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民卿：青年毛泽东的十月革命观及其深远影响

点击：作者：金民卿来源：求是网发布时间:2017-05-22 11:43:43

【摘要】：青年毛泽东对十月革命的认识，浓缩了中国先进分子认识、接受十月革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的艰辛历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缘起和发生逻辑。青年毛泽东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高度评价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分析十月革命对中国的重大影响，初步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并力图把这些经验运用到中国具体实践当中；立足中国具体实际，指出中国人可以借鉴但不可能照搬十月革命经验。青年毛泽东的十月革命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时期就已显示出其核心内涵和本质要求，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有重大启发意义：必须坚持开放包容原则，充分借鉴国外经验并使之中国化；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原则，牢牢立足于不断发展的中国的具体实际；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实现国外先进理论和经验同本国实际的自主创造性结合。

毛泽东曾经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2〕这些话凝炼地概括了十月革命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影响，道出了十月革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但是，中国人究竟是如何认识十月革命，又是怎样通过十月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这个问题实际上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缘起和发生逻辑，需要我们做具体的深入的分析。青年毛泽东认识十月革命的进程和特点，恰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分析对象。本文拟从青年毛泽东认识十月革命的曲折进程入手，分析青年毛泽东的十月革命观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当代启示。

一、青年毛泽东对十月革命的认识过程

青年毛泽东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走十月革命道路的，他对十月革命道路的认识和选择，经历了一个比较、鉴别和最终选择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同他自身的思想转变是同时进行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浓缩了中国先进分子接受十月革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的艰辛历程。

（一）五四运动之前，毛泽东初步了解了十月革命的信息，但是没有明确的选择意向

十月革命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就已经对十月革命的信息有过接触。1917年11月10、11日的《民国日报》等报刊以“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为标题，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1918年元旦，《民国日报》的社论指出：吾人对于近邻的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1918年初，孙中山曾致电苏维埃政府和列宁：中国革命党对于俄国革命党的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1918年夏，蔡和森先行到达北京，迅速阅读了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资料，对列宁和十月革命大加赞同，表示要认真研究并加以效仿，创造伟大事业。1918年7月21、24日，他致信毛泽东谈到要“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并要“则而效之”。〔3〕看到这些信息后，毛泽东对十月革命产生了很大兴趣并与同学们热烈讨论。但是，当时的毛泽东对十月革命和列宁的了解很不全面，认识也不够深刻。

1918年8月至1919年春，毛泽东为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第一次进京期间，利用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之便，阅读了大量报刊杂志，广泛了解十月革命的信息，对它的来龙去脉、历史发展、重大意义等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同李大钊密切接触，聆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阅读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从理论上对十月革命的实质和意义有了更多了解，从中看到了中国发展的前景，成为他分析和探索改造中国的“大本大源”的一个重要参照。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并没有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其复杂思想结构中的一个方面且不占主导地位，对于十月革命道路没有明确的选择意向。

（二）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热烈讨论十月革命问题，但处于既高度赞扬又加以拒绝的矛盾状态

毛泽东在大学期间就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但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走什么样的道路却并不明确。五四运动期间，他创办了《湘江评论》，撰写了大量文章，广泛讨论十月革命问题。

一方面，热情赞颂十月革命及其伟大意义，认为十月革命是民众联合起来推翻统治者、实现自身解放的人民大革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开辟了人类解放的新纪元，掀起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潮，对中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人民在它的影响下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中国革命的新时代即将到来。（这个方面的内容，下文将详细阐述。）

另一方面，他又极力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不赞同十月革命式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他提出，对抗强权的根本主张是民主主义，根本途径是“呼声革命”：“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4〕面对拿枪的统治阶级，只要人民大声齐呼，士兵就不仅会放下武器，而且会掉转枪头去打击统治者，统治阶级就会吓得发抖而投降：“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5〕打倒强权不应该采用马克思的“激烈的”暴力革命方式，而应该采用克鲁泡特金的“温和的”呼声革命方法。他写道：“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拼命的倒担（捣蛋）。这一派的音（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斯。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一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6〕也就是说，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拼命的捣蛋”，而无政府主义的温和革命“更广、更深远”，能够实现地球大同“共臻盛世”。两相比较，已经表明了他的选择。

（三）第二次进京期间，毛泽东大量阅读有关俄国的资料，对十月革命的认识不断加深，开始动摇改良主义思想而倾向走十月革命道路，但并没有做出最后选择

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对十月革命及苏俄政权建设的介绍逐渐深入。除了李大钊及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介绍外，其他报刊也相继发表一系列文献。1920年后，列宁著作开始在中国各类刊物上发表，“散见各报刊的计有：《民族自决》、《过渡时代的经济》、《俄罗斯的新问题》、《旧制更新》、《全俄经济委员会第三次大会列宁之演说》等”〔7〕。同时，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陆续在中国报刊上发表。这些文献对毛泽东进一步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有利条件。

