指出：“大跃进”运动是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挫折。关于“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则起始于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

反右派斗争结束后，毛主席强调：

“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也就是说，党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为了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在毛主席的倡导下，全党集思广益，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认为

“建设速度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

《九十年》指出：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它们的提出和推行，表明党力图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实践证明，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第494页）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回顾这段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特别是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内容，今日重提，更有借鉴意义。

毛主席不是“大跃进”提法的发明者

据笔者所知，“大跃进”的提法的由来有几种说法。

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

在总路线通过后，有一次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接待客人后回菊香书屋。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和毛主席一道走着的时候，说：“主席，现在谭震林（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作者注）他们提出个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然后又补充说：“《人民日报》上登了。”毛主席说：“拿来给我看看。”于是那位负责同志把报纸找来，请毛主席看。毛主席认真看了一遍，点点头说：“嗯，这个提法很好。”（《实录毛泽东第四卷》长征出版社 2013年10月第27页）

薄一波在《领袖.元帅.战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 ）一书中写道：

“（在总路线制定的过程中，）周恩来还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大跃进。他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可以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跃进？有一次，毛主席见到我们，问我们大跃进是谁发明的？还风趣地说，要颁发奖章。总理笑了笑，没说话。”（第71页）

关于周恩来最早提出（大）跃进，《毛泽东年谱》和《周恩来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载。

1958年5月26-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5月25日，彭真将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送毛泽东阅，说明最早使用“跃进”一词自此始。第二天上午，毛泽东重阅此社论后，写信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其他同志：

“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

信中还写道，

“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三卷 361页》，以下简称《毛泽东年谱》）

在毛主席发出这封信后当天，彭真又把周恩来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报告送给毛主席，并在上面附言：

“主席：‘跃进’一词，在这个报告中已用了。”

据《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中卷》记载，

“（1958年）5月26日晚，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有两处提到了一九五六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我又将这个报告读了一次，觉得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四十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由量到质的跃进。”（第145页）

顺便再提一下与“大跃进”密切相关的人民公社的来历。

刘少奇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公社这个名词，我记得在这里（郑州火车站）跟吴芝圃（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谈过。在广州开会（少奇等同志去广州向毛主席汇报八大二次会议准备情况，时间估计可能是1958年4月底——作者注），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还吹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要邓力群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下了火车，在这个地方，大概有十几分钟，跟吴芝圃同志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他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吴芝圃插话说：那个时候托儿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还不叫公社），工农商学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的。陆定一回去马上就编那本书。八大二次会议，我去讲了一个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后头要北京试验，要天津（泛指河北省，因为当时天津市属河北省，是河北的省会——作者注）试验。公社就是这样的，事实上已经有了，他们叫大社。陆定一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发言里边讲了这个东西。”（《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年6月第731-732页）

即使在庐山会议受到批判的彭德怀，在参加庐山会议时也明确认为：

“我对当时国内形势的看法：我认为当时是处于大好形势之下。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在各地陆续组成。大跃进运动的广泛掀起，和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与我国人民为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愿望相适应的。这些总的大好形势，给了我们在执行总路线、巩固人民公社和持续大跃进方面，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年12月第270页）

因此，仅从“大跃进”提法的由来和人民公社的来历，不难发现，在当时的形势下，开展“大跃进”运动，是当时全党的共识，也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后来邓小平说得很中肯：

“大跃进开始时，有哪个人反对过？”（1981年3月27日）

毛主席领导的九个月纠“左”

薄一波在《领袖.元帅.战友》一书中写道：

“应当公道地说，对于一九五八年‘左’的错误，是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要纠正的。”（该书第15页).

1958年秋冬，人民公社化的严重后果开始显现出来。毛主席很快察觉到了这一点。从1958年10月中旬起，他赴河北、河南、湖北等地调研，并于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开始纠正了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这次会议还针对当时全民大办钢铁、大兴水利、深翻耕地等连续苦战需要休整的实际情况，规定了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

为了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精神，进一步解决国民经济中的高指示问题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后不久，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武昌会议）。毛泽东同志指出当时的一些典型乱象：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造假。毛主席在会上反复讲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集中体现了党对初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思想认识。

为了加快纠“左”的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扩大会议。紧接着在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又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都重点谈了人民公社和“共产风”的问题。通过这两次会议，党中央在纠正“共产风”、整顿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为了把这些会议精神贯彻到农村基层，

