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名利高风亮节，拒绝个人崇拜。建国前，毛泽东坚决反对“毛泽东主义”的提法。建国后，毛泽东不同意把湖南大学改名为“毛泽东大学”。他说：“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不得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措施：1．不给党的领导祝寿；2．不送礼；3．少敬酒；4．少拍掌；5．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6．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在起草新中国宪法时，毛泽东拒绝把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并及时阻止部分人大代表的一项提议，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毛泽东主席最高荣誉勋章”的提案；毛泽东删除了宪法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国家之元首”的条文。

　　对此，毛泽东指出：“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谨慎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

　　在制定宪法草案会议上，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在发言中说：“最后我愿意提到，在召集人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写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国家元首。可是被毛主席抹去了。但是这并不能抹去亿万人民衷心的爱戴。愈谦逊愈伟大，愈伟大愈谦逊”。

　　在共和国将帅授衔时，人们公认毛泽东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创建者之一，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功劳最大，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都享有极高的威望，应该给毛泽东授勋和授予大元帅军衔。毛泽东虚怀若谷，即不要勋章、更坚辞大元帅军衔。毛泽东不接受“大元帅”军衔，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到地方工作的原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是一个很大的教育，解决了评衔工作中的许多矛盾。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影响下，一些被授予元帅和大将军衔的军队领导人，以身作则，纷纷提出降衔。

而毛泽东不接受“大元帅”军衔，则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成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空衔。

位高权重拒绝特权。在毛泽东看来，利用地位、权利，为亲朋谋取私利，是与共产党的宗旨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的。因此，他始终廉洁自律，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必须全部照价付款，哪怕是在外面喝一杯茶都要管理人员去结账，即便是在大会堂也一样。毛泽东一直用自己的工资或稿费招待来北京的亲友和家乡客人；孩子因事派公车，他必须要付车费；招待民主人士、故旧老友的饭费、车费、住宿费、医药费等，甚至身边工作人员的医药费与出差补助，都是毛泽东自“掏腰包”。所有礼品一律交公。　

　　建国后，许多故旧想通过毛泽东找工作谋职业。但，总是被他婉言拒绝。在给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的信中写道：“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不要使政府为难。我是国家主席，不是毛家主席。我只能解决大多数人的困难，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如果只解决一个人的困难，只考虑自己的亲属，那么，我这个主席就当不成了”！

　　毛泽东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和改造着他的子女。关于舅父谋取位置，毛岸英回信写到：“来信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

　　不仅亲戚朋友得不到毛泽东的任何“关照”，就是毛泽东的子女也不能有任何特殊，子女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必须靠自己，自食其力，她们从没有享受到因毛泽东的地位和权利带给她们的任何便利和特权......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的童年，苦难重重，九死一生。后与很多人到了苏联，在军政学校和军事学院学习，参加了举世闻名的苏联卫国战争，曾冒着枪林弹雨，转战欧洲战场。回到延安后，他遵照毛泽东“补上劳动大学这一课”的要求，在解放区搞过土改，做过宣传工作，当过秘书。新中国成立之初，毛岸英被安排到政务院工作，毛泽东对此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毛岸英不够资格进政务院工作，而应当到农村、工厂、部队去锻炼。1950年10月，毛岸英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志愿兵”，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第一个奔赴“保家卫国”前线的人！1950年11月25日在美军空袭中毛岸英牺牲，并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

　　毛泽东没有为毛岸英的牺牲提出任何要求，他在去世时都没有见到儿子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和320元抚恤金，儿子唯一的荣誉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