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大寨党支部副书记的宋立英 

（山西）宋立英（口述） 苗武军白续宏张谦（整理）

第一个女党员，第一任妇女主任

我父亲是从山东逃荒到大寨的，我1930年阴历十月廿八出生在大寨。家里穷，吃了上顿没下顿，十来岁时我就到有钱人家当使唤丫头。当时贾进财也在这家干活，他从小没了爹娘，就在这个二奶奶家长大、当长工。我13岁那年，他叔做主给了我家一石玉茭，父母就把我许配给了比我大20岁的贾进财，他家又用一斗米把我娶过门。1945年共产党在解放区搞土改，我俩才有了出头之日。

我是大寨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秘密入的党，连丈夫都不知道。那是1947年10月的一天，负责大寨片区党组织活动的共产党员邢玉琴悄悄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加入共产党。当时我才17岁，不太清楚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她就给讲，“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是打坏人、解放穷人的，只有穷人才能入党”。我小时候听说过不少游击队的事儿，也明白不少道理，一听共产党是救穷人的，就很坚定地回答说：“我愿意加入！”那时党员的候补期只有半个月。这样，半个月后我就入了党，成了大寨村的第一个女党员。入党第一次参加组织活动时，我才发现老贾已是党员了，心里一直觉得好笑，但同时也有一种神圣的感觉，这不就是党的组织纪律吗？自己入党不是也没告他吗？

入党不久，我就当了大寨妇救会主任，是村里第一任妇女主任。当上干部后我把心思全部放在工作上，样样事情都走在前头。为支援前线，我组织妇女动员丈夫、儿子参军上前线；为填补男人们走后出现的劳动力不足，我又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带领妇女做军鞋、送公粮、支援前线作战。

过去大寨的妇女很少下地干活，为把姐妹们从锅台、磨台、炕台前解放出来，我组织村里年纪较大的妇女办起了托儿所，让她们在家照看孩子，这样一来，年轻妇女就可以放心地走到生产第一线。

我有4个孩子，但这并没妨碍我工作，不但要下地干活，一有空还要东家走走、西家转转。每个妇女家情况我都熟悉，谁家婆媳不和了，要去劝解；谁家两口子吵架了，要去说合；谁家有吃奶的娃娃，到了时间，我就督促在田间劳动的妇女回去喂奶。天一下雨，群众往家里跑，干部往地里跑老贾1946年入党，他是大寨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一开始叫政治主任。1948年，他介绍陈永贵入党，三次让贤，去找了县委书记几趟，硬是把支部书记让给陈永贵，自己当副书记。后来我作为妇女主任也成了支委，一直跟老贾、老陈他们一起工作。

1952年搞合作化运动，1953年搞初级社。当时，大家牵着牛、骡、驴入社，没大牲口的就几户合起来买个驴入社。成立合作社带领大家做什么？那个年代，吃饱肚子是最当紧的事。大寨的土地条件不好，全村有800多亩地，4700多块，你想想有多零碎，都在半坡坡上挂着，一分地一块，二分地一块，不下雨旱个死，一下雨冲得乱七八糟，人们叫“三跑田”（跑水、跑肥、跑土），亩产100来斤，累死累活，粮食不够吃。所以说，造地是头等大事。那是1953年，支委开会研究了“造地规划”，计划用10年时间把“七沟八梁一面坡”改造好。