1919年底，毛泽东为领导驱逐湘督张敬尧的请愿活动二次进京。随着驱张请愿活动受挫，他对零星改良、合法请愿的改良主义感到失望，开始寻找改造中国的新出路，大量搜集和阅读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资料，“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8〕，对于俄国新政府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对他在道路选择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1920年2月，在给陶毅的信中，他提出了留学俄国的想法：“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他还考虑组织一个留俄队到俄国勤工俭学，“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9〕3月14日，在给周世钊的信中，他对俄国革命和新政府建设做出了高度评价，再次谈到组织留俄队的事情，“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10〕6月7日，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又一次谈到，当时一些新民学会会员都有意赴俄留学，“我也决去，暂且自习，一年半或二年后，俄路通行即往”〔11〕。可见，他已经开始把俄国道路看作是一个可能性选择，倾向于走十月革命道路来改造中国。当然，此时他尚未做出最后选择。

（四）1920年秋，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深入研究和大力宣传十月革命经验和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基本上选择了十月革命道路。

大学毕业后，毛泽东除领导湖南的五四运动外，相继进行了空想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实验主义、工读主义等实验，特别是从1919年下半年开始领导驱张运动，试图走改良主义的温和的革命道路，但这些尝试都没有成功。于是，他逐渐把目光集中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道路上。

俄国是一个同中国有很大相似性的国家，十月革命使这个国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获得了彻底的胜利，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这对于正在探索改造中国道路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特别是多次改良主义实践的失败，促使毛泽东更加深入仔细地研究俄国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和新政府建设的实践状况。1920年9月，他同湖南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决定“研究俄国学术精神及其事情”，探讨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宣传介绍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扩大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在创办和领导俄罗斯研究会的过程中，毛泽东阅读了大量有关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书刊资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分析十月革命胜利的意义和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俄国革命道路的认识，越来越倾向于选择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五）1920年9－10月间，毛泽东在领导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的实践中，大力宣传和实践十月革命道路，但依然有一些犹豫不决

毛泽东尽管已经基本上选择了十月革命道路，但是俄国革命毕竟是发生在中国以外，它的基本经验是否可以在中国推行，俄国革命的模式是否可以转化成为中国革命的实践，这些都不是仅仅可以在理论上说得清楚的，必须要在实践中才能够有所证明。1920年9－10月间，毛泽东领导了一场带有新民主主义革命色彩的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在运动的过程中，他结合世界大局和中国实际，进一步深刻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从党的领导、指导思想、客观条件、党员先进性、工农阶级支持等几个方面，初步总结十月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力求以俄国工农民主专政的实践为榜样，教育和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把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实践运用推广到中国实践当中。当然，领导湖南自治运动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深处仍然残留着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要素，特别是社会改良主义思想依然影响着他的思想和行动，对是否走俄国道路的选择上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犹豫：在湖南自治的设计中还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提出要建设一个封闭的、世外桃源式的“湖南共和国”；在湖南自治的方法上依然抱有无血革命、呼声革命的幻想，希望采用劝说、请愿的方式使军阀遵循民意进行社会改良。

（六）1920年12月，经过深刻的自我清算完成了思想转变，毛泽东最终选择走十月革命道路，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受挫后，从1920年10月下旬到11月底的一个多月时间内，毛泽东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反思和思想清算。10月底到11月初，他现场听取罗素、杜威、蔡元培等人的演讲，结合自己刚刚经历的自治运动失败，更深刻地认清了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及其不足：“我于罗素演讲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12〕

11月底，他在短时间内连续给新民学会会员向警予、罗章龙、李思安等人写信，对自己多年来的实践和思想做了一次总体性的彻底清算，对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温和革命等思想表示了彻底绝望和最终放弃，主张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开辟新的道路，创造新的环境，推动中国和世界的大改造。在给向警予的信中讲道：“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13〕在给罗章龙的信中，明确表示不赞同改良主义的思想，“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提出了“主义”的至关重要性，“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提出要通过彻底改造世界革命来解放全人类，“与世界有觉悟的民族直接携手，共为世界的大改造。”〔14〕在给李思安的信中，特别强调“实际改造”〔15〕即革命行动的重要性，放弃了温和革命、呼声革命、无血革命的思想。

