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支持

      西方国家借助强大的资本力量建立了巨大的媒体帝国，试图形成覆盖全球的媒介霸权

　　现代语境下的西方，是指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使西方世界处于资本的全面控制之下，资本是全社会的决定性力量和最高意志，资本家成为资本意志的执行者，国家政府成为资本的工具，媒体舆论成为资本的喉舌。

　　西方国家借助其强大的资本力量，改造和培植服从他们意志的外国知识精英。知识精英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使他们能够自上而下地影响社会大众，又能够自下而上地影响政治上层，对整个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产生强烈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通过教育培训、学术讲座、学术赞助、教师派送等方式，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知识精英接受和传播西方文化精神，改变本国的知识传统。

　　美国很早就开始通过改造知识精英实施文化渗透，把文化交流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第四维”（菲利普·库姆斯语）。从1948年开始，美国就花费巨额资金推出最大的对外教育文化交流项目，即“富布赖特项目”。该项目主要资助世界各国的大学生、学者、文化精英和学术团体到美国学习、访问和研究，因而也被人们视为“对美国国家长远利益投资的一个典范”。到20世纪末，这个项目资助的各国学者就已超过25万人，覆盖了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经美国精心挑选的外国人员回到本国后，大力传播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

借助资本力量的支持，捐赠或推送反映其文化意识形态的图书资料、学生教材，是西方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部分。例如东欧剧变后的第一年，美国就向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捐赠了12万册图书，这些图书在这些国家的制度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我国一些名牌大学的经济学教材绝大多数都是美国的原版教材，从而使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而党和国家花费巨大人力、物力编纂的体现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工程”教材则被边缘化。同时，一些境外资本借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之机，大举进入文化领域，对我国文化产业的价值观导向造成了巨大影响。一些境外势力以基金会为平台渗透其价值观，甚至制造社会动荡事件，如美国民主基金会对中国极为重视，他们所资助的中国项目主要是“藏独”“疆独”分裂分子、“民运”势力和各种“民权”团体等。

西方国家借助强大的资本力量建立了巨大的媒体帝国，试图形成覆盖全球的媒介霸权。美国借助其经济优势，形成了全球信息传播体系，垄断了全世界近90%的新闻信息，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与制作，其网络更是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向全世界推行美国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广播公司（ABC）和有线新闻网（CNN）等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信息总量的100倍，这种强大资本支持下的信息传播，毫无疑问是文化渗透和文化霸权的强有力方式。

      技术控制

网络技术上的非对称性，严重削弱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能力

西方国家在传媒技术上的控制权同西方文化内容结合后，文化渗透和文化霸权的能量就能够加倍放大。利用多种传媒平台开辟文化渗透的多元化途径，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入侵的重要方式。一些境外势力在我国周边地区设有30多个电视广播转播台，每天以170多个频率对我国播出合计60多个小时，还有一些国家从本土向我国发射信号，共有50个境外电台使用300多个频率对我国进行广播，特别是对我国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宣传覆盖，美化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对我国形象进行歪曲和攻击。

西方国家的技术控制尤其体现在互联网技术方面。全球共有13台根域名服务器，其中10台在美国，其余3台各设置于英国、瑞典和日本，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借网络高速公路加入互联网，这必然造成网络管理和抵御文化渗透的被动。美国拥有国际上最大的CPU芯片制造业、世界使用最广泛的Windows操作系统、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Google以及由其制定的TCP/IP协议等。互联网技术上的绝对优势，使得美国拥有绝对的网络控制权，拥有了占全球范围90%左右的信息发布量，成为无敌的网络帝国。从网络语言的使用到搜索规则的制定，都是按照美国化的价值预设和思维模式进行的。

网络技术上的非对称性，严重削弱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能力。他们在网上接收海量信息时，必然深受西方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政治发展模式等方面的严重渗透。此外，他们对于网络传播只能进行内容管理而缺乏有效的技术管理，只能进行事后管理而缺乏有效的事前管理，只能进行思想管理而缺乏有效的行为管理。例如，我国对于境外网站上发布的错误言论，无法从技术上彻底根除而只能屏蔽；对于网上曝光的群体性事件等难以做到事前管控，往往只能待其形成舆论焦点后才能介入；对反华势力的言行只能采取封堵、删帖等措施，而这些措施则又被西方国家指责为“文化专制”“限制言论自由”等。

　　当下，互联网已经成为文化渗透、反渗透乃至政治斗争的主战场。一方面，拥有网络霸权的西方国家，对内大力净化本国网络空间，镇压像“占领华尔街”这样的反资本主义活动，打压国内的反种族运动，驯服工运领袖；另一方面，他们对外大肆进行“民主人权输出”，实现所谓的“民主人权落地”，影响和干扰他国的文化自主发展和民选政权。例如2011年，西方操控下的突尼斯“小商贩之死”事件，最终演变为该国政权的倒台和领导人的逃亡，是一场典型的“推特革命”。