“10年造地规划”从1953年冬天就干开了，打坝、填沟、造地。狼窝掌沟最深最难修，可是又非修不可。修不好狼窝掌沟，其他沟也没法修。人们常说“三战狼窝掌”，其实是四战。一开始打上坝，造上地，到春天赶紧种上庄稼，到夏天一场大雨全冲垮了。陈永贵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了咱们再修。辛辛苦苦，加班加点，没日没夜干一冬天，第二年夏下大雨又冲毁了。下雨时群众往家里跑，干部往地里跑，看看究竟水是怎么把坝冲毁的，有什么办法防止冲毁。后来大家从倒塌的窑洞上找到了办法：下大雨，窑洞的后半边塌了，可“前脸”没塌，那前脸是砖石砌起来弓形的，能承受住重量。最后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出办法：弓形坝，滴水坑，石灰灌缝。照此法干了一冬天，坝沿石头垒成弓形，坝下建滴水坑，造地、平整，春天又赶紧种上。夏天下雨时还是干部往地里跑，看看能否经得住洪水冲。这次成功了，水顺着地的两边往下流，正好流进下一个地块的滴水坑，水在滴水坑摔了跤，再起来冲劲小了，下面的地块就保住了。从1953年到1962年，大寨的“10年造地规划”就差不多完成了，1963年那么大的洪水，狼窝掌经住了考验，没有给冲毁。

那时粮食亩产要“达纲要，过黄河，跨长江”。400斤达纲要，500斤过黄河，800斤跨长江。大寨把“三跑田”都变成“三保田”，后来又变成“海绵田”，到1958年，大寨的亩产超过500斤，实现了“过黄河”。大跃进、浮夸风，大寨没有放“卫星”1958年大跃进，各地刮浮夸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寨亩产500多斤，俺们就觉得不错了，比过去提高快3倍了。可报纸上登这里亩产几千斤那里亩产几千斤，不知人家咋产那么多。

我和陈永贵到太原开会，好像是模范会、先进会，咱晋中是一组，大家在一块讨论，轮流表态发言。讨论来讨论去，积极分子很积极，浮夸风很厉害，说他们亩产1000多斤、2000多斤的都有，有的地方种莜麦还亩产1000斤呢，咱实在理解不了。有领导说，大寨是农业的典型，怎么不报啊。陈永贵说，听了听你们那1000斤2000斤的亩产，俺是打不了那么多粮食。人家问，那你大寨亩产多少？他说，500多斤。人家说，大寨报500多斤可不行！他问，那你说大寨报多少合适？人家说，至少还不报2000斤？他一听就摇头：2000斤？大寨连1000斤也打不下。俺可不敢报那么多，大寨就是500多斤的亩产，是多少就报多少。

在那次会上报的高就奖励解放汽车。大寨没虚报也就没得奖。陈永贵说，就是奖飞机咱也不敢说假话呀。后来上面派人到大寨核实产量，实际是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大寨“跟上形势”，国庆节就能上天安门观礼。他说，宁肯不上天安门咱也不弄虚作假。洪水冲了一个旧大寨，我们建了一个新大寨1963年永远不会忘记。8月1号赶了一天庙会，2号下起大雨，连下7天7夜。大寨地毁房塌，人们都挤到会议室，使劲抹泪。村里在大柳树下支起大锅，给大伙做饭。洪水来的那几天陈永贵正在县城参加会议。想给村里打电话，洪水把电杆冲倒了；想回村里，松溪河暴涨过不去。直到8号才绕山回到村里。他对大家说：“这么大的灾咱们没死一个人，就是最大的胜利！土地刮了，我们重新修起来；窑塌了，我们盖起来。

走了一个旧大寨，再建一个新大寨！”

大寨遭了灾，上级来电话说，给大寨拨了一笔医疗费，陈永贵说，人没有伤亡，不需要医疗费。县里又送来苇席、棉衣、被褥等救灾物品，他说还有更需要的村子，拉回去吧。县里还专门拨出1000元救济款给大寨，他安排退回。村里很多人不理解他的做法，对他议论纷纷。我当时也不理解，现在理解了，他就是要锻炼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主持大寨党支部一连7天召开了7次座谈会，动员大家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就这样，大寨人响亮提出了灾后“三不要三不少”口号：社员口粮、劳动日分配、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