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直接给省以下直到生产小队的各级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他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切中时弊地谈到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机械化、讲真话等影响农业的几个关键问题。讲真话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这封信写出了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的心声，获得他们的热烈拥护。”（《九十年》第505页）

在随后的五六月间，党中央陆续发出一系列紧急指示，将1959年钢产量指标降为1300万吨；农村恢复自留地制度，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畜家禽。鼓励社员充分利用屋前屋后的零星闲散土地种植庄稼和树木，不征公粮，不归公有。这样，经过近九个月纠“左”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有所好转。

关于庐山会议大转弯之迷

黄克诚和薄一波都是庐山会议参加者。他们对为了进一步纠“左”而召开的庐山会议，为什么最后却以反右倾收场，特别是毛主席的态度转变，而感到不解。

黄克诚在《黄克诚自述》一书中写道：

“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 1994年10月第253页）

薄一波也有同感。他写道：

“毛主席的党性原则，党性修养不可谓不高，大家对此都是景仰不已。何以到了庐山会议上，却未能实践‘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究竟还有些什么思想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我一直在思索，至今也尚未得到满意的答案。大家还可以继续研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76页）

笔者本着“继续研究”的精神，查阅了大量有关资料。笔者认为，有些资料应该有助于解开这个迷。

《九十年》写道，对于彭德怀的信，与会人员有些人反对，也有不少人表示基本赞成。毛主席认为，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后，中央一直努力纠“左”，彭德怀、张闻天并未参加这种努力。毛主席把他们的批评看作是对党的攻击，“又把国内的批评和争论同国际上对中国的攻击和指责联系起来”（主要是苏联的赫鲁晓夫和美国的杜勒斯等人——笔者注）（第508页）。

王光美在关于庐山会议的访谈中说：

“庐山会议中间发生180度的转变，实在很遗憾。我认为有很多因素。彭总的有些话确实说得不够妥当，例如说当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会议骂了他40天的娘，中国的严重问题也许要苏联红军帮助解决。正好这时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汇集了苏联领导人指责我们党的材料，所用的语言同彭总的说法相像。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说：‘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庐山会议前苏联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设备。联想到彭总在会前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几个国家，受到隆重欢迎等等情况，就认为他有国际背景，‘为民请命’。在庐山会议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也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虽然少奇同志认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他（毛主席——徐郎注）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

“庐山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周总理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都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1月第185页、186页）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特别关注的是国家安全问题。正如学者金灿荣在2017年6月发表的《两种战略思维须学会相互包容》一文中指出的：

“在那种内外压力下，彼时无论谁领导新中国，首要考虑都是如何让国家‘活下去’，表现出来就是对外不惧打仗，对内强调阶级斗争。等到中美建交、中国有了‘两弹一星’之后，国家安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然后就开始转向发展了。”

《九十年》写道：

1958年苏联提出的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当即遭到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的坚决拒绝。“毛泽东后来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第543页）

苏联解体后，1997年10月，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曾在中国和前苏联领导层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北京召开学术研讨会。俄罗斯方面曾长期担任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解释道：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设想是针对美国的，为了在必要时“给美国实施导弹袭击。”“毛泽东对这件事情非常愤怒，他把苏联的这个建议当作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一种侵犯。但是苏联考虑这个舰队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考虑中国，考虑的是美国。”（《新中国往事》邓力群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1月第13页）

毛泽东同志，还有中央其他领导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是有高度警惕的。尽管今天或许可以说当年是中国“误会”了苏联的设想，但并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拒绝态度的正确性。回过头来，把王光美回忆中的“要苏联红军帮助解决”和中苏长波电台、共同舰队这些事情联系起来看，并联系到毛泽东同志对彭德怀说：“你解放军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的话，应该非常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同志会在庐山会议上转弯。

从庐山会议后的情况看，彭德怀的这个“国际背景”问题仍然是他的主要问题。

庐山会议后的1959年9月9日，彭德怀写信给毛主席。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主席在批语中写道：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方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方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第176页）

1959年9月11日，毛主席出席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讲话：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请同志们永远记住这一条。在军队里头组织派别，煽动反对中央，破坏党的团结，反对党的领导机关，无论哪个时候，都是绝对不许可的。还有国际的团结，一定要同苏联同志团结起来。切记不可背着祖国里通外国，同志们开会批评了。自古以来，凡是背着祖国里通外国的人，从来是没有好结果的，并且是法律上不允许的。我以上讲的都是坏话，现在我要讲一点好话。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进步，我认为他是有进步的。他的错误缺点只是他的一个侧面，他还有另外一个侧面，他要革命。我们现在争取他的根据就在这里。我想，我们大家都要帮助彭德怀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改正错误。我相信彭德怀同志会改好的。”（第177页）