      规则垄断 

垄断国际文化标准，是西方国家推行文化霸权的有力武器

当今的文化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化操控下的一种主观审视。西方国家在国际规则的制定和解释方面拥有主动权，而其他国家往往是被动地接受或迎合这些发达国家所制定的规则。

垄断国际文化标准，是西方国家推行文化霸权的有力武器。诺贝尔奖、奥斯卡奖、戛纳电影奖等诸多国际文化大奖的标准和规则，往往都掌握在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手中。非西方国家要想赢得这些国际文化大奖，就必须遵循其意识形态。这些所谓的国际标准，在表面上并非要消除地域个性、民族特色，他们甚至公开宣扬多元化，但其内在的逻辑则是要使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产品中必须带有西方所限定的标准。西方文化中流行的“东方主义”观念，实际上是关于东方“永远不变的”文化想象。他们把一些诸如怪异、野蛮、愚昧等完全变形的东西强加给东方。这种在“西方中心论”左右下的“东方主义”，先验地把西方作为东方的评判者，东方文化必须经过西方的审视才能够进入西方把持的国际文化界。

文化标准是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文化标准权是国际文化交流以及意识形态碰撞中的核心权力。西方国家垄断的文化准则约束了非西方文化人的世界性影响力，后者要想在世界上获得成功，就必须适应西方文化的逻辑规则和评判标准，把自己塑造成为西方文化标准的模仿者和执行者。这一点在我国文化国际化的发展中就有明显体现。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人开始走向世界，他们谋求国际参与、努力实现外向发展，取得了不少成就，但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西方文化标准的被动迎合为代价换取的。一些在国外获奖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不惜丧失民族文化尊严，着力迎合西方的评判标准，刻意发掘和展示西方人感兴趣的本土文化经验和记忆，让西方人见到一种符合其意识形态的文化想象，而这些文化展示往往同当代中国人的文化体验完全不同，那些真实反映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作品则罕见其获奖。

      话语操纵

西方国家进行话语操纵的主要方式，就是制造所谓的普世性话语

西方国家实行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话语领导权实现对其他国家的文化控制。福柯曾指出：“话语是一种压迫和排斥的权力形式，它使人们不能在话语之外进行思想。”在现代文化环境中，话语占领也就是权力占领，某种话语一旦占据决定性的地位，就会成为普遍性话语，约束和限制文化创作及其传递。西方文化借助强大的资本支持和媒介力量，成为文化话语的制造者、引导者，而发展中国家则成为西方国家文化话语的追随者。

西方国家进行话语操纵的主要方式，就是制造所谓的普世性话语，把特殊性经验上升为全人类的共同遵循，局部性认知幻化为普世性价值，地方性理论推广为普遍性话语，形成了文化传播中的先验优势，诱导或强迫其他国家按照这样的话语体系来理解世界，西方化的普世价值论就是典型代表。它立足于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治理实践，从历史文化中继承了民主、自由、人权等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的概念和术语，提炼出包含着特定利益诉求和政治意向的所谓普世价值观。这些术语概念表面反映了人们的共同追求，但实际上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物。之后，把这些价值观的具体内涵、阶级利益和政治倾向掩盖而只强调其普遍性涵义，把具有地方性特点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夸大成为世界性的思想，把具有自身特点的制度模式夸大为普适模式，以普遍性和人类性遮蔽特殊性和阶级性，把自己打扮成为人类道义的制高点，把文化霸权合法化为共同价值、先进理念、合理制度的建构和普及。“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观念就是如此，它们把不同阶级和国家利益的争端“去阶级化”“去意识形态化”，并将其归结为“争取认可”的斗争。在此基础上，西方国家进一步提出，长期追逐“争取认可”的斗争已经终结，西方价值观、美国式民主已经代表了人类价值追求和政治文明的顶峰，其他地方只要以此为标准就可以了。

此外，还有一种重要方式，就是制造引领性话语。西方国家抱着特定的目的，制造所谓的“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市场经济体”与“非市场经济体”、“反恐国家”与“恐怖地区”等特殊话语，并把这些话语扩展成为主导性话语，从而获得话语领导权，充当掌握国际标准权的国际裁判，肆意给某些国家贴标签，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横加干涉，动辄打出“人权高于主权”“结束冷战”“自由民主至上”等旗号，干涉别国的主权和内政。

在一定程度上说，当代文化全球化已经演变为西方操控下的一场关于话语权掌握与争夺的斗争。话语领导权的拥有，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重要一步，为其价值观念的实施和意识形态的殖民奠定了坚实基础与合法化依据。在话语控制的基础上，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在被输入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渗透，以美化了的形式影响着被输入国的文化认同，不断侵蚀其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甚至中断该国的自主性文化发展过程，造成该国民族精神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危机。

    （作者：金民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