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发生的“大跃进”，是党的重大决策。当今不少人认为，大跃进是毛泽东贪多求快、好大喜功、背离实事求是的产物。持此种观点者，学界不乏其人。近来，笔者在认真阅读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先后主编、出版的《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之后认为，翔实的史料表明，从总体看，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还是自觉坚持实事求是的。 

一、大跃进的动因

大跃进的发生，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1、中国太穷，人民太苦

毛泽东说：农民苦得不得了。我们人多，很穷，百分之七十是下中农，吃的穿的都不够，房子也很简陋，也很不卫生，中国是一穷二白，穷就东西少，粮食少，油类少，钢铁少，机器少，各种东西都少，白就是文化程度不高，不好。穷，对于有志气的新中国人民来说，理当“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人民要求摆脱这种处境，所以要鼓足干劲。

2、外国人“看不起”，落后就要挨打

国家和人一样，都有自尊。倘被歧视，理当奋起。

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中国的劳动人民第一次夺得了全国政权。人民欢欣鼓舞，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拒不承认我们，虎视眈眈。毛主席深知，中国近百年来，为什么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欺侮过我们，都侵略过我国?其原因，“除了制度腐败，就是经济技术落后。”他反复指出：落后就要挨打。因此，为了巩固和加强国防建设，确保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安全，也亟须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尽快发展经济。

1960年的钓鱼台会议上，毛泽东说：你这么一点钢，年产才1300万吨，看不起你是应该的。等我们年产1亿吨钢，看得起的看得起，看不起的也要看得起。其实这一肚子气早已有了，100多年来人家说我们是“东亚病夫”。

中国处在一穷二白，穷者钢不多，白者科学文化落后。

3、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写道：“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跃进之势，跃然纸上。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对于1958年大跃进，他在书中写到：“1957年，几件事情影响到1958年的‘大跃进’。为什么提出‘大跃进’?一是反右派斗争胜利了。毛主席觉得是很大的胜利。完全是群众性的斗争，把资产阶级右派打退了。特别是他相信中国党领导经济建设，能够有更快的发展。整风中工人贴了很多大字报，毛主席在上海看了几个工厂的大字报，感到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中蕴藏着很大的积极性。这些都为‘大跃进’的提出打下基础。”“有这些内外因素，毛主席觉得可以探索一种更高的发展速度。把群众发动起来，生产一定会大跃进。”胡乔木并非全面阐述大跃进的动因，但此处所述，特别是关于国际条件方面，对于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1958年之所以会有大跃进，是很有助益的。

1959年8月17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所说“中国要搞大跃进，这是不可避免的”，是有根据的，而非主观臆断。

对于这种革命性的群众运动，共产党人只能坚定地站在革命群众的立场上，善于发现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保护、爱惜这种积极性。有道是“气可鼓而不可泄”。人们常说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的。窃以为，这里的“发动”二字还可研究。此种表述，突显了毛泽东个人的领导作用，却忽视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未必符合历史真实。发动发动，不“发”不“动”。事实是：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已有相当的显现即已经“动”起来之后，这才提出了“大跃进”这个口号，顺势而行，引领群众“奔向社会主义前方”。

二、毛泽东对大跃进中浮夸风的态度

第一，毛主席反复指明加快建设速度要实事求是

早在1958年3月9日-26日，毛主席主持成都会议，在听取各省市的发展计划汇报时，就发现并批评了“虚报、浮夸”、“假高产、假跃进”等脱离实际的问题，强调加速经济建设发展，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他在3月2 0日成都会议第三次讲话中尖锐提出：“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要务实，要有措施。”(《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19页)

4月9日，他在听取省市的汇报时指出，要反对“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他说：农民瞒产可以原谅，……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得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会让当;不相信，就会丧失信心。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要好好检查，核对清楚 ，有的是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36_337页)

4月27日，毛主席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负责人会议，讨论工业问题。毛泽东提出：“现在两个部提出十五年赶上美国，有无可能?能不能超过?我们暂不提超美国，要苏联提，我们只提超英国，口号超英不变，超美国是第二本帐，是内部问题”(《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41页)

第二、毛主席反复强调“要压缩空气”，批评“虚报、浮夸”

他针对各省市发展规划汇报中高指标、浮夸风，反复提出要“压缩空气”。

早在3月20日成都会议上第3 次讲话中就曾尖锐指出：凡事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要有具体措施。”(《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19页)

在这里，毛主席把当时出现的“浮夸、虚报”风，比喻成“十级台风”，尖锐指出“要压缩空气”。

只过4天，他预感“浮夸、虚报”问题的严重性，又在3月25日成都会议第5次讲话时，再次强调要“压缩空气”，不要被群众热潮“冲昏了头脑”。

又过了10天，毛泽东4月5日在武昌会议讲话，针对湖南一年要实现几“化“，又一次强调“要压缩空气”。他说：“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要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34页)

就这样，毛主席在大跃进的发动阶段，就看到了各地发展计划中存在着高指标和浮夸风，称之为“十级台风”，在短短15天里，先后三次提出并强调要“压缩空气”，要大家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去掉虚报、浮夸”;“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应当承认，这是及时的，重要的，振聋发聩的。

后来有人想剪裁历史，污蔑毛主席，在这些铁的证据面前，不知那些小丑作何感想？！

第三、毛主席还明确提出，指标不要太高，“要留有余地”

3月25日，他在成都会议第五次讲话时，为了在建设中做到实事求是，“压缩空气”，又提出另外一条原则，做计划、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办得到，行得通”。

他说：“我希望一些过高的指标不要那么太高，要能办得到，行得通，至少有些东西不要登报。做是一件事，讲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讲也要慎重些，给群众留点余地，给下级留点余地，也给自己留点余地。写剧本有这么个原则，要给观众留余地，就是使人家有点想头，如果一切动作、一切语言都做完了、讲完了，并不见得好。总而言之，支票开得太多，后头难于兑现。(《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25页)。

4月2日，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再一次指出“要留有余地”。他说：“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以后不是不奋斗了。我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不是三年，而是艰苦奋斗几十年，才有希望。”(《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31页)

最后，毛主席还提倡“要从反面来看”

3月20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第三次讲话时提出，县县都办工业，从反而看，究竟是好，还是“天下大乱”?他说：“第二个五年计划搞几十万项，县县都办起工业来，结果如何?会不会生产过剩?在我脑子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现在要开会，要每年抓四次，看到问题就调整一下。”(《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19-320页)

3月25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的另一次讲话中提倡，从反面考虑问题，就要“听取对立方面的意见”。他说：“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方面的意见的，这是对立的斗争”(《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24页)

参考文献略。

红色卫士整理

2019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