在这里，毛主席的话很直白：“里通外国”。而且警告“自古以来，凡是背着祖国里通外国的人，从来是没有好结果的，并且是法律上不允许的。”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1月27日，刘少奇再次提到了彭德怀的问题。他说：

“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摘自《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苏维民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少奇则把问题说得更清楚：彭德怀写信反映意见并不算犯错误，而搞有“国际背景”的小集团，并与“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才是实质性问题。

关于高岗与苏联的关系，因文章篇幅所限，在此不赘。只提示一点：

苏联方面认为高岗是“实在难得有这样不顾中国利益而一心一意维护和扩大苏联利益的人。”

针对高岗向斯大林建议东北加入苏联一事，毛主席还对有关人员说了这样的话：

“你告诉高岗，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

因此，这个“国际背景”因素，是不是毛泽东同志，还有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广大与会者，在庐山会议大转弯的主要因素，读者可以自行判断。

对“大跃进”运动的一分为二

《九十年》指出：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无可否认的巨大成就，但也经历曲折甚至遭受过严重挫折。”“尽管这个时期发生了‘大跃进’运动，给工农业生产和其他事业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但多方面的建设也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提供的数据，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这三年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1949年到1979年新增炼钢能力的36.2％，采煤能力占29.6％，棉纺锭占25.9％。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些开工项目和新增能力获得了扎实的成果。

以大炼钢铁为例，改革开放后被评为“上市公司50强”，连续三年进入“中国纳税百强企业”的“安阳钢铁”，就是在大炼钢铁的1958年8月10日正式动工的，这也是河南现代钢铁工业的起端。谈到钢铁，“大跃进”时，大家不会忘记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到1972年，中国生产了2338万吨钢，而英国那一年只生产了2232万吨钢，中国确实用15年时间在钢铁产量上赶上了英国。当然，就钢铁产品的质量，还有整体科技水平，不但那时有不小的差距，直至现在也仍在追赶中。毛主席也很清楚这一点，他在1961年1月1日说：“超过英国只是指数量，但就质量来说，那还差得很远。”（《毛泽东年谱》第515页）当时经过深入调查的彭德怀还提到另一点：尽管有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大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的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有人民公社的大炼钢铁，才出现了最初的社队企业，后来演变成乡镇企业，改革开放后，有不少又发展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私营企业。

《九十年》指出的“农田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作用，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挥着效益。”而大兴农田水利建设，正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最早驱动力。中国8万多水库，绝大多数是在那几年建成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如果没有当年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后来的农业改革的“命脉”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九十年》还指出，“科学技术发展进步，成绩十分显著。”特别是保障国家安全、奠定中国世界大国地位的“两弹一星”。因此，如果没有当年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那代人、特别是“两弹一星”元勋们的伟大付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有可能改写，中国的战略自信绝不会有今天的质量。被称作“中国核潜艇之父”的黄旭华说，就是毛主席1958年的一句：“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激励他隐名埋姓地工作了30年。

特别突出的还有石油工业的发展。中国以前被认为是个缺油国，所用燃油是从国外进口的“洋油”。1959年技术人员在东北的松辽盆地发现工业性油流后，党中央于1960年在国民经济困难之时决定从各方面抽调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和退伍军人，集中力量在茫茫荒原上进行勘探开发，仅用一年时间就探明油田面积并进行试采实验，三年就建设起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大庆油田，产量达全国石油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到1965年，中国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中国人靠进口“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宣告结束。

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国人民表现出了战胜困难的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精神状态，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了大量的先进典型和大批模范人物，形成了影响至今的“ 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雷锋精神和焦裕禄精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党中央、毛主席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出发，提出要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强调大力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并着手采取切实措施，将一批优秀中青年干部提拔到省、地、县各级领导岗位。这对于党和国家的长远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党的这个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宝贵经验，历久弥新。2018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习近平的主持下，审议通过了《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

《九十年》在论述“大跃进”运动时指出：

“由于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对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搬用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指导经济建设，加上党内领导层的民主生活不正常，党未经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提出许多违背科学的高指标，结果事与愿违，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损失，教训非常深刻。”

《九十年》同时也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