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开以来，主流媒体无不把毛泽东号召干部、知分到农村和“五七”干校劳动锻练，诬为关进“牛棚”，或送去“劳改”。他们无视了一个铁样的基本事实，毛泽东为何第一个把自己的子女送进“牛棚”？

自从那位被温加宝誉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发现“牛棚”以后，我国媒体也就习惯地将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甚至下去农村劳动锻练，一概诬说成关进“牛棚”或“劳改”。这是莫大的曲解、攻击和污蔑！然而，这些人却无视一个铁样的基本事实，那就是毛泽东自己就第一个把子女送到农村或五七干校劳动磨练的。

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长金诚同志有过这样的回忆：那是抗战胜利之初，毛主席离开长达二十来年的长子毛岸英，终于从苏联回到了自己的身边。杨尚昆同志考虑到岸英刚从苏联回来，生活上还不习惯。那时延安的生活，虽然经过大生产运动，比抗战最困难的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总的来讲还比较困难。比如，一般大灶油、肉、蔬菜比过去增加了很多，各种粗粮也可以任你吃饱，但大米白面还是不充裕，往往一个星期只能吃一二次。考虑到这种情况，岸英同志回国以后，杨尚昆同志把他安排到交际处暂住。因为交际处是接待外来客人的地方，客人们的伙食比一般机关大灶的伙食好得多。但杨尚昆把毛岸英住交际处的事没有告诉主席，怕他不同意。哪知事有巧合。1946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来交际处看望他青年时代的老师、原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符定一先生和国民党联络参谋等人，正好看到岸英和交际处的其他客人在谈话。事毕，我送毛主席下山时，主席问我：“岸英也住在这里”？“是的”，我回答。“为什么住在这里？”主席又问。我回答：“这是尚昆同志的意思。尚昆同志考虑到岸英刚从苏联回来，生活上还不太习惯，让他在这里适应一段时间。反正很快就要分配工作了，上班前在这里住几天吧！”毛主席摇摇头，只“唔”了一声。过后不久，就把岸英接回去了了(《真实的毛泽东》第55、56页)。

毛主席把岸英接回去家住几天后，就严肃认真地对岸英说：“你在苏联学了革命理论，现在回到中国，如果你不了解农民，不了解农村，你就不懂得怎样革命。中国的农民在全国的人口中占百分之八十，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首先了解农民，向农民学习，只有懂得了农村的现状，才能担当起革命的重担。”岸英满口答应，高高兴兴回答说：“我也想到农村参加劳动，向农民学习，好好锻练锻练。”随即，毛泽东请来吴家花园枣园村村长郝光华，同毛岸英一起坐在在王家坪住处前面的石桌边。他和蔼亲切地对郝光华说：“我想叫岸英到你那里，上一段劳动大学。你就当他的教授。”郝光华听后一惊，连忙说：“我斗大的字识不了几布袋，咋能当教授呢？”毛主席和蔼地问：你会掏地吧？郝答：会。又问：你会种庄稼吧？回答仍是：会。他便高兴地说，好！就让岸英跟你学这个。郝光华笑着说，自己明白了！于是，毛岸英就在吴家枣园“劳动大学”磨练了一年半。从“第一课”学开荒，到学“吆毛驴送粪”，再学种洋芋，直至种玉米。他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髒，什么都争着干。只因蒋介石调动大军进犯延安，才提前“结业”回延安。(郝光发：《陕西日报》于1977年5月4日)

四十年后，毛泽东在文革中号召广大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其时，李讷自北大历史系毕业后便在解放军报社任职编辑，工作好好的，他以身垂范把李讷送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练。谢静宜的回忆录是这么记载着的:1970年的夏天，主席对我说：“小谢，你和李讷交过朋友吧。”然后，主席向我交待任务说：你去江西一趟，同李讷談谈（当时李讷和广大干部一样，正在江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锻练）我没有时间管她，她不要自认自己的父亲是主席就不求进步……”这当然是主席　对女儿要求严、标准高的感情流露。俗话说，爱之深，责之切。主席爱这样拿高干子女和一般干部子女相比较，总不希望他们有优越感和特殊化。事实上，李讷是一个俭朴、好学的人。稍停，对我谈了李讷要求去农村插队的事。他说：“她现在在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劳动锻练，是我让她去的。我同她说过，“不要在在解放军报社了，下放到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劳动锻练吧！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办报啊！她同意我的意见，很高兴地去了。已经一年半了，她说在‘五七’干校接触的都是干部，锻练不大，她要求去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同意她的意见。”