经过这种深刻的自我清算，毛泽东彻底解决了道路选择问题，坚决选择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在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改良主义的温和革命，“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16〕。在此基础上，他做出了郑重选择：走俄国的道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对十月革命的方法“表示深切的赞同”。他指出，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是在其他道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唯一正确的选择，“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1921年元旦，在新民学会会员大会上，他再次明确提出，中国社会大规模改造的方法就是俄国革命的方法，这是最具有实效性的“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7〕。把目光转向俄国，选择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集体选择，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当然也是毛泽东个人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青年毛泽东十月革命观的内容及其特点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给苦苦寻求的中国人带来了希望和生机，并提供了一条崭新道路。十月革命后不久，李大钊就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阐述了十月革命的本质和意义，把十月革命同中国的发展前景联系起来，认为十月革命的曙光给中国带来了光明。青年毛泽东同李大钊一样，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对于十月革命热情关注、认真研究，特别是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看法。青年毛泽东的十月革命观，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站在世界历史发展高度，结合世界格局变化趋势，高度评价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广大民众联合起来推翻贵族和资本家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大革命，革命的结果是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18〕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大战而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19〕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要像俄国那样，积极行动起来实行人民民主。

十月革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世界意义，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应，带动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20〕在十月革命鼓舞下，各国人民开始觉醒，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出现了世界性的革命高潮。“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波兰独立，截克独立，匈牙利独立，尤太、阿剌（拉）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片土，亦建了三个政府。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摧（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己（已）醒觉了。”〔21〕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大潮，这个大潮必将普及向全世界。“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的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22〕以十月革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未来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设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即是社会党人的成功。”在西方帝国主义逼迫下，德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必将会以十月革命为榜样，抛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同俄国一样的共产主义的共和国。“我从外交方面的趋势去考虑，断定德国必和俄奥匈截连合，而变为共产主义的共和国。又从内治方面的趋势去考虑，也可作同样的断定。”〔23〕

（二）结合中国的时代环境和现实实践，分析十月革命对中国的重大影响，初步总结了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

十月革命在中国引起了强烈震动，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给中华民族的解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人民在欢迎十月革命的同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国革命的新时代正在到来。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就看到了五四运动与十月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十月革命的启发下思考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埠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怒涛澎湃。”〔24〕中国大地上“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话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25〕。正因为高度赞扬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他对那些攻击十月革命的错误言论大力批判，号召人们一定要对十月革命、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认真研究，弄清楚它究竟是什么，究竟有怎么样的意义，“切不可闭着眼睛，只管瞎说，‘等于洪水猛兽’‘抵制’‘拒绝’等等的空话”〔26〕。

毛泽东对十月革命的关注和研究，目的是为了探索救亡图存的方法、改造中国的革命道路。为此，他没有停留在一般性的现象描述或简单赞颂，而是着力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对十月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作了初步概括。他指出，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有科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广大党员充分发挥先进性和革命斗争性，抓住了有利的历史条件，进行充分的主客观条件的准备，充分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等：“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27〕这个分析虽然文字很简短，但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从党的领导、指导思想、客观条件、党员先进性、工农阶级支持等几个方面，找到了十月革命胜利的深层原因和基本经验，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三）立足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实践，研究中国人借鉴十月革命经验的方式方法，明确提出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照搬十月革命经验

十月革命之后，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世界格局和时代特征发生了重大变化，切实把握时代特征并选择中国革命道路成为一个紧迫问题，同时也成为毛泽东思想转变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问题，毛泽东就是在比较鉴别之后坚定地选择了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是，他并不是盲目地机械地照搬俄国道路，而是强调要把俄国经验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总结分析十月革命成功的基本经验后，他比较分析了中国同俄国的具体情况，对于如何采用十月革命经验，做出了独立性的结论。他指出：“中国如有澈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因此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如果能够像十月革命那样，通过一次总体性的革命运动，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实现根本性的社会改造，当然是好事；但是，中国不可能做到，因此必须走同俄国革命不一样的路子。

青年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结论虽然并不完全正确，他对十月革命道路的选择尚有一些犹豫不定，但是他分析问题的方法，对待十月革命经验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在日后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他对于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年轻时期的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深化发展。

（四）结合他亲自领导的湖南自治运动实践，力图把俄国革命经验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当中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早期共产主义者领导的真正意义上的工农革命运动鲜有出现，毛泽东领导的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可以说是仅有的一次。这个运动的阻力非常大：一方面，谭延闿、赵恒惕等军阀竭力阻止人民自治，声称下层民众缺乏知识，不懂法律，没有能力从事自治运动，必须由统治阶级及所谓法律家们来代替人民制订自治法，实行官办自治，以达到借自治之名行军阀统治之实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的统治，广大人民群众也认为“政治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事”，“是脑子里装了政治学法律学身上穿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自己没有文化知识，缺乏自治能力，不敢对自治问题发表意见，把本属于自己的民主权力交给统治阶级。

