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语】：1948年底，国共大战胜负已分：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北岸，蒋介石政权四面楚歌，精锐丧尽，败局已定……此时，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面对的是“宜将剩勇追穷寇”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还是“沽名学霸王”满足于“南北而治”?最终，毛泽东排除干扰，选择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众所周知，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不顾中国人民为二战胜利做出的巨大贡献，在中国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作出了导致中国再次被瓜分和分裂的《雅尔塔协定》。

　　苏、美利用蒋介石肢解战后中国

　　1945年2月8日，在美、苏、英三国首脑第五次会议之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曾与斯大林进行了私下会晤。这次会晤对远东，尤其是对中国的命运至关重要。这次会晤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关于东北亚的利益分割，总的结论是：朝鲜托管，蒙古维持现状，苏联获得中国大连旅顺和中东铁路。也就是说，从蒙古到东北整个属于中国的地区均被苏联纳入其势力范围。苏联获得千岛群岛、库页岛及邻近一切岛屿;二是印度支那实行托管，实际上是被纳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三是日本将台湾、澎湖群岛及满洲的主权交还给中国。这实际上是将远东利益一分为二。

　　值得注意并对中国未来台海统一战略有参考价值的是，罗斯福和斯大林之所以同意将台湾交还中国，是因为台湾地区离美国和苏联核心利益线较远，因而美国和苏联并不太看中对日本南下有阻隔作用的台湾地区。而将对苏联有重要地缘利益的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主权利益在这里已被大打折扣。

　　2月10日，雅尔塔第七次全体会议举行。翌日，会议正式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简称《雅尔塔协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英国外交部对这个协定事先并不知道。他们得到消息只是美、苏正在就远东问题进行会谈。罗斯福和斯大林对丘吉尔所采取的手段是“先斩后奏”。2月11日，丘吉尔被邀请在自己事先并不知道内容的协定上签了字。

　　美国和苏联从对付欧洲的经验中懂得，一个破碎的亚洲远比一个有主体板块从而有主体政治的亚洲更易控制。而肢解亚洲的关键就是控制和肢解中国——这实际上也是日本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战略的翻版。分裂中国的关键是利用当时中国的内战，使各自都拥有强大武装的国共两党同时并存，使其在内耗中演变为以长城或长江为界的南北政权。于是，当时的美国和苏联在抗战胜利后，在力促国共和谈的背后，隐藏着南北肢解中国、使中国政治破碎化的目的。所以，当斯大林听到罗斯福说美国“正在进行各种努力以使北方的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实现联合”时，立即表示“这很好”。由此美苏实现合作——美国通过约束中国国民党，苏联通过约束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的不统不合的局面。与此同时，苏美还需要以官僚买办为基础的蒋介石政权的配合，以达到既不能让中国在抗战中灭亡，又不能让中国在抗战后强大的目的。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逝世。4月15日，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与斯大林面谈。在确定苏联对中国态度不变的底牌后，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于6月9日在华盛顿接见了宋子文，并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中国，要他在7月1日之前去莫斯科。6月30日，宋子文到达莫斯科，在与斯大林谈判时，主要争论焦点是外蒙古问题……双方经四次会谈，在斯大林强硬态度下，宋子文得到蒋介石的授权，同意外蒙独立，但“交换条件”是：保持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不再支持新疆“匪乱”。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同时做出承诺，只承认国民党中央政府。中苏双方于8月14日达成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南北是否“划江而治”的历史节点

　　1945年8月，苏联与蒋介石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中国共产党真正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艰难情势。此时的中国，在苏美的合谋和蒋介石的出卖下只剩下一个“主权”空壳。中国在事实上已遭到美国和苏联的分割。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共八大的南共联盟代表谈话时回忆说：“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和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这个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事后多年逐渐披露出来的档案文献也证实了毛泽东的话并不是情绪的宣泄。在整理俄罗斯解禁档案文献方面作了大量工作的沈志华教授也证实：“实际上，苏联也正是从1948年夏天以后才开始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美国和苏联利用蒋介石分裂中国的图谋遭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的中国人民的抵制。同样，这种抵制招致苏、美联手对中国统一力量实施更大的压力。具体表现是：美国限制蒋介石全面“剿共”政策，另一面斯大林则劝中共走法共道路，放下武器，成为议会党派。1945年12月20日，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以总统特使身份来华“调停”中国内战。马歇尔的中国之行让斯大林惊喜不已。就在马歇尔来华前一天(12月19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向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重申：“支持蒋介石是苏联的政策，他们遵循着这项政策。他们应中国的要求在满洲留着他们的部队，以便蒋介石的军队争取时间进驻沈阳和长春。”这是给马歇尔发出的一个信号，暗示美国：这是一个历史机会，美、苏同样也可用分割欧洲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在5个多月前，斯大林在情急之下向蒋经国道出真情说“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而阻止中国进步的真正方式，如果不能将中国撮合成一个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唯苏美是从的软弱政府，那还不如南北肢解中国。斯大林相信，目前在美国政客中只有马歇尔能与斯大林在这方面形成战略默契。