夜战狼窝掌沟

要整修房屋，还要抢救庄稼，先从哪里做起？当时不少人主张先治“窝”后治“坡”，先修房屋再搞别的。陈永贵说农时不等人、庄稼误不起，要集中力量把地里的庄稼扶正、培直，保证当年的收成，然后再整修家。大家觉得他说得在理，就成了先治“坡”后治“窝”，“白天治坡、晚上治窝”。全村总动员，当务之急是将倒伏的青苗扶起来。就在那时有了“大寨铁姑娘队”，23个年轻姑娘大的十七八岁、小的只有十二三岁。我和凤莲的“铁姑娘队”在山脚下扶，陈永贵、梁便良的男社员队在山坡上扶，两套人马暗暗比着干。大家天不亮就出工，天大黑才收工，早午时分送饭。只用5天就扶起倒伏的庄稼250多亩，还在根底培了土、施了肥。看着地里的庄稼一片片挺拔而起，人们的劲头高涨起来。老贾领人上山寻石料，前后10天砸碎了两把大锤，3根1米多长的钢钎磨得只剩下1尺左右，10多个七八寸的铁楔打得只剩三四寸。老贾手上每天都有裂开的血口，回到家就让我用针线将厚茧的裂缝合上，抹上猪油黄蜡再用布条扎紧，第二天一早照常进山采石。村边有个砖窑烧砖，妇女每人每晚要往村里搬200块砖才能回家。吃饭也简单，早上小米粥，里面加点糠面，再配点酸菜，没油。当时一年3两油，我们把杏仁捣烂当油，再和酸菜炒到一起。就这样，大家同甘苦、共命运，横下一条心重建家园。

经过两个多月的生产自救，灾后留下的550多亩秋庄稼长势喜人，40多间危房危窑全部进行了修补，还新建成40间瓦房和20孔石窑洞。特别是新建的那个地下排水涵洞，现在还是用它排洪，真是一个百年大计的事情。前后3年时间，真正实现了陈永贵说的：送走一个旧大寨，迎来了一个新大寨。

世事变换，大寨打破“大锅饭”“二锅饭”1973年，陈永贵当了政治局委员，后来又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就不再当大寨党支部书记了。郭凤莲接任党支部书记，后来又成了中央候补委员。我积极配合她工作，能做什么做什么，生怕大寨的事业落下步。

不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寨成了极左路线的代表，村里一下子冷清下来了。风莲那段时间思想负担很重，经常跑到家里跟我说些心里话。陈永贵有时回村望着七沟八梁半天不说话。他后来就搬家到北京了。临走前他叫上老贾坐上小车转悠，这个村走走、那个村看看，一路上有说不完的话。陈永贵还说：“我先死了，你给我送个花圈；你先死了，我给你送个花圈。”全村人把他送出村口，心里很不是滋味。郭凤莲后来也走了。那是1980年的一天，她跟我说，上级让她离开大寨另外安排工作。我说，不离开不行吗？她说，不行，不离开就要受党纪处分。我说，那就听上面的安排吧，怎么也不能受党纪处分啊。凤莲是流着泪离开大寨的，到晋中地区果树研究所任副所长。

大寨失去主心骨，不知接下来该咋办。

过去，报纸每天说大寨好，这好那好，什么都好。那阵子又说大寨这问题那问题，什么都是问题。反正大寨的老百姓弄不清咋回事。我经常说，过去的大寨没你们说的那么好，现在的大寨也没你们说的那么坏。

全国都搞以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寨党支部想不通，群众也想不通，觉得走集体化道路就挺好，大寨就是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一路走过来的，大寨的成绩就是集体化创造的。县里把大寨看成老大难，反复做工作，说大寨必须搞，若不搞，全县工作都推不开。党支部书记贾长锁说，做不通群众的思想，完成不了土地承包任务，这个书记不当了。但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还是服从上级要求搞了联产承包。一开始是大队分成3个农业小队，还有机械队、林业队，叫“大队核算，小队作战，奖惩兑现”。后来人家说这还是“大锅饭”。于是就把小队分成小组，人家说这是“二锅饭”还不彻底。最后，土地分到了一家一户承包，这就再没说的了。