为此，毛泽东专门发表了《“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释疑》《“全自治”与“半自治”》等文章，批判封建军阀对人民自治的压制，消除广大工人农民的疑虑和不正确认识。他先以中国古代和西方国家为例教育工人农民，政治是人民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少数统治阶级的事情，人民群众完全有资格、有能力从事自治。特别是，他以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无产阶级专政为例，以事实为依据告诉广大群众，自治应该由劳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而不应该由少数统治阶级来包办，湖南自治应该像俄国那样实施人民自己的民主自治。他指出：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俄国的工人农人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大战而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他号召湖南人民要像俄国民众那样，积极行动起来从事人民自己的自治运动，“不论你是农人也罢，工人也罢，商人也罢，学生也罢，教员也罢，兵士也罢，警察也罢，乞丐也罢，女人也罢，你总有权发言，并且你一定应该发言，并且你一定能够发言。只要你将你那不应该自疑的疑点祛去，你便立刻发现你自己的重大本领和重大责任。这本领发现在你的心坎里，这责任便立刻落在你的双肩上。”〔28〕毛泽东在这里力求用俄国工农民主专政的事实作为榜样，教育和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在增强他们从事自治运动自觉性和信心的同时，把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和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实践运用推广到中国革命的实践当中。

三、青年毛泽东十月革命观的历史意义及其当代启示

青年毛泽东的十月革命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时期就已经显示出了它的核心内涵和本质要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也有重大的启发价值。最主要的启发就是要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性内涵，正确看待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把先进科学理论和国外成功经验运用到本国发展的实践当中，把握好结合的主体（谁来结合）、对象（结合什么）、方式（怎样结合）、目标（为什么结合）等一系列问题，实现先进经验同本国实际的自主创造性的结合。

（一）必须坚持开放包容原则，充分借鉴国外经验并使之中国化

人类文明发展是一个差异融合过程，近代以来的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亡图存道路，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断借鉴国外先进理论和经验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同样是不断借鉴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的过程。在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吸收俄国革命和政党建设经验并使之中国化，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最后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度重视学习外国经验特别是苏联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明确了对外开放的方法和原则。他说道：“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29〕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多次谈到要学习国外先进理论和经验，要把普遍原理同具体特点结合起来，实现普遍原理的中国化。他说道：“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要把学的东西中国化。”“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30〕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就是改革开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开放性原则，必须面向世界吸收一切优秀文明；必须按照世界历史发展大势，依据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广泛地比较、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和经验，在吸收世界先进文明的基础上，实现差异融合，创新发展。

（二）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原则，牢牢立足于并不断创新中国的具体实际

青年毛泽东牢牢地立足中国具体实际来分析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启示。以根本性地改造中国为明确目标，以解决中国的突出问题为重点，牢牢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借鉴和运用国外经验，是毛泽东研究分析十月革命经验的方法特征。这个方法论在毛泽东开拓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扬。抗日战争时期，他明确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1〕为此，他深入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建设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他又对国情实际做出了艰辛探索：“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32〕；“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33〕；帝国主义列强“实际上统治了中国一百多年，使中国变得很贫穷，变成一穷二白。穷就是贫困，白就是文盲多”〔34〕；“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35〕；“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36〕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的判断。以此为依据，他明确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当然，立足实际并不是要局限于实际，而是一定要立足实际又突破实际，在开拓创新中不断把实际提升到新的高度，实现新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就是牢牢抓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当前，我们也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实现国外先进理论和经验同本国实际的自主创造性结合

任何国家的革命建设都必须依靠本国人独立自主地进行。与此同时，任何外来的理论和经验，即便是在发生地已经获得了完全成功，也不可能原原本本地、生吞活剥地引入到我们的实践当中，而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加以借鉴和运用。毛泽东从一开始接触并希望借鉴俄国革命经验之时，就已经显示出了这样的理论特色和思考方式。中共成立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因为政治上、组织上、理论上的不成熟，在重大问题甚至具体决策上都严重依赖于共产国际。特别是土地革命前期，教条主义者深陷依附思维，把自己的事业交给了共产国际及其派来的代表，最后遭到严重失败。为此，毛泽东大声疾呼：“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7〕。基于历史上的沉痛教训，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确定为领导核心之后，一直牢牢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反对照搬照抄国外经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之际，他领导全党独立自主地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及其政体实现形式；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根据中国国情创造了一条和平方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道路。在开始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之际，他突出地强调了必须要处理好依靠自己和借鉴外国经验的关系，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基本方针，强调必须破除迷信，埋葬教条主义，独立自主地搞好自己的建设。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必须要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我们仍然要坚持自主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独立自主地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既要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更要反对那些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想，打破依附发展思维，抵御各种外来干预，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参考文献〕

〔1〕〔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1514.

〔3〕蔡林彬.蔡林彬给毛泽东（1918年7月21日）〔A〕//新民学会资料〔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