　　按照雅尔塔协定的规定，中国应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外的东北地区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内的中国其他地区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只需要确保势力范围以内的权益，决不在长城以内制造麻烦;美国也不要把手伸到长城以外来。为了取得美国的合作，斯大林不希望看到长城以内的国、共两党发生内战，他主张按照美国人的意愿支持在蒋介石领导下建立中国政府。为此，他曾出面劝告毛泽东停止武装斗争，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随后赞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到中国直接调处国、共两党关系，但他自己不参加，也不同意把长城以外的中国东北列入调处范围之内。

　　然而，事态并没有朝着美、苏希望的方向发展。重庆谈判后，中国内战还是爆发了。1946年春天，中共占领长春后却又在四平守卫战中失利，不得不放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四平。这大大动摇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信心，并加剧了对蒋介石倒向苏联的期盼。让斯大林意外的是，蒋介石经过权衡后放弃了苏联，最终倒向了美国。于是，斯大林迅速调整原来支持国民党接收东三省的政策，转而希望中共为他守住其在中长铁路和旅顺基地的“雅尔塔红利”，同时也可用东北地区消化中共的主力，使其淡化南下统一全国的愿望。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性战役，历时142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此后，中国来到了南北划江而治、今后向何处去的历史节点。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坚决抵制

　　就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斯大林再次反复暗示毛泽东不要南进。1948年8月，斯大林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说：你党应维持国内和平，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若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12月，斯大林又转给毛泽东一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的信件。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泽东接受苏联出面接续马歇尔的“调停”，步朝鲜半岛的后尘，建立南北分治政权。

　　此时的毛泽东在关于中国统一问题上是有着清晰的认识的，那就是中国必须实现政权的统一。民心所向、锐意锋芒的百万雄师是决不可停止解放的脚步的。他于12月30日以“新年献词”的形式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回应了斯大林的暗示。毛泽东在文中写道：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关于是否过江问题，毛泽东对斯大林明确宣布：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毛泽东写的这篇新年献词直言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并不是要偏安一隅，也不是要与国民党平分天下，而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人民共和国!

　　这一目标不仅使马歇尔，同样也使斯大林坐不住了。斯大林不惜从幕后走向前台，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对毛泽东施加高压，以继续推动马歇尔未竞的“事业”。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以“菲利波夫”的化名打电报给毛泽东，谈国共谈判问题。斯大林说，南京国民党政府于1月9日发来照会，建议苏联政府充当南京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停战和签订和约的调停人。1月11日，斯大林仍以菲利波夫为化名追加电报给毛泽东。斯大林在电报中的要求遭到了毛泽东的婉拒。1月12日，毛泽东回电称，对于南京政府的照会，苏联政府应该告诉国民党政府：“苏联政府一向希望，现在也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然而，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与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在中国内战交战双方之间调停是不可取的。”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告诉斯大林“眼下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国际舆论同样不利于南京政府，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季就能过江，直捣南京。我们似乎不需要再采取什么迂回的政治手段。在当前形势下，再采取这样的迂回的政治手段是利少弊多。”

　　1月14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口授了一封给毛泽东的电报，内容是中共应该接受和谈建议，使中共以和平的面目出现。当天，毛泽东就复电斯大林：“我们与贵方在基本方针上是完全一致的”。为此，中共还发表了与国民党和谈的八项条件。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所说的“和谈”内涵与斯大林所指完全不同。所以毛泽东提出的是国民党既不可能接受、也不可能做到的条件。1月15日，斯大林再次发电给毛泽东，说他从毛泽东上封电报中“已看得很清楚，我们之间已经就南京方面和平建议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了‘和平’运动，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可以认为是彻底解决了”。然而，当斯大林渐渐明白了毛泽东的底线后，最终放弃了直接出面“调停”中国内战的打算。1月18日，苏联政府复照南京政府指出，中国国家统一事业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这种统一只能通过中国内部的力量，首先是双方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直接谈判来取得。第二天(1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特别加上了下面的指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的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应完全拒绝之。毛泽东在这里特别提到的“任何外国”，当然包括苏联在内。如果说蒋介石对马歇尔“调停”中的分裂中国的企图是在本能抵制的话，那么这份文献则说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调停”则有着高度警觉。

　　随后，中共中央果断作出渡江作战的战略决策。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为此，毛泽东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李宗仁的历史感叹

　　早在1946年2月，毛泽东就深谋远虑，及时阻止了中共党内的“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的选择，这一论断不是因为和平道路本身有问题，而是它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是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还是再回到半殖民地旧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中共断然拒绝了斯大林的“建议”并继续同蒋介石作斗争，因为这是最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选择。

　　1949年1月5日，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起草评论《评战犯求和》，明确把蒋介石列为战犯，拒绝以蒋为谈判对手。1月21日，来自国民党内的压力迫使蒋介石下野。之后，被美国推举出来的“稳健派”李宗仁，在国共“和谈”中依然变相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只是把协定中的“以长城划界”改为“以长江划界”。“隔江而治”的本质就是分裂中国。关于这段历史，李宗仁后来在其回忆录中也作了深深的忏悔。他说：“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感到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口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几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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