可是，大寨人的感觉并不好。大块地又以户分成小块地，机械化耕作又变成人种牛耕，家家户户又要买牛、买骡、买农具。当时，我感觉就是“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集体的企业也承包了，果园、砖窑、煤矿都承包给个人了。承包的人倒是发财了，但没实现先富带后富，让群众富裕起来。过去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那时候人们说，小河有水大河满，可是小河有水，它不往你大河流啊。

陈永贵去世，郭风莲回村

陈永贵不当副总理后就一直住在北京，后来闲不住给北京郊区一家农场当顾问。1985年冬听说他病了，气紧哮喘下不了床，老贾就去北京看望在医院陪了半天，两人都流了泪。本指望过年开春天气暖和了能好起来。没想到1986年3月26日就去世了。他说过死后不要埋在狼窝掌，那里不吉利；要埋在虎头山，那里看得远。

1986年清明节，陈永贵要“回来”了，凌晨4点就从北京出发了。村里男女老少早早赶到阳泉至昔阳的二级路上等候，我和凤莲坐村里的解放车，到平定跟昔阳的交界接灵车。下午，披着黑纱的灵车开进大寨村。村里村外都是人，全跪着哭成一片。把陈永贵的骨灰盒从车上捧下来，开了追悼会。我和老贾都讲了话，回忆了陈永贵。老贾给他做了个最好的花圈，他两人6年前就有约定。老贾一直念叨：“永贵走的时候是个健健康康的人，回来就成了一个骨灰盒，好好一人怎么就没了！”随后，大寨干部群众便着手为他修墓、立碑。花两年多时间，在虎头山上用石头碹了墓葬，还举行了骨灰安放和立碑仪式。后又修整了坟墓，用藏青色石灰岩在墓前修了台阶，72级那组台阶代表着他享年72岁，38级那组代表他党龄38年，8级那组代表他在中央工作8年，石阶底头小广场是他的雕像。这算是大寨人对他的纪念吧。

凤莲离开大寨后，分分合合10年，换了几任支部书记，大寨的经济还是没上去。有人富了，集体空了。群众有意见，外面人来看了也可惜。许多老领导与大寨有感情，站在村口大柳树下看到毫无生机活力的大寨心里都不是滋味。有一年，原来的省委书记王谦来了，看到大寨的现状直摇头。我陪他在村里走了半天，把村里的情况给他念叨了不少。最后他说，看来大寨还得有个好带头人。我说，是呀，你说谁能带好这个头。他说，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到上面反映反映，还是把凤莲请回来吧，别人不行。凤莲那时已调到昔阳县公路局当书记。我说，她是国家干部了，还能回村里当书记？他说，能，非她莫属，你们去跑跑吧。

其实，大寨人早就想让凤莲回来了，上面就是不同意。这次王谦给出的主意又把群众鼓舞起来了。我们到县里、到地委、到省里反映，地委派来的工作组也给上头反映。最后，上级决定，同意凤莲回村任党支部书记，同时兼任昔阳县副县长。那是1991年11月15日，她离开大寨已11年。

大寨学全国，实现二次创业

重振大寨的担子落在45岁的凤莲肩上。她回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家串户征求村民意见，请大家为发展集体经济献计献策，从中看到大伙对重振大寨经济的信心。1992年正月初四，她让全村一户出一人到河北高迁村学习，一共去了130个人，租了两辆公共汽车。高迁村工业企业已成规模，村民们住的是整齐漂亮的“小二楼”，大家看到了差距，也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后来，她又多次组织老党员、老干部、村委会骨干到大邱庄、华西村、南街村、刘庄学习，这些村庄当年都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村，而如今成了大寨的学习榜样。凤莲说：“当时是全国学大寨，现在是大寨学全国。”其间，我俩还坐火车到上海联系企业，当时没钱，车票还是在榆次的部队给买的。到了上海，办完公事，人家请我们去卡拉OK唱歌，我看到桌子上摆着饮料，问人家这是什么，人家说是咖啡。我从未喝过咖啡，就跟凤莲说，咱们一人喝一杯吧。没想到这东西劲挺大，一晚上没睡得着觉。