主席思考片刻继续说：“看看到什么地方去，你同她商量一下，帮她选个地点。你带上李讷去看好。选定后再让她搬去。”最后，主席深情地说：“你们要向江西人民学习，学习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优良传统，爱护江西人民的一草一木。”我深深记下老人家的殷切期望。我准备动身走时，主席给李讷写了一封亲笔信。主席先让我看了信，我深为信的内容所感动。其中使我最难忘的是：“李讷儿，爸爸老了，你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我们在江西省委的帮助下，到江西一个农村插队去了。

后来，听说李讷病了，我受主席之讬，又去江西看望过她。她当时正在地里同农民一起砍甘蔗，我去河边给她挑了一担水。河水淺且混，是用葫芦瓢一勺一勺舀起做倒在水桶里的，物质生活条件自然艰苦，但李讷的精神生活是充实的。除了劳动以外，她看了许多书。不过，她的身体不太好，经常发烧不退，但她自己从未提出回北京的要求。我回来后，对主席谈了李讷的病情。主席说：“她没有什么大病，在家时也常这样。没有什么要紧的。”我看主席对子女要求这样严，就说：“主席，李讷还是有病，让她回北京治疗一段再回去吧。”主席说：“不，人在哪里，就在哪里治病。”我说：“江西那里的同志也提出　让她回北京治病。”主席还是不同意。说：“不，不让她回来。难道江西人民有了病，都要来北京治疗吗？她在乡下，就在乡下治，乡下治不好，到县里治，县里治不好，到省里治，不要回北京。”（谢静宜的回忆《真实的毛泽东》第46页）

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的子女观与别人是多么不同！他早在解放战争之初，就把毛岸英送去“农业大学”劳动锻练。其时，他并未要求别的干部也下放农村劳动锻练。如果说是进“牛棚”，那仅只毛岸英一个人呀！只是解放后，毛泽东鉴于党执政后面临“逐渐蜕变”与“和平演变”的严重危险，才号召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劳动锻练，以此作为反腐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举措之一。李讷也同广大干部一样，下放“五七干校”劳动锻练。怎能肆意曲解、诋毁成“进牛棚”、“发配劳改”呢？大家不妨想想，毛岸英从小跟母亲坐牢，后被地下党荣救出狱后，又在上海流浪，历经折磨，小小年纪，受尽了苦难。到苏联长大、学习后，参加过残酷的对德作战，英勇地打到柏林，受到斯大林的奖赏。他好不容易回到延安父亲身边，毛泽东没有把他留在身边当个什么官呀长呀，一旦发现被安排在接待处暂住，随即喊回家，并把他派送到“农业大学”劳动锻练。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未有过创举！不仅如此，毛泽东把子女送到农村或“五七干校”劳动锻练，不是做“做秀”，不是“镀金”，而是要求他们硬同普通干部、农民人一样。李讷在江西农村劳动确实病了，毛泽东也心疼，派人前去看望。在回报李讷病情后，建议让李讷回京治疗一段再回农村，这也是情理中事，而毛泽东却坚决不许，要她像普通人一样，“在那里病，就在那里治”，“难道农民病的都到北京来治？在乡里病了，就在乡里治，乡里治不好，到县里治，县里治不好，到省里治。”这就是毛泽东的思想境界，这就是毛泽东的子女观！如果对别的什么领导干部也如此对待，岂不都被诬为严重的“政治迫害”？

可见，在毛泽东毛泽东的子女观、干部观就是要把教育、培养他们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有用之才，决不是为“当官”、为“发财”。原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依靠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他“真心实意”地把农民群众看成是“真正的英雄”，是“老师”，并且确认知识分子“学了理论知识”，还不等于就有了完整的知识，还得“进劳动大学”，参加劳动，学习生产知识，懂得农村，熟习农民，了解农业，“才能担当起革命的重任。”也只有亲身参加劳动，才能真正懂得劳动的艰辛和伟大，磨练意志、思想、品德，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毛主席教育子女常说：“过了劳动关，你会终身受益的”！这是他自己早年在农村长期参加生产劳动的深刻体验。只要回顾并比较一下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个时代的干部、知识分子的状况、表现，谁都会强烈地感到“两个”三十几年反差太大了！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我们全党干部能做到以清正廉洁著称于世呢？又为什么改开这些年后我国官员腐败得愈演愈烈，以至在各国“清廉指数”排名竟被摆在70几位？为什么过去惩处腐败那么严格“进去者”寥寥无无几，而现今惩处如此宽大，反倒“进去者”络绎不绝？当然原因多多，但是否坚持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方针和提倡干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方针，能说不是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