几路考察下来，大寨党支部确定了“商品经济、非农兴村”的思路。后来又成立了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郭凤莲出任总经理。大寨羊毛衫厂是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的第一家企业。我们去江阴考察时江阴的羊毛衫厂答应帮助大寨建个羊毛衫厂，负责提供设备、技术、培训员工。回来后就组织村里的年轻人准备起程，但村里没钱，路费和生活费筹不到，对方一直打电话催，咱也不敢说实话，就一直拖着。人家催了几次，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实话实说。人家说，只要把孩子们送过来，我们全负责。这样才把人送去，人家管吃管住管培训。当年9月，设备从江阴运来大寨，技术人员也跟着过来了，生产出了第一批羊毛衫。凤莲去北京开十四大，还专门将大寨产的羊毛衫带到北京，人们都说大寨开始与时俱进了。

这之后，大寨走上二次发展的道路，又先后建了制衣公司、水泥厂、酒厂、农牧公司、旅游公司，还有核桃露厂。在这17年中，这些企业发展有好有坏，但总体上集体经济有了很大发展。2008年，大寨年产值达到3亿元，人均收入1万多元，经济收入比1980年增长1400多倍，人均收入增长54倍，上交国家税金1791.4万元。

从2005年开始，大寨的企业进入回报期，每年能向村里上交纯利润500万元。1998、2003和2009年，大寨分3次新建了近100户住宅，村民只需支付房屋总价的1/3，集体补贴2/3，总补贴额1000万元。大寨实行从幼儿园到初中的免费教育，对每个考上大学的每年奖800到1000元。除国家统一的农村合作医疗外，村委会还给每人每年1000元的大病补助。

旅游业是1992年起步的。这年，朱镕基总理来大寨视察，他在虎头山上和村里村外看了一大圈后，建议大寨人要利用独特的人文景观，大力发展旅游事业。之后，党支部、村委会就抓住机遇，以虎头山为重点开发旅游。现在村里基本上没闲人，近200人从事个体旅游业，每户年平均收入达2万多元。

后来，大寨成立了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全村216户每户出资2000元入股，每年旅游收入的30%用于村民分红。这是一个长远的打算，只要大寨的旅游业能发展，村民就能分享到发展的成果。

院里开店，签名售书，安度晚年

大寨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人气，来看望我的人也多了，这小院里每天都是人来人往。游人们来了不仅要和我座谈、照相，不少人还要我签字留念。仅在解放初扫盲时识得几个字的我，现在练习一段写字后，心里才不怎么紧张了，人们说我的字越写越好了。

外面来旅游的人多了，有人建议我在家里放上些写大寨的书来卖，这样既方便游人也宣传了大寨，自己还能有点收入。可我从没做过小买卖，而且觉得开店挣钱是资本家做的事，我做就是在给党丢脸。后来，在凤莲和村里人劝说下我的思想解放了，觉得时代发展了，我也应该与时俱进跟着时代走。这样，我就把家里的4间北房收拾了一下，开发成一个20平方米的宋立英纪念品商店，专卖大寨纪念品。还办了工商税务登记证，让儿子把执照钉在墙上，法人代表写着“宋立英”，大大方方当起了营业员。

2001年底，我的小店越办越红火，游人多时挤也挤不进去。为方便游客我又将小店改造成40平方米的临街门面，成为大寨村面积最大的纪念品商店。这年，我的店收入突破5000元大关，而大寨村这年人均收入还不到4000元，我靠自己努力收入上超过了全村平均水平。

我当村干部46年，向来党叫干啥就干啥。这样直到1993年63岁时才退下来。我经常给小一辈说，共产党的干部要能上能下，不能占住一辈子。我不当副书记了还是支委，不当支委了还是党员，也要继续为党工作。一位老县委书记常夸我和老贾：“人品最好，出力最大，得利最少。”可我觉得，是共产党把我从一个使唤丫头培养成了党的干部、过上了好日子，我觉得自己幸福